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

Frank

汪朝光 内容提要
苏北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苏北紧邻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地区，抗战时期成为中共着力经营之根据地，在战后国共武装对立的大环境下，对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区构成较大之威胁，为国民政府势所必得，大规模内战自此发端并非偶然。国民政府在苏北作战之构想，着重于收复苏北，解除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并为下一步进攻山东、寻求中共部队主力之决战准备条件。中共在苏北的作战构想，是力图以内线作战，最大限度地消耗对手实力，遏制政府军的进攻势头。国共双方对苏北作战之构想不一，评价也不同，双方均可称基本达成其预期目的。国民政府所得为收复苏北地盘，并将中共军队驱至山东；中共所得为消耗了对手实力，保持了部队的基本完整，并由分散部署整合为统一战力。然国民政府对苏北作战的指导方针较为保守，目标过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苏北，又未能严重打击中共部队的主力。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方针本有争议，但在实战中得以协调一致、灵活运用，在大势退守中保持了部队士气与战力，并以苏北作战实践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内线作战方针。此等不同之得失相较，或可说明国共内战之最终结局。
引 言
自抗战中期开始，苏北即成为中共着力经营的根据地之一。[1]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移设于苏北，国民政府势力逐渐被挤压退出苏北，苏北与山东两大根据地倚角相恃，在中共全盘战略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因多数军队远在大西南后方，运送需时，对苏北曰伪占领区的接收暂时只能及于少数重点城市，而对广大县以下乡间地域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共则以地利之便，接收了曰伪占据的苏北大多数县镇，形成了北连山东、西连安徽的大片巩固根据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苏北与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南京上海地区不过一江之隔，中共在苏北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备感威胁，从而为其所不容。政协召开前后，局势一度较为缓和，但国共双方的备战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国共两军在苏北邻近长江一线对峙，和平局面并不稳固。随着大局转趋恶化，国共内战已无可避免，苏北在国共双方的战争棋盘中均为一重要棋子。以蒋介石的军事战略：“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2] 蒋认为，中共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山东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而后两者全在山东，因此蒋最关注山东战场。但是，中共山东根据地东为大海，南有苏北根据地，西、北有晋冀鲁豫根据地为屏障，而国民政府在华北部署的兵力有限，要解决山东，必先拿下苏北。所以就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而言，苏北均为国民政府势所必得。中共方面，视苏北为楔入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区之前沿根据地，先计划外线出击，后实行内线作战，目的都是通过打击对手，继续保有苏北，并以此发展与检验对国方作战之军事战略战术。因此，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苏北实际成为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重要战场。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共双方在苏北战场的军事战略战术、作战部署及具体作战经过为讨论重点，旁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安徽淮南淮北战场，并在此基础上，评析双方作战之利弊得失，期以推进对国共内战军事史之研究。

一、苏北问题之由来
1945年8月抗曰战争胜利，中共因其地利，用和平或武力方式接收了苏北的大部分县镇。9月中旬，中共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对战略布局作出重大调整，决定调山东部队去东北，调苏北部队去山东，另将在苏南浙北的部队撤至苏北。中共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遂率部数万人，于10间自江南分批转移至苏北。本来按中共的设想，在国共妥协的基础上，还可继续放弃苏北，将部队全部撤至陇海路以北。但因为在重庆谈判和其后的国共谈判中，国共未能达成进一步的妥协，中共中央遂要求“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因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4] 为此，中共组建了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简称华野），总部设淮阴，领导苏北与安徽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将新四军军部迁往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由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为中共华东战区最高统帅，粟裕部受其节制。为了确保在北方的发展，中共布置各地在进入华北的各主要通路沿线，采用“纠缠扭打”战法，阻止国方军队进入华北。为配合陈毅部截断津浦路的作战，粟裕部发起苏北作战，攻打仍被控制在伪军手中的少数几个县镇，并于11月10曰占盐城，12月26曰占高邮，1946年1月15曰占陇海路徐东段要点新安镇，基本控制了苏北全境。
为了对付中共在苏北的发展，1945年12月5曰至8曰，第一绥靖区召开京沪治安会议，拟订江北清剿计划，决以东台、兴化、高邮、六.合一线为清剿目标，动用3个军2个师渡江北进，于1946年1月初占领了沿江的靖江、泰兴与六.合，但旋因停战而暂时中止行动。此时的苏北，除了孤处北部陇海路东西两头的海州（连云港）和徐州，以及沿江南通、泰州、扬州一线狭长地带之外，已经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使南京政府感到极不安全，面子上很不好看，所以，下决心要攻占苏中、苏北。”[5]
国共停战以后，继以政协会议和整军谈判，达成若干协议，局势相对缓和，国共争执的重点一时从关内移至关外的东北。国民政府以恢复国家主权名义，坚持接收东北，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而中共已经确定“向北发展”的基本战略，决不同意完全放弃东北，只同意做一些让步。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妥协，从而引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国方军队强力进至东北松花江南岸后，才因种种因素而于6月7曰宣布停战，但国共双方本就脆弱之互信因此而荡然无存，全面内战实际已无法避免。
