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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真相——回首文革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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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2
标题: 历史真相——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剧烈冲击



1976年9月9号，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毛泽东故去，中国举国上下笼罩在一种沉寂和有些压抑的气氛之中。不过，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即将结束。



四人帮政治生命随毛泽东生命结束



就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10月6号，被称为“四人帮”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毛的另外三位亲信被军方支持的中共元老派逮捕，文革也随之结束。



回首当年，人们发现这段历史仍然是那么值得思考和探讨。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人对过去的关怀实际上反射出他们对今天、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而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是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重要属性。没有记忆就没有文明。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文革起点



文革，全称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



按照当时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原因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很大一部份权力，形成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高层巨变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发生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巨变。



文革十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自身历史最讳莫如深的十年。



文革使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变成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来中共党内排名第六的林彪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但是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身败名裂，陈尸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但是也因此而成为中共的阶下囚。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文革曾经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如昙花一现般败落之后，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成为文革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多少人家破人亡



文革中，无数的人被迫害致死。在高级官员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中国军队十大元帅当中的彭德怀和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一共有40个人被迫害致死，占3.2%。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皋现在回忆起文革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打死人，抄家，在思想上的压迫、压抑。”



武斗 屠杀 内战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当时的说法叫“武斗”。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械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份卷入这种武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在美国的文革学者宋永毅说：“南京大屠杀，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就是说当时的联合国(国联)公布的材料，大概20万人被杀，那个是日本军队，侵略军队杀了我们的人。那么你知道广西一个省在1968年“七•二四命令”之后，军队向其中的一派造反派，叫“四.二二派”进行围剿，就是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候，杀了多少人？根据内部的，秘密的，这个是他们中共的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就杀了20万人。你想想，一个是在战争时期杀的；一个是在非战争时期。一个是异族人杀我们的本族人；一个是自己的本族人杀本族人。”



有人用“全面内战”形容当时的中国。不过，这是一场奇怪的内战，因为冲突各方都声称忠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而且各派的阵线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为反革命派。



死难 株连 流离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1亿6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



要知道，这并不包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份批下放劳动。”于是，全国上下数以百万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往农村。



年轻人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这些人最终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这一下，一返，给中国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悲欢离合故事，也给一些家庭带来永远的遗憾。



人失学业 国失人才



文革期间，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曾经长期停课。复课以后，学制缩短，教材简化，使这个时期在校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没有招生，基本上停摆。



从1971年开始招收具有那个时期特色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82万人。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额，基层推荐，基本上取消了入学考试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差。结果，在文革后，多数人重回学校补习，以解决他们个人的生涯和国家当时缺少人才的问题。



就在各级领导官员纷纷被打倒，各种领导岗位缺少人才之际，一批批工人、农民和军人被提拔起来，有些人受到突击提拔，被称为“火箭式”干部。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文革以后，这些人又纷纷落马，尝尽了官场上的起落沉浮。



损失五千亿元



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77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建国2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盖棺定论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而文革学者宋永毅则对文革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疯狂的结果。”“十年文革摧毁了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现有的体制，现有的思想，现有的道德，现有的文化。”



吸取教训 防止重演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中国的圣贤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知耻而为人，知耻而后勇。”美国海波因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不去认识它，不去正视它的话，我们就很难从过去这个悲剧当中吸取教训。我希望文革不再重演。但是要防止文革重演的话，中国上上下下的有识之士应该对文革那场历史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清理。”



记者：“你觉得现在对文革历史的清理是不是足以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



邓：“还不够。”



邓鹏说到当代中国年轻人对文革的了解：“大陆来的年轻一代的学生，你问他们文革是怎么回事，他们的了解非常肤浅，或者根本不了解。”



青年无知 老人失忆



听听这两个中国当代的大学生谈谈文革:“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不是很了解。”“我也问过一些其他同学，如果是理科生呢，他们会说不知道，说我没有学，我不学这块呀。我高中是学物理、化学。”



事实上，中国现在35岁以下的人对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和对八十年前的抗日战争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对四十年前这场文革的了解。文革学者宋永毅还指出了更可悲的现象：



“随着四十年的过去，非但历史真相没有搞清楚，集体记忆因为中共这些宣传，因为他禁止研究，因为原始资料的失落和人的记忆的靠不住，也没有办法传下去，所以造成了集体记忆的被扭曲。”



和王友琴对话



记者和《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记者：这些好多的历史的东西，尤其是历史的责任，现在并没有分清楚。并不知道该谁负责。并不知道谁错了。



王：我想那是中国人现在应该起来思考、判断的事情。



记者：为什么要判断这个东西？



王：我想历史的司法正义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假如有人犯了罪，哪怕没有苦主来告，那都是由公诉人提出公诉的嘛。



我想对文化大革命，在1980年底也是进行了一个审判的。这个审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但是这个决议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说这是林彪、“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文革发动和领导的责任，就和事实不符合了嘛。第二我想他们审判的时候没有把对千千万万人民的迫害和杀戮当作最主要的犯罪，而只当成是，好像是比较次要的一种。



记者：那么现在研究文革呢，国内能够公开出来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向中国人呈现一个文革的准确画面，哪怕是一个部份准确的画面？



王：我想文革好像是一个明令禁止的一个主题。从文革结束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个一个禁令下发到出版社或者其它的媒体。所以总的说来是不允许做的。



记者：那就是说，你认为中国国内现在的研究并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文革画面？



王：它根本就不允许你发表有关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学者和普通的人民都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发表了相当多的一些东西。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不允许做的。



另外比如我做了一个文革的网站，就叫“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边的内容就是我收集到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受害的经过。这个网站在网上存在十多个月以后就被封锁了。在2002年的3月。一直到现在还被封锁着。而且也没有人来说，为什么可以封锁这个东西。你凭哪一条法律来封锁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申诉，说好好地我们应该讲一讲这个有什么道理啊。就是被封锁了。



记者：中国有这样的禁令，不让研究文革。中国又把你的网站，我相信还有其它类似的网站或者什么东西也都封锁了。可是中国在官方的结论当中也说是“十年浩劫”呀。



王：对对。他们是说是“十年浩劫”。可是他们不愿意再往深处追究这个事情。



记者：那个时候说的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王：对对。



记者：可是为什么现在不彻底呢？



王：当然也有一种理论，就是说因为当时中国在经济坏到那种程度，人民的生活困苦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下，社会的改变如果太急剧了，会引起别的可能想不到的副作用。所以只能缓慢的转弯。



记者：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还会有那种所谓的不稳定吗？



王：我想四十年以后应该是没有了。所以如果不再使用愚民政策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把历史的事实讨论清楚。除了把历史真相搞清楚以外，还有一个道德上的清理和自救的作用。



记者：如果说官方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重大错误，这是官方承认的，为什么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清楚？



王：他们不让说的原因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对普通的人民来说，那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大家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每个人都应该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思考我们经历过的，或者思考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遗产丰富 影响至今



就在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几近模糊的时候，就在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倡导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仍然遥遥无期的时候，就在中国官方以“文革已有结论”的托辞拒绝纪念文革，禁止纪念文革的时候，文革给当代中国留下的遗产却并不少见。



宋永毅：“文革的遗产不停地在被人用。你比方说，批判F的运动，你说这个和‘批林批孔’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一样嘛。那你说这个‘89镇压’和‘四•五’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毛泽东聪明一点，他动用的是民兵。他动用的是水龙头和木棒。邓小平他耀武扬威一点，他非得动用野战军。”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文化革命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个政治体系，到2006年的今天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句话是不是点出了文革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的症结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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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2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文革前奏



毛泽东究竟为什么发动文革？中国官方的解释说，毛泽东当时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形成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也就是要“反修防修”。



北京：毛泽东发动文革好心办坏事



不过，在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评价变化了，说毛泽东当时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路线，而且被打倒的那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恰恰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不过，中国官方的结论无非是说，毛泽东是好心办了坏事。正如文革学者华新民博士所总结的那样：



“这种追求是带有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追求，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还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对于毛泽东本身的动机，官方从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的目标还是神圣的。这样一种解释在国内的文革研究当中占了主流的地位。”



可以看到，官方的解释提到了毛发动文革的两种动因。一个是担心外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另一个是担心这些外部势力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夺权。而目前的文革研究人员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内外两种因素。那么，这两种动因究竟源自何方呢？我们也许应该从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说起。



大跃进带来大跃退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想必是很多中国35岁以上的人非常熟悉的。1958年5月，中共8届2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确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路线。一些学者说，毛泽东当时试图高速发展经济是为了争当斯大林身后的国际共运新领袖，需要经济实力做后盾。于是，一场“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工业按照毛泽东“以钢为纲”的方针集中力量增加钢产量，最后发展为全民“大炼钢铁”--一共有9000万人在城乡各地兴建起无数的高炉，“土法炼钢”。



中国的农业则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共产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把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都交给了公社，甚至建立起农民集体吃饭的公社食堂，让大家享受“共产主义”的滋味。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热到极点。在1955年，他还说大约要用50年到70年的时间争取赶超美国。然而到了1958年，他的想法一年三变，从“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到最后发展成“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了。在毛泽东狂热地带动下，中国全国上下高喊着“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争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的恶果在1959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中共领导层内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分歧。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对当时激进的经济路线提出一些批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于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到罢免。毛的“大跃进”则继续在中国全面展开。


结果，“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一场持续了三年的严重经济灾难。生产结构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被浪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中国官方的统计表明，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济全面下滑，工农业减产，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物价上涨。



大饥荒夺命数千万



最骇人听闻的是中国发生了大规模饥荒。在“大跃进”期间，伴随“共产风”而来的是一股“浮夸大跃进”中不风”。当时由于冒进政策，已经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和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但是各地为了在“落人后，纷纷虚报粮食产量，被称为发射高产“卫星”。一时间，亩产万斤粮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出现过水稻亩产13万斤的新闻。



结果，在粮食产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政府却根据各地虚报的产量大大增加了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数量，造成农民自己口粮普遍匮乏，结果引起大规模饥荒。中国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形容当时的情形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根据对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数字的分析和计算，整个“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大约3500万到4500万人。



务实派抬头 毛刘结怨



    对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大灾难，中国官方的公开说法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把灾难归咎于老天。至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多数还把那个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困难时期”。


但是中国当时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就提出了造成灾难的“人祸”问题。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经积极推动毛泽东的狂热政策。就连后来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彭德怀也曾经是积极推动者之一。不过，看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后，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在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被称为“七千人大会”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等人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批评，提出对“大跃进”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他同时也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成绩和错误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的说法，认为是三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他还借用湖南农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并且表示，彭德怀当年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三面红旗”的经验可能要到“五年、十年以后”才能总结出来。



在刘少奇这番话的鼓励之下，参加会议的中共官员纷纷对“大跃进”发出指责，甚至出现了要求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



尽管毛泽东在1961年9月还坚持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但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中共建国以后他唯一一次公开自我批评。毛泽东显然对此耿耿于怀。尽管刘少奇等人当时为了保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面子，仍然违背事实，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政策是正确的，成绩是七分，但是毛泽东已经感到，在中共整个干部系统内部，上至他内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下至基层干部，都存在与他的想法不一致、对他的政策不满的人。



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指责这次七千人大会是右倾。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



同陈奎德对话



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同《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的对话。



陈奎德：他发动“大跃进”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径，走出一条新的路，从而确立自己在世界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霸主的地位。我想这个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过去在内战中获胜，就觉得天下事自己什么事做不到？我这么少一点人，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队都打败了，我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所以，他在内战的成功，他在前期的成功使他在后期得了妄想症，就是无限膨胀。



记者：那么毛泽东自己认为“大跃进”失败了吗？



陈：我想，特别是经过三年大饥荒以后，他实际上内心知道是失败了。知道大饥荒是死了很多人。这一点他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刘少奇已经在游泳池边上跟他讲了，“饿死人，我们要上史书的”。



记者：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的？



陈：“大跃进”失败之后，他被迫在党内潜在和直接的压力之下退居第二线，我想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把刘弄下台。



记者：但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做了自我批评的。



陈：是。



记者：他当时做自我批评是真心的吗？



陈：我当然不会认为他是真心的。但是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他一定要做这种自我批评的，因为党内的压力，中国国内当时大饥荒的压力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在党内。



记者：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发难的理由之一似乎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想架空他。



陈：对。实际上，一线、二线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架空的方式嘛。他自己也承认了。不过不说“架空”这个词。因为你不具体地执行日常的行政事务，当然你的权力就有空的。相当重要的，相当大部分的方面就是空的嘛。这本身就是架空的内含嘛。



记者：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真地是想架空毛吗？



陈：我想他们是认为毛泽东在处理日常的经济事务、行政事务上是犯了错误，而且应该退居二线。他们也觉得毛泽东可能在处理国家建设方面不如他们的政策来的稳妥。所以说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尊重毛，因为毛是他们打天下的最高领袖，而且，他们平常，过去也是比较服毛的。



所以他们采取了某种交换的方式，就是行政的、日常的权力交给他们，来交换他们同样地、不断地把毛的神话地位，毛的最高地位，在虚的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全国宣传方面仍不放过对毛的抬高和吹捧。这个为以后就留下了祸根。就是毛的声望仍然不坠落，甚至还要吹得更高。



记者：那也就是说，刘少奇当时真正是开始不服毛了，是不是？



陈：对。他认为毛可能是大战略家，大诗人，不一定在实际行政能力方面有他强。



可以说，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彻底失败了。但是指出这个失败的刘少奇等人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斯大林挨批 毛泽东警惕



促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动机是国际因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在三年之内先后扳倒了两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份秘密报告，强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错误。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对斯大林死后进行的批评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毛泽东开始担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大跃进”的失误进行批判，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他怀疑的对象就落到刘少奇及其同党的身上。正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所说：



“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夺权保位 打压不满



中共党内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很多人对毛泽东狂热的“大跃进”政策的不满，加上苏联领导层发生的变化，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使毛泽东感到要罢黜刘少奇之类的官员，夺回他们手中的权力。



就在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同一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要翻七千人大会的案了。在1962年夏季，毛泽东曾经当面斥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2年9月的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党内修正主义的危险和阶级斗争，声称需要对中国的各级官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这场“社教”运动在1965年发展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毛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矛头直指“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多次指出，根子在上面。



借人民之力 倒心中政敌



然而，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四清”运动整治的都是一些基层“小虾米”，并没有朝毛泽东希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感到通过正常的党务系统难以解决问题，只好通过一种非常规的运动来除掉这一大批他认为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这场非常规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



“所以毛泽东决心要发动文革，要把这些人的权力一个一个地弄掉。因为如果按照共产党一般的制度来讲的话，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把这些人弄掉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必须要发动一个特别的运动，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把彭罗陆杨，把各地的一些党委，把刘少奇、邓小平才能打倒。” 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了，而毛泽东的首要目标刘少奇却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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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3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3)极左派刘少奇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他为代表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成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在历史尘埃落定的今天，我们看到，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



先迫害 后受害



宋永毅：“文革，刘少奇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被迫害致死，而且他从职位上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党内的第一副主席，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在美国的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



宋永毅：“但是人们在注意到他这个最大受害者的身份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他还是一个最大的迫害者。”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宁乡县的花明楼村。这里距离五年前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还不到10公里。



谁能想到，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会以你死我活的结局来结束他们的同乡加同志的关系。



国家元首和接班人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在仕途上又上一层楼，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刘少奇1959年10月1日主持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大会时的讲话录音：“十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的时代。”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嫌隙。那是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的一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在会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批评。  



闯祸有份 调整有功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比毛泽东左。他搞大跃进食堂也是很左的。但刘少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比较务实。他和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周恩来也好，都是一线搞经济工作的人。虽然刘少奇经济工作不拿手，但是邓小平、周恩来这些人都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刘少奇到湖南去看到食堂不行，他就解散这个食堂。



“以后他们中央搞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有功劳的。尽管这个祸也是他们和毛泽东一起闯的，但是他们在收拾这个祸，把这个民族从大饥荒中间迅速调整出来，这些人是有功劳的。”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毛泽东尽管心存不满，但还是被迫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不过，大饥荒过后，由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而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共产党、毛泽东头上，而是跟着官方宣传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则仍然是他们的“贴心人”和伟大的领路人。



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对当年被迫自我批评耿耿于怀，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有时比毛更激进



此时，刘少奇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说他顶不住右倾压力。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份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



“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四清是文革预演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有的时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据，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这个就是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



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回答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毛刘分歧



然而，刘少奇极左的表现并没有讨得毛泽东的欢心。毛泽东想把四清的矛头对准新的敌人--“走资派”，要把这股祸水引向上层，强调“根子在上面”；而刘少奇却把矛头对准传统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的“小虾米”，最多只是调整了几个省级官员的工作。



实际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十分有限，只是程度的差别。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认为，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宋永毅写道：“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实际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甚至是赞赏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反过来，把刘的这些经验和做法统统否定了。



冲突加剧 毛决心倒刘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刘冲突公开化、白热化。先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会议。后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声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插话，同毛发生争执。结果，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1970年12月18号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

  

“集体决定开展文革”



看到四清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决定甩开刘少奇的四清，竟自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了。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对毛的政治路线仍然是紧跟。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尽管说刘少奇他被迫害致死，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集体决定开展文革的。而这个集体决定是谁主持的呢？是刘少奇主持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要引导刘少奇犯错误，他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领导文革。”



文革初期整人多



1966年，中共的《5.16通知》发出以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宋永毅说：“工作组做了两件事。在学校来说，第一个，整校领导。整那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那个红卫兵的暴力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工作组整了那些校领导。有了工作组给他们定性，那这些红卫兵，这些学生才打那些人嘛。为什么红卫兵就没有打那些没有被定成什么有问题的人的那些教师呢？就是因为工作组引导了暴力。



“再回过头来讲，刘少奇在这三个月中间，6月到8月，他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文件，这15、6个文件大概点了近两百个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比如说，象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也是刘少奇点的。而且彭真还是他的战友，刘少奇把他背叛了。那么，另外点的象内蒙第一书记乌兰夫，是给他搞出来的。大学校长差不多有50个，比较有名的象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是被刘少奇的工作组王光美亲自去把他揪出来的。”



当时“揪出”的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兼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号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宋永毅说：“他不是不搞走资派，他也搞走资派。他和老毛的最大区别是，老毛的意图就是，最大的走资派是你刘少奇；老刘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走资派，下面的人是走资派。如果刘少奇不被毛泽东打倒的话，迫害的人绝对不会少。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刘少奇他延续的经验是‘反右’的经验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这15个文件中间，刘少奇批过两次，一次是中南局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当时的中学生，中国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你算算百分之一是多少？210万。这个数字不得了。你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右派，超过‘反右’的规模。‘反右’是55万，当然最后是搞了300万。你现在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还不包括工厂，还不包括其它地方，那可能就搞出个1000万右派。所以刘少奇当时的这个文革路线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反右”



在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中共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参与者刘国凯说：



“1966年的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还要恶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说话，说完了再说你这个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就这样来批斗。第二次反右根本没叫人说话呀。而是翻档案。谁的档案黑一些，谁就是。然后组织一些积极分子进行官方大字报的围攻，把他揪出来了。其实没说话就揪出来了。学校里面凡是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都打成反动学生。”



然而，不知道刘少奇当年是否知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设下的一个文革陷阱。



宋永毅说：“实际上工作组在北京也好，在全国也好，这个工作组是毛泽东批准派的……对毛泽东来说，他是有意让刘少奇上钩。如果说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可以说‘你放弃党的领导’。他8月份回来就整你放弃党的领导。那么刘少奇派工作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说你是镇压群众运动。不管怎么样，刘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一定要被整死掉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刘少奇自己，他以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刘少奇实在是不了解他的老老板，就是这个毛泽东。”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极左表现并没有使自己免遭厄运。1966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8月4号，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镇压群众运动”。第二天，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几个月以后便被彻底打倒了。



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回首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和毛泽东誓不两立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宋永毅说：“中共的领导人实际上没有人反对过的。《5.16通知》是全票通过，刘少奇主持的会议。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他是跟毛泽东的路线跟不上，他不知道怎么跟。是毛泽东设下陷阱，他跟的是毛的‘四清’的路线和毛的‘反右’的路线，结果毛倒过来倒打他一耙。



