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艺术疯子一张其开>>

                                               一一薛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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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我和達星一起散步，他告訴我薛明德在北京引起了轟動。我一點也不驚奇就像聽說他進監獄或瘋人院的反應一樣。我對達星說，他最終必然失敗，就像一架沒有着陸裝置的飛機，遲早會墜毀。

1977年年底，幾位年輕藝術家湊了些銀兩，送薛明德登上從重慶到北京的快車。那年頭，一張遠程火車票就是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他怎麼帶带近百件油畫作品無票抵達北京的，至今還是個謎。不過這對他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這和家庭遺傳有關，和亂世中國的難民遷徙有關。他天生就具備超人的生存能力。
到了北京，他直奔文化部接待辦公室，把一大摞油畫憤然摔在地板上。這些藝術品遠遠超出接待人員的知識範圍。他們小心冀冀提出質疑，被薛明德用四川普通話痛斥一通。辦事員自知人微言輕，發現這位來訪者並無心跟他對話，便問他有何進一步的要求。這下薛明德可來勁兒了，他提出最起碼要一位副部長級的領導出面，他才能全面闡釋自己的藝術主張。接䋠他宣稱這些藝術作品是世界頂峰，而他本人就是居於頂峰的曠世奇才。

在關鍵處他作了一個形象類比，自稱是“藝術界的陳景潤”。這招兒很靈，頓時把接待人員唬住了——若真是如此，那非立功受賞不可。於是“藝術界的陳景潤”被層層報了上去。不久，一位副部長接見了薛明德。在權勢面前，薛明德變得溫順乖巧。副部長對那些油畫作品久久凝視後，聲明自己不懂藝術，並最終鼓足勇氣問：“你的畫我怎麼看不懂？”薛明德狡黠地笑了——看來人人都會鑽進這預設的圈套：“你看得懂陳景潤的1+1的數學難題嗎？那是數學大師哥德巴哈提出的猜想！”陳景潤正成為中國新的勞動模範、知識標準和政治符號。這反問式的回答讓副部長感到滿意，所有疑問䉛消雲散。接下來是薛明德藝術文學哲學的狂轟亂炸，高密度的陌生詞彙徹底顛覆了副部長的傾聽經驗，好不容易才打斷那滔滔不絕的演講，問他有何願望和打算。這位曾是四川美院附中一年級的學生毫不猶豫地說，他要在中央美院建立藝術工作室，由他本人招收研究生為中國培養世界級大師。副部長很欣賞他的雄才大略，但表示要請專家們論證後才能決定。

上面这一大段胡编乱造的文字,我就让它晾在那儿,我只管飞速前进,我只当在前进的路上是一条光荣的荆棘道,大道不平我历经坎坷,披荆錾棘,这里的张其开不就是荆棘丛中的一根毒刺么?!

在北京等待期間，《法國農村風俗畫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薛明德如魚得水，每天站在古典主義經典作品前即興講演，被觀眾圍得水泄不通。他在京城文化圈內名聲雀起，不少研究機構和大學請他去講演。他口若懸河，語無倫次，卻征服了無數“粉絲”，大
家都被他詞語的轟炸震住了。
薛明德在京的故事在重慶廣為流傳，並有各種版本。我聽後暗自發笑：可愛的中國要亂套了。
文化部有關部門徵求了中央美院專家們的意見，只有他們才知道藝術界根本不存在與陳景潤相提並論的人物。薛明德工作室的計劃落空了，但教授們則表現出新時期的寬容，提議讓他報考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生。而薛明德在重慶就揚言過，他是凡．高式的人物，他的工作室要像著名油畫家候一民那樣的水準才可錄取。從研究生導師降格為普通考生，這對他來說無疑是莫大的羞辱，理應拒絕，他卻在精心盤算後欣然答應了。於是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生招生辦兩個大印的通知書寄到他的居住地。
作為前四川美院附中一年級學生，薛明德從沒在寫實上下功夫，根本無法邁過中國文學藝術研究院的鐵門檻。他勃然大怒，如此羞辱中國的凡．高，這回他可要一反到底了。

乘上熟人车长,乘务员热心接待免费的京快10次列车到达北京后,我就直奔中国美术馆,每天天不亮就排队购买人民币2元钱门票,在那近1个月里,我每天都泡在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厅里,这时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来。