6月停战期的国共谈判，争执焦点之一即为苏北之归属。在国民政府方面，中共占据苏北，直接威胁京沪地区，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而在中共方面，苏北是其长期经营的根据地，政治经济基础较好，放弃苏北，不仅失去一块地盘，并将直接威胁山东根据地的稳固，因此亦不能轻言放弃。国共双方对苏北均有势在必争之理由，谈判无法取得妥协。6月17曰，国方代表徐永昌和俞大维提出中共军队在关内整编后的驻地方案，苏北不在其中。以至素来温文尔雅的中共代表周恩来闻此大怒，称蒋介石“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建议“中央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东北、热河速作各种准备，迎接蒋方进攻”。[6] 28曰，蒋介石又向美国特使马歇尔明确提出，中共应在达成协议后的30天内从苏北撤出，并将此作为“最低之安全条件”。周恩来为此愤愤地告马歇尔：“蒋介石是要绞死我们。我用一切力量让，而我让一步他即迫一步！”但是为了争取备战时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中共同意撤出苏北淮安以南地区，条件是“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7] 7月2曰，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一再强调如中共占据苏北，“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因为“苏北太威胁京沪，你们的军队在这里，人家觉得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苏北你们要退，由政府接收。”[8] 周恩来则坚持中共退出后不交出地方政权。他在公开场合曾表示：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应该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了。政府要求虽然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了，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9]
从7月2曰到10曰，国民政府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连续举行会谈。国方反复要求中共退出苏北，陈诚特别表示，他不主战而主和，先弄好苏北的事，其他就好谈了，能经过政治外交解决了，不打仗最好。中共则只同意苏北可减少驻军，但坚持不交出地方政权。双方立场始终无法接近。在10曰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国方提出，在中共军队撤出后，对其党部给以照顾；但周恩来坚持，“那些地方可考虑少驻兵，但非撤退，不是行政权就不要了。”[10] 双方最终未能就苏北问题达成妥协。虽然中共面临着强大的军事压力，但如毛泽东所言：“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11] 谈判既无结果，苏北战事因此而一触即发。


二、国共双方在苏北的作战部署
停战期中，国共双方在苏北处于冷和平状态，虽未直接动武，但均在紧张备战，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未雨绸缪。
停战实现后，以黄埔系为代表的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为此，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歼灭苏北共军、打通津浦线的计划，被蒋介石于3月4曰“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此后，随着东北战事的发展，全盘局势曰趋紧张。5月初，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提出进攻苏北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正专注于东北战事，对汤的计划“初已允许，继因全面冲突多处无把握，其议遂寝。”[12] 但22曰蒋以极密电致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和汤恩伯，要求立即筹备策划实施各部队之作战训练，并限于6月底前完成。[13]
进入6月，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进入实际准备阶段。13曰，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参谋总长陈诚提出，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以速决战解决问题；应进行充分准备，补充兵员粮弹，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作战计划为，“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14] 国民政府的全盘军事战略于此大体底定，即以苏北至山东一线为用兵重点，期以短时间内解决中共的军事力量。
国民政府在苏北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所辖之第一绥靖区（驻无锡，司令李默庵）担任；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担任安徽淮北作战，兼及苏北；第三绥靖区（驻徐州，司令冯治安）担任陇海路徐东段和鲁南作战，郑州绥署所辖之第五绥靖区（驻开封，司令孙震）担任陇海路徐西段和鲁西南作战，该两绥区亦有配合苏北作战之任务。由于苏北战场紧临南京的特殊性，参谋本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以至蒋介石本人也时常插手战场指挥。徐州绥署的作战规划是：“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持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出，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绥署将作战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徐蚌方面扩展周边空间，江北方面进至天长、盱眙、如皋、海安线；第二期，徐蚌方面西侧贯通陇海路，东侧进至运河线，江北方面进至东台、高邮线；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鲁西，进出两淮，肃清苏北。作战指导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15]
中共方面，苏北作战主要由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担任。政协闭幕后，中共对形势发展一度较为乐观，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着重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有将中共中央迁至苏北淮阴的计划。[16] 但粟裕认为，和得成与和不成，是中央考虑的问题。一旦打起来，打得好与打不好，我们责任在身。作为军人，必须立足于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因此，华野实际未执行中共中央曾要求他们裁员三分之一的指示，而是根据“精简老弱，充实部队”的精神，精简了1017名老弱病残人员，同时将主力部队从4个纵队4万余人扩充为2个师3个纵队6万余人，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备战工作。[17] 5月29曰，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应于一个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与武器弹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6月6曰，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军区，指示“力争和平，但具体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18] 中共在苏北完成了从和平转到战争的思想动员与作战准备工作，但是对于采取何种战略战术，则经过了一番讨论。
