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9民运与“文革”的撞脸
武振荣
1、历史事件没有任何日期

在我们中国人生活的长河中，无论是1966年的“文革”或者1989年的民主运动都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而“对于历史事件”，卡尔·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远远还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斯拉普·汉斯基·利希若克斯基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大声说道：‘历史事件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从来没有日期的”（引自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一文）。

“文革”过去了50年，89民运也过去了27年啊，但是，当我们中国人要在人民的行为里去寻找民主，而不是在当权派“政策”去寻找民主的话，那么，这两个运动仿佛发生在昨天和前天。

如果认为我上面所引述的话，是19世纪的老话，那么，我用现代一位微生物学家的话说：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已有的东西的回忆，同时，它也是一种认知，“当我们重视这段经历式，实际上对其重新组合。并且每次回忆起来都会进行重新组合。……这就是每次回忆起来都有某些不同的原因，因为它每次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不同的经历。感知的行为与记忆的行为是相同的。两者都是许多分布的碎片组合成一个自然涌现出来的整体”（引自凯文·凯利《失控》一书）。

2、第一次撞脸：“4·26社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所引发的学生运动，持续到第11日，即“4·26社论”出笼的日子，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最初在北京和长沙的学生“闹事”行为，一夜之间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质的学生运动，学生自治组织——“高自联”——在一个瞬间，发展成为一个十分老练的政治组织，取代了官办学生会、取代了学生中间的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获得了和当年红卫兵一样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不仅如此，学生们的运动并没有停留在学生的层面，他们下到工厂，下到街道，下到基层，到工人、市民和农民中去寻求支持，在某些城市，市民像学生们那样地成立了“工自联”，总之一句话，形式发展造成的运动面貌，可以说是和“文革”撞脸了。

我的看法绝对不是说学生们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一旦脱离了共产、共青团和学生会这样的体制内组织，而要另搞一套时，他们是跑不出“文革”那个大圈子的。

“4·26社论”是这么说的，“……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他们“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4·26社论”定性的运动性质是“动乱”，可谁都知道，“动乱”在当时的共产党语境中就是“文革”的同义词。“社论”中列举的上述现象，也都是“文革”现象，正因为如此，一种新生的学生自治组织，在10天的时间内就显得那么“老练”，原来它是有来头的啊！

2、普通人怎么看？

学生运动发展到5月中旬时，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学生。但是，更多的人也发现了学生们“复制”“文革'中红卫兵行为的现象。我不说别人的情况，那时我生活在陕西省咸阳市，它在1989年的运动中和其它的中等城市一样，没有什么更特别之处。因此，我说我身边的事情对于弄清楚89运动的普遍意义是有帮助的。

我是1987年，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那时，和我同时转业的战友们很多，其中的一些人，我们经常遇面，谈论问题。在讨论中，我的从事非公开“文革”研究的事情，也瞒不过交情好的战友们。就在5月18日下午约4点钟，我去上街看形势，刚出门没多久，就碰到了从西安赶回到咸阳的一位部队“老首长”，他老远地瞥见我，高高地摇着手招呼我，我快步靠近他，他满脸是汉，情绪激动地说：“嗬！老武，形势一片大好。你说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来啊！西安的大学生们了不起啊，把西安的市民给发动起来了，那么多的人走上街头，支援学生绝食，反对官倒，我亲眼所见……”然后，一般擦汗，一般谈他的西安见闻，并且还是对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

那时，我在陕西省机械研究院工作，是一个知识分子城推的单位，大家在议论目前的学生运动时，许多人都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然在那时“文革”已经被官方的“动乱”圈点，但是，没有几人人认为它是“动乱”，可见这个不得人心的“4·26社论”非但没有起到压制学生们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人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一个被压抑的中国人的民主记忆在这里，好像一下子给清醒过来了，“一切法权经由斗争而取得”的道理，在没有人用语言阐明的情况下，大学生们却运用自己的行为给阐明了！

3、1989年5月18日，我经历的一次辩论

5月18日下午，我到了咸阳市中心广场——“人民广场”（以后改名“505”广场），那里聚集着近上万名群众，原来是西安市30所高等院校“高自联”组成的一支“大学生演讲团”来到了广场，他们在广场的大读报栏的顶端，架上了高音喇叭，由男女同学分别发表演讲，阐明大学生们为什么要绝食？为什么要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什么要反对官倒等问题，并且呼吁咸阳市民和学生一样的投身到要求民主的这一场伟大运动中去。

这样的事情被我碰上了，我当然是一个用心的听众，但是，我心里特别清楚，我自己是市民，这是学生的运动，我显然会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绝不想冒然去参与它。我一边听着学生们的演讲，一边在暗暗地为他们“鼓掌和加油”。