“所以今天对于文革的批判，从70年代对四人帮的批判，到80年代、90年代延伸到五人帮，对毛泽东的批判，今天对文革的批判应当触及到制度问题，应当触及到整个领导阶层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分歧甚少。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搞‘四清’这些问题上，刘和毛没有区别。”



尽管刘少奇积极推行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但是他仍然成为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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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3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4)风暴袭来天下大乱



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赞扬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等七个人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责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中共领导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



八月惊雷



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指责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领导压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不让群众起来造反。当时的中国人现在大多不记得当时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什么内容，对它的内容也并不那么感兴趣。不过，人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实际上为人们向当权派造反敞开了大门。



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当年通过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的所谓的《十六条》向人们指明了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是继中共中央在早些时候发出《5.16通知》以后的第二个发动文革的正式文件。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中国南方回到北京，要踢开刘少奇，开始真正的文革了。本来，刘少奇在指导初期文革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请示过毛泽东，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然而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之后对这些只字不提，反而指责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在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尽管还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十六条》的发表标志着刘少奇领导文革的终结，毛泽东亲自挂帅的开始。



红卫兵出世



1966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请求毛泽东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在大字报中引述了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延安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年要推翻一个政权，主张造反有理。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红卫兵要再次造反，为毛泽东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8月1号，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复信，表示坚决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于是，以首都北京的学生为首，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 毛泽东身着解放军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上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城楼上下“万岁”声鼎沸，毛泽东兴奋地说，“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北京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了250万红卫兵。八次接见的总人数达到将近1200万人。



毛泽东以红卫兵统帅的姿态出现，使红卫兵更加狂热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们在全中国展开造反运动。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传单满天飞。



红色恐怖



各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揪斗、批判、游街羞辱和殴打。红卫兵开展“破四旧”活动，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一切被认为是“四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场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坏，包括教堂和寺庙、文物古迹、书籍字画等等。由于造反的红卫兵以学生为主，因此各级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受害尤为严重，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打死，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堪虐待、羞辱和折磨而自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皋回忆说：“在我们学校，刚刚一开始，那些红卫兵，特别是女红卫兵，在我们的礼堂当场打死了一个我们附近的医生。”



红卫兵抄家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高皋说：“66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因为这场造反行动而再次受到株连。



高皋说：“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阿姨，也是我们亲戚，她是出身于地主，结果当场给她剃成一个阴阳头，把她赶出北京。为了让她走的(安全)，我还记得我给她做了一个帽子，一半是假发横在那儿。这样让她能够少受点折磨。哪知道，一上了火车，她的帽子就被摘下来了，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博士回忆说：



“我有一个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出了一点差错，就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受到其他红卫兵攻击的时候，他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牵连到他的家庭出身上。这个同事显然丧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到他父亲的坟墓那儿去，把他父亲的坟墓掘开，挖出父亲的尸骨，然后用锄头把父亲的头盖骨，尸体的头盖骨给敲碎了，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王友琴：毛鼓励支持打人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友琴认为，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行动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引导、鼓励和支持。



王友琴：“毛泽东1970年12月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他很明确地告诉斯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小学教师开刀。斯诺，我不知道他懂没懂开刀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个开刀不是比喻性的说法，是真的，就是杀人见血的。他就是这样明明确确告诉大家的。”



记者：“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当年支持这种行为吗？”



王友琴：“1966年8月5号下午，北京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被打死以后，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当天傍晚就向北京市当时的第二负责人吴德报告了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到学校来，而且跟被打死的校长的丈夫谈了话。



“实际上在南京，在8月3号，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吴天石已经被打死了。江苏当时的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自传里边，叫《七十年的征程》吧，他写得明明白白，他说他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情，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两个人被打死了。那么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说别打了。



“从8月5号到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以及101中学一个美术教师，叫陈葆昆。然后在8月18日那一天，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然后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然后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段话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然后，两天以后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下边的署名是宋要武，括号宋彬彬。就在八一八的第二天，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就毒打了一批北京的校长，然后跟着，8月下旬就开始一连串的打死人(事件)，你看见数字的时候是直线上升，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最多的一天可能是三百人的样子。”



大串联



各地的学生红卫兵还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把文革之火烧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一些工人、农民的造反组织就是他们直接发动组织起来的。当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潘国平回忆起这个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时的情况说：



“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 ‘首都三司’的，他们的串连和组织下，就成立了‘工总司’。其实成立‘工总司’的时候，说老实话，真可怜，就是二十多个人啊。当初其实是一个红卫兵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是听听你们上海工人的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来红卫兵就说了，特别就是那个，我记得，鲍普(？)，中央美术学院的，他就说了：‘你们要靠红卫兵干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嘛。’就这样，就想起成立一个组织，就成立了上海‘工总司’。”



踢开党委 两派对立



本来，中共的《十六条》还规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但是在1966年10月5号，根据毛泽东的副手林彪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不让军队院校的党委领导文革。中共把这个指示转发给全中国。于是，中国进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期。



随着造反运动的展开，城市和乡村各界也都纷纷组成各种造反组织起来造各级官员的反。而各级官员也动员自己的亲信组织起来，也号称是要造反，实际上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便出现了各地造反派和所谓“保皇派”之间的争斗。



军队介入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自己的副手，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说：“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中共军委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且表示，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在美国的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离开了毛泽东号召造反，搞不起来的。任何一个群众自发的造反很快就会被他强大的国家机器给立刻镇压下去。因为毛泽东是皇帝号召造反啊，所以他那个国家机器就不敢动。结果才有造反派把‘公、检、法’给摧毁了，还有造反派敢于冲击军队的大院，敢于抢武器，这个是因为天子号召造反。”



全面夺权



在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号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率先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毛泽东在1月8号发表讲话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



从此，文革进入造反派“全面夺权”时期。“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党委和政府。“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人员、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老官员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谓 “革命群众代表”组成，当时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血腥武斗



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之间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和权力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斗”。



当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各派在武斗中动用了从大刀、梭标等原始武器到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相互残杀。四川的武斗尤为激烈。老家在重庆的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回忆说：



“文革期间的武斗，我们老家是重庆的，重庆这个武斗是全国闻名的。两派一打起来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生活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流弹打死了。还有的房屋也在武斗当中被毁坏了。民不潦生啊……



“有一天，武斗过后，我回到我们家里面一看，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是弹孔，被机关枪、机关炮打穿了的。幸好机关炮的弹头把引信给取掉了，所以没有爆炸，这样呢，房子上面被打了很多洞，但是没有被炸掉。非常惨烈。那时候我到初中班上的一个同学他们寝室里面去……一走进他们的寝室，就看见墙上挂的好像是冲锋枪，床边上挂的是手枪，桌子上面放的是机关枪。”



中国军队所谓的支持左派的行动实际上助长了武斗的发展。到了1968年9月5日，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这种“革命委员会”，中国官方媒介当时欢呼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此时，毛泽东又动用军队制止武斗，试图恢复秩序。



多数要人遭整肃



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场风暴中最大的“走资派”，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当时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个人，还不到半数。当时中共官员受到冲击的程度可略见一斑了。



至此，毛泽东文革的最大目标已经达到了，刘少奇和其他毛泽东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共官员已经都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刚刚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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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4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5)武斗—毛泽东导演的内战



1966年12月26号，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乾杯！”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大大小小的武斗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毛泽东他本来就是有计划地采用暴力来解决群众中间的纷争和社会矛盾。”



宋永毅说：“你看，毛泽东在6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地方发生武斗。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说要祝全国全面内战。这个是毛泽东他要有意地用暴力的方式，而且是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要解决的把里里外外刘少奇线上的那些人以及他的社会基础全部给搞掉。”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中国官方一直说，毛泽东的妻子、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推动了文革中的武斗。的确，江青1967年7月22号表示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23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9月5号，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又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9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号的讲话。



但是，实际上，1967年7月毛泽东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才真正对中国文革武斗的升级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7年初，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形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是“工人造反总部”，另一个是“百万雄师”。武汉军区认为“百万雄师”是左派，于是解散了“工总”，并且关押了“工总”的头目。



但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却认为“工总”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因此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转而支持“工总”。武汉部队不服，驻武汉市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官兵甚至和“百万雄师”一起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他们指责当时代表中央文革到武汉处理问题的王力和谢富治压制他们。



7月20日，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和独立师官兵冲进王力住的武汉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殴打责问。这就是所谓的“720事件”。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皇派的是毛泽东本人。在他们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距离王力住处百米之外的地方。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火速带着三架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他在武汉720事件以后，他完全被吓破了胆，因为当时这个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搞成了一场兵谏。毛泽东这个时候吓破了胆。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有谁可以保护他，他认为军队，一大批军队是反了，所以当时他就提出要发枪给左派，让左派进行自卫。所以67年这封给江青的信是直接导致江青讲文攻武卫。”



记者问：“武装左派，军队向左派发枪了吗？”



宋永毅说：“噢，军队向左派发枪了。那个‘三钢三星’啊确实是拿到了军队的枪。而且上海来说呢，是公开发的枪了。就组织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就成为第二武装了嘛。”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导致了全面内战，江青所说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实际上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才发出的。



高文谦说：“对。而且应该说，不是江青个人，而是当时的中央。这个就包括林彪，包括周恩来，全都在内，都是贯彻执行毛这个方针。而贯彻这个方针的结果就使得武斗成为全面内战。”



记者问：“那么，到底有没有武装左派呢？”



高文谦说：“有啊。根据毛的这个指示，很多的军队就下发武器了。当然，武装左派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左派？由谁来判断？到一个县里面，或者到一个军分区，怎么来划这个线？这个事情就非常混乱了。所以就变成，有的就奉命发了枪了，有的军队内部得到这个指示之后呢，看到群众在抢枪，他就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是暗中默许。默认群众来抢这个枪。”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当年在四川省荣昌县中学的青年教师朱学渊就亲历过一场终身难忘的武斗。



朱学渊说：“当时我们有几百个学生啊，是躲在哪个川剧团里边。后来听到外边的土枪的声音是越来越凶，然后我们就逃嘛，就是冲出去啊。从县城比较中心的地方冲到火车站附近，我们那儿有一个畜牧兽医学校。



“我们就躲在一个楼里边。外面的农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土枪就朝我们这个楼里边射过来，把我一个学生的脾脏都射中了。还有一枪射中了一个畜牧兽医学校的一个学生的颈部，射到他的颈子上，一个钉子就插在上面，一直就不敢拔。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楼就突围了。我们突围的过程中，我就被打伤了。”



记者问：是谁把你打伤了？



朱学渊说：“就是我们在突围的时候，农民就涌上来，用很长的钢纤什么东西朝我们戳。一下涌过来，我就没有办法抵御。一脚踩空了就踩到一个田沟里边，就甩下去了。结果他们就戳过来，结果就戳到我的下身，我的下身就受了重伤。流血很多很多，我就昏迷了。



“那么边上其他的群众呢，我们的学生，老师学生也一起冲出来，就把这些农民给吓走了。然后他们看见我躺在地上，就把我抬走了。把我抬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永荣矿务局去了，我就受到了抢救。”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这又怎么解释呢？”



高文谦说：“这里边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四二二’在中央看起来是极端派，已经出了那个格了。所以可以采取这么一种方式了。而且是在苦口婆心，开过多少次会劝说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这样才给压下去。就跟制止清华武斗那是一样的。最后那是工宣队那边整个是开了手了，整个是把蒯大富的那个‘清华井岗山’打得落花流水，蒯大富浑身是泥，跑到人民大会堂，到毛的面前就下跪，就哭呀。实际上这完全是毛在那儿导演的这出戏。”



毕竟，中国军队一直处于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毕竟，毛泽东当时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利用军队的武力和领袖的号召力，恩威并用，终于克服了一度失控的局面，在1969年基本上结束了这场全面内战。



不过，毛泽东清楚，武斗是自己支持的，武斗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喊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因此，对于参与武斗的人，毛泽东也极为宽大。例如，四川省荣昌县武斗中曾经出现过大屠杀。



朱学渊说：“一个星期之内，被杀死的人大概就有150个人左右。据我所知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指荣昌县武装部长张服伍)。杀了一百多人，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我手头有中共批转的关于广西打死人的文件。广西杀人当然是最残忍的一种杀人。不是一般的你开枪呀。他这个是屠杀了。比如说杀俘虏。比如说把人家剖堂呀，或者是在一个人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把人家打死。即便是证据确凿的杀人，它也是几条，就是说，宜粗不宜细，就是不要去追究了。宜宽不宜严。所以一般说来，就没有杀了人被枪毙的。广西这么厉害，吃人的人啊，都没有被枪毙。”



毛泽东在1968年平息北京清华大学武斗时亲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一方面命令他们停止武斗；另一方面对他们个人加以保护，包括当场命令释放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时抓的武斗学生。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中共高级官员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了，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带有人情味，还不如说对参与武斗的造反派的安抚和纵容。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生灵涂炭在混乱中开始，在混乱中结束。



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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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5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6)接班人之死─刘少奇



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



从得势到失势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刘少奇后来成为毛泽东获得中共绝对领导权之后亲自指定的第一个接班人。196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两个人之间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使毛泽东改变了想法。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1966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地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



罪己辞职反招祸？



最关键的转折很可能就在1966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毛约见刘。刘少奇见面后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他还说，“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刘少奇在罪己，但是毛泽东完全可以把他的话理解成是在谴责毛泽东，至少是在说毛把运动扩大化了，使党和国家受损失了。而刘本人为了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愿意牺牲自己。同时，刘少奇似乎不打自招地承认一大批干部和他是一条线上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广大干部”带头人的刘少奇，这样一个“识大局，顾大体”的刘少奇，毛泽东会放心地让他告老还乡吗？



毛的死后恐惧症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对于刘少奇的处置，我想和他的赫鲁晓夫恐惧症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害怕鞭尸。所以他对刘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为止。这点是他的死后恐惧症造成的一种非常强大的阴影所起的作用。”



历史是宽容的，对于每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历史都给人们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但是历史又是吝啬的，对于每一件发生过的事，历史只留下一个真实的事实。不管毛泽东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次见面显然是两人关系的最后分水岭。



毛亲信授意倒刘



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

  

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



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



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三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夫妇隔绝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说：



“他就是关在中南海自己那个四合院里面。从67年8月份以后一直就关在那里面。在刘少奇的院子，后面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出去。那个时候，王光美和刘少奇最开始的时候是把他们两个单独关押起来的。刘少奇在一个院子里。王光美在他的后院。刘少奇就经常往那儿去看去，因为他知道王光美关在后院。所以那个时候就在两个院子之间就砌了一道墙。就不让他看出去。”



刘少奇的儿子、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刘源回忆起1967年和父亲的一次谈话：



刘源：“他就出来了，就问我，你妈妈在哪儿？我母亲就住在后院。但是不许我们跟他说话。旁边有战士站着。我就特别紧张。我也不敢跟他说话。后来他又问，站了有一分钟，又问我，你妈妈在哪儿？我说，就在后头，在后院。我说，你放心，她挺好的。他们不让我跟你说话。我父亲大概在那儿站了足有五分钟看着我。我就低着头洗毛巾。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这实际上是刘少奇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他随后被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悲惨结局



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对刘少奇当时的状况是这样描写的：“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刘少奇生命的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也是当时监管刘少奇的从北京去的那拨人。那一拨人，就当时的人回忆讲，他们那个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护理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的情况，病急剧恶化就是因为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就把刘少奇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就死了。”



“上级”置刘于死地



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被囚禁了两年多之后，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移送到河南省开封市，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我们这里摘录一些在开封亲眼目睹刘少奇最后27天的一位中国军医的日记：



“1969年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



“10月27日，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我们155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11月1日，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



“11月7日，特派员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液全部带回去。”



“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



“11月11日，烧到41度了！......中央特派员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时，刘少奇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巴上有一片瘀血。手中还握着一只小塑料药瓶。这是因为刘少奇当时经常浑身疼痛难忍。一个护士把塑料药瓶放在他手里，让他捏住，减缓疼痛。在刘少奇死的时候，这个小药瓶已经被攥成了“葫芦”状，足见当时他的疼痛是多么剧烈。



火葬时填写的登记表格上，姓名写的是“刘卫皇”。



《观察》杂志的陈奎德说：“我想他可能估计不到。他认为可能就是一般的，过去党内斗争的这样一个失败的党内对手，最后就降好多好多级以后就了此终身。我想他当时没有估计到他最后会死得这么悲惨。”



中共党内所谓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即反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身边的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于再也构不成威胁了。



谁之责？



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至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三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绝对不止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刘少奇专案组，包括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周都会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援之以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高文谦：“江青牵头把这个材料搞出来，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江青就送给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他们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青)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由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央审查委员会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文谦：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宣布“作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的时候，专门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是有意地去刺激他吧。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毛泽东知情和操控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至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



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高文谦：“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



“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说：“那我想这个一定是毛泽东决策的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非常明显地，这个责任完全在毛泽东身上。整个事情的责任，怎么说也是毛泽东的。所以实际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要从四人帮一直追到毛泽东身上。刘少奇的这种悲惨境地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向的结果。”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第一个要对刘少奇的死负直接责任的是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又受谁控制呢？是直接受汪东兴控制。汪东兴是向谁汇报？是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连那些细节问题都非常清楚，他得了什么病，几号抢救过来的，都非常清楚。是毛泽东直接搞死了刘少奇。”



刘少奇平反 迫害者何在？



1979年2月，中共决定复审刘少奇一案。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毛泽东当年的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加上的所有罪名，正式为刘少奇平反。



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四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然而，迫害刘少奇至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作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两万八千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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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5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7)副统帅的诞生



(录音：林彪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都很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



名列第三的元帅



林彪，1907年12月5号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湾。1925年，18岁的林彪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林彪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起义。第二年4月到达井冈山。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毛泽东的嫡系。



1932年，年仅25岁的林彪担任了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军团长。1937年，30岁的林彪担任八路军主力115师师长，同年9月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国共第二次内战期间，林彪担任中共第四野战军司令，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是当时中共实力最强的野战军。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林彪于1951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中国十大元帅里面名列第三，位于朱德和彭德怀之后。当时他48岁，是最年轻的元帅，其政治和军队资历仅仅比罗荣桓深一点。



淡泊权力？



在1949年到1959年期间，林彪并没有承担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处于休养状态。作家李劼说，林彪没有政治野心。



李劼：“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泊的人。你想，十大元帅授勋(衔)林彪都没有出席呀，淡泊到什么程度！”



毛捧林



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的一件事意味深长。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没有获得全票，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林彪。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林彪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主席，他自己更不会真地不想当这个主席了。这一举动不过是表示他对林彪的信任。



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并且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



林捧毛



林彪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



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份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



在毛孤立时力挺



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



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



他说：“......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他还说：“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还多次提到林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跃居二把手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大家都清楚，林彪的上来是跟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林彪之所以上来跟他早期吹捧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林把毛说成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面地捍卫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最高的阶段等等，等等。



“同时，毛也把林树起来了。比如让江青去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再加上毛泽东给林彪的五七指示，还有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破例在全会公报上写上林彪同志如何、如何，是树立了如何、如何一个榜样，这都是破天荒的。所以说毛和林互树权威，互相吹捧。”



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副主席。为了挤掉刘少奇，突出林彪，在中共副主席周恩来的建议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为了倒刘 借助林彪



为什么毛泽东要抬林彪出来呢？《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



“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毛泽东要想在党内高层中获得支持的话，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在地方干部中，就是行政系统，国务院系统，还有各级党委系统里面，阻力很大。



“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彻底失败了，而且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三千多万人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党政系统其实是支持刘少奇，威信在党内迅速提高。这个提高本身让毛泽东感到了威胁。所以他急于要打倒刘少奇，保护自己的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办法太多地依靠党内正常的权力机构的运作。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靠阴谋。所以康生当时是他倚重的一个主要对象。同时他还需要军队。也正因为如此，林彪就成了一个他重点拉拢和依靠的对象。”



健康劣势成为政治优势？



程晓农说：“从庐山会议开始，到文革，林彪的表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贯政治上紧跟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指向哪儿，他就打向哪儿。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以后在文革前批罗瑞卿，他都是紧跟毛泽东的。毛泽东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对他有高度的政治信任。我觉得这是他起用林彪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权谋。毛泽东知道林彪身体不好，也因此知道他没有政治野心。所以敢放心地用他。”