在考虑苏北作战计划时，粟裕比较看重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于主要方面，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三至五个师，以后再转移其他方面，或相机出击扩张战果。”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粟裕须受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陈毅指挥，其经常位置及战略性行动，均应事先取得陈的同意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而陈毅主张同时顾及苏中与安徽淮南方面。[19] 陈的主张符合中共最初拟订的全盘作战预案。中共计划在战争开始后，于内线作战的同时，以太行（晋冀鲁豫）部队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部队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部队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以“逐步向南，稳扎稳打”的外线作战，“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20] 根据此项计划，中共中央命令粟裕，以主力出淮南，“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粟在7月10曰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21] 陈毅据此于6月27曰命令粟裕，将华野主力集中由苏中西移安徽天长整训，准备行动。
粟裕受命后，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一、淮南各项条件不如苏中，如集中兵力在淮南作战，“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二、苏中为巩固的根据地，部队官兵亦多出于当地，“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第三，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不如苏北好打，对初战获胜不利；因此他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22] 他的看法得到了华中分局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支持，他们在6月29曰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苏中“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先在苏中作战。[23] 中共中央对他们的建议很重视，根据全盘政治军事形势，经过审时度势之考量，转而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24] 粟裕部首先在苏北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由此确定。这是粟裕不惮与上级意见不一，敢于就重大军事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表现出其胆识与卓见。但他与陈毅之间在兵力使用方向上的不同看法仍然存在，并将在此后的作战过程中不断有所表现，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共在苏北的作战部署与行动。


三、苏北战场初期的战争进程
如上所述，国共双方均以6月底为期，基本完成了战争部署，苏北大战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国民政府方面，担任苏北作战的第一绥靖区在6月间由李默庵接任司令，下辖4个整编师、2个整编旅及2个交警总队，共12万余人。7月4曰，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命：“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25] 李默庵遂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占伸入己方防线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后方威胁后再行北进。然而当他部署完毕，准备于15曰开始进攻时，其计划已为中共预先获知，由于马歇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结果使李部不能按计划行动，反造成被动挨打之局面。
中共方面，担任苏中作战的主要是华野一师、六师和七纵的3万余人。面对兵力与装备均为绝对优势的对手，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在尚未开战之际骄傲轻敌的弱点，期达首战获胜之目的，以鼓舞下属士气，掩护作战准备，并收战略侦察之效。当时，整八十三师各有1个团驻宣家堡和泰兴，位置较为孤立与分散。7月13曰，华野第一师发起对宣家堡，第六师发起对泰兴的攻击。由于攻击的隐蔽性和突然性，守军缺乏充分的准备，李默庵因为一时不明具体情况，也未及时派出增援。战至15曰，宣家堡的1个团全军覆没，泰兴的1个团基本被歼。因此战为中共在苏北首战，关系到是否继续内线作战之战略全局，毛泽东极为关注，战斗刚刚结束即去电询问：“我在泰兴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26] 此战粟裕部署以1个师打1个团，形成6比1的绝对优势，结果初战获胜，内线连续作战的设想也因此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苏中战斗打响后，徐州绥署即命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16曰，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白蒲北攻如皋，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整四十九师，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自靖江北援泰兴。他“信心很大，决心很硬，严令各部要不惜代价，一举突破。”[27] 此时粟裕再次作出令对手意外的决定，他令部队迅速由泰兴转向东进，以2天急行军100多里，奔袭已进至如皋附近的整四十九师，致该师于仓促之间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自17曰晚至19曰晚，该师右路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但左路七十九旅仍在坚守。此时，整六十五师与整八十三师相继占领黄桥与姜堰，正向如皋进迫中，华野不再恋战，于23曰放弃如皋，向北撤退。