大约过了40多分钟，在靠近演讲台的地方，一位身着工商管理服的中年人突然间冲着台上演讲的学生，大声嚷道：“同学们，你们停下来，我有话要说。”台上学生的演讲没有被他的话打断，另外的一个男学生十分客气地回答他：“师傅，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那人说：“同学们，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我也曾经是一名大学生啊，你们得停下来，听我一言啊！”

突然出现的情况，可能是演讲团的西安大学生们始料不及的，无奈之际，学生们停止了演讲，五、六个男同学从演讲台上跳了下来，倾听这一位咸阳市民的意见。可这位老兄，见自己的话已经起了作用，便有几分得意，用得理不饶人的口气说道：“同学们，你们这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啊！你们是在犯法啊！”听到这样的话，演讲台上的学生们一头雾水，一下子给蒙了起来啊！他们心想：咸阳市还出这样的人啦，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于是，学生们和这个人就展开了辩论。

学生们是初出茅庐，他倒是“胸有成竹”地斥责学生：“4·26社论不是说得很明确吗？你们就是在搞动乱，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再一次地引入到类似“10年动乱”的深渊中去啊！只是你们年轻，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他稍作停顿，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今天的你们一样，也是一腔热血地搞什么革命？也像你们这样地在全国各地搞串联，写大字报、小字报，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搞红卫兵组织……”这样的情况学生们一时间还难以应对，于是七嘴八舌地说道：“我们的行为怎么会是文化大革命啊，我们的高自联和你们那时的红卫兵完全是两码子事，你不要混淆视听！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求民主，我们是……”

这样的辩论持续了有20多分钟吧，那位“咸阳市民”带着威胁的口气说：“同学们，我劝你们悬崖勒马，赶快回西安去，别在我们咸阳市闹事。……我不客气地说，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此时此刻，我抱着双手，一直在听的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张口说话了。

诸位，如果你以为我和那位“市民”就学生们的行为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展开辩论？便低估了我的智商。我在此前虽然写作了几百万字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书稿，可是，在这个“政治”的而“非学术”的辩论中，我根本不谈文化大革命，而是选中了那位“市民”话中的弱点，把辩论转到法律的层面。于是，我放开了一种紧抱着的双手，冲着学生们大声说：“同学们，我也是一位咸阳市民，你们听以下我的意见怎么样？”学生们楞了一下，在想，是不是又冒出来一位反对者？我看出了学生们的心事，第一句话就说：“同学们，我支持你们的行为！”然后，我用手指了那位“市民”，对学生们说：“他说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请你们问他，你们的行为违法了那个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同学们听出我话的意思，欲待发问，广场上喧嚷一时的气氛霎时安静下来……，特别的安静，人们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

我的突然插话，也打断了那位市民的思路，他滔滔不绝的话，顿时给刹住了，没有等来他的回答，我向着学生们大声说道：“他说你们行为违法，他拿不出法律来；我认为你们的行为合法，是说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我的“35条”一出口，那位市民给蒙了，我估计他一时不知道“35条”是什么，所以灰溜溜地溜走了，消失在茫茫人群中之中……。我为学生们的几句辩护，赢得了广场上人群的齐声叫好。

4、“8老”怎么说的？

众所周知，在1989年的伟大运动中，以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陈云、王震等为首的“8老”小集团，以“顾问”的身份发动了政变，夺了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的权力，用非法的手段，操控了国家机器，派出正规作战部队对付学生和市民运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正在进行的学生运动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他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变成为“落水狗”的人们，为了避免他们被再一次“软禁”（邓小平语）的命运，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血腥地镇压了运动。

1989年4月20日，彭真打电话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同一天，王震打电话给邓小平：“小平同志啊，这些学生要造反啦！”4月26日，何东昌在国家教委会议上说：“要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们鼓动起来。”

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用枪炮，用拳头棍棒也可以打得很凶。”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老奸巨滑的薄一波说：“这几天为声援绝食而连续进行数十天的游行，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的年代”。

同一时期，身在上海即将要比“8老”拉出来充当新接班人的“江泽民就非常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重新出现，他十分忧虑地念叨：“工总司有100多万人呢”。言下之意，上海的工人一旦被学生鼓动起来，天下就会大乱。（见张伟国《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人——李先念——在5月20日的“八老会议”上，竟然抄着毛泽东的口气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语言说：“我老早就说过，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

读者们，如果说李先念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他们认定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已经坐上了赵紫阳这样的“小毛泽东”，就使它的面目可以辨认的了。（引文见我在2005年2月写作的《89民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所以，我有理解判断：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小集团决定镇压运动时，不只是看到了运动的当下情况，而是看出了和看透了正在飞速发展的运动之未来面目。（引自武振荣《89运动再探》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7/05/200705300835.shtml）

5、教授讲课时，说什么？

1989年7月中旬，我参加了陕西省机械工业厅举办的政治干部学习班。学习班上，要求参加学习的成员端正对“89动乱”态度，并且要大家深刻认识镇压“89运动”的“正确性”，一句话，是在做所谓的“89运动”善后工作。