颂毛规格与林彪地位齐升



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而林彪的地位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定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时，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这时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



文革表现和责任



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乃至文革形成的过程中，就是说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庐山会议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文革的酝酿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林彪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在军内制造毛的个人崇拜，在这些问题上，林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在文革中他并没有直接主管具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形像来支持毛。作为一个军队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来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的。”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在文革前期，大概林彪，在党内高层中，推崇个人崇拜最积极。换句话讲就是迎合毛泽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助纣为虐了。”



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



程晓农说：“军队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中央文革是秉承毛泽东的意志，通过中央文革去发动对军队的冲击。所以当时军事院校，还有各总部一部份机关干部的所谓造反基本上是在中央文革指使之下发动的。 ”



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军队院校压制文革。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揪斗虐待了许多军方高级将领。



抵制和斥责江青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她想先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拒绝。



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指责。他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



反对乱军 保护部份将领



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 造反派揪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



丁凯文：“在文革初期的时候，林彪是支持了毛泽东，这是无庸讳言的。但是随着文革的继续发展，林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这一套。比如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那么林彪就说军队不可以乱。”



1968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高文谦说：



“军队是文革中毛泽东最后一道防护线。别的都可以乱，学校、工厂和农村，包括党政机关都可以乱，但是军队最终不能乱。毛虽然前后有一些思想变化，但是最终--用他自己的话会说--叫做‘还我长城’，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他看出来这种趋势，因为他如果让军队乱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再收拾这个残局的力量了。”



毛泽东通过林彪指挥军队在文革中“支左”，扶植造反派，打垮了刘少奇在党政系统中的基础，随后又利用军队“三支两军”，稳定全国的局势。林彪作为军方首脑，对毛泽东操控文革走向显然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江青一派的合作与矛盾



至于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关系，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实际上是有合作，也有矛盾吧。合作这一面呢，就是都要跟着毛走，都要支持毛发动文革。实际上毛发动文革一文一武呀。这个文就是中央文革了，文革派了。这个武就是军队了。但是双方在是否搞乱军队的问题，是否打倒一些人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看法。”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指的是江青等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副统帅 接班人



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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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5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8)毛派内讧



1969年的中国，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垮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武斗基本结束了。4月1号，毛泽东宣布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中共八大的30个政治局委员有27个被打倒，279名中央委员只有53个参加九大。



毛派天下



与此同时，毛派势力大幅度扩张。以林彪为代表的毛派军方势力急剧增强，在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占了49%。以江青为首的毛派文革势力也大有斩获。在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势力占7人，文革派占5人，还有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等人。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以外，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均属毛派。毛派在中共领导层占据了绝对优势。



林彪全盛时



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同时，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也达到极限。中共九大空前绝后地以党章的形式确认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而积极促成这件事的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亲信康生。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次会议，通过了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捧林大合唱



江青说：“不把林副主席写到党章上，我们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康生说：“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一直是林彪上级的周恩来也积极参加到吹捧林彪的行列。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竟然不顾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史实，赞颂林彪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林彪当场站起来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便是文革期间井冈山“朱毛会师”变成“毛林会师”的源头。



派中有派



毛派内部并不是亲密无间。早在1967年军方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林彪就曾经怒斥江青抹黑军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指名道姓批评过江青，并且自恃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颇得赏识，又有林彪撑腰，拒不向江青作检讨。



1968年，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中共军委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不再送中央文革成员传阅。江青借题发挥，大骂黄永胜搞“独立王国”。



不过，毛泽东当时为了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尽量节制江青，在林江之间搞平衡。林彪的妻子叶群被提名进入中共九大的政治局，江青十分不满。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总的来说，直到1968年下半年，林彪势力和文革派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九大”报告之争 毛林矛盾初现



到了中共九大之前，双方矛盾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当时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挂帅。陈伯达抛开张、姚二人，在林彪和周恩来的赞同下，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草稿，认为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发展生产。



林、陈、周也是揣摩旨意



需要说明的是，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绝不是擅作主张，试图尽早结束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而是因为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要在1969年结束文革。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在距离九大召开不到6个月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既然毛泽东说文革要在1969年结束，那么下一步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主也就顺理成章了。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实际上是揣摩了毛泽东的旨意之后，定下了这个报告草稿的调门。



不料，陈伯达的草稿受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批评，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认为陈的草稿没有突出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讲经济太多，政治分量不够。



中国大陆历史学学者郭飞雄说：“到了1969年左右，陈伯达、周恩来、林彪在发展经济建设，结束动乱这个方面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和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路线的对立。”

  

宣读报告者与报告划清界线？



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写一个。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执笔的这个报告草稿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比较满意，决定使用。但是林彪对这份报告毫无兴趣。初稿送给林彪审批时，林彪一个字也没看就批了“呈主席审批”。在“九大”上宣读这份报告之前，林彪拒绝看内容，结果在宣读时多次出现“结结巴巴”的情况。他妻子叶群对此感到担心，林彪却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在九大选举时，江青曾经怀疑林彪指使人做了手脚，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选票压低了，让他们难堪。江青还曾经在康生的协助下暗中调查这件事，并且从此开始对林彪有了戒心，说要“多长几个心眼”。



中共九大结束了，但是与毛泽东所希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在打垮主要对手刘少奇之后，毛派内部的裂痕却越来越明显了。双方不断发生勾心斗角和口舌之争。张春桥讥讽黄永胜是“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永胜则说张春桥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



林彪位高震主？



这时，毛泽东对林彪势力上升感觉不自在了。当时，主持军队日常事务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几乎都是林彪的人，包括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副组长、空军司令吴法宪，以及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长邱会作。



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尽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江青的文革派认为他迂腐，看不起他，排挤他。而林彪则对陈表示出关心和理解。陈伯达因此与林彪越走越近。再加上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进入了中共政治局。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在“九大”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对林彪势力扩大的不满。



国家元首之争 毛主席不要林主席



毛泽东对此不仅没有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而且采取了预防性措施。1970年3月，中共开始筹备第四届人大，准备重建国家机构。据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传达他对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实际已经表明毛泽东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此，林彪于4月11号提出三条意见：一，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是又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就连整天跟在他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政治上极其老道的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想到毛竟然要用这种政治伎俩防范刚刚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因此当中共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尽管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多数成员，包括文革派的主要成员康生都赞同林彪的建议。只有江青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因人废事，在会上表示，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林彪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后来，尽管毛泽东一再说不设国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并没有就此形成决议，而且大多数人仍然倾向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尽管心里很恼火，但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林彪派对张江派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文革笔杆子张春桥越来越青睐，甚至显示了挑选张春桥做接班人的迹象。一次，张春桥随同毛泽东在苏州和林彪谈话。文革专家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说：“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此后，张春桥和林彪一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并且发生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冲突。197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中国军队建军纪念日的社论。社论草稿上说，“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后半句话只写“林副主席直接指挥”就够了。张春桥坚持不能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交给毛泽东亲自定夺。毛虽然同意了陈伯达的说法，但是显然对此不满。他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还有一次，中共政治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主张去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林彪式的字句。吴法宪当场拍案而起，和张春桥争吵起来，说张贬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庐山风暴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据陈伯达回忆，开幕式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单独见面。林彪说到陈伯达等人和张春桥在修改宪法方面的争执，提出要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于是，林彪带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先表示要“把毛主席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国家元首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显示他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随后又把矛头暗指张春桥，在没有点张春桥名字的情况下指责有人不想承认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有发展。



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在开幕式上发言说：“在群众讨论中，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并不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林彪从来没有提过。是他们让毛泽东当。而这个主张最早提出来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康生和汪东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两个人。”



汪东兴在第二天--8月2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说，“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8341部队和中央办公厅都接受不了。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



群起批张



在同一天，陈伯达和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由于事先得到了叶群通报的毛林谈话的情况，和汪东兴一起对张春桥发起不点名的围攻。陈伯达拿着连夜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批驳张春桥反对说毛泽东是天才的说法。汪东兴暗指张春桥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一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有的以为中共中央真的有人不承认毛泽东伟大，要反毛泽东；有的则出于对张春桥等文革派的厌恶，借机声讨。连陈毅元帅和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军方将领以及多数与会者都“义愤填膺”，喊打声一片。用康生后来的话说就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之势”。



惊见文革犯众怒 领袖发威压中央



程晓农说：“当时，批判张春桥这个文革派，在党内、军内有广泛的支持。当时党内有一股声音，批评张春桥他们通过煽动文革，制造混乱，然后带来整个局势的失控。所以有一种对这种所谓的文革小群体，这个中央文革的小圈圈不满的倾向，特别是在掌权的军队干部当中和地方干部当中。”



一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引出一场天才论的讨论，最后却导致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料不及。他没想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



程晓农：九届二中全会原来是准备对张春桥做某种程度的批评。为此林彪是请示过毛泽东的。毛泽东也同意他就这个问题发言。那么毛泽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党内高层对张春桥，就是文革派，实际上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一夥，拿张春桥做靶子了，对这一夥人的不满到了这么强的程度。那么事实上他也很清楚，这个不满如果进一步的展开，那就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去了。



8月25号下午，毛泽东亲自出马，不惜一切地用自己的权威压制整个中共中央。他亲自召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怒气冲冲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甚至说出重话：“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毛泽东并没有公开对林彪提出批评。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拿自己原来的秘书陈伯达开刀，大加讨伐，并且强令所有“讲错话”的人检查。



两派都拥毛 比赛谁更忠



程晓农：“当时九届二中的时候，实际上出面批判张春桥的可不是林彪，而是包括毛自己的一些所谓亲信，像汪东兴。后来汪东兴事后痛哭流涕，跪在毛面前求饶，就是因为他误会了毛泽东。他原来以为说，批张就是紧跟毛泽东，就能得到毛的欣赏。但没想到毛对张春桥只是想鸡毛掸子轻轻拍一拍。拍重了，毛就觉得伤到他自己了，他就反过手来打击。”



中国大陆学者郭飞雄说：“庐山会议是林彪反抗的一件事。但我们知道这种反抗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悲，非常有限的。里面的人都在比谁更加忠于毛主席，谁更加赞成毛泽东是一个天才。”



尽管多数人是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要对毛泽东表忠心，但是毛泽东不这么看。毛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抢班夺权”和欲加之罪



真正控制中国权力的历来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一贯的做法。毛泽东可以辞去国家主席而不失权力；刘少奇可以担任国家主席而不掌权力；后来代理国家主席的中共元老董必武更是早就没有任何实权。



因此，毛泽东后来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未免牵强附会。一个副统帅，当个礼仪性的国家主席会夺谁的权呢？



程晓农说：“九届二中全会上并不存在所谓林彪一夥要什么抢班夺权。这是捏造的。”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现在至少说得清的就是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林彪)是不是发动了一个突然袭击？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成为他一个政治纲领？提天才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理论纲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这都是毛的欲加之罪。”



如果说，中共九大报告之争是毛林矛盾初现，那么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毛林决裂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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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6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9)接班人之死─林彪



1970年4月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对文革派的围攻再一次触动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他借批评“设国家主席和称自己是天才”为名，硬是要把这场风波变成一场路线斗争。



许一番愿 砍三板斧



不过，毛泽东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许愿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另一方面，毛泽东继续扩大庐山会议上的风波，矛头直指林彪。毛后来说，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砍了三板斧，就是“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角”。



抛石打人



毛泽东的“抛石头”就是通过批示和批语指责林彪和他主持的军队工作。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从庐山一下来，毛泽东就开始组织“批陈整风”，一再让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作出深刻的检查，又一再驳回他们的检查。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据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为了把问题弄成敌我矛盾，毛泽东不惜给曾经长期担任自己政治秘书，自己亲自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针对林彪对他个人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几乎是公开表达对林的不满。



安插亲信 争取老帅



毛泽东的“掺沙子”就是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了他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同时，毛还争取获得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包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他召见了叶剑英，希望他支持批陈的决定，还委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陈伯达专案。



1970年9月1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1970年11月6日，毛批准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实际上让江青控制了中共的人事和宣传大权。



控制北京军区



毛泽东的“控墙角”就是让李德生和纪登奎执掌北京军区。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受到池鱼之殃，被整肃。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打倒林彪的舆论和军事准备。



但是毛泽东还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作为打倒林彪的理由。毛泽东一直试图通过敲打林彪手下的人来逼林彪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而林彪也意识到毛的用心。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当然知道，心知肚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下了庐山的时候，跟他的大将黄吴李邱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大不了做彭德怀第二。"



林彪请辞接班人



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秋风又起，保重身体。”林彪12日覆信说：“我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



这相当于是变相认错。尽管毛泽东回覆说：“此议不妥，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一致的”，但是从毛泽东后来对林彪步步紧逼的行动来看，毛泽东并没有接受林彪的让步。



就是在这个月，毛泽东得了一场肺炎。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把周恩来派来的医生认定是林彪派来的，是林彪想加害于他，说“林彪大概希望我的肺烂了。”毛泽东对林彪有这么重的疑心，不接受林彪的妥协也就不足为怪了。



消极对抗



林彪也曾经想向毛作个检讨，并且让秘书起草一份检查。不过，面对毛泽东一副要把他制服的架势，林彪索性进行消极对抗，不给毛泽东整倒自己的口实。



在得知毛泽东指责“四个伟大”之后，他对家人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开始介入毛林之争。林立果生于1945年，文革开始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7年，林立果进入空军，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庐山会议以后，1970年5月，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首的“调研小组”，成员包括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



非常手段 “联合舰队”



毛泽东频频向林彪出手，咄咄逼人，迫使林彪考虑采用非常手段对付毛。就在毛泽东的“批陈整风”期间，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扩大成秘密组织--“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都有据点，从事搜集情报和训练骨干的工作。



记者问文革专家高文谦：“毛林之争，是毛要干掉林呢？还是林要干掉毛？”



高文谦：“林彪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有他迫不得已的地方。所以我的基本看法，在毛林(关系)后一段，实际上是毛在逼林，而不是林在逼毛。”



1971年2月，林彪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提醒他要“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纪要》深刻揭毛 想法源于林彪？



于是，林立果和“联合舰队”骨干3月份在上海制定了以“武装起义”谐音为题的《571工程纪要》，其中说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猛烈指责毛泽东，并且计划以军事手段对付毛泽东。



高文谦：“我觉得像《571工程纪要》能够写的那么一个深度，实际上它是一个讨毛的檄文了，对毛本人的揭露、认识能够到《571工程纪要》这么一个地步的，在当时并不多。



“我的看法呢，必定是有对中共高层领导层有深入了解的人，领悟极为深刻的人，这种人才能够写得出来。而这一点，我可以说，也可能林彪并没有直接看过这份《571工程纪要》，但是林立果这批年轻激进军人的这些想法，特别林立果的很多想法是得自于林彪的。如果林彪不跟他交底的话，不跟他谈这么详细的情况的话，他一个年轻人也不会了解得这么深入。”



毛之盛怒 林之冷对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希望林彪出席并且讲话，林彪拒绝从命。毛泽东对此大为光火，藉着黄吴李邱发泄他对林彪的不满，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林彪的反应是更加明显的消极对抗。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按惯例登上天安门观看广场上的庆祝活动。林彪不想参加，后来在叶群的哭诉央求之下，林彪才勉强前往呆了五分钟，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毛泽东讲一句话，就竟自离去。



同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坚持要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勉强出席，但是宾主刚刚寒暄完，林彪便退到外面，直到会见结束。



不过，林彪在此期间也曾经想面见毛泽东，缓和关系。他和叶群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但是毛泽东避而不见。林彪不得不求助于他看不起而且很讨厌的江青，甚至不惜屈尊，跑到钓鱼台为江青做模特，拍下一张后来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读“毛选”的照片。但是仍然没能见到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善罢甘休。1971年7月9日，毛泽东从军队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那里了解到黄吴叶李邱没有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与陈伯达一起围攻张春桥的“错误”公布出去。毛泽东终于找到了进一步整治林彪的藉口。



他指责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甚至表示：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南巡倒林



8月，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机要员的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向毛转达了她丈夫从空军党委办公室传来的消息，说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



这时，毛泽东觉得有条件解决林彪问题了。8月15日，毛泽东乘坐自己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南方巡视，他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周恩来，就是要解决林彪的问题，稳住他认为有可能跟着林彪走的部队。



临行前，毛泽东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也有人说，毛这次南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促使林彪有所动作。



在南巡期间，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林彪亲自提拔和安排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有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空五军政委王维国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同他们大谈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他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他还敲山震虎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甚至撒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说，“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



毛泽东还专门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谈话，因为许世友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且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支持林彪的讲话。许世友对毛表示：“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才放心。



毛泽东尽管也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但是他同时又说：“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后来，毛泽东9月10日批复周恩来有关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信件时就说要“补选常委”，显示在林彪被打倒之前毛泽东可能就已经做好了换人的准备。



9月6日，林立果的副手周宇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把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报告给林彪和叶群。据说，林彪听到毛泽东讲话内容后，表示“不想活了”，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是林立果却不想坐以待毙，准备动用自己的“联合舰队”与毛泽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或者让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小舰队行刺？林彪知情？



接下来，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林立果在9月7日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林彪发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的手令。林彪、林立果及其同伙随后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行动，包括炸铁路桥和袭击毛泽东的专列，企图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刺杀他和中共上层领导人等等。



不过，很多文革研究人员认为，官方的说法并不足以使人信服，这一段史实至今仍然是扑朔迷离。高文谦说：



“在庐山会议以后，谋杀的问题涉及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事实也没有办法完全搞得十分清楚。第一，林立果这个小集团，这个“小舰队”有没有谋害毛的举动？



“我觉得，无论是从当年的很多材料，其中也包括官方最新材料里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相当一部份都是不实的，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材料都是不实的。



“我的看法就是，林立果这个“小舰队”有行动。问题的关键是，林彪对林立果这个“小舰队”要谋害毛的这个举动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这是问题的关键。而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证据，有份量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9月3日到杭州之后就开始了反常的行踪，直接指挥自己的专列作出了各种和过去惯例不一致的做法，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返回北京。



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先在郊外的丰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随后命令李德生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北京西北面的南口待命，然后于12日下午四点零五分回到北京。



尽管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一事只有几个人知道，连坐镇北京的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林立果和叶群在毛泽东的专列还在丰台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可能以为毛泽东发现了他们什么秘密，因此十分惊慌。



惊弓之鸟 仓促出逃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中共由于路线斗争之残酷，前车之鉴啊，彭德怀啊，刘少奇啊，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一旦被打倒，命运是非常凄惨的。所以这个时候，谁都怕。”



当天晚上七点多，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连夜抵达距离山海关机场40分钟车程的北戴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偷听到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商量出走的事，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于晚上10点通过林彪住处的8341警卫部队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林彪绑架走。



听到消息，中央警卫团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中南海和钓鱼台增加岗哨，挖掘工事，设置路障，并且在要道口上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一般。



晚上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寻问256号专机的情况，并且表示要到北戴河去看林彪。已经如惊弓之鸟的林彪一家以为周恩来要来抓他们，即刻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256号飞机载着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北飞去，飞上那条震惊中外的不归路……



神秘坠毁 折戟沉沙



在北京，有人主张用导弹击落这架飞机，有人主张派飞机拦截。毛泽东发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于是，256号飞机飞越边界，进入蒙古，继续向北飞行。然而，在飞到蒙古和苏联边界之前，飞机突然折回头，向东南的中国方向飞，最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丧生。



震撼全国 疑留青史



“9.13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太大的震撼，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不过，人们起码可以确认这一点：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亲手挑选和扶植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被毛泽东亲手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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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7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0)林彪案之谜



1981年1月25日，中国官方最后完成对林彪案的调查和审判。其主犯除了在坠机事件中丧生的林彪、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之外，还有前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前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前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



上千将领受牵连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军队有1000多名军以上的将领受到清洗和牵连，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等。有人说，因林彪案受到株连的人达到三十万人。



不是铁案是疑案



中国的文革中冤案无数，绝大部份已经翻案。除了四人帮案，文革大案中唯独林彪案没有翻案。然而多数海外的文革研究人员和部份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人员认为，林彪案疑点重重，远非“铁案”。



罪名大 证据少

         