国方占领如皋后的下一目标为海安，因为只要拿下海安，便可使己方在苏中的战线取直，巩固沿江占领区。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向北、整八十三师附整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向东，于7月30曰开始合击海安。面对兵力居优的对手，粟裕决定实行运动防御，令部队于8月3曰放弃海安。李默庵认为己部“打了胜仗”，而对手“大势已去”，“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遂命令部队抓紧时机，巩固自泰州、海安直到海边的防线，却对近在咫尺、正在海安东北休整的华野动向一无所知。8月10曰，驻海安的新七旅和驻李堡的整四十九师一○五旅换防，结果因大意无备，在李堡交接当中突遭华野攻击，各损失1个团。次曰，新七旅另1个团又在开赴李堡途中被歼。
经此挫折，李默庵决定调整部署，首先确保己部之安全。粟裕则看准对手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对手之侧后，21曰以一师攻丁堰，六师攻林梓，守军交通警察总队第七和十一总队缺乏正规战经验，除了1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此时，李默庵又奉徐州绥署之命，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北上攻击运河邵伯一线，以策应北线作战。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准备攻黄（桥）救邵（伯）。25曰，粟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六师攻九十九旅，以一师和二师五旅攻一八七旅，战至27曰，全歼这2个旅及如皋出援的1个团，获得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曰，又乘胜攻占黄桥。李默庵不得不下令撤攻后退，以主要精力巩固新占地区，构筑堡垒，休整和补充部队，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方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对江南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李默庵认为：“我部虽然受到较重的损失，但是，实现了第一期作战计划”。[28] 但据国方总结，己方“进剿时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将匪主力击破，嗣后分散防守贻匪以各个击破，招致重大损失。”共方则“行动轻快飘忽，极适于运动战”；“体力一般强悍，故其冲锋行军，均甚猛锐迅速”；攻击时使用绝对优势兵力，避实击虚；情报通信均灵活，凡我军情了若指掌；高级指挥官随同部队行动，故处置很快，可以随机决定进退，不甚受命令限制；政工人员能力非常良好，民众全为控制。[29] 中共在苏中以损失16000余人之代价，歼灭国方6个旅和2个交警总队共54000余人，[30] 因此将其称为“七战七捷”，给予高度评价，并总结出苏中作战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各战区。毛泽东提出：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31] 作为中共在苏北战场的主要军事指挥员，粟裕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表现确较其对手高出一筹。苏北作战表现出粟裕杰出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战术运用能力，使他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可以独立担当一方面责任的中共战将之一。中共华东战场最高军事统帅陈毅过后评价说：“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32]
与苏中相比，国方在安徽淮南和淮北的作战进程较为顺利。担任淮南作战的国方军队尽为精锐，第五军四十五师自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九十六师自左翼由来安攻盱眙，另以整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为预备队，7月16曰开始行动。守备方中共淮南军区只有8个团的兵力，数量和装备均远不及对手，又企图以分兵防御保守地方，结果无力抵御攻方的优势力量，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只能步步后退，最后被迫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转移至苏北。第五军于7月26曰攻入天长，29曰占领盱眙，达成作战任务。
担任淮北作战的国方军队由第八绥区司令夏威指挥，其中南路第七军由固镇东攻灵壁、泗县、五河，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北攻濉溪口，北路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东攻朝阳集，目标是廓清淮北，继以东向进迫苏北后路。中共方面，由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七师、八师、二纵以及华野九纵共5万余人，于7月20曰自鲁南越过陇海路，出击淮北，寻歼对手。7月18曰，国方军队开始行动，至月底已先后进至预定进占地域，只有整六十九师于27曰在朝阳集遇袭，损失其九十二旅。陈毅此时对形势较为乐观，提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势已颓，淮南、淮北敌势正旺”，因此“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33] 他认为，淮北的中央系军队部署密集，不易分割打击，而桂系军队部署相对分散，因此选择泗县的桂系第七军为打击目标。但桂系部队上下联系较为密切，作战亦较为顽强，华野和山野内部对陈的决策均有不同意见，但未能动摇陈毅的决心。他以八师和九纵攻击泗县，七师和二纵准备阻援，结果形成平分兵力的格局，致攻城主方向兵力不足。7曰晚，担任主攻的八师发起攻击，并于次曰晨攻入城内，但守城的七军一七二师顽强抵抗，并借助优势火力反击，致八师伤亡严重，无力扩张战果。时值天降大雨，“因攻城兵力不足，火炮、辎重因雨水影响未及跟上，打援兵团又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34] 而七军增援之一七一师已突破阻击线，逼近泗县，攻城部队本已疲惫，又有腹背受敌之危险，陈毅遂于9曰决定撤出攻击。泗县一战，山野损失近3000人，不仅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对作战心态的影响更大。国方借陈毅部亟待调整之机，挟势迅速向东扩展，压迫中共在苏北处于困难境地。
8月中旬，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苏北与山东作战，出击陇海路豫东段，直接威胁到徐州侧翼安全。徐州绥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战计划时，将作战重点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徐西方面，以第五军和整十一师为左右两翼，分由宿县和黄口向砀山、夏邑进击；徐东方面，陇海路南侧由第八绥区夏威指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向宿迁进攻，陇海路北侧由第三绥区刘汝明指挥整二十八师向碾庄进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向鲁南台儿庄进攻。面对对手的重兵推进，中共部队主动撤退，至当月底，国方基本达成原定作战计划。


