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上海的粮食政策

casper

1949年后，作为中国最重要工业城市，上海粮食一直依赖外地供给调拨。1950年1月，为此专门设立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不惜代价从“老解放区”调运粮食至上海。

1957年，上海粮食主要从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拨，全年总量达到16.83亿斤。1958年大跃进渐入高潮，为了保障上海的粮食供应，先后成立进口粮接运办公室、华东运粮指挥部，组织调运粮食。1959年饥荒情形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作为上海主要粮食供应区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四川等地先后开始出现严重饥荒，但保证上海粮食供应的调拨要求并没有撤销。

时至1960年春，中央成立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列为首要目标。是年5月，上海市内粮食存量告急。6月6日，中央紧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坚决要求各省党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短途运粮运动，通过人背、畜驮等方式，将粮食集中运输运到交通线以便向包括上海在内的地区调运。而此时正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时期。


之前看到过一段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的访谈。1960年夏，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研究四川农村的饥荒救济问题。会中，中央某领导(哪位? 转载者注)打电话，表示还要调1亿斤粮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告诉李先念：再调一亿斤，四川就要死更多的人。但对方仍很强硬，甚至说“死人也得调！”不久，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必隐名吧, 转载者)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临返回北京时，其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然上述情形只是陈振寰个人的回忆，不过联系当时上海等地粮食告急以及中央6月下达的一系列文件，似可信。另根据粮食部的统计，1960年上半年全国粮食调运量一共达到120亿斤，基本都是运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工矿区。

除了调运粮食外，上海当时还曾经严格限制粮食外带。早在1955年3月，上海就曾颁布过《上海市粮食及其复制品外运管理暂行办法》，在一些交通干道、码头及车站，对旅客行李进行检查，防止所谓“粮食外流”，凡是携带粮食两斤以上者皆属禁止之列。1959年2月，上海与浙江停止粮票互相通用。次年6月，又与江苏停止互相通用。如此便在粮食销售领域建立起“制度屏障”以维护上海本地的粮食供应，保障户籍居民不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