林彪集团的主要罪状是阴谋发动武装政变，阴谋刺杀毛泽东。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唯一一次指控有人要动用解放军刺杀和推翻毛，罪名非同小可。



然而，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罪证”只是一张据说是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手令”，上面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官方说，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林立果根据这个“手令”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准备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



然而，中国官方描述的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官方甚至提不出林立果及其手下进行准备工作的证据，比如哪支部队、多少人、准备在什么时间行动等等。中国官方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杭州直接带枪刺杀毛泽东。但是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励耘后来根本没有受到起诉，而且至今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当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也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搞不成。



议而未行 林不知情？



在美国的历史学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林彪案。她说：



“现在拿出的一些证据，包括暗杀毛泽东啊，组织小集团啊，最后武装政变，包括‘五七一’，这些东西经过我大量的调查，我访问了一些当事人，包括林彪的秘书、林彪的警卫员，这些人我都访问过，包括一些家人，我都访谈过，包括林立果这个所谓的小集团里的人，我都访问过。

  

“他们都说确实是有议论。你比如说，在空军，林立果召集了一些跟他在一起的一些秘书，一些人谈论过，确实谈论过，但是没有行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他们有把这种议论变成行动的事实。但想法是有。但是想法是个别人有，不是全部都有。



“我曾经问过一个很知情的人，就是和林立果一起，就是他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他当时都说，他们提出来以后，他说：‘我当时吓了一跳。我就想尽量把这个问题困难说得更多一点，就想把他们吓退’。而且这个人后来实际上在“九一三事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向中央做了报告，把他们的这些议论(报告了)。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林彪直接知情。”



手令疑云



再说那个手令本身。上面只写“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传达什么命令？要 办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周宇驰利用这个手令“骗到”一架直升机外逃，结果也没有逃成。



中国军方作家舒云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这个“林彪手令”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份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另一份是从上到下竖着写的。林彪真地写过这份手令吗？



金秋：“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证明林彪确实要阴谋搞政变；也没有详细的直接的材料来证明林彪直接参与了谋害毛泽东。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



黄吴李邱如何“积极参与”？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也拿不出林彪集团的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直接参与这两个阴谋的任何证据。事后证明，这四个人不仅没有看到过林彪的“政变手令”，而且对林彪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



中国对他们的判决书说他们“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出他们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判决书提到黄永胜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就是说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四处指责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的话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了”。可是，连林彪的所谓“手令”都调动不了军队，吴法宪就能让林立果这个副师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



谁纵容林彪飞走？



判决书说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但是如果这是重大罪行的话，周恩来应当罪加一等，毛泽东便是罪魁祸首。当时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周恩来。尽管他已经下令阻止林彪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不过，在吴法宪建议在飞机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以后，周恩来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以后，吴法宪提出用战斗机拦截，有人提出用导弹打。周恩来没有同意，而是向毛泽东请示。结果，毛泽东网开一面，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显然，把林彪飞机飞走的罪责加到李作鹏身上并没有多少道理。而对于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判决书更是一条罪状都说不出来。



中国官方的另一个重要指控是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据说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林立果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看过或者批准过这个《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檄文和教材



同时，大多数海外文革学者并不认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份政变计划，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在美国的作家李□说：



“林家父子扮演了荆柯。这是比荆柯更为精彩的刺秦。有人说要建议把毛泽东纪念馆削掉，把尸体搬出来。我倒是觉得，也不必搬了，但是要在纪念堂门口立一个剑碑，剑碑上就刻上《571工程纪要》。把这两个的历史放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很清楚了。



“林彪给了毛泽东致命的一击。林彪把毛泽东话语这个神话给彻底地击破了。虽然林彪不能打倒他(毛泽东)的权力，但是他把他另外一个东西——话语给击破了。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就是来自林彪的打击。



“《571工程纪要》。林家父子是英雄，是刺秦的英雄。他虽然没有刺倒毛泽东的权力，但是他刺倒了毛泽东的话语。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571工程纪要》当时读来真像思想解放的一道光芒一样，句句是真理。”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说：



“经过文革的人很多从当时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的中间读到了一些林彪的政治纲领，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反省。林彪的那个《571工程纪要》对一批有独立思考的人做了一个启蒙书，原始的启蒙书的作用。”



如此政变



历史学者金秋博士说：



“《571工程纪要》与其说是军事政变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个宣言。它是一种牢骚的积蓄，就是对文革的一些不满的发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相失业，五七干校--变相劳改，中共高层政治--绞肉机，等等等等等等。实际上是一种牢骚。



“如果说到军事政变，它当时讲过，说我们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其量不过几个师，包括坦克28团，空军34师，那是个专机师，还有民航。如果这个是林彪搞的政变的话，林彪只能调动这么一点点力量吗？



“所以在《571工程纪要》刚刚宣布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说，这个简直就像‘童子军计划’，怎么能实施这样的政变计划？这个东西很可笑。有知情人说，当时连毛泽东都不相信这是个政变计划。”



“九一三事件”的最后一幕是林彪携带家人乘飞机出逃。以中国官方的说法，林彪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当时与中国严重敌对的苏联。然而林彪在9月11日晚上还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似乎已经抱定了一死的准备。是什么促使他同意乘飞机出逃了呢？



另外，中国军队作家舒云的调查显示，当时的广州军区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一无所知，而且后来被确定为林彪集团同夥的军区将领都没有倒台，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



为何登机？为何掉头？为何坠毁？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都说，在出逃的时候，林彪当时吃了安眠药，昏昏沉沉，是被架上汽车，抬上飞机的。但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林彪出门的时候十分清醒，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且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李文普因此断定他们要外逃，因此跳车，并且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但是也有人说他是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之下做了伪证。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不进入苏联，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原因何在呢？当时蒙古代理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回忆说：“飞机向苏联发出‘让我们进入’的请求，但是苏联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这架飞机继续飞行，就会被击落。所以飞机当时掉头飞了。”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也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是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的；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



荒诞和疑难



把上述种种事实和疑问加在一起，就会得出怪诞的结论：身经百战的元帅林彪带领一批身经百战的将军，按照自己26岁的儿子林立果等年轻人起草、而且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的《571工程纪要》，全权委托林立果率领百十号人的“联合舰队”执行刺杀毛泽东和发动武装政变的重大计划。事败之后，林彪糊里糊涂地逃往前苏联，不料在途中机毁人亡。他的几员大将则统统在北京束手就擒。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接受呢？多年研究林彪案的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就说：“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识：疑点太多，且难于破解。”



毛林决裂 两败俱伤



其实，对于林彪案的解释，真正头疼的可能是当初的毛泽东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九一三事件”使中国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林彪以暴烈的方式最后决裂。毛泽东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是毛林两败俱伤。



金秋：“经过文革的这些人都说，林彪事件使他们开始觉醒。这简直是儿戏嘛。昨天让我们相信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今天就变成了反革命。这个弯子很难转的。



林彪陨命蒙古，周恩来曾经嚎啕大哭，毛泽东则大病两场。郭飞雄说：



“毛泽东在林彪死了之后，几个月不想吃饭，不想起床，最后身体出现了病危，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也受到了一种报应。



“他的心里就觉得，原来一辈子喊忠诚于我最响的那个人原来想谋害我呀。人受到这种精神创伤以后，会很长时间排解不开。



“第二个呢，国人怎么看待我。过去我打倒了高岗，打倒了彭德怀，打倒了刘少奇，我还可以用政治理由。现在一个文化大革命中间跟了我这么久，喊着我的一样的理论和口号的人，又跟我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的人，又被我把他消灭掉了。国人和历史会怎么看？会说我这个人不厚道啊，没良心啊。”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



“毛和林是不可以分开的。你把林彪说成是，噢，他反而要来杀你，要来政变，这个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虽然大家批的是林，但是人们心里清楚的是，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误嘛。你犯错误了，你也不是很高明嘛。你自己树立起来的接班人竟然要去杀你，这怎么能讲得通呢？反而这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所以毛心里很清楚，虽然他把林彪干掉了，但是他的形象是彻底毁坏了，而且文化大革命这盘棋恐怕也就到头了。所以这也是毛非常沮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肯重审 弃林保毛？



尽管林彪案问题多多，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重审林彪案的意图。个中原因，也许只有中共最高决策层才知道。



丁凯文：“民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实际上已经相当深入了。很多具体的情节，很多历史细节现在一一都被披露出来。如果把这些细节、真相都披露出来的话，官方对林彪事件的定论自然就是站不住脚的了。”



记者问文革专家高文谦：“假使中共愿意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话，能弄清楚吗？”



高文谦：“如果要弄清楚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叛逃的问题，当年这些所谓“受牵连的”这批人，他们当时讲的是不是都是真话？有的人是不是开始讲了真话，但是后来在这个形势下，在逼供利诱下不得不又作了违心的证词，我觉得官方如果真想搞清楚的话，还是可以的。这是第一。



“第二，比如说叛逃的问题，飞机摔毁，每架飞机都有黑匣子。黑匣子就在苏联(俄罗斯)，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向苏联政府要求把这个黑匣子取回来？可以发现林彪在最后的一段飞行过程中飞机上的对话。这些东西都有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



“但是恰恰是因为中国官方不愿意弄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它既不去向俄国政府要黑匣子，也不在国内重新调查这件事，为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你给林彪翻案的话，势必极大程度上损害毛。而这一点是官方无论如何不能够做的。”



文革需替罪羊？拒翻案以护党？



金秋认为，林彪案翻案对于中共弊大于利。



金秋：“为什么弊大于利呢？林彪翻过来，毛泽东怎么办？林彪这个案之所以没有办法翻，从政治上来讲不好翻，就是因为直接牵涉到毛泽东。如果林彪是好人的话，不是坏人的话，那谁是坏人啊？谁来为文革负责啊？就看中共有没有胆量来承认现实了。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10年，死了这么多人，被牵涉的家庭人数超过一亿，死了多少人现在没办法统计。这么大一个问题，现在让谁来背？这个帐算到谁的头上？



“对这些被审判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确实是不公正的。但是，你要向全国人民有交待呀。你怎么交待？你不把毛泽东拿出来的话，那只好把这些人拿出来。那么如果现在这些人一翻的话，毛泽东怎么办？”



因此，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只要是中共执政一天，就一天不会给林彪翻案。”



自有青史定是非



受到林彪案株连的金秋博士认为，翻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金秋：“实际上我经常跟我母亲说，我劝她，我说你不要老是把眼睛看在党给不给你翻案，我说，历史这个东西会从历史上可以证明的。事实总是事实。不是事实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我就说我们去研究历史，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把事情澄清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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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7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1)毛周左右之争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要清洗林彪势力，急于重新使用在文革中被自己打倒或者打入冷宫的大批老官员。“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当年自己怒斥过的“二月逆流”平反，把当年军队元老对文革派的不满硬说成是军中元老对林彪的不满，而事实上，林彪在“二月逆流”中曾经支持过这些军队元老。



毛泽东甚至假惺惺地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为何起用老干部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对毛泽东来说，他解放这些老干部，他是被迫的。如果说原来林彪那帮人仍然在这个权力机构里边，他不用解放，或者他不用急着解放。那么林彪那批人是他清洗的对象，那么他要依靠谁去清洗呢？他当然要依靠人去清洗。清洗完了，这些工作当然要有人给他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毛泽东当然急于要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毛泽东是一个权术老手。只要他活着一天，他永远是在党内的各个派别之间搞平衡。现在既然林彪搞掉了，他当然要扶植另外的派别上来，以便于他搞平衡。



悼死者以收人心



毛泽东急于借恢复老官员名誉的机会收买人心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1972年1月6日抱病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零─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周恩来顺水推舟



善于体察毛泽东意图，坚决贯彻毛泽东旨意的周恩来非常乐于看到毛泽东起用老官员。他后来以捧毛的方式表示老官员是忠于毛泽东的。他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和陈毅的密切交情有几十年的渊源。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面保护陈毅。但是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将陈毅打入冷宫，并且在中共九大上让陈毅作为“右的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只好疏远陈毅。



后来，陈毅在庐山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汪东兴、以及林彪的亲信一起围攻张春桥。毛泽东发怒之后，周恩来也曾经落井下石，当众批评陈毅和陈伯达“二陈合流”。



陈毅去世的时候还算是“犯错误的人”，因此陈毅的悼词最初曾经有“有功有过”的评价。周恩来有心为老战友送好最后一程，加上“功大于过”的字句。毛泽东则索性好人做到底，将功过评价的字句全部删掉，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追悼会前接见陈毅的家人，说陈毅是“好人”，是“立了功的”，并且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推给林彪，他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不顾文革派反对 解放大批官员



周恩来则乘势着手“解放”老官员。1972年4月24日，周恩来亲自审阅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责林彪对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提出一份有300多名老官员和老将军的名单，并且多次亲自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不顾江青等文革派的反对，逐一“解放”了这些官员。



周壮大权力基础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周恩来为什么积极促成解放老干部呢？



宋永毅：第一，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是个大忠臣嘛，他永远是积极贯彻的。另外一点呢，就周恩来来说，这些老干部好多都是他的部下。他促成解放，对他来说，也是巩固他势力的一个机会。你不要以为周恩来完全是大公无私啊。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既有公，又有私。或者我认为，私大于公。



“你比如说151个还是157个将军，周恩来找每一个人谈话，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周恩来已经不在军内任职。但是他找每一个人谈话，他把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一个很满意的位置上。这一百多个将军，经过他的手解放，就是他的人了，就是他和叶剑英的人了。后来确实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最后就奠定了叶剑英后来能够一举搞掉四人帮的基础。



“对于一个忠臣来说，你说他不防毛泽东？他当然防毛泽东。怎么防毛泽东？怎么使得毛泽东不能轻易把他搞掉？当然也是把自己的根基，把自己的势力越是扩充越安全了。所以我觉得，在温情脉脉的忠臣的幌子下面，实际上都是有那些黑暗的，或者是肮脏的权术的。”



毛：权交周恩来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无意之中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中国的党政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办理。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撤销了由林彪属下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队元老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来控制军队。毛泽东亲自指示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一场。1月18日，毛泽东由于心肺功能问题而发生休克。醒来以后，毛泽东当着江青的面表示要把权力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过去从来没想过要周恩来接他的班。他确立的接班人最早是刘少奇，在刘之后是林彪或者邓小平。在1972年，刘少奇和林彪死了，邓小平还由于刘邓路线而落魄江西。毛泽东似乎是在一时找不到接班人的情况下临时准备将大权交给周恩来。



江青指责周逼宫



此时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毛泽东昏厥过去，周恩来曾经紧张得大小便失禁。因此对于毛泽东向他交权的想法并不愿意接受，也不敢接受。在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之后，他立即向毛泽东表示：“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但是即使这样，江青后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指责周恩来逼毛泽东交权。周恩来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味道。林彪死后，周恩来就曾经当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纪登奎嚎啕大哭，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周恩来当时心里到底担心什么，人们无从所知。但是周恩来后来的境遇的确是非常艰难。



毛记仇 猜忌周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从历史上来说，毛泽东从来不放心周恩来。历史上，周恩来和毛泽东非但有过矛盾，可以说有过一点仇的吧。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毛泽东这个人是非常记仇的。你看他临死的时候还把批周恩来的那些文章拿出来读。



“毛泽东是出于无奈，他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因为林彪的倒台，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最有权的人物就变成了周恩来。也就是说，周恩来大大的填补了林彪所带来的权力真空。那么毛泽东对他就更不放心了。



毛夫妇逼周检讨



1972年五、六月间，中共召开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说是要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让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谈谈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江青随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周恩来在发言中“多讲点历史事实”，也就是多讲讲自己的问题。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但是江青逼着他“联系实际”。周恩来只好关起门来花10天的工夫写了一份30多页的发言，主要是讲自己曾经在王明的所谓左、右倾路线中犯过严重的错误。



毛周旧怨



在国共第一次内战的1931年和1932年的中共“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被剥夺军权。接替他的就是当时毛泽东的上级领导周恩来。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建议。......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



“宁都会议”之后，失去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曾经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但是周恩来从来没有找过毛泽东，而是依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朱德、林彪的军事才能取得了所谓的“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是否有被冷落的感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四十年以后的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被迫“自我批评”时把“宁都会议”列为所犯“路线错误”之一，说自己曾经大力执行“王明路线”，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批经验主义即批周



中共“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指责犯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的整风干将刘少奇指责周恩来没有同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江青等文革派后来批判“经验主义”，就是要指桑骂槐地批判周恩来。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连续三天做了“自我批评”发言，并且说：“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表明自己没有夺权的野心。



毛曾批极左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将林彪定为极左派。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还曾经指示要“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贯彻



从1971年年底到1973年，周恩来试图借批判林彪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对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



不料，周恩来的努力同文革派发生了冲突。在1971年12月，张春桥就反对下发周恩来支持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在1972年8月1日和2日向驻外大使和外事机构的人员发表讲话说：



“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由于毛泽东当时表示要调回驻外机构中搞极左的人，周恩来也说：“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毛泽东得势便转向



然而毛泽东此时却感到批极左不对头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



“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文革派反击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马前卒。他们在审议1972年中国国庆的社论时删去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这句话。并且说：批左不要过头。



1972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整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根据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撰写的。江青等人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说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1972年11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份外事工作报告提出要“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但是张春桥在报告上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江青则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删掉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眼。



政策之争 + 权力之争



记者问宋永毅：是周恩来主动地向文革派挑战了呢？还是文革派主动地向周恩来挑战了？



宋永毅：我认为是文革派主动地向周恩来挑战。



记者：文革派反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那些做法，文革派认为是在否定文革呢，还是说就是一场权力斗争，就是说文革派认为周恩来阻碍了他们更上一层楼的路呢？



宋永毅：我认为这两个因素都有。但是更大的因素，我认为是你说的第二个，周恩来阻碍了他们全面夺权。



王若水上书



1972年12月5日，文革后曾经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对《人民日报》社内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做法，同时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



王若水是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支持批极左。哪想到结果适得其反。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明确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他指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



翻云覆雨批极右



记者问宋永毅：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顺着文革派？为什么就不能说，我不批极左？那些规章制度难道一定要恢复起来吗？



宋永毅：“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周恩来知道这个事情会和文革派发生那么大的冲突。第一个呢，周恩来在理论上他不是很敏感的。



“第二个呢，你如果看一看林彪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发的那些文件，当时没有把他(林彪)说成是极右，是把他说成是极左的。所以毛泽东这个人呀，他老是给人家当上。明明是当时他定的调，那些中央文件他都是看过的嘛。说他(林彪)是极左的，没有说他是极右。



“等到周恩来要批极左，要做一些具体的改善的时候，文革派当然觉得，你光批林彪当然行，如果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讲穿了，林彪和江青，他们都是文革派嘛，如果触及到他们，他把这个事情提到毛泽东那里去了，那毛泽东当然觉得他要压一压周恩来了。他就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



“因为这个触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的问题。并不是说当时周恩来有意要借批极左来达到和文革派发生冲突(的目的)。周恩来只不过是根据当时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在做。因为当时的所有中央文件都是说批林彪极左的嘛。



周恩来转舵改口



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恩来只好见风使舵，说“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3年，中共“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算是正式结束了这场“左右”之争。



周恩来批极左，本来是要贯彻毛泽东的旨意，没想到却被毛泽东和文革派打了一闷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以后一度出现的蜜月期也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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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8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2)毛邓恩恩怨怨



20世纪后期，左右中国命运的邓小平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三起三落”，都与毛泽东有关，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文革中亲手将他打倒两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人物之一。

  

向毛表忠心希望出来工作



1971年11月6日和1972年8月3日，还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借林彪倒台的机会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大骂林彪，承认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言不由衷地对毛大表忠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邓小平还再次保证“永不翻案”，并且希望出来工作。



1972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放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风声，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说邓曾经是“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参加中共政治局重要政策问题的讨论。在8月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文革中“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答案还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历史渊源之中。



毛一直最器重邓小平



1933年，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由于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政策而受到排挤，这是他“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他也因此和毛泽东形成了“患难之交”。此后，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最器重的一个人。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份校教授郭建博士说：



“50年代的时候，是他从四川把邓小平提到了北京当了总书记。所以，当时邓小平上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他非常地器重。邓小平早年跟毛泽东关系就很近。”



1952年，在成都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副总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名列党的领导人第6位。