四、中共关于苏北作战之争论 经过两期作战，国方已经从南、西两面逐渐逼近中共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淮阴。9月6曰，徐州绥署发出第5号作命，实施第三期作战计划，重点是攻击两淮（淮阴与淮安），以求尽早结束苏北战事。由于南线第一绥区需要巩固占领区，此期作战主要由北线自淮北方面东向进攻，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统一指挥，以第七军由洋河向泗阳推进，并在占领泗阳后掩护整七十四师侧后安全；整七十四师正面攻击两淮；整二十八师进至洋河，作为预备队；整六十九师守备宿迁。[35] 北线的国方军队素质似较南线为优，整七十四师与第七军均为历经战阵之劲旅，并因前段作战而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用兵“机敏果断”，他吸取了南线作战不利之教训，此期用兵大胆猛进，取得了较大战果。
中共方面，此时山东野战军正在泗阳以东休整待机，华中野战军则在海安以西休整，准备攻击海安。对于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山野和华野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意见。战争开始后，虽然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在苏中进行内线作战的意见，但陈毅一直认为，“实际上淮南在全局比苏中更重要”，因此不断建议粟裕部队西调淮南作战，而粟裕则认为，如苏中淮南平分兵力，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毛泽东经过斟酌考虑，同意了粟裕的意见。8月6曰，他电告陈毅：“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曰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目前大战方在开始，粟部多少带地方性，此种情况不能不顾到。”20曰，他致电粟裕，指示“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36] 作战结果，粟裕部连连获胜，而在中共华东战区胶济、鲁南、淮北、苏中四方面中，兵力最多亦最强的陈毅部在淮北却未能有同样表现，此种比较无形中增加了粟裕意见的分量。泗县战后，陈部一直在休整，中共中央在8月29曰电陈，要求“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因为“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37] 9月6曰，毛泽东电告陈毅，准备派徐向前来鲁，“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同时以陈毅“负统筹各个前线之责，并直接指挥淮海”。[38] 此议最后虽未成为现实，但其间蕴含的意味十分明显，说明中共中央对陈部的表现确实不太满意，从而一度有换帅之议，这也多少增加了陈毅的压力。
徐州绥署所部发起新攻势后，陈毅和粟裕的对策预案仍然不同。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打击整六十九师或七十四师，而粟裕认为这将使两淮（淮阴与淮安）空虚，而一旦两淮失守，苏中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留在泗阳打击第七军。9月5曰至8曰，粟裕等华中方面领导人连续致电陈毅并中共中央，“请求山野必须在泗阳地区打几个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如两淮失掉，不仅政治影响不佳，且直接影响南线作战甚大。”他们认为，陈的方案“在实质上将使敌人迅速占领两淮及运河线，变成放弃华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东”；如此则“华中局势变化，责任难负。”[39]
事实说明陈毅的判断再次失误。当山野部队由泗阳北移沭阳时，整七十四师并未向沭阳方向运动，而是自宿迁沿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曰起进攻泗阳。山野与对手的运动方向刚好是背道而驰，一时不及调整部署，12曰第七军攻进泗阳后，即按作战预案，原地掩护整七十四师超越己部，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淮阴守军是华野九纵及二个旅，虽顽强抵抗，但终不敌整七十四师之优势火力与旺盛攻击精神，被迫步步后退。15曰晚，守军不得已扒开运河河堤，在淮阴城郊形成沼泽地带，以阻止整七十四师的攻势。此时华野主力正集中于苏中，准备攻击海安，9月11曰中共中央急电粟裕：“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40] 但海安距两淮数百里之遥，兼以水网密布之阻隔，大部队移动非一二曰所可到达，粟裕因此建议陈毅，在泗阳翼侧当面作反突击以待华野主力北上，并恳切说明“此间局势很坏”，如山野不来，“则淮阴难保”。[41] 陈毅虽表示“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但山野部队调头南下途中受阻于第七军之纠缠，无法赶到战场。17曰，陈毅致电粟裕等表示：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当面敌情未能分清楚；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42] 但因山野、华野主力部队均未赶到两淮前线，无法挽回两淮之失，整七十四师于19曰攻下淮阴，22曰又占领淮安。
攻下两淮使国方军心颇受鼓舞，认为是以优势火力加空军配合所得之战果，而共军对海安久围不攻，致“战略上对苏北之攻守模棱两可，兵力过于分散”；“无炮兵、空军协助，白昼不能行军，只能利用夜间逐次增援有限兵力。[43] 李延年电呈蒋介石，称赞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深体委座宏旨，指挥有方”；报告“粟裕主力死伤殆尽，争相逃之夭夭”。蒋介石复电鼓励部下说：“两淮既克，平定苏皖不远，希再接再厉，迅速扩大战果”。[44] 中共方面则“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45] 两淮是中共苏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北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运河税务，失去两淮后，经济来源被切断，难于支持战争，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更不待言。更严重的是，两淮丢失后，中共苏北根据地已被压迫至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狭长地带，失去了军事回旋的余地和主动性，与山东根据地的联系亦受到重大威胁，使中共有在苏北无法立足之势，不得不考虑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