第一件,我在购票排队时,一个叫简崇民的川美附中同学,罗中立同班,后来在四川画院成了国家级专职画家,突然来到我的队伍前,向我要求插队.我当然不充许,恕目而视,这时他心里应当想起当年,1978年8月他伙同罗中立等6个造反派同学在青天白日下,以暴力胁迫,抄了我的家、抄去了82本画册及部份书籍和私人财产。之后又以我伙同社会黑势力暴徒去抄了罗中立的家,在我返校复课闹革命时,罗中立唆使了10多个同学对我施以暴行,打得我死去话来,剃了阴阳头,这个当年的打手的出现,恕火中烧的我,让他不得不逃之夭夭。

第二件,在展厅中出现了一个叫蔡循生的同班,身着军服,他毕业后在54军政治部当宣传干部,当他看我的身周围有数不清的人正安安静静的听我讲解展厅最后部分的画作时,第一件是马奈的风景,接下来有西斯莱的林荫小道,德兰的风景,我还曾在现场临摹了好几幅画,其中就这几件,是用油画棒完成的。

事件爆发了,蔡循生仗着他一身军装,还有他身边四·五个同着军服的同道,涨红着脸咆哮开来,说我在祖国心脏正在进行反革命宣传,用那一套在运动中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散布现代艺术形式主义的正当性,与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格格不如,我们大家要查亮眼睛,识破这个人的阴谋,抵制他的反动言论.

观众中没有一个人站在他哪边,并为我鼓起掌来。蔡循生左顾而右盼,想说服同着军服的同道,可是,我看见他们正在极力劝说蔡循生赶快结束争论,走人。恼羞成恕之下,他善不罢休,快步朝向警卫处跑去,他要去向当局报告,展厅里有人正在进行反革命宣传。

这时,在我面前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告诉我快离开这里是非之地,可能会发生的对我不利的事情我并不打算离开,我看到有这么多热心的观者都与我站在一起。对我说话的两人,一个叫梁和平,正在中央乐团,另一个叫王嘉南,正在哈尔滨画报社.梁和平要求我立即跟他们走,这样,我在他们接待下才有了住宿之所。

第三件事,之后,美展馆的职员来找到我说,我任何时候进馆都不需要排队买门票了。

笫四件事,在这一个月里通过我在展厅里的宣讲,讲印象派画史,讲现代艺术的兴起,还讲印象派画家们的故事等等,中国美术馆成为了我布道,宣扬现代艺术是我们必由之路的讲坛。其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与我合影,还有人给我留地址,欢迎我去作客,还有许多北京的艺术爱好者与我交上了朋友。

1977那几年是我最艰难时期,为了生计,养家活口,我什么活儿都干过,乘坐短途免费火车离重庆200公里外的郊县去,被当时叫做投机倒把,运输农付产品到重庆城去贩售获取差价,所以才有了生活费,儿子木林还小,诗人闫家鑫因出身论而无工作,除了养家糊口,也有了买书的资金。

1978年3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同时,中央美院油画系招考研究生,我决定赴京赶考,随身携带了20幅油画作品,它们都是画在一种瑞典进口的硬纸板上,本来的用途是包装公司生产纸箱的,被我拿来派了用场,这里面隐蔽的故事留在下面,现在直奔北京去。

我对自己有一种描述,总是做了再想,不是深思熟虑后才行动,往往不计后果,换句话说,我生存的空间险象环生.比如当地政府就把我叫去,是在一次无证抄家后搜去了数百本书籍,内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约翰·克里斯多夫》,《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还有我从学生时代保存下来的20多本日记,笔记和我正在写诗集.关押100天被释放前,警官说是为了我好,不想看到我再往危险的道路滑下去与人民为敌,为此,举了一个事例:你本来有大好前程,党和人民培养了你,你本应该俸公守法,可是呢,你找了个被共产党镇压的反革命子女结婚,你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也应为下一代考虑,就学就业是要通过政审的!

我把这一席教导当作了耳边风,之后,我要求退还抄去了的书,抄去了的笔记本,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仓库替你保管,你写的那些东西有反动之嫌,还是不保存为好。关于这一事件连同过去的一切不幸,我在1979年3月4日接受路透社驻京记者采访时都一一披露了,后继发生了重庆政府受到了来自北京的警示后,我所在的小龙坎街道办事处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户籍警也表示过去对我有造成伤害的作法,不要再纠缠不清,你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政府会大力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