1957年，毛泽东在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谈话时曾经说自己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邓小平亲自主持落实，把将近500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邓小平直到死也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反右”运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本来是兄弟关系的中苏关系恶化，邓小平与苏方针锋相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像，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以后多次提及。



与刘纠正大跃进失误开罪毛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支持。但是到了1960年，邓小平改变了对“大跃进”的看法，同刘少奇一起试图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因此也开罪了毛泽东。



1961年3月，邓小平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安排一次会议，毛泽东显然认为邓不尊重自己，大怒道：“这是哪一个皇帝决定的？”



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



1966年，文革开始。8月25日，毛泽东批评说，从1959年以后，邓小平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



不过，毛泽东当时可能还是想保住邓小平。1966年10月，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上批示时曾经鼓励邓小平重新“站起来”。毛说，“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曾经希望邓小平能够和文革派配合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对邓与刘区别对待



不过，即使是邓小平被打倒了，毛泽东仍然不断强调要和刘少奇区别对待。1967年5月，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转告，刘、邓可以分开处理。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毛并且在几天之后接见了邓。毛对邓的批评态度缓和。



1967年7月到8月，邓小平被抄家、批斗。就在这个期间的7月16日，毛泽东还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



当时的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忆说，1967年9月，毛泽东谈到让邓小平在中共九大上当中央委员。在80年代初，邓小平也说过，九大时，毛泽东提出过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1967年11月5日，毛指示中央文革把邓同刘少奇区别对待。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不要写“刘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而只写刘少奇一个人。毛说，“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



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保留了邓的党籍，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毛泽东还指示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软禁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在这里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小楼，被称为“将军楼”，并且在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这与当时刘少奇的命运有天壤之别。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准备打倒林彪的南巡期间又想起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



复出完全得益于毛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中的复出是周恩来鼎力相助的结果。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邓小平应该说是毛泽东的人，而不是周恩来的人。”



下面是记者同文革专家宋永毅的一段对话。



记者：邓小平的复出，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呢，还是周恩来努力的结果？



宋：绝对不是周恩来努力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推荐他出来的。不存在周恩来推荐他的事情。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要邓小平出来呢？



宋：就是为了钳制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他发现周恩来手下的人一下子填补了很多原来因为清洗林彪集团成员造成的真空。毛泽东是一个玩权术的老手，他永远想让他手下那些派别互相钳制。周恩来上来，身体又不太好。毛泽东就一举两得，第一个，让邓小平出来干实事。有一些事情恐怕是那些年轻的，比如说王洪文等人所干不了的。第二个呢，让邓小平出来钳制周恩来。  



记者：周和邓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可以说是一致的吗？



宋：基本一致的。这个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



昧着良心不得已批周



实际上，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定邓小平列席会议。邓小平也的确在会上主动发言。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这样分析说：“在那个会议上，邓小平，我觉得当然是一个策略了，我觉得是违心地批评周恩来。他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毛也不会信任他。他如果想出来干一些事情的话，他也不得不那样做。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真心要批周。但是他很知道毛心里面的顾虑。”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果然，毛泽东得知邓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给邓小平加官进爵。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总参谋长吧”。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与文革派发生冲突



邓小平的复出显然阻挡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接班的路，引起他们的不满。1974年3月，就在邓小平进入最高决策层3个月以后，中国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让邓率团前往。江青等人曾经大力阻拦。但是毛压制住了江青的反对意见。



1974年10月17日，江青等人借口“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与江青争论之后拂袖而去。江青等人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毛不仅批评了王洪文，还对邓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5年1月，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指定邓起草中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中国召开四届人大，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2月开始，毛泽东指定邓小平代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开始整顿经济，试图扭转中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但是从1975年3月开始，文革派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和老官员。邓小平在4月向毛泽东请示。毛出面制止，并且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四人帮”。4月和5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几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江青和王洪文做了检讨。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认为：“邓小平和文革派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念上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邓小平就是有名的‘猫’论了，他是有一些实用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个东西，你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和文革派那种对意识形态的那种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是必然的。”



在邓小平同文革派的冲突中，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偏向邓，批评文革派。比如，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赴长沙向毛汇报中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在评价邓小平时，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Politics比他强”。Politics是英文“政治”的意思。毛泽东是说，在政治上，邓小平比当时文革派地位最高的王洪文要强。毛还在纸上写道，“人才难”。周恩来会意地说，“人才难得”。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让文革派的张春桥担任第二副总理。



1975年6月底，毛泽东对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失望，指示王洪文回浙江、上海指导运动，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说：“我觉得他把邓小平提上来是有意思想让邓小平接他的班。”



毛泽东也曾经希望江青同邓小平搞好关系。而且毛也许认为有这个可能性。郭建教授说：“当然他是希望邓小平经过他敲打了一番以后，也许会汲取以前的一些教训了。另外，你别忘了，就是邓小平当年‘大跃进’和‘反右’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激进的，跟毛跟得是非常的紧的。‘大跃进’啊，‘反右’啊，当时主要负责的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嘛。所以，邓小平是可以跟毛跟得很紧的。他也是可以非常激进的。所以，最起码他心里很清楚，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他是绝对不信任的。”



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1975年5月，毛曾经指示江青去拜见邓小平，好好谈一谈。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



其实，以邓小平本来的心态，他和文革派必然会发生矛盾。邓小平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说，1972年11月18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记者问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之前，他有没有想过他们两派之间一定会发生矛盾？



周原：以他这样的经验和他对邓小平和对江青派这样一些了解，我觉得他应该想到是会有矛盾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推举邓呢？我觉得一个是当时实际上的确没有人了。就是说如果周恩来重病，生病的话，就没有人来能够很有能力地管理国家，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能力还是很赏识的。再加上邓小平这种比较强的军队背景，所以可能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在现在可以用的这些人里，还算是比较接近于他的想法的。



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信给毛泽东，指责属于文革派的北大负责人迟群和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毛泽东则认为刘冰的矛头是针对毛本人的，代表了邓小平的路线。



9月底，毛泽东指定自己的侄子毛远新担任自己和中共政治局的联络员。江青的文革派借助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向毛泽东传递了不少不利于邓小平的信息。



邓被毛第三次打倒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文革翻案。他不满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账”。



不过，毛泽东还是对毛远新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希望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的政治局决议。毛说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邓小平推托不干。毛泽东大失所望。邓小平随后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且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毛泽东希望邓小平接班的想法终于破灭，邓被第三次打倒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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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8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3)文革忠臣周恩来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忠君到死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像相一致。



文革前期干将



周恩来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吹捧江青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推崇林彪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



恶毛之所恶 打毛之欲打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



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批评朱德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保毛之欲保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迹常常被人称颂。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紧跟毛之反复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



迫害刘少奇



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照顾邓小平



但是被送往江西的邓小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



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



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奉旨解放官员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



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牺牲干女儿、弟弟、卫士长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鼓励红卫兵行凶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



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曾为毛上级 捧出毛泽东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主动把军委主席一职让给毛泽东，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



拒抓四人帮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事后还让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愚忠还是演戏？



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记述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这到底是周恩来的内心感触，还是为了“保持晚节”而做的表演，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以周恩来对毛泽东斗争哲学和斗争手段的深刻了解，如果上述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说明他对毛的愚忠到了何种程度；而如果是表演，这种到临终还不得不做的表演更显示了中共政治的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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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9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4)周恩来之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



毛之三不 病情延误



但是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毛泽东的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恩来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恩来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有人说，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活得比自己久，在自己的身后统治中国，因此故意拖延给周恩来做手术。



毛对患癌亲信也有类似指示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指示的确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



在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作些工作。”



毛不信医 误了自己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本人对医生和检查治疗就不太信任，而且一再拒绝检查和治疗，在晚年时尤其如此。他说：“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



毛泽东还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常常使医生很头疼，也耽误了对毛本人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对于周恩来的病，毛泽东还说过：“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手术连连 无力回天



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尿血的严重程度，毛泽东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恩来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



事实不幸被他言中。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伴君如伴虎 功臣成罪臣



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三年多里尽管身患绝症，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仍然免不了继续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周恩来在历史上曾经大力辅佐毛泽东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打下江山，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仍然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



在1956年和1957年，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经济冒进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严厉批评周恩来，并且暗示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深刻检讨，并且曾经提出辞去总理一职，这才躲过一劫。



1972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组织批判极左思潮。不料文革派和毛泽东后来觉得批极左有否定文革之嫌，因此把批极左当成“右倾回潮”批了一通。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教授郭建博士说：“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曾经有一段‘右倾回潮’，那就是周恩来搞的。”



毛泽东斗垮林彪，周恩来是有功之臣。但是毛泽东却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结束时翻出陈年旧帐，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毛批外交部 剑指周恩来



1972年，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和能力，为美中外交关系解冻、中国外交关系取得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周恩来外交”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对王、张二人说，要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这里的“乔老爷”和“姬老爷”指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部长姬鹏飞。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文生后来解释说，毛泽东指的就是周恩来。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只好不停地做检讨。毛泽东尽管暂时罢手，但是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加大了力度，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



毛：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但是周在会谈中并没有表态，表示要请示报告。



周恩来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地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压迫──反抗──更大压迫



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的规模，并且亲自拟订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增加了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9个人。



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遥控会议。江青为首的批周“帮助小组”则负责贯彻毛的批周指示和意图。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政治压力，也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平衡和安抚



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坚持和责令下，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毛泽东这才缓和态度，对周的检讨批示说：可以了。并且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在12月9日对周恩来假惺惺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被毛泽东当枪使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后来发牢骚说：“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林批孔批周公



不过，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74年1月，毛泽东的大棒再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暗指“党内大儒”──周公，周恩来。



就在周恩来做第一次手术的6月，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



毛泽东显然有心用这九篇文章打击周恩来。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出手。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民心所向 毛想反也反不了



1974年8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中国宣布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文革大乱之后的中国，人心思定，周恩来当时似乎成了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象征。许多中国人希望周恩来尽快康复，重新主持国家的工作。1974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极为热烈。



毛泽东看到这种状况，曾经对王海容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后来民间传言说，毛泽东保护周恩来，说“反周民必反”。其实毛泽东是批周不成，带着无奈的心情说这番话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无疾而终。



不满文革 钳制文革派



1974年，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的周恩来一反常态，开始积极地与文革派斗争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说：



周恩来实际上对文革也是不满的。在治国的想法上和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比较鲜明地拿出自己的想法，明着没有反对文革，但是一些做法实际上在否定文革的一些变动和文革做的一些所谓意识形态上的改革。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



周恩来便借着这个机会设法阻止文革派的人掌握实权。他甚至冒着直接对抗毛泽东的风险，在12月26日在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叛变行为。周恩来的目的，就如同他对当时的中共副主席叶剑英所说：“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文革派)手里。”



1974年12月，周恩来准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工作。这时医生发现周恩来大肠内有肿瘤，必须马上检查治疗。



但是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做手术显然不利于同文革派的斗争。于是，叶剑英对医生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周恩来便在一个医疗小组的护送下前往长沙去见毛泽东。



1975年1月，周恩来在中国四届人大上完成自己最后一次重大工作。



不过，周恩来显然认为毛泽东夫妇对他不会善罢甘休。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之后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XX。”



毛江舞剑 意在周公



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政治对手不时把莫须有的“伍豪启事”拿出来，说他有叛党嫌疑；在1973年又批他在对美关系上“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毛泽东当时就曾经提到《水浒传》，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现在重提投降派问题，周恩来认定，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的。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总理心沉重



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足见评《水浒》运动对周恩来形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也证明，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投降派”问题。他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实际上，评《水浒》运动是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恩来的最后一击。



推邓接班 冒犯龙颜



周恩来临终前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事，就是推荐邓小平接自己的班，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工作。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如果周恩来推荐邓小平的话，恐怕毛泽东就不用邓小平了，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重点怀疑对象，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取代周恩来的这个工作。另外呢，要钳制周恩来。”



但是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对抗江青的联盟。



宋永毅：至于说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搞的整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也很愿意的，所以他们也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右倾翻案”感到不满了，周恩来却偏偏提出让邓接他的班，毛泽东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大树一倒万民哭”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他对自己的警卫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1日，灵车开往八宝山，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为周恩来送行。



君心难测 态度冷漠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尽管委托身边工作人员探视过周恩来，询问过他的病情，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前往只有一墙之隔的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去世，有人说毛泽东幸灾乐祸；另一些人则说毛泽东感到悲伤。



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



据张玉凤回忆，她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说，她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流下了眼泪。



但是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曾经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



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



鞭炮为谁而鸣？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中国的春节。除夕之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当时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提议放鞭炮热闹热闹。



但是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告诉我，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车。”



谁胜谁负？



周恩来先于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但是他死后的声望逐步超过了毛泽东。毛周斗争究竟谁胜谁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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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9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5)周邓对毛最后一击



9.13事件以后，文革败相已露。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局势有所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迅速崩盘。



高文谦：“他文革中之所以能够支撑10年，也就是因为有周(恩来)给他在这儿撑着这一面。”



高文谦：“所以他才能放手让天下大乱去。实际上，最终尽管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毕竟没有闹到翻车的地步，就是因为老百姓最后还是有饭吃吧。”



既救浩劫之难 也护文革之盘



文革以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但是毛泽东一直对周恩来不信任，江青的文革派则为了争权夺利，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起码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革的。到后来，一定非要势不两立？真地就是文革派不想搞经济，周恩来就是拼命要做好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双方就因此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宋永毅：不能根据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由此就断定说，文革派不想搞经济。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上海的经济在文革中间搞得是全国最好的嘛。是谁在搞呢？不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搞嘛，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文革派不要搞经济，而是什么时候搞。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在政治斗争，在经济斗争上，它总是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第一个是要夺权。”



毛不让四人帮一手遮天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做周恩来的副手，为什么一定要邓小平？为什么不让文革派的人物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直接就让张春桥？



宋永毅：第一个方面来讲，是毛泽东是比较现实的。张春桥的能力和邓小平来比毕竟差得又远。第二个方面呢，他对四人帮也是要敲敲打打，也是要防的。他也不愿意他们把所有的政权都拿下来。如果说他任命了张春桥，那么很简单，张春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四人帮那个班子就把国务院都拿下来了，把行政这条线都拿下来了。这个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



左派抓革命 右派促生产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当时在党内摆过来，摆过去，那时候能够平衡周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毛当然是更欣赏文革派了，认为那是一条心的了。但是他也知道，文革派当不了这个家，搞不了维持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转，所以呢，他就选中了左派文革派抓革命，右派，邓小平，也就是元老派促生产。这是毛安排身后的这么一个政治格局。”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她说，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派独掌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邓曾与文革派合作



刚刚复出以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而且进行过合作。例如，1973年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



同年年底，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上林彪的贼船”，是“大军阀”。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



高文谦：“到了73年的12月份，批周会议上邓的表现叫毛感到满意，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又更进一步，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军委。邓的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的四届人大。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四个职务。”



毛让谁接班？



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强烈地感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不过，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



文贯中：“没有一个确切证据说毛泽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让邓接班，但至少是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机会。同时，毛泽东对毛远新其实是费心栽培的。另外在这之前，对王洪文也寄予希望，但是他很快看出王洪文既不懂文，又不懂武，不学无术，个人的品质又有问题，毛是比较失望的。



“所以，可以说他当时有几步棋。先是试用王洪文，然后是邓小平，然后是华国锋，他当然是作为接班人把他调到北京的。另外还有毛远新。如果毛再活几年的话，我看会不会最后是毛远新，而不是华国锋。”



独裁下的分权制衡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



高文谦：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对周的心态，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这一点在四届人大的组阁安排中就看得非常之明显。毛政治上玩的是平衡。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呢，毛把张春桥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但是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张春桥同样有。张春桥是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记者问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



记者：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发生矛盾是不是必然的？



周原：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一点就是说，邓小平实际上是文革把他打下去的，所以他对文革这样一些做法他必然就会有一些不满意了，他是从骨子里是反对的。第二点，毛泽东用他，主要是让他管理国家，管理生产。那么他必然要和江青这一派，主要是搞上层建筑，搞所谓理论、文革的这样一些改革，或者说是他们所说的新生事物，这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些改革发生矛盾，这是必然的。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是为了钳制周恩来。他有没有想过邓小平和文革派的关系？



宋：当然知道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了。毛泽东就是要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这个又是他的权术。他就是让他下面的任何一个派别不独大，而且互相之间有矛盾，然后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来控制。



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平衡。



重在争权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双方斗争的关键在于权力之争。



高文谦：“既有理念上的分歧，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毛自己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天天搞革命，那是不行的，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知道文革派搞不了这个，需要有人来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周之后，毛安排邓的话呢，用意也就是这样子，‘右派’就是要去抓生产去。文革派就是要抓革命嘛。



“同时，江青这一派人也看出来，毛那个时候有意识地要把邓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江青这些人当然心里就不甘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权力斗争。”



周邓结盟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73年4月9日，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并且共进晚餐。期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植邓小平。周恩来好像对邓小平出来一直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周恩来本人愿意干又没有能够干的事。”



周封锁“最高指示”



周恩来1975年年初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毛主席说，小平同志 [ 人才难得 ] ，[ 政治思想强 ] 。”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说他“有才干”。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手术之前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毛曾挺邓批江青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在风庆轮问题上，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毛都支持了邓，甚至罕见地在1975年5月和6月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让邓取而代之。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高文谦说：“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对邓，他既要去用他，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同时要提防着他，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



“永不翻案”靠不住



而文革派也“不辱使命”。从1975年6月开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我当年采访纪登奎。纪登奎多次讲，周当时就跟他讲，“主席还在看，主席还在看。”这个‘还在看’就是说这个事情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是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毛有感觉，他发现邓虽然说“永不翻案”，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用毛的话讲就是，“‘永不翻案’靠不住。”这是后来批邓的时候讲的话。



“再一个，邓的个性非常强硬，就是硬碰硬。毛在，掰一个小手指头，就在政治上给你打倒了。但是毛不在，谁能管得了邓？毛必然是在想这个问题。



“加上1975年4月份那个批江青的会议之后，邓表示了一种非常强势的作风，接着就是他又到上海去挖墙角，想去说服马天水，被马天水这帮人通过上海帮举报到毛那儿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那时候对邓一步一步地，警惕性就更加提高了。”



终于，到了197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再次主导了他的大脑。他希望邓能够认识错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低头。



邓为何抗上？远见还是误判？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在谈到邓小平态度强硬的原因时说：



“75年的时候，他比较强硬地拒绝承认江青加在他头上的一些指责。例如说他否定文革，说他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权威，对他的思想不忠等等。他都是拒绝承认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是忠于文革的某些理念的。



“其次呢，支持他抱这种比较强硬态度的是当时的态势已经完全变了。他主持实际工作已经有三年左右了。他当时有机会不但是全国跑了，国外都跑了一下。像他这么灵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民间和党政军对文革这些做法的极为不满的情绪，他也会了解到世界上对文革的一般的公论。



“当时毛的情况也在恶化。面对当时国内外对文革的这种不满，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他采取了顺从大部份人意愿的立场。他可能觉得，尽管毛可能不会选择他，四人帮可能会对他进行迫害，但是历史可能会选择他，他宁可站在历史这一边。



文革专家高文谦分析说：“到了75年批邓的时候，邓态度非常强硬，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因素都应该考虑。第一，邓实际上在政治上有一个误判，他当时对形势的判断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毛对他非常信任，而且毛身体已经明显地来日无多了。



“第二，他也看到了，文革这套搞法持续不下去，他并没有错，在党内是得人心的。因此当毛给他开这个价码，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作为三七开，邓就给回绝了。周那些人那时都劝他忍一忍吧，邓不接受，结果只有彻底给打倒。



1975年12月8日，邓小平看望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周恩来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说：“永远不会！”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



悼念周恩来 剑指文革派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然而，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使人们自然联想到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在道义上的力量。



至此，毛泽东想要维持的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破局。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北京的人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人们在各处讲演，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江青。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中共出动民兵、军队和警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



4月6日，中共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士气大振，好，好，好。”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万夫所指 文革将死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民众又去怀念周恩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表明毛的文革已经是“万夫所指”、全民声讨的一种罪行。在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大部份人对文革有过的幻想已经彻底地幻灭。