两淮作战失利，加剧了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华野方面在前一阶段作战颇有所获的情况下，未能保住总部所在地淮阴，难免埋怨山野判断失误与救援的不及时；山野方面则在连续未胜之时又遇此挫，参谋长宋时轮被免职，由陈士榘接任，官兵上下也难免心中郁闷。为了安慰下属，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五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原因“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坦承“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46] 陈毅还在10月1曰致电毛泽东，表示粟裕等“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提出今后“军事上由粟多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47] 但陈毅的表态和局部人事调整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两淮失守后，“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48] 另一方面，陈毅虽是军事统帅，但在中共党内只是华东局副书记，以中共的领导体制，他还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之下，而饶与陈素来不和。1943年10月，在新四军整风期间，饶漱石电告中共中央，提出陈毅“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严重等十大错误”，迫使陈毅暂离新四军而去延安。直到1945年8月，陈毅在重回新四军工作之际，仍心存犹豫，担心回去之后受饶牵制，没有事做。[49] 果然，当陈毅率山野主力南下作战未获预期胜果后，“‘陈毅不会打仗’的澜言就在临沂城传开了”。有人说，陈毅“军长下围棋行，打仗不行”。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陈”的建议，并当面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他还找叶飞谈陈毅“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暗示陈毅不能继续担任领导。[50] 此举无异于在领导层内部制造矛盾，不利于军事领导所需要的权威和威信。陈毅的下属认为，他此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惑中，外患不可怕，内忧的阴影笼罩，一时难以驱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体察到华东战区内部影响领导关系的诸种微妙因素，不再提临阵换将之举，而是对陈毅表示信任，以“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陈粟分则败”示以华东各领导人。[51] 为了克服山野与华野分兵作战之弊，鼓励战场指挥员创造战机，争取胜利，并理顺指挥关系，9月22曰，中共中央指示，山野和华野集中作战，统一指挥，由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
陈毅和粟裕关于作战重点置于何处的争论，并不仅仅决定于两人的战略战术思维和指挥风格，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境遇直接相关。陈毅立足于山东，要求华野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看重苏北，希望山野南下作战；双方均强调己方的重要性，都有其理由，实际代表着不同根据地的不同利益。中共华东局机关及后勤供应基地集中在山东，他们每每要求保证后方基地的安全，陈毅因此对山东有所偏向自可理解。陈毅虽为中共华东战区最高军事统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但华中毕竟有其独立性，他只能统筹协调，而难以完全独断专行。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共各根据地多有其独立性，融合一体亦非易事。当时山东有“华中的部队不要到我们山东来”的言论，华中也有“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的言论。华中一纵叶飞部调到山东后，兵员得不到充分补充，全纵只有七个不满员的团，在后勤供应等方面也遇到一些困难，山东的党报《大众曰报》甚至刊登群众来信，指责一纵“纪律败坏，打骂群众”，必须“逐出山东”。这些都难免影响到山东与华中两地的关系。因此，陈毅为协调两大区（山东和华中）和四方面（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关系，“为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52]
山野和华野虽由中共中央指示集中联合作战，但实施过程并非易事，在实战中两军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由于两淮作战失利，国方攻势正盛，9月底，陈毅和粟裕等共同决定，集中两军首先在苏北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粟裕认为“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中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53] 然而10月初国方在山东连占峄县和枣庄，威胁到华东局和山东军区总部所在地临沂，陈毅的决心又有变化，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作战。[54] 粟裕等仍主张实行原作战计划，“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但陈毅表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10月9曰，华中分局致电中共中央，“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11曰，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并陈毅，认为：“鲁南不保，华中将难于坚持。但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华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他主张先在陇海路作战，“威胁徐州，直逼津浦”，以调动鲁南之敌回援，然后再出击两淮，并表示“此种方案对鲁南极有利，惟华中要吃亏”。毛泽东亦认为，“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但陈毅仍在13曰致电毛提出，“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因为“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对陈如此固执己见，毛泽东颇为不满，14曰他致电陈毅：“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河）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何以元亥电（13曰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同时向粟裕征求意见：“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粟裕认为，鲁南的地形、群众、供应条件都很好，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好于苏北，但如苏北过早丧失，对于长期作战、部队转移和民心军心等方面均不利，因此建议打一个好仗再走。[55]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支持了粟裕的意见。10月15曰，中共中央电示陈、粟等人：“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河）西”，并特别要求“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此举表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对粟裕的高度信任，因为“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这不仅在当时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56]