当时，学习班请来陕西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欧阳先生给大家讲课，他所讲的内容，我现在都能够回想起来，凭记忆录在下面：

今天4月份，一股妖风在我们校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一时间，我们学校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现象，学生们到处贴大字报、小字报，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学习当年红卫兵的样子，非法组织起来了，成立了什么高自联，疯狂地夺了学生会的权，把学校的党团组织“一脚踢开”，自己闹起来了……这和当年的红卫兵行为有什么区别，完全是如出一辙啊！

他们不上课了，走上街去要求什么“民主”？反什么“官倒”？这不是胡闹是什么呢？他们还学习红卫兵搞“大串联”，我们师大的学生们像疯了一样地涌向北京。当时，我们这些老师，也是出于善义地保护学生的目的，陪他们去了西安火车站。一进站，我一看，天啦，黑压压的一片学生，像一窝没有王的蜂，我当时脑子一下子就好像爆炸了一样，自己问自己：这不是又回到了23年前文化大革命中去了吗？当年的陕师大红卫兵上北京的情形我亲眼所见，和今天的一模一样，分毫不差啊！

提起文化大革命，我为什么头疼呢？同志们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了2年零4个月的牛棚，如果这样闹下去，没完没了，我恐怕要第二次被关牛棚啊哦（笑声）。

因此，邓小平为首的老同志们的“平爆政策”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和支持，你们，也应当和我一样啊！文化大革命“10动乱”把我们的国家引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坐的各位谁不知道呢？我们国家要是再次陷入“动乱”，可不就完了吗？——教授如此说。

大课堂上是这样讲的，但是，每到分组讨论，大家却用不同的语言，在为89运动中的学生们辩解，并且对动用军队对付学生和市民的行为纷纷表示质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才发现共产党控制人心的时代终结了。人的语言你可以控制，但是那颗心，共产党人控制不了啊！

6、为什么学生运动不犯法？

89民运一个有待解释的现象是，从4月15日学生运动开始，一种到6月4日镇压为止，学生运动、学生组织和学生的大串联行为，都被一个不成文的法律保护着，那就是学生运动不犯法！高自联组织在被“4·26”列为“非法组织”后，它非但没有被取缔，而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了，一直到6月4日，几乎所的大专学院都成立了高自联。

高自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没有一次被暴力取缔，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现象是，大学生们的运动带动了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中等城市以上的中学、小学的同学们几乎都以大学生们为榜样搞了游行示威。就我所在的咸阳市为例，市内的所有中学和小学都参加“声援绝食大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没有一个学校例外。可是，这样的游行示威活动不但没有遭到警察的禁止，反而得到了警察们的全力呵护，在长长的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外，都可以发现维持纪律的警察身影——这样的现象如果进入不到研究者的研究范畴，就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了。

我记得那时，我们单位子弟小学的学生们也上了街，游行结束后，一个手拿“打倒官倒”字样的三角小旗的小学生，从我面前经过，我问他：“哎，小家伙，官倒是谁呢？”他笑着说：“我还想问你们大人呢？”

前几年，我在和朋友们讨论“89民运”时，曾经提出上述问题？为什么学生运动不犯法？朋友回答我：“这可能和共产党人对1919年的学生运动的历史肯定有关系，也可能与共产党对1935的‘12·9学生运动’的评价有关系啊？”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理由是，“5·4运动”和“12·9运动”虽然在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中，得到明确的肯定，被认为是“革命”的运学生动，可是，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大学生们站出来“鸣放”，不就是同样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吗？那时，也发生了大学生的游行示威，结果都被疯狂地取缔了。所以，导致学生运动不犯法的不成文法律，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1966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说法，从此之后，它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了。

邓小平复辟后，虽然“全面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文革”中的这一条不成文法律却没有被否定。89学生运动其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4月15——6月4日）取得了合法性，就凭的它啊！那时，工人、市民、农民一上街游行示威，立马被解散，组织人被逮捕，“工自联”一成立，立马被取缔，只有学生和学生组织例外啊！

7、关于工自联

1966年以后，中国社会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所有在中国欲创造运动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或者不约而同地成立自治组织。这个不成文的规则其实也始于“文革”。

自治组织——顾名思义是：运动者“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组织，它具有时代的特性，是一种分布式的存在。因此，它在没有“上级”的情况下，可以自我复制、自我创造，它拒绝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组织”，它自始至终都是自由的和民主的。在1989年，工自联在各地的试验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留下的传统和精神却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

在中国不允许反对党公开存在的情况下，它是可以顶破专制主义土壤的非常的生命力量！同时，它也为以a后中国的多党制培养着自由和民主的新土壤。它产生于1966年，完善于1989年。
2016年4月27日
《博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