“文革到这个时候，它的倒行逆施，它的那种反动的性质，完全没有是非，一切以毛一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全国随文革小组的心血来潮被迫跟着起舞。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给了毛泽东的文革致命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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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29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6)人造红太阳毛泽东



(歌曲录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这是文革初期风靡全中国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歌中唱道：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场造神运动



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红色的海洋里伴随着这种音乐大跳“忠字舞”，向毛泽东表忠心。



(歌曲录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六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整个历程就是一场造神运动。



       进入最高决策核心



       毛泽东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个人崇拜之始



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

  

       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而且一开始的调门就很高。例如，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并且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



       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这场造神运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高文谦：“首先从历史上看，共产党这个天下只有靠毛才打得下来。只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共产党才能够夺天下。这个呢，那已经在若干历史关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共产党这种政党，本身内部就是个集权制度。按照列宁当时的说法，叫做阶级、集团、政党、领袖。这是它最核心的。所以呢，最后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那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核心是集中制。这种集权制度就给毛成为神形成了制度上的原因。第三，我要讲到毛的个人。并非所有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一定要形成后来毛这么一个神的情况。那么毛个人的因素呢，就是他这个人确实是，第一，雄才大略；第二，善于玩权谋；第三，领袖欲、帝王欲非常强烈。比如说，他当年在陕北写的那个《沁园春·雪》那首词里面，所谓“秦皇汉武”啊什么的，人们早就从这首诗的分析中看出来他的这种帝王的境界在里面。”



(歌曲录音：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初始有过自谦的表示



       造神运动初始阶段，毛泽东还有过自谦的表示。例如在1943年，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把后来成为中国文艺政策座右铭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编辑在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中。



       毛泽东在4月份给周扬写信表示：“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当时还有谦虚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允许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积极推动个人崇拜



       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



       据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文贯中：造神的肥沃土壤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认为，这场造神运动自然有毛泽东本人的推波助澜，但是也符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文贯中说：“毛泽东自己积极推动，党内不少人也推动，同时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从来是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最多就是满清末年，民国初期出现很短暂的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但是呢，经过试验，没有成功，反而是崛起了另外一个一个的强人。开始是军阀混战，后来是蒋介石。”



       高文谦：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



       记者也向文革专家高文谦问起这个问题。



       记者：如果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毛才能有的，共产党的毛的这些战友、同事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推崇他。但是普通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个神？



高文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很容易借尸还魂。藉着共产党这么一个西方在当时二十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最时髦的这种思潮，藉着这么一个西马思潮这张皮，实际上是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这个魂。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第二，还跟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愚民政策有关。把国门关起来，把信息给封锁起来，使得人们对毛的那种崇拜成为民众的这种土壤。



(实况录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最常听见的口号



       文革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最常听见的口号。而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口号已经出现了。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到了1942年以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各种集会和报刊的重要口号。



      《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会忘记这首当时唱得最多，唱得最响的《东方红》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不过，这首歌并不是文革的专利。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年底，陕北民歌手李有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编唱出《东方红》，后来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广为流传。就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年多前，中国还以这首歌的名字为题，编排了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型舞蹈史诗。



(录音：卫星发出的《东方红》旋律)



       在为毛泽东造神颠峰时期的1970年，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颗卫星发出的唯一信号就是《东方红》的旋律。中国当时欢呼说：“《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造神时代的历史倒影



       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月8月5日，非洲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毛泽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当时，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时尚。



(歌曲《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录音：“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造神运动主将：头号“走资派”刘少奇



       这场造神运动的主将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的顶级名流。



       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仍然表示：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还说：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歌曲《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录音：“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



       造神运动主将：副统帅林彪



       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对毛泽东的鼓吹更是达到肉麻的地步。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实况录音：林彪带领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文革期间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当时很多人可以把林彪介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背诵得滚瓜烂熟：“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于是，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份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1967年11月29号，林彪还用文革之前的一首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中的歌词给中国海军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结果，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成了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歌曲录音：“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造神运动主将：抑郁而终的周恩来



       还有文革中在毛泽东和江青不断整治之中抑郁而终的周恩来。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任弼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然而在文革期间的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捧上了新的高度。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歌曲《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录音：“毛泽东，伟大的领袖......”)



       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高文谦：毛的造神运动空前绝后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使得毛的这场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也是空前绝后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而且超过了封建社会对皇帝的那种崇拜。天天跳“忠字舞”，“红海洋”，在历史中都留下笑柄啊。今后多少年再看，后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看看当年的那些实物、当年的记录片、当时的回忆录，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但确实真真正正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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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0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7)红太阳落山了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1970年11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摘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所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19页。



政权谁接班？文革谁护盘？



尽管当时中国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但是毛泽东隐约感觉到，他已经来日无多了。文革之初的1966年，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中期的1971年，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



毛泽东曾经想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官员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是这两派一直水火不相容。



       毛泽东承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官员在管理国家日常工作上有能力，比文革派强。但是，他时刻担心这些老官员会否定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文革。



       毛泽东欣赏文革派，特别是欣赏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妻子江青有意栽培，但是发现他们同上层官员的关系都很紧张。毛泽东因此挑选了上海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进行培养，官至中共副主席，但是后来发现王洪文各方面都很不理想，而且依附于江青，于是打消了让王洪文接班的念头。



       两派之外的新贵



在毛泽东感觉这两派都不能完全信任或者托付全面大权的情况下，他的目光转向一批他从下边提拔上来的军政官员，包括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和汪东兴等人。



(文革歌曲：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在文革中，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曾经提倡“革命三结合”，即所谓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老官员、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1973年以后，这种“三结合”变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以便形成接班梯队。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三结合”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老官员、文革派和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官员之间的三结合。



       获垂青 华国锋步步高升



       最被毛看重的是华国锋。他1954年任毛泽东家乡湖南省湘潭的中共地委书记。1955年，毛泽东看中了华国锋写的三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特别让他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且在会上介绍经验。从此，华国锋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文革前，他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任副主任。一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0年2月，他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毛泽东将他调入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华国锋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华国锋就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周恩来去世以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1976年2月2日提名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任命华国锋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成为毛的实际接班人。



       纪登奎入中枢 吴德掌京师



       纪登奎，文革前夕是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曾经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照提拔。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解放”了纪登奎，使他担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亲自指定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纪登奎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林彪发生矛盾之后，毛让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作为向林彪主管的军队“挖墙角”的重要棋子。中共十大上，纪登奎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于1975年担任副总理，位列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后。



       吴德，文革刚开始时，彭真被打倒，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后来在中共十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陈锡联督师华北 汪东兴总管大内



       陈锡联，解放军上将，1959年开始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当时无论年龄和级别都算是中字辈。红军时代曾经是李先念的部下。抗战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大、十大上，毛泽东都提名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陈锡联成为副总理。



       汪东兴，1947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名符其实的中南海大内总管。他是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这批官员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文革开始时，华国锋44岁，纪登奎43岁，两个人都是1938年加入中共；吴德53岁，1933年加入中共；陈锡联51岁，1930年加入中共；汪东兴50岁，1932年加入中共。在文革前夕，他们多数在地方上任职，在中央没有根基，不属于任何派系，只忠于毛本人。



       华国锋和江青的权力恩怨



       华国锋进京之后，对江青很尊重，关系一直不错。江青也曾经公开赞扬华国锋在批邓时表现出色。



       据文革期间担任过副总理的农民陈永贵回忆说，华国锋曾经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但是，在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以后，汪东兴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江青担任中共副主席，华国锋不表态，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因此对华产生不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汪东兴曾经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7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帮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



       中间势力的倾向和转变



       纪登奎进入中央工作以后，曾经与四人帮关系密切，在批邓时态度积极。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批极左。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表示：“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但是，军区政委纪登奎却随着文革派的腔调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提拔的中间势力与任何一派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纪登奎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准备除掉四人帮时，纪登奎表示同意，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显然与多数人要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差别。



       吴德曾经积极靠拢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周恩来十分卖力。但是同时也与四人帮发生分歧。他曾经支持四人帮严厉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但是毛泽东死后，他又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活动。



       陈锡联左右逢源



       陈锡联本来属于老派军人，但是颇得文革派赏识和毛泽东的信任，原因是他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关系密切。文革初期的1968年，周恩来将毛远新送到陈锡联那里担任他的联络员。当时只有27、8岁的毛远新不久便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毛远新在东北期间盛气凌人，一派公子哥作风，人际关系很差。但是陈锡联却能放下身段，对毛远新毕恭毕敬。毛远新颇为受用。



       不过，陈锡联与老官员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期间，陈锡联对邓十分尊重，同时内心里对四人帮不满。例如，1975年10月，陈锡联曾经在乌鲁木齐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长谈，主要是谈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和四人帮问题。陈锡联后来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行动。



       毛亲信拘捕毛夫人



       汪东兴曾经与林彪及其亲信关系密切，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庐山会议上猛批张春桥，险些被毛泽东抛弃。汪东兴同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拘捕江青等人的行动就是汪东兴亲自执行的。



       毛盼文革派中间派合主江山



       关于毛泽东对身后的政局安排，毛远新在文革以后曾经说，毛泽东说过：“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老官员，而希望文革派同中间派合作。



       军权难夺奈若何



但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中没有军方强人，而文革派最大的缺失就是军方支持。江青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背景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倒刘倒林 都曾调兵



       从1927年就开始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文革初期在准备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并且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据吴德回忆，当时叶剑英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7年2月，毛泽东也说过：“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文革中毛泽东要对付林彪时，也是先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在北京附近待命。



(背景歌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革派军职是虚职



       为了让文革派控制一部份军权，毛泽东让王洪文成为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去指挥军队，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有更大的说服力。



       例如，无论以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来衡量，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上级。但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王洪文点名，许世友拒绝应声，弄得在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尴尬。



       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写道：“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



       可见，毫无军方背景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中的职位只是虚职，真正主持军队工作的还是军方背景深厚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兵权不在影响在



       1976年批邓以后，叶剑英也受到波及。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拿掉了他的“兵权”，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说：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叶剑英随后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尽管叶当时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军队抵制文革派



       但是，毛的安排为时已晚。林彪倒台以后，叶剑英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便利，不失时机地和周恩来一起在军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不让文革派染指军队。



       例如，在1975年6月，叶剑英曾经找每一个大军区和军种司令员和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因此，在文革派同周恩来、邓小平的争斗中，军队许多将领都抵制了文革派的插手。



即使是陈锡联在代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也一直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文革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造神毁于神 刘林误自身



       本来，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可以说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从刘少奇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开始，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为了使中国人一心一意地顺服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毛泽东。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但是毛仍然是中共的精神支柱。整个共产党仍然需要树立这个大家共同的领袖，以便对中国维持牢固的统治。刘少奇就毁灭在他造出的这个神手里。



       林彪将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度，到头来也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红太阳”的政治攻势，林彪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毛泽东打倒毛泽东？



       造神的人无法打倒造出来的神。但是这尊神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普照了二十多年的“红太阳”似乎没有那么灿烂辉煌了。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据毛远新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当时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未曾穷追邓小平 何事欲托叶剑英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毛泽东竟然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为邓在1977年东山再起，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可能意识到叶剑英在军中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因此并没有彻底打倒叶。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临终前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叫到床边，包括叶剑英。毛见过所有人之后，特别再一次把叶剑英单独叫到身边。但是毛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叶剑英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到底想跟他说什么。但是这个举动完全可能显示，毛泽东认定，叶剑英是日后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落的红太阳”落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红太阳终于落山了。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部小说叫《丧钟为谁敲响》。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后来评论说：“丧钟为每一个人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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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0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8)终结文革的华国锋



1976年9月10号深夜，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照相的杜修贤被汪东兴召入中南海。在那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和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手拉着手，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杜修贤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纪念照。



政治合影意味长



在这张照片中，有7个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毛远新则是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工作的联络员。据杜修贤回忆，照相显然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帮愿意和华国锋、陈锡联照这样一张像，这很可能显示希望同他们结盟，也可能显示了四人帮设想的在毛泽东身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格局。江青前一天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



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前中文系主任孙万国博士说：“在毛死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9月9号，恰恰是江青带头高呼‘我们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还说：如果谁不团结在华国锋周围的话，就请他站出去。”



文革派设想的政治格局同毛泽东给自己身后安排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谁主沉浮？毛属意自己人



在毛泽东安排的中共政治局里：四人帮有政治局常委两人，委员两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叶剑英，当时已被剥夺军权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政治局委员三人，其中刘伯承属于摆设，许世友和韦国清是住在外地的大军区首领。

  

其余的人是中间派人士，有人称他们是“文革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窜升是文革的结果。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华国锋，委员六人──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其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纯属摆设。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时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毛泽东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让文革派与“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权，将元老派边缘化，不让元老派否定文革。



江青到处树敌 结怨大内总管



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间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经对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了这件事。那三个人先后都知道了这件事。可见，江青不信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不会同江青一条心。



被毛泽东委以军权的陈锡联尽管与四人帮和毛远新关系很好，但是他背着他们保持着同叶剑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联系，骨子里和元老派站在一起。毛泽东刚刚去世，陈锡联马上连续两次提醒李先念说，四人帮可能要夺权，要当心。



这样，在这张8人照片上，可能与四人帮合作的就剩下华国锋了。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的意向举足轻重。当时，华国锋对两派都有些担心。



华担心两翼 汪欲除毛妻



据陈永贵回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天，华国锋对他说：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他还说：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



显然，华国锋既担心毛泽东更信任四人帮，把遗嘱交给他们，更担心支持邓小平的元老派复辟。



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领导人警卫部队的汪东兴对华国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汪东兴与江青长期不和。他认定，如果在毛死后江青掌权的话，自己绝无好结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图。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的一天，汪东兴对他说：“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汪东兴还告诉李志绥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这说明，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汪东兴已经在怂恿华国锋除掉江青，而且得到华国锋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华国锋和四人帮



不过，当时华国锋同文革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华国锋和四人帮没有什么理论路线上的区别。元老派和四人帮还是有理论路线上的区别的。在四人帮的眼里面，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都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在元老派来说呢，虽然说他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赞成文革的，也都是投了文革的票的。那最后不断搞到他们头上去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倒确实是有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对华国锋来说，不存在你死我活。”



而且，即使文革派想干掉华国锋，也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宋永毅：“他们(指四人帮)没有实力干掉华国锋。只要汪东兴在华国锋这边，他们是干不掉华国锋的。而且华要罩住汪东兴，绝对罩得住。他们(四人帮)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他们在军内没有人。他们就是搞搞舆论。他们没有8341部队。中共的政治是一个武力政治，就是说，你有枪，你就厉害。你说这个四人帮在北京，我说他一杆枪都没有。”



元老有意动刀兵



对于四人帮，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许世友的儿子曾经写道：“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c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在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王震就找到叶剑英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后来回忆说，他向周恩来请示此事，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坚决反对这种行动。



文革派“篡政”无实据



反观文革派，并无阴谋“篡党夺权”的证据。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前中文系主任孙万国博士说：



“毛死了以后出现了一些事，后来都被认为是企图篡党夺权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些证据都是很脆弱的证据。



“像所谓王洪文私设办公厅的问题，对华是很大的一个警觉。但是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太出格，因为王洪文他用的人还是米士奇，还是汪东兴中办的人，而且当时讲，他让米士奇传达王洪文指示的时候讲的只是在治丧期间，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安排。也就是指9月11号到18号就结束了，绝对不是像后来夸张的认为这是想要夺权的一个动作。因为后来在“两案”审理的时候，这条罪状也拿掉了，而且米士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出来的，但是几年前看他写了不少东西。这也就是说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好多东西恐怕是子虚乌有，我看不出有何铁证。”



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华国锋知道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实际上两句话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华国锋貌7b为是四人帮要夺取对毛泽东遗嘱的解释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是小题大做了。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有几个问题是肯定已经清楚了。第一，四人帮没有准备过搞政变，而是元老派早就准备搞政变了。毛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串联的很厉害了，要搞政变。



“而四人帮，今天再多的材料，都不能证明他们有任何政变的想法。第二个结论，四人帮是随时处于防守状态，而元老派是处于进攻状态。四人帮给民兵发一点枪，搞一点民兵啊，都是说要准备(被)杀头。”



  张春桥在1976年5月写给亲信徐景贤的一封信中说过：“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宋永毅：“他们的心情是一种悲凉的心情，就是说准备做烈士的心情。元老派的心情呢，是欣喜若狂，策划于密室这么一个心情。”



元老派不主中枢孤掌难鸣



不过，元老派当时毕竟不在权力中心，没有实权。



宋永毅：“元老派要发动这个政变，要么他准备大打，那就是说把外面的野战军调进来打。他在北京不具备条件。为什么呢？御林军不属于他领导。最关键的就是8341部队嘛。”



“如果说没有华国锋的作用，没有汪东兴的作用，那些元老派要成事非常之难。如果说华国锋和四人帮结合，汪东兴和四人帮结合，那些元老派成不了事。”



汪东兴利用华江矛盾



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给华国锋和文革派之间产生嫌隙提供了条件。宋永毅说：



“他是给了华一个副主席。但他并没有说，我死了，华就是顶我的，华就是接班人，像林彪说得那么铁。他没有这么说。那他又跟华说，你在斗争性上等等要向江青讨教，要向江青学习。那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如果有人提出江青来做，没有什么错嘛。所以他这个安排就造成了混乱。”



毛的这种安排也使华国锋觉得自己地位不稳。这时，汪东兴便说服华国锋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东兴的话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访问过一些深入采访过华国锋，采访过李先念这些人，做这些工作的，就是党内的这些人，他们就讲，这个汪东兴在这个(事件)发生中间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就是汪东兴挑出来的。”



有一种说法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曾经支持林彪打击张春桥，因而向毛泽东写过检讨书。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怕江青看到这份检讨书，自身难保，于是怂恿华国锋马上干掉四人帮。这种说法还无法得到证实。



江青积怨多 逼反华国锋



在另一方面，江青为人骄横拔扈，胡搅蛮缠，很难与人共事，就连同自己派系内的人也矛盾重重。例如，她在文革中最密切的盟友，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先后与她反目为仇。



1975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邓小平说，江青告王洪文的状。他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



在解决四五天安门事件时，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是否动用军队和武器镇压方面与江青意见不一。王洪文甚至顶撞江青说：“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对于江青的弱点，毛泽东十分清楚，说江青“积怨甚多”，要求她“要团结多数”。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这是一个性格悲剧。实际上中间派/实权派和激进派，和四人帮没有办法合作。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不可能一起工作。像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毛对她的批评是对的，说她不善于团结其他人一起工作。华呢，你既然给了他第一副主席，再加上汪东兴在后面怂恿，他不可能不要实权嘛。”



因此，文革专家宋永毅认为，汪东兴和江青从正反两个方向促使华国锋下决心除掉四人帮。



宋永毅：“两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个人就是汪东兴。汪东兴到底跟华讲了什么，使得他能够定下这个决心，汪是华从毛手里唯一一个接下来的近臣，是向华最早表示效忠的，说要像辅助毛一样地辅助他。汪东兴跟他讲的话是很大的推动力，和四人帮决裂，和搞四人帮。第二呢，一个反推动力就是江青在毛过世以后的这段对他咄咄逼人。”



于是，在1976年，中国的历史在偶然和必然、真实和虚构的恩恩怨怨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高层串连 酝酿巨变



毛泽东去世两天之后，华国锋找到李先念。文革专家宋永毅从中共党史高级研究人员了解到：



宋永毅：“这也是华国锋亲口跟他们说的，而且他们也找了李先念的秘书调查过的。就是说，华当时并不想叫李先念去找叶(剑英)，而是想叫李先念入他的伙，支持他跟四人帮斗。但是李先念当时连这一点都是拒绝的。



“这个是我听党内搞档案的专家说的，他们做了口头采访，包括采访了华(国锋)。据说华很气愤地说，李先念现在在外面说他对这个起了什么作用，我当时跟他一讲这个问题，他吓得都发抖！”



不过，李先念尽管害怕，后来还是去找了叶剑英。但是由于李先念的犹豫，叶剑英并没有与之深谈。过了一天，叶剑英直接去找华国锋，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汪东兴在9月11日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



他们经过分析之后认为，由于很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因此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只能采取人们所说的宫廷政变手段。