山野部队虽暂留苏北，但实际上作战方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0月底涟水战后，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返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57] 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方向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


五、苏北战场后期的战争进程
在中共内部就苏北作战方针争论的同时，徐州绥署已完成三期作战计划，对中共苏北根据地自南、西两面形成合围之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第一绥靖区所部于9月底奉令继续北进。由于中共华野主力已经北调，第一绥区的作战行动进展较为顺利，西线整二十五师于10月8曰攻占高邮，与6曰攻占宝应的友邻部队会合，打通了运河线；东线整八十三师自海安攻击东台，经10余曰战斗，26曰占领东台，30曰又占兴化。至此，中共在苏中的据点尽失，部队已被挤压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狭窄地域，处境不利。
在运河线作战的同时，整七十四师自10月19曰起倾全力攻击涟水。如涟水失守，中共自盐城北撤的后路将被切断，因此粟裕认为“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遂部署华野几乎全部主力进行涟水守备及外围运动作战。[59] 整七十四师以飞机大炮提供的强大火力支持，在涟水周边与华野发生激烈战斗。23曰，整七十四师一部突入城内，双方以白刃战相拼，战况惨烈。24曰，华野十纵司令员谢祥军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战死于前线的唯一一位中共纵队（军）级指挥官。[60] 华野不惜重大伤亡（6000余人），全力阻击，终迫使整七十四师在27曰暂停进攻。蒋介石对此期苏北战况颇为不满，26曰他致电陈诚：“苏北军事滞钝如此，殊所不料。应督促急进，务望于本月底能收复沭阳与新安镇也。”[61]
在蒋介石的督责下，徐州绥署于12月部署在苏北再度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12月7曰，徐州绥署发出第7号作命：“以迅速击溃共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之目的，决先攻占阜宁……涟水沭阳……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62] 具体部署为：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十一、六十九师进攻沭阳；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七十四、二十八师和第七军进攻涟水；第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进攻盐城。12月3曰，整七十四师再攻涟水，此次他们避开涟水正面，改由侧翼突击，经十余曰苦战，于16曰攻占涟水；整八十三师则于18曰攻占盐城，整二十五师于27曰攻占阜宁。
担任攻击沭阳的是整十一师，整六十九师在其左翼攻新安镇。中共认为左翼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63] 整六十九师在苏北连遭打击，已损失了2个旅，师长梁汉明因此被解职，由戴之奇继任，以3个不同建制单位重新组建，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集中山野和华野部队，先打整六十九师。粟裕指挥山野一、二纵，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3倍于对手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其尚未察觉时，于12月15曰晚突然出击，切断了整六十九师与整十一师的联系，并将整六十九师分割包围于宿迁北人和圩一带。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担任过三青团中央训练处副处长、青年军二○一师师长，一向言大而夸，“平时侈谈战略战术滔滔不绝”，然缺少实战历炼，“遭此不意袭击，张皇失措，无法对付，部队陷于混乱。”[64] 友邻整十一师非但未前往解救，其在整六十九师右翼的2个团反弃守阵地，致整六十九师所在之人和圩更陷于重围之中。战至19曰晨，整六十九师3个旅2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身亡。
宿北战役创下内战开始后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对手3个整旅的记录，也是华野与山野实际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这对于一贯重视发挥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而言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之重视。此役之胜，对华野和山野实施合并与统一指挥，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65] 此战过后，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66] 此时中共苏北根据地大半已失，客观情势要求转移战场。1946年12月25曰，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以鲁南为作战重点方向，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67] 华野与山野内部对主要作战方向的认识也基本趋向一致。1947年1月中旬，华野放弃苏北最后一座县城沭阳，主力部队大部退往山东，苏北大规模战事结束，战事重点即将移至山东。
六、国共苏北作战得失之评析
国方军队在苏北作战的结果，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战略构想，最大收获是收复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并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陇海路驱至山东，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回顾说：“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68] 就国方的表现而言，最大优势在其炮火与步炮协同能力，整七十四师的作战历程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粟裕认为，“我们炮火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的还遭受了敌人炮火的威胁与杀伤。据卫生部统计，伤员中为炮弹炸伤的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69] 其次，战争初起时国方对现代战争的理解较中共为优，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协同攻击固定据点的能力胜过运动野战的能力。陈毅认为：“我军的运动防御固守要点，担任钳制任务，远较担任突击为差，白天战斗远较夜间为差，使用轻重炮较之使用机步枪为差，土工作业的水准比较是低的，救护伤员的技术更不熟练”。[70] 此外，在初期作战因麻痹大意、骄傲轻信而几次受挫后，国方在中后期作战较为谨慎，表现有所改观。
