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政策是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美国现在并没有寻求，也不应当尝试这种政策。在冷战的初始阶段，遏制意味着对苏联进行经济孤立，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地区性联盟则要制止苏联的军事扩张。后来，让“遏制之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感到懊恼的是，这种观点催生了“多米诺效应”理论，而后者促成了越南战争的升级。
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指的是，几乎不进行任何贸易，也几乎不进行任何社会联系。然而，如今的中国绝非当时的苏联。中国并不是在争夺世界霸权，而且美中之间不仅贸易额巨大，两国还有大量学生和游客的交流。
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我1994年在国防部参与制定东亚战略时，我们拒绝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有两点。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它将来必定就会成为敌人。如果把中国当做朋友，就会为迎来更加和平的未来创造可能性。
我们设计了一个“融合但两边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有点类似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信任但核实”(trust but verify)策略。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接受中国的商品和游客。但在1996年的一份声明中却重申，美日两国战后签订的安全条约，是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基础。克林顿总统还开始着手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以冲抵中国崛起的影响。
这个战略赢得了跨党派的支持。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往来的同时，持续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他的副国务卿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曾阐明，美国将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并将它当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奥巴马面向亚洲的“再平衡”，涉及将海军资源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但也涉及贸易、人权和外交举措。作为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去年11月说，美中关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竞争的元素”。
亚洲不是铁板一块，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的关键。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国家，不希望中国主导一切，因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除非中国能够成功地提升其“软实力”，从而吸引盟友，否则中国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提升，可能就会让邻国出于忌惮集结在一起，从而冲抵中国实力。
相当规模的美国军事和经济存在，能够帮助维持亚洲的力量平衡，塑造一个激励中国开展合作的环境。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中国人错误地相信，美国陷入了永久的衰落之中，而这提供了新的机遇。这种想法的一个后果是，中国恶化了与日本、印度、韩国、越南、菲律宾的关系，这一失误印证了“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说法。
但美国朝向亚洲的再平衡，不应太过强势。我们不能忽视凯南对过度军事化的警告，应确保中国不会感觉自己受到包围或面临危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够合作抗击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从而实现共同受益。
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的能源，我们应当对海事监管展开磋商，确保船只自由航行，并将中国包括在太平洋海军演习中。我们应当帮助中国开发国内的能源，如页岩气，也应当鼓励中国和日本重新启动2008年的一项联合勘探海底天然气的计划。我们应当阐明，如果中国满足一定的标准，就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这是一项针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提议。
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小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教授，曾为五角大楼官员，其著作《总统领导及美国时代的创造》(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即将出版。
发表于 2013-1-29 08: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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