此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也多次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过，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个人知道，而且他们三人之间也是分别联系，并没有在一起开过会。



“以快打慢” 霹雳手段



据汪东兴回忆，在这一期间，叶剑英同他谈过五次。他们约好在10月1日国庆之后准备10天再动手。但是叶剑英后来觉得需要提前动手，并且在10月2日提出要“以快打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后来的调查和审查结论都证明，这篇文章并不是四人帮指使或者授意发表的。不过，华国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误以为这是四人帮要动手的信号。于是，他在10月4日和5日分别与叶剑英和汪东兴见面，决定提前在10月6日动手。



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给在外地的陈锡联，让他即刻返回北京，和吴德一起调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将北京严密控制起来，防止住在外地的军队或者城内有人采取支持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亲自制定了抓捕计划，在行动五小时之前向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几个副局长布置了具体任务，并且亲自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了几十个军官，和他们逐个谈话，交待抓捕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上午，浑然不知大难即将临头的江青同毛泽东身边的人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下午，江青到景山公园摘苹果、照相。



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亲自指挥，秘密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



华国锋和叶剑英连夜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情况。叶剑英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获得通过。



干将覆灭 文革告终



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孙万国博士说：“抓四人帮，它的主要意义就是在肉体上消灭了文革能够继续发展的操作平台。如果四人帮不处理的话，毛的那套继续革命啊，永远革命的东西还会继续下去。把四人帮抓起来了的话，基本上打掉了文革继续下去的操作平台。”



毛有预感 无力回天



早在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就对江青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和四人帮等人谈到权力交接问题时说：“......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尽管这场中共内斗没有“血雨腥风”，但也是杀气腾腾。叶剑英在解释自己坚决不担任中共主席的时候曾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陈云也曾经对使用抓捕的方法表示担忧地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倒戈者竟是接班人



1976年10月6日，历史被毛泽东言中。只是，毛泽东不会想到，终结文革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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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1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9)上山下乡骗局



录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



(Music 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许多中国人太熟悉了，他们会想到当年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会联想起文革，会不堪回首。



早已有之 文革为烈



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它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一直持续了12年，一共有大约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Music 歌词：“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热情下乡 幻觉破灭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章明说：“年青人嘛，哎哟，听得是热血沸腾。再加上一讲，内蒙古草原那么美丽，生活又很有意思。”



1968年到山西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杨扬也有同感：



“挺高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年青人嘛，下去锻炼锻炼，见识见识。觉得好得不得了。地主老财都斗倒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又是人民公社，大家是集体劳动，看着电影里边，在地里又唱歌，大家高高兴兴的。觉得农村空气又好，阳光又好。天是蓝的，地是绿的。就是想象的那个，把现在去郊游的那个景全放在农村里了。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章明也有这种感觉：“中国的农村并不是像当时，文化革命那时所宣传的，哇，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事情都怎么怎么好。有理想破灭的感觉。”



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青们还发现，贫下中农并不能给他们以再教育。天津知青张虎臣说：“他们受的教育很少，他们确实很闭塞，很落后。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够真正从他们那里接受到什么再教育。”



天津知青杨扬说：“下去之前，就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我们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但是下去之后发现，他们的觉悟还没我们高呢。叫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可他那水平太差了，对地主的那种愤怒，对新社会的热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些人，阶级觉悟不高。(笑)”



知青们开始犹豫、动摇。



杨扬：“哎呀，自己能跟他们这些人混一辈子？”



北京知青章明说：“开始天天面对广阔的大草原，不是想象那么有意思的生活的时候，有的知青提出来了：‘哎，章明，你说，咱真在这儿呆一辈子呀？那咱在这儿结婚生孩子吗？’唉，说得大家伙全愣了。一想，哎呀，我找老婆就在这些人里找吗？”



受政治歧视家庭子弟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在文革前，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006年，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区落户的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主编，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就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



邓鹏：“作为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就要脱胎换骨，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背叛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处的那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



高压强制



到了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1975年下乡的天津知青张虎臣说：“当时没有选择，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然要下乡。”



在美国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知青。巫一毛：“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当时，能够扫马路都情愿啊，不要下乡。没办法。”



李庆霖诉苦 毛泽东资助



在乡下，知青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自己的儿子在下乡中遇到的生活困难。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数百军官因强奸女知青被枪毙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这些罪犯都被枪毙。



但是，李庆霖的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青的命运，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乡高潮。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知青争回城 高干子女是先锋



这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城。北京知青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怎么能尽快地返城，用各种各样方法吧。”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一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个。谁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但是他通过他的老战友转啊，到他老战友部队里当兵去了。”



驱民下乡 所为何事？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Music 语录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



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早在中共建政初期，这个原因就形成了。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解决就业问题的既定政策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文革开始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在城里，大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用政治美名掩盖经济失败



1967年12月22日，中国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



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结果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中国官方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Music 《革命知识青年之歌》。歌词：“广阔的天地是我们最好的课堂，贫下中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起热烈响应。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不作为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他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



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建议或者指示，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元老派顺民意改政策收民心



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他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运动实遭否定 百万知青返城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人失学业 国失人才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苦中有乐 乡情难舍



也有一些知青认为，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炼了自己，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



章明：“内蒙除夕的时候怎么过春节呢，我们叫串包。各家各户家主人都准备一些月饼啊，一些果子啊，炸好的，奶豆腐、奶皮子、奶茶、奶油、炒米，然后几个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约，挨着包骑着马串，大家互相问候，然后就吃，每一家只能吃一点。牧民呢，他们喝酒以后，半醉不醉，骑在马上，草原上大家伙唱着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他唱蒙文了，(唱蒙文)，左右晃悠，当时觉得这个很开心。”



为村里接生了七十多个孩子的赤脚医生，天津知青杨扬在离开农村的时候还有些恋恋不舍。



杨扬：“农民对你的那个感情啊，确实特别深。我走的那天有几十个母亲抱着她们的孩子站在我们那个主要的街上送我，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最大的有三岁了。很多人都特别激动，我当时也特激动。而且我有点恋恋不舍。我倒不是说我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为这个地方付出得太多了。5年的青春啊，都洒在这个地方了。”



若能重来 不会再去



但是他们也同时表示，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择机会，他们不会选择这条看不见前途的路。



章明：“那恐怕不会做这种选择。”



张虎臣：“如果说你要让我在那里呆上5年、8年、10年，甚至你会在那儿成家立业，呆在农村，那我想我是不会干的。”



邓鹏：“我不会下乡，会留在城里。”



官方论定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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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1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0)超越国界的文革



中国文革发生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上层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取代苏联，北京应该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歌曲：《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首要任务：宣传毛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到海外。据新华社1967年11月24日报导，文革一年，中国已经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红场斗“苏修” 学生被赶走*



要革命，就要同修正主义做斗争。1967年发生的“红场事件”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在文革开始以前，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关系曾经最密切的社会主义盟友彻底决裂。



1967年1月，一批中国在法国和芬兰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批准和支持下，他们到红场的列宁墓去与“苏修”做斗争。他们在列宁墓前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赞颂苏联已经清算过的暴君斯大林。



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的公开挑衅，也违反了在红场列宁墓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苏联警察因此强行将中国留学生带离红场，送往飞机场和火车站，驱逐出境。



中国大使馆为他们每个人戴上大红花，称赞他们是反修英雄。这些留学生还在火车站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领导人的口号。



周恩来则发电报慰问这些留学生，并且通过中国外交部向苏联表示强烈抗议，说“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主义的统治。”



接线员拒接苏联高层电话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商讨结束冲突问题。但是中方接线员竟对他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当场挂断了电话，使中苏两国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通上电话。



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却表扬这个接线生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使馆汽车压毛像 车被烧毁人挨斗



在苏联的卫星国蒙古，中方人员散发毛泽东像和著作，利用华侨学校师生向华侨和蒙古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蒙古政府因此宣布驱逐三位学校老师出境。



在中国外交部的指示和鼓励下，中方人员不顾蒙古方面的劝阻，坚持在火车站为这三个教师送行时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唱《国际歌》，结果与蒙古警方人员发生冲突。



此后不久，蒙古驻华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在北京友谊商店门口无意中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海报，车上的蒙古大使夫人和两个蒙古外交官躲进友谊商店，在场的中国人把司机揪下车，当场烧毁了这辆汽车。



中国政府向蒙古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猖狂的反华行径，并且宣布把这个司机驱逐出境。这个司机在回国途中经过内蒙的二连浩特时又被揪下火车“批斗”了一顿。



境外造神 重创外交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中国不惜牺牲国与国关系，其中许多国家在文革前与中国关系很密切。



1967年，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缅甸政府下令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毛的著作，开除有关的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



1967年6月，缅甸因此发生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都受到冲击，造成十几个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国在北京组织了20多万人的示威游行，经毛泽东同意，人们喊出了打倒缅甸领导人奈温的口号。中缅关系彻底恶化。



结怨友邦 被指颠覆



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斯里兰卡，中国外交人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斯里兰卡政府的警惕，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并且在1967年8月在一艘中国船上搜出准备偷运进入斯里兰卡的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政府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却指责斯里兰卡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



1970年10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时，在大使馆门前挂出大标语写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无异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鼓吹暴力革命。斯里兰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



在与中国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国外交官和外援专家的组织和鼓动下发生了一些“造反”行动，迫使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且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西哈努克表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



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说：“西哈努克就曾经要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来是周恩来再三做了解释以后，他才没有这样做。”



报纸反华 = 国家反华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1970年，巴基斯坦两家报纸在报导台湾消息时把台湾称为国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巴基斯坦报刊反华”，建议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进一步上纲，把“巴基斯坦报刊反华”说成是“巴基斯坦反华”，而且对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



巴基斯坦外长解释说，那是报纸的说法，政府无法控制，但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代办傲慢地拒绝接受他的解释。于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指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位大使见到周恩来之后，马上拿出一本文革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一段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然后他对周恩来说，印度攻击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令事先并不知情的周恩来十分尴尬。



惹祸到非洲 外交官被逐



在同中国十分友好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中方专家在1967年把文革带到一个援建的纺织厂。他们在工地上竖起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放毛泽东的语录歌和文革歌曲，抓走资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宣传“造反有理”，鼓动他们对坦桑尼亚政府造反。



程映红教授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68年亲自到北京，当面要毛泽东和周恩来解释一些中国的援外工人和专家在坦桑尼亚煽动坦桑尼亚工人向政府造反的情况。非洲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的外交官驱逐走了，或者采取措施，把两国关系降温、降级。这些都说明文革给中国和这些传统上友好国家的关系带来打击。



支持外国反政府武装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后就一直在东南亚大力扶植和支持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



1965年8月，中国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中说道：“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当时的中共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中国可以以东南亚和亚洲地区为中心，先把红旗插到亚非拉，然后插遍全球。



为此，中共曾经直接支持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共产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组织从事反政府暴力活动。



邓小平先劝打后劝和



中国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政府暴力活动。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的和平进程。



但是中共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面，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因此延长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购买军火，并且于1969年1月在中国的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汉语方言进行广播。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马共与政府和解，这个电台撤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劝说马共与政府和解的人就是当年劝说马共坚持武装斗争的邓小平。



出人出钱 放虎归山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省份中有一些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毛泽东和中共明确地告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可以到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1970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时就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毛泽东说：“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说，当年李宗仁和白崇喜的部队就有这些少数民族，很能打仗。



中国在文革前曾经保证不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不允许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露面。到了文革，所有禁忌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活动，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煽动推翻缅甸政府。



毛泽东还批准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 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派出部队护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安全地带，而且在途中曾经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中国还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一些军事顾问，与缅共游击队并肩作战。文革期间，有大约两千名在云南的知青进入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他乡的战场上。



香港烽火急



狂热的中国人在文革初期还要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当时最大的一场“反帝反殖”斗争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次事件是香港左派暴动直接引起的。



1967年5月6日，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罢工，并且同警察发生冲突。香港左派乘势采用文革方式张贴大字报，进行抗议示威。港英当局派出警察强力镇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还在北京、广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支持香港左派。一场香港的劳资冲突演变成一场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的冲突。



文革初期，一些广州的红卫兵就潜入香港，秘密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准备与港英当局进行暴力对抗。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香港左派在香港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包括进行暗杀活动。



1967年7月8日，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沙头角，中国民兵越界进入香港一侧，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也参加了战斗。结果有5名香港警察被打死。同日，香港市中心发生暴力示威，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



港英当局则以更强硬的武力手段对付左派，并且查封三家左派报纸，逮捕几十名报社工作人员。中国外交部立即提出紧急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撤销停刊令，释放被捕人员。港英当局加以拒绝。



火烧代办处 周恩来道歉



结果，北京一批红卫兵在8月22日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殴打英国外交官和家属，焚烧了9辆汽车、代办处大楼和英国代办的官邸。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当时并不想强行收回香港，而是要继续利用香港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左派暴动实际上干扰了毛泽东对香港的设想。在当年12月，周恩来下令停止抗争，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以中方退让告终。



期间，一共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被捕的人将近5000人。周恩来后来说：“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但是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如此“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1967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冲击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根据中国出版的外交史，在1967年前后一年里，在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国家里，有将近30个由于中国宣传文革而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结果，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三十多个减少到6个。就连一贯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北韩都曾经与中国发生分歧。



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博士说：“北韩处于中苏之间，不愿意明确地表现出袒护中共的立场。当时的红卫兵和激进左派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朝修’，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看到这种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效果很差，只好出面制止。程映红教授说：“到了1969年以后，特别是发生了冲击和烧毁英国代办处这个事件以后，毛亲笔写下了对外宣传要注意策略，要有针对性，不要强加于人。他特别针对在对外商品广告上印上他的头像，印他的画，送给别人‘小红书’，以及他的头像，他特别针对这些东西写道：这些东西都不妥，要取消。这就说明他原来是知道的，原来至少是默许的。”



唯一坚定盟国──买来的？



当时，中国对这种外交困境的解释是，这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结果。唯一一个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是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国当时的极左思潮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吻合，中国也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甚至把毛泽东1961年11月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写成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当时少见的“外国流行歌曲”。



(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不过，1971年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之后，阿尔巴尼亚表示非常不满，说中国“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程映红教授说：“中美关系解冻对于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阿尔巴尼亚很明显就认为，中国向国际帝国主义妥协了。毛泽东死了以后，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他们认为中共‘变修’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秘鲁毛派武装反邓 袭击中国使馆



至此，中阿分歧公开化，两国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



还有一个“反目为仇”的事例也与文革有关。在1967年到1968年文革期间，秘鲁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



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光辉道路”派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中国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以示抗议。



停止输出革命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采取务实的做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式放弃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的输出革命才算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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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1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1)血统论和出身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出身论》借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当年《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遇罗文。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来出来说反血统论，这个《出身论》也不会出来。



遇罗文：对，出不来。出来也得变成反动文章似的被满处追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是利用了他们宽松的环境，乘那个机会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们所以能敢出这个报纸，遇罗克的文章能发表，这都是借着这个机会嘛。



记者：当时你们想过，后来中央文革会反过来打你们吗？



遇罗文：也可能不打，那当然了。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罗文：因为毕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对血统论的，那我们也反对血统论，那有什么不对呀？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中央文革反血统论是假的？



遇罗文：那我们看不出来。



当局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文：中央文革刚开始还不说反对。像陈伯达就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辩论，就是关于《出身论》这篇文章。等后来，戚本禹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出身论》是大毒草。



记者：他明确说了到底哪一条是大毒草，哪一条跟“我们党”的政策不一致吗？



遇罗文：噢，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从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血统论执行血统论的政策，也并不是说光明正大公开地说。都是嘴里说着，我们不歧视什么什么的，把人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说遇罗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遇罗文：对。没有。



记者：就给抓走了。



遇罗文：刚开始抓走不说什么。等到判的时候，只是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类的话，含含糊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胡平说：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记者：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和毛泽东当时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郎郎：对。所以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持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了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政策。当时遇罗克根本觉得他很快就会出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以后，我去找陈毅，让他帮你说说话，让你免一死。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记者：政府当时正式道歉了吗？



遇罗文：谈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纸通知，就是“无罪”，就这么一句话。公安局多次到我们家表示慰问。至于抚恤金，没有。只是把他从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们家拿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遇罗文：大约是两千块钱左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平等思想违背中共阶级路线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而遇罗克的观点却不一样。《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遇罗克的思想和当时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当时批判血统论还是沿袭过去的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而遇罗克就指出，这是过去提的，而当时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现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视。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



“所以遇罗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他就主张都应该是平等的。而这一点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统论最高调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文革发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后，所谓的“剥削阶级”早已不存在了。



胡平：“你共产党过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么在你掌权的初期，你对于被打倒的阶级，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一种猜忌，这个尚可理解。

  

“如果说有家庭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讲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怎么越搞越多了？这个根本不通嘛，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家庭歧视的问题，怎么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强了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的这种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实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个时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个方面表现，不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啊，到农村、到工厂里去下放劳动啊，在这些其它方面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无产阶级领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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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2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2)毛式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教育革命──革教育的命



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于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教育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革第一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连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派主要干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八种贱民之后的臭老九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鄙视和敌视态度十分明显。



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并且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学校。



1971年8月，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于是，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上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的人对知识分子存在普遍的鄙视，加上原来就认为知识分子迂腐，因此戏称他们为“臭老九”。



斯文扫地 知识越多越反动



同样是在这种蔑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气氛下，中国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主要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对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的统计，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员和教师有14万人之多。卫生部所属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过迫害。文革10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



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1965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为止，全中国一共撤销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



毛泽东教育思想“混乱不堪”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革教育的命恐怕是最彻底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血雨腥风啊。1966年学生起来打老师、杀老师、打同学，主要是在教育领域。第二，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系列的思想混乱不堪，结果他是一无建树的。”



毛泽东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么仇恨呢？



宋永毅：“第一个呢，和毛泽东当年在图书馆做小职员时受的气有关。他越是觉得你们这些留了洋的知识分子，越是仇恨。因为他的知识不高，因为他在北大受了气，造成了他对知识分子仇恨的情结。



“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搞革命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懂的就是搞革命、搞权术那套知识。所以他的定位不是在一个专业的知识分子的范畴，而是在一个流民革命家知识分子的范畴。”



重理工 轻人文



记者：那他为什么又说理工科大学他又比较重视呢？



宋永毅：理工科大学不对他的那些权术和革命理论形成挑战啊。不会对他的领导权造成挑战，而只是他的工具。而社会学、法学等等那些学科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旦人学了以后，对他的那些愚民政策当然会形成挑战了。



在大学教育中，毛泽东尤其对人文科学的教育不满。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宋永毅：“他既然觉得你这些社会科学，法学啊，那些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培养一个革命家来说，他觉得有什么用呢？他自己不过就是一个高中生吧。他就是师范学校毕业。那他成为全国的最高主宰了。他认为为什么你们还要读社会科学那么多东西呢？当然学制可以缩短。既然那些东西学了没有用，那学制当然可以缩短。



缩短学制



的确，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中，缩短学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就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可以缩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所谓的“七.二一指示”，再次显示他轻视大学文科和希望缩短学制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学生的新方法。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于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学制上，中国将小学从6年缩短成5年，中学从6年缩短成4年。大学从4年缩短成3年。



招生重出身



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



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



官为子女谋幸福



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由于“领导批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日后“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当年的重庆下乡知青、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我就找到我们厂子里一个主管教育的书记，说听说大学要招生了，要考试。我来厂子里面已经将近两年了，我说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学好了过后回来回报厂子里对我的培养。他就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去了，厂长的女儿上大学去了，还有那些厂的干部上大学去了。”



记者：你是说厂的干部的子女？



邓鹏：对，就是。你说推荐，他们不推荐他们的子女，推荐谁呢？当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你就给人的私心开了一大道方便之门。那也难怪他们，谁不爱自己的子女？谁不想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我们这种人，这种机会是没有我们的。你背着这个家庭出身的黑锅，背负着原罪，这个罪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永远永远也赎不了的。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



邓小平走毛泽东的后门送女儿上学



官员的子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很多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这些当年还没有“解放”的高级官员的子弟。



邓榕就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72年进入江西医学院学习，是那里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复出之后，邓榕又转到北京医学院学习。