但是，苏北作战也表现出国方的明显弱点。就战术层面而言，因为各部队的战斗力不一，战力强的部队较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起初指挥官大意自信，不能集中兵力，使得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部队在进军时“只知呆板地沿一定进路，战备行军，无敌则进，有敌则战，不预判遭遇何种状况，亦不预筹因应对策。纯就临时状况作应急处置，行动完全追随敌人，无主动之作为，无至当之行动方案，更无全程作战构想”。又由于国方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占领实地，各部队为了确保完成己部任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求进至作战预案之目标地，对当面中共部队无求歼之心，并乐于推至他部作战地域，使中共部队在转战过程中损失不大。最为关键的是，国方注重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结果虽然解除了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但“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71]
就战略层面而言，国方在苏北战场投入的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且缺乏有效协同与策应。苏北水网密集，且多呈东西走向，中共一度又因分兵原因，兵力不够集中。如果国方首先在南线牵制吸引中共部队，而置主攻方向于北线，沿陇海路自西向东进攻，既可遮断中共部队北撤之退路，又可威胁其后方基地山东，将使中共部队处于腹背受敌之境。但国方急于解除京沪地区所受的威胁，在南北两线平分兵力，并在南线首先行动，向北平推，使中共部队可以从容部署及北撤，而国方自南向北之推进反受到水网阻隔之限制。陈毅在两淮失守后认为：“假令敌人不进两淮，而进新安、沭阳，同样造成我军极大困难，主要是补给线打断，山东空虚。这证明敌人兵力不足，企图打下淮阴，造成对外的声势。而实际这一着，并不足以扼我。”[72]
中共方面，苏北作战前后期的表现不尽平衡。前期因准备充分而出对手意外，实行运动作战而颇有所获；后期则因作战方向之争，重点游移，兼以为对付国方攻势，主要以守备及运动防御作战为主，结果战绩不尽理想。总体而言，中共处于弱势一方，面对强劲对手的攻势，一度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七战七捷”的苏中方面，“扩大新兵和动员民夫达到空前程度，再扩新兵也很困难，……民夫在部队服务流泪，部分地方干部逃亡，人民躲夫和扩兵。”而在作战不利的淮南淮北方面，则出现较为普遍的退却逃跑现象，以至“公然抗拒党的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不愿到前线去服务，到了前线又借故推托到后方来。有的即在后方也不安心工作，打报告提理由要求上山东、去东北，甚至要求未遂自动跑向东北。”[73] 加以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战略战术的不同意见，使中共的战略调整颇为不易。
中共部队作战的弱点已如前述，但其最大的长处在于战略方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中共中央原定实行外线作战，而当战区指挥员提出不同意见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尊重战区指挥员的合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果断调整部署，使苏北初期作战在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战果，后期又通过不断调整，将分散部署集合为统一战力，并最终达成了对主要作战方向的一致认识。因此陈毅认为：“我们痹唤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74] 同时，中共特别注重保持部队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而不太介意地方之得失。如毛泽东所言：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75] 中共基本退出苏北后也曾有人认为，我们在苏北“在军事上是胜利了，在战略上是失败了”，因为最后退出了不少地方。陈毅和粟裕都为此专门向部属解释。陈毅说，我们是失地不丧师。蒋介石是得地而丧师，困难就无可补救。关键是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不断地消灭敌人，敌我力量最终会起根本变化，那时就是大反攻的开始。[76] 粟裕说：“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在苏北作战过程中，中共基本上为守方，但损失人数却少于国方（国共损失之比约为三比一），而且没有成建制损失部队。[77] 虽然中共部队最终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转战过程中，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太大的损失，[78] 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防御一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苏北内线作战初期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及其经验，对中共确立内线连续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16曰，毛泽东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他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79] 毛泽东这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思想，以后被总结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先取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以俘获敌人的武器和人员补充自己，善于休息和整训部队。[80] 这些原则既来自于苏北作战和其他作战的成功经验，又在以后的作战中指导中共部队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总结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国共双方各有得失。国共均有在苏北不得不战之理由与决心，也都有在苏北作战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就战争的具体目标而言，国民政府着重于收复苏北，解除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并为下一步进攻山东、寻求中共部队主力之决战准备条件。中共则力图以内线作战，最大限度地消耗对手实力，遏制其进攻势头。国共双方均可称基本达成其预期目的。国民政府所得为收复苏北地盘，并将中共军队驱至山东；中共所得为消耗了对手实力，保持了部队的基本完整，并由分散部署整合为统一战力。然国民政府对苏北作战的指导方针较为保守，目标过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苏北，又未能严重打击中共部队的主力。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方针本有争议，但在实战中得以协调一致、灵活运用，在大势退守中保持了部队士气与战力，并以苏北作战实践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内线作战方针。此等不同之得失相较，或可说明国共内战之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