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做到。



毛泽东走后门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先后将十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学学习。他还特别阻止四人帮批走后门，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竟然对四人帮说：“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多数人也并不是普通农民的子弟。当年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说：“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公社干部或者什么干部的子女占多数啊。那个比例当时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小学学历者上大学



大学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而且规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条件，因此学生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很低。据北京市当时的一个报告说，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1972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家政说：“高中生特别少，初中生多，还有小学生。所以成绩参差不齐。”



另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说：“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是三个班，是按照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我们那个班基本上是高中生，还有一个班是中间那个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好上中学，那些人是小学毕业的，成绩是比较差的。”



如此学习



当时大学的课程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新方向，“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抛弃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专业知识学习一减再减，造成学生知识贫乏，水平较低。1973年入学的这位工农兵大学生说：



“工农兵学员就应该是到工厂、农村去实习。当时也把我们弄到下边去支农，然后又到工厂里边当工人。总之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学习呢，也不考试，然后“批林批孔”，然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呢，也随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写批判稿的时间很多。反正没有学多少东西。”



交白卷成了英雄 周恩来希望落空



说到学习不考试，不能不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张铁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女工农兵大学生：“全部到县里边去考，还是推荐以后。推荐的是5个人还是4个人里边上一个。”



当时的文化考查非常简单，而且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但是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张铁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考试之后，张铁生还四处找关系“走后门”。



但是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他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责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成为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领导人物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



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泽东的关心和赞赏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别青睐。文革中曾经以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决裂》，用来配合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革命。



(歌曲《共大赞歌》)



毛泽东以特例否定规律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你不能按照一个突出的天才反过头来要求改造整个培养人才的制度。毛泽东是以个别出现的天才，或者我们说的“怪才”反过头来要求按照他们这些奇怪的人，天才来改造整个教育制度，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举出的是百分之99点99以外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普遍性。他把整个制度给搞乱了。你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不是哈佛(大学)都没有毕业吗？我们是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成功而把哈佛(大学)给废了呢？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哈佛(大学)辍学了，他成功了，就认为哈佛(大学)不要读了。所以他是要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来改造普遍的东西，那个是荒谬的。”



国失人才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分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老九不能走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一反常态，竟然也说起知识分子的好话来了。他说知识分子象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最后这句“老九不能走”借用了当时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后来成了全中国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



12届考生同赴考场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在文革以后的1980年11月，曾经闻名全国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顾自己“辉煌的过去”，“隐名埋姓”，把校名改成了江西农业大学。



毛泽东这场荒诞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无声无息地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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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2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3)文革流行曲(上)



(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歌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记者：今天我和美国芝加哥的音乐博士汪成用和东西方音乐艺术团音乐总监，音乐博士杨逢时一起介绍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汪成用博士，你是文革的“过来人”了，这两首歌曲肯定熟悉了？



汪成用：当然，这是两首文革的语录歌。我记得是196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10首，其中就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还有这首《下定决心》。



记者：10月1日，这些语录歌开始在全国演唱，揭开了文革流行歌曲的序幕。紧接着，10月12日和25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语录歌12首，包括著名的《造反有理》。



(歌曲《造反有理》歌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汪成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除了文革以前遗留下来少数歌曲之外，基本上就是语录歌，其它的歌都不能唱了。



记者：一时间，中国不分男女老幼，都唱起了语录歌。这些歌的曲调通俗易唱，不仅可以借助音乐传播毛泽东的话，而且可以借助歌曲的形式记住毛泽东的话。在那个对毛泽东狂热迷信的年代，唱语录歌也成了对毛泽东表忠心的一个途径。



汪成用：语录歌多数是集体创作，但是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就是劫夫。有不少语录歌都是他写的。



记者：对，这个劫夫，真名叫李劫夫，是现代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文革前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辽宁省音协主席。他一生中写过两千多首歌，包括130多首语录歌。在第一批10首语录歌中，就有8首是他谱曲，可见他当时有多红了。



汪成用：除了语录歌以外，李劫夫还曾经为毛泽东的35首诗词谱曲。他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最多的一个作曲家。



记者：对。其中一首就是毛泽东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当时，毛泽东的一个女友、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女机要员给毛看了一张自己持枪的照片。毛泽东有感而发，即兴写了这首诗，并且于1963年12月公开发表。李劫夫为这首诗谱了曲，于1965年2月发表。



(歌曲《为女民兵题照》歌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记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这位毛泽东的女友后来不满毛泽东不准她结婚，说毛泽东“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泽东恼羞成怒，还让中办主任汪东兴组织开会批评这个女机要员。



汪成用：我记得是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产生了一大批创作歌曲，当然内容上也都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歌颂。



(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歌词：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更加壮丽......)



记者：文革时期的很多颂歌是用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写的，实际上很多作者是汉族人。为什么要借助少数民族的曲调呢？杨逢时博士？



杨逢时：首先，那个时候说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他恨不得成为全世界的大救星，所以要全国各民族敬贡。因此文艺工作者就想尽办法，挖掘所有少数民族的东西来为他唱颂歌。



另外一点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能歌善舞的特点。他们的民间音乐素材当中存在很多动听、有特点的旋律。作曲家想把颂歌写得优美一点、动听一点，但是又怕被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或者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如果是少数民族的曲调，他就可以说：“你看，这是少数民族的东西，不是我的。”



(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词：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汪成用： 应该说作曲家都想写好听的曲调，但当时有很多政治上的限制，所以作曲家总要想办法，想各种各样的理由，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想，机会之一就是借助少数民族特有的音调和节奏来把自己的作品艺术化一些。



杨逢时：比如说，那时不敢写三拍子的歌曲，因为它有西方圆舞曲之嫌。但是用少数民族的曲调写就有借口了。



汪成用：像朝鲜族有一个《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就是三拍子。这个别人就说不出什么了，因为这是朝鲜族的嘛。



(歌曲 《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歌词：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山千里战鼓隆隆，海澜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



记者：我看，文革流行歌曲的最大特点就是艺术和政治挂钩。



汪成用：对。就是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这种政策其实 并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中共的文艺政策最早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



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就公开提出“文学属于党”的观念，这个核心思想就是文艺是要为党服务，为政治服务。到了大概1934年，苏共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么一个方针，把这个确定为苏共党文化的核心。



毛泽东全盘接受和承传了苏共这个理论，到了1942年就把它和盘托出，提出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政治服务。当然，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是一个幌子，说到底就是文艺要为这个政权服务。



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熟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从苏共开始，到中共的延安时期，到文化革命以前的17年，一直这样延续过来的，只不过在文革中达到了高潮而已。



记者：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又成了有力的工具。



汪成用：是这样。从文化上来讲，汉族人比较内向，“琴棋书画”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而少数民族比较奔放，能歌善舞。



杨逢时：比如说新疆民歌，本来就有比较西化的曲调，像和声小调。如果你不用新疆民间曲调写的话，自己写，弄不好人家会批判你的作品带有西方资产阶级色彩。



记者：这首文革时期的《万岁毛主席》就是新疆民歌曲调。



(歌曲《万岁毛主席》(文革版) 歌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记者：你们再听听这段《万岁毛主席》



(歌曲《万岁毛主席》(现代版) 歌词：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记者：文革歌曲政治性强，那些歌词在今天未必有多少感染力，但是歌曲流传下来了，甚至被改成了摇滚乐、轻音乐。比方说，当年以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写的《阿佤人民唱新歌》。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文革版) 歌词：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人民公社好，架起幸福桥，哎......哎......)



记者：文革以后改成了流行曲。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现代版) 歌词：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共产党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



记者：还有轻音乐版。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轻音乐))



记者：当时还有一首颂歌叫《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文革版) 歌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记者：中国当代的“超女”李宇春也唱这首歌。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现代版) 歌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



去年北京一家毛泽东主题餐厅的表演。少女不知乱国恨，京中犹唱文革歌。



记者：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为什么一些文革流行歌曲能够流传下来呢？



汪成用：我想关键的问题是，这场灾难其实还没有过去。不少历史学家把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后文革”时期，我认为很有道理。把目前的中国与文革时的中国比一比，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过多地强调了它的变化，比如“经济腾飞”。其实本质上可以说是没有变。



杨逢时：是呀，那个亲手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现在在中国还被称为“伟人”，他的尸体还放在天安门广场展览，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上。同样，那个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还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文革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否定。



汪成用：前几天我看了看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个春节晚会，其中有些新创作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其实与文革歌曲没什么两样。既然还是“后文革”时期，那文革的歌曲还在流传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杨逢时：另外，称这些歌曲为“流行”歌曲并不妥。首先，真正的流行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如果中国在那个时期什么歌曲都能唱，可唯独“语录歌”、颂歌，大家最爱唱，流传最广泛，这可以叫“流行”。可实际情况是，除了歌唱毛泽东，歌唱共产党的颂歌与“语录歌”，其他全是“禁歌”。这能说是“流行”吗？这叫“强行”。



汪成用：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有些文革的老歌确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唱啊！我认为，大概主要还是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经历过文革的人，在这些人中有市场，有共鸣。对于年轻人来说，即使“喜欢”，大多也是猎奇。



可是要知道，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生长的环境基本上是个“文化荒漠”。我们经历过强化的“洗脑”，再加上目前还处在“后文革”时期，所以这批人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文化环境。这可能也是这些人还在唱文革歌曲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应该提到的原因是，有些文革歌曲的原形其实本身并不是文革时期创作的，它的原始曲调和原词可能根本不是歌颂毛泽东的。



比如说1971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5首陕北民歌，内容全部是歌颂毛泽东、歌颂党的。其中有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我记得是这么唱，(唱)“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记者：这首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词：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汪成用：对。但是这首歌的原始民歌实际叫 《光棍哭妻》。原词好像是这样的：(唱)“正月里来锣鼓敲，锣鼓敲得我好不心焦，有老婆的人儿真热闹，没老婆的人儿，心骚骚，哎哟，我的孩子他的娘啊。”



记者：啊，是这样。(笑)



汪成用：到了文革，这个歌的曲调几乎原封不动地用来歌颂毛泽东。另外还有一些民歌，基本上是原始民歌，或者是和原始民歌很接近，只把歌词、曲调稍做修改，就变成了文革的颂歌。



记者：也有文革期间创作的歌曲，今天的人把有关文革的词给改了，继续唱。比方说耿莲凤、张振富在文革中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



(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文革版) 歌词：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



记者：你们听，他们唱的是：“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而现在呢，他们的词改成了“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祖国繁荣富强”。



(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现代版) 歌词：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祖国繁荣富强。)



记者：有点篡改历史之嫌了。(笑)



汪成用：(笑)为“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是中共的一个绝技了。文革中重新发表的五首“历史歌曲”，哪一首不是在“重写历史”啊？这点改动实在是不足挂齿。



记者：说到历史，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由于不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介入，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零声明”。中央乐团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谁怕谁”这个说法后来成了人们经典的口头禅。



(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歌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记者：但是跟着毛泽东拼命骂“美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怎么也想不到，不到两年之后，“美帝”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握手言欢，中美两国准备联手对付原来的“老大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了。



还有一首歌，喊口号更是直接。这首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创作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但是成为人人皆知的文革流行歌曲却是在“批邓”期间。由于毛泽东指责邓小平要翻文革的案，文革派就拿出这首歌大唱特唱，赞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记者：儿童歌曲也被用来为政治服务。



(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记者：如果说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还带点儿童味道的话，那首《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可就“童真”全失了。歌里边唱道：“鼓吹‘克己复礼’，梦想搞复辟”。



显赫一时的林彪在垮台后被唱成“坏东西”(歌曲《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歌词：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



记者：让儿童唱这种他们无法弄懂的歌词，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杨逢时博士，汪成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继续一起介绍《文革流行曲》。



杨逢时、汪成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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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世华    时间: 2013-4-21 06:33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4)文革流行曲(下)



记者：这次节目还是我和美国芝加哥的东西方音乐艺术团音乐总监杨逢时博士和音乐博士汪成用一起介绍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对于这些歌曲，你们怎么评价？



汪成用：文革时期这些歌曲，从它们产生的方式到推广的方式，都脱离了艺术的范畴。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都很难用评价艺术的方法来评价这些歌曲。准确地说，这批歌曲是用来制造意识形态的一个产业。它们的生产过程是变态的，不是正常社会产生出来的作品。



汪成用：其实，在希特勒时期，也有不少歌颂希特勒，歌颂当时的第三帝国的作品。但是如今，如果你想找一首这样的歌，通过正常途径很难找到。只有在网上找关于第三帝国的信息，可能这些歌会跟着出来。因为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个人物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所以他那个时期的歌曲，不管写得好听还是难听，统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像希特勒一样，那些歌曲是不是还会流传，还会唱呢？



记者：说到对希特勒的歌颂，我联想起文革中还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当时影响最大的媒介不是电视，而是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开播曲是《东方红》。唱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歌曲《东方红》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记者：晚上收播曲是《国际歌》，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歌曲《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记者：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硬是持续了那么多年。文革时期有一些电影插曲也很流行。



(歌曲 《春苗出土迎朝阳》歌词：翠竹青青哟，披霞光；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记者：就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描写农村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的主题曲。



(歌曲 《春苗出土迎朝阳》歌词：......迎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社员心里扎下根，阳光哺育春苗长......)



记者：还有反映中共红军时期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算是当年流行的抒情歌曲了。



(歌曲 《红星照我去战斗》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



记者：文革时期还有一种特别的流行曲，就是江青当年特别扶植的“革命样板戏”。



( 《红灯记》唱段--《浑身是胆雄赳赳》唱词：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乾杯万盏会应酬......)



记者：当时这首唱段很流行，而且扮演李玉和的钱浩亮也成了文革红人，一路高升，最后成了文化部副部长。类似这种情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党代表洪长青的刘庆棠也是这样交了官运。



(歌曲 《红色娘子军连连歌》歌词：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



记者：刘庆棠是江青的亲信，文革干将，在文革中迫害过好多人，后来也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词：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记者：钢琴伴唱《红灯记》本来是中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在文革的一次街头演出中临时想出的迎合观众的方法，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江青的赞许。1968年7月1日，毛泽东观看以后予以肯定。于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为“洋为中用”的创举，其地位与当时的“八个样板戏”齐名。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词：......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记者：殷承宗还有一个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年，经过江青的批准，殷承宗领导将冼星海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并且根据江青的建议，修改了一些歌词，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从而使作品带上了一些文革色彩。



(钢琴协奏曲《黄河》片段)



记者：钢琴协奏曲《黄河》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使江青对殷承宗非常满意，不仅恩准特别从国外给他进口了一架高级钢琴，并且和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也就是文化部长吴德一起作为介绍人，让殷承宗加入了中共。殷承宗成为中央乐团团长和四届人大常委。



(钢琴协奏曲《黄河》片段)



记者：不过，文革中文艺界升官升得最高的是文化部长于会泳。他曾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个有才华的教师，参加过样板戏《海港》的创作，是京剧《杜鹃山》的主要作曲人。



(京剧《杜鹃山》片段唱词：......同命运，一条心。 往年同受同样苦，今朝同把冤仇申。愿天下工农团结紧，砸开铁锁链，翻身做主人。)



记者：但是他积极追随江青，是文革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受到他打击的一个人就是后来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跃进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开千万朵......)



记者：1970年底，天津歌舞团作曲家施光南创作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由中央乐团著名歌唱家罗天婵演唱以后，在当时满天满地充满战斗性的革命歌曲之中，这首歌鹤立鸡群，一下就受到人们的青睐，传唱甚广。其实，这首歌也是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但是于会泳却说这首歌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于是，电台和电视台不再播送这首歌了。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歌词：......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睐睐睐......)



记者：我们上次节目说的李劫夫，别看他文革初期那么红，后来却进了监狱。



李劫夫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加入中共。之后一直从事中共的宣传工作。但是1949年以后，他的政治命运坎坷。1957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文革初期，他受到江青和康生等人的保护，没有受到严重冲击。李劫夫因为创作语录歌有功而保住了官，继续掌管沈阳音乐学院，只是头衔改成“革命委员会主任”。



但是，李劫夫是林彪的亲信、当时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原来的部下，因此与黄永胜关系密切。1968年春节前夕，林彪接见了李劫夫一家。李劫夫心情激动，给叶群写了一封向林彪表忠心的信，说是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李劫夫还为林彪语录谱曲，最著名的是《永远学习“老三篇”》。



(乐曲《永远学习“老三篇”》)



记者：他也为林彪的诗《重上井冈山》谱了曲。“9/13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误以为毛泽东病逝，林彪要接班，因此准备写一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这是他一生中准备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结果不仅没有写成，而且被说成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李劫夫被关押起来，他写的歌也不准唱了。



可是在1973年9月12日，他的一首歌被意外地公开演唱了一次。在这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提出一起唱一首歌，有人提出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结果，大家唱起了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歌词：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记者：这可犯了大忌了。江青说“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兴师问罪。好在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一起唱了，江青只好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候，一般演出结束时都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以，要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没事了。因为这首歌的作曲是王双印，当时是江青“文革派”的红人，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春风得意。



王双印原来是哈尔滨歌剧院独唱演员兼作曲。1964年，距离文革还有不到两年的时候，中国上下左倾思潮已经大肆泛滥。王双印为了配合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



记者：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对这首歌大加赞赏。在文革中，林彪在一次题词时使用了这首歌中的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更赋予这首歌特殊意义。《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文革的标志性歌曲。江青也曾经对他表示赞赏。



(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记者：不过，文革结束时，这些红极一时的人也都落了难。于会泳在1977年被关押期间自杀。钱浩亮、刘庆棠、殷承宗、王双印都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李劫夫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两个月之后在监狱里死去，有人说是因为他听说“四人帮”垮台而感到兴奋，心脏病突发而死。



文革宣传画和红色歌曲回来了，可是，20世纪末以来，这些当年的文革红人竟然再一次红了起来。王双印出版了《王双印歌曲选》。1994年2月28日，在哈尔滨举办了“王双印从艺45周年音乐作品大型演唱会”。据报道，王双印再次演唱了风靡文革时代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引起台下的热烈共鸣。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王双印唱)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记者：至于李劫夫，在沈阳、北京和广州，曾经先后三次举行过《劫夫作品音乐会》，反响热烈，还出版了他的歌曲集和录音。2001年的刘庆棠是广州一所大学艺术学院的名誉院长。2001年4月，殷承宗和钱浩亮在北京同台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大受欢迎。中国社会上大有一股要为这些人“翻案”的趋势。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词：提蓝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记者：文革的时候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你们认为文革流行歌曲有没有为文革服务？



杨逢时：当然，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记者：服务得非常成功？



汪成用：可以这样说。



记者：那么应该怎么评价那些创作这些歌曲的人呢？



汪成用：我还是想首先强调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是怎么评价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因为对于大多数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党文化的洗脑。他们在用自己的创作扭曲别人的同时也严重地扭曲了自己。



杨逢时：就像坐在井底的青蛙，只看到上面这么一点点天空，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就知道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没有自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艺术家个人的自由的创作天地。



记者：但是作为参与者，他们所起的作用明显比一般的人，比方说比你我这样的人，要大得多。



汪成用：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从自我反思开始。我希望中国能尽早有一种自我反思的环境。



记者：文革以后，一些人受到谴责，比方说“四人帮”。但是文革不是“四人帮”发动的，是毛泽东发动的。“四人帮”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事文革。他们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造成的影响太大。



这些创作歌曲的人响应号召，创作歌曲。我们响应号召，唱这些歌曲。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还用他们的歌毒害了别人。他们创作了这些歌曲，从精神上和思想上给人民洗脑。“四人帮”和所谓的“三种人”都受到谴责，但是这些创作文革流行歌曲毒害他人的人却没有受到谴责。



有人觉得，文艺是软性的东西，只是歌曲嘛，歌曲能害谁呀？实际上歌曲可以给人洗脑，而且是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给洗脑，作用太大了。



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脑子里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实际的世界，是10年的痛苦经历；另一个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莺歌燕舞，在歌里边。这很具有讽刺意味。



汪成用：我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尽早能够走出“党文化”的阴影，尽早能够结束中国的“后文革”时代。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叫“恶梦醒来是早晨”，可文革的恶梦在中国还没过去。



杨逢时：我也希望中国人能够尽早认清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源。这样，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不朽的、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



记者：好，谢谢汪成用博士和杨逢时博士。



杨逢时、汪成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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