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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也是春药:解析衣俊卿的多彩人生(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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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7 09:38:2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公元2012年12月12日,三个12相连,少有的吉祥日子,100年才遭遇一次。这一天,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的文章,作者署名常艷。文章一开始就有作者的一些说明: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常艷。

  作者明确表示: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会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则都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再现;您可以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但我有保留尽量客观、真实陈述事实的权利。

  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12月12日当天,明镜新闻网记者对常艷提出采访要求,并请求她核实这篇长文是不是出自她之手。随后,常艷给明镜网记者等收信人回信说:“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系她在“严重忧郁症”情形下创作的“小说”,“并对给涉及到的‘当事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名誉及心理伤害,并给培养过我的单位及学校以及家人、朋友带来了很多困扰表示道歉。”

  在常艷“表示歉意”之后,大陆网络上对此文的转载均被删除。

  尽管如此,海内外媒体依然跟踪报导,而且,不是局限于衣俊卿和常艷的私情,更多的是,从中剖析中共体制的荒唐与政界、学界的堕落。

  有媒体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的“纪实小说”,把中共编译马列毛等着作的最权威机构——中央编译局“折腾”个底朝天。常艳这篇“小说”,通篇看来是一本“记事录”或日记,把她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无巨细原汁原味端给读者,很多时候,就是她和衣之间的“冗长”短信直接抄录。

  故事是从2011年3月开始的,一直记录到2012年12月3日,两人“相交”一年半。

  常艳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34岁。她想到北京工作,于是,报考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然后,又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为达此目的,她认识并“傍”上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奉献了9万人民币和自己的身体。最后,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坛”、“鱼死网破”,把10万多字“爱情游戏” 捅到网上。

  按照中央编译局的说法,当今世界,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设立的翻译马列主义毛思想机构、乃至在全世界也当属北京这家“中央编译局”最大。它直属中共中央,是副部级单位,局长衣俊卿是副部长。

  也许和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性质及其特定地位有关,说是爱情游戏,但常艳在字里行间经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作者早在网上推出这篇长文时,已经说明“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什么在短短几个小时后就突然改口,说此文是她在“严重忧郁症”情形下创作的“小说”,其中奥妙只有常博士自己明白。不过,只要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明白,就是再高明的小说家也编不出其中的细节。尤其是衣俊卿与常艷在“卧谈会”中吐露的上层隐秘,绝非外人可以知晓。文中涉及的政界上层人士活动及衣俊卿那些不可一世的言辞,都能够获得佐证。还有,常艷还充分利用手机的短信功能,记下的两人交流短信,精确到分秒不差。天下哪有这样清醒的“严重忧郁症”患者?

  本文并不关心衣常两人17次做爱的细节,对他俩的恩恩怨怨亦无兴趣。只是透过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一个希望刘云山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就会得到提携的中共副部级干部、十八大代表——的多彩人生,看一下在畸形体制下人格的双重竟到了何等地步。

  睡了还要收钱

  这些年,关于中共高官大肆贪腐、包养情妇的报导充斥网络,大家都习惯了高官利用权势给情妇买房送钱的报导。读了这篇常博士的文章,才突然醒悟,居然在中国官场上,还有利用职权把女人睡了,临走还要拿钱的官员,难道他是身强力壮的美少年,充当男妓不成?非也。男的是53岁的中央编译局局长,女的就是想成为编译局脱产博士后的常艷。此男早已因为“前列腺肥大”,影响房事,绝非床上高手,却还要在走的时候拿走5万元,而且,之前已经拿过1万元。总共6万元。更有甚者,衣俊卿还觉得自己委屈,至少不能低于15-20万!

  请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写衣俊卿“睡了还要收钱”的: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得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档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请注意,“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上床了,还要办!就是说,还要给钱!

  之前已经交代过——我自己借了点,再加上从课题费中报的钱,又透支了几千现金,凑够了5万元,准备送给衣老师。

  一个女博士,在编译局局长面前考虑的是什么呢——

  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么?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写到这里,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郁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

  常艷博士的判断还是不对,共产党,共产共妻,财色都要!请看——

  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系复杂,要低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么也听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他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怎么样?睡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共产党高官,牛吧!仅仅是个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而已!

  名不副实的中央编译局

  如果从名称上理解,编译局,也就是编辑和翻译,是个文化部门,如同什么译林出版社或其他的编辑翻译机构,如果这样,衣俊卿喜好风月,也只能到夜总会找小姐,哪能有“睡了还拿钱”的好事!

  衣俊卿是在2010年2月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此前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按他自己的说法,本来是要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因为位置腾不出,只能先到编译局当局长,定为副部长级别。

  一个从名称上看不出名堂的机构,居然由副部长挂帅,可见其不同寻常。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衙门吧!

  据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刊登的文字——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研究世界发展战略;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料。

  中央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拥有一大批翻译、研究、信息和编辑人才,并常年聘请英、德、法、西、俄、日等语种外国专家协助工作。与国内外许多相关组织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学术交流领域不断拓展。

  内设机构有马恩列斯着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部、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人事部(机关党委)、办公厅、中央编译出版社等。主管的全国性学术社团有: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中国索引学会。主办的刊物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

  其实,这里的简介并不完全。据该局网站在“组织机构”一页上的介绍,这个编译局设有直属机构:马恩列斯着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以及办公厅、人事部(机关党委)和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另外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

  局管学术团体则包括:

  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中国索引学会。

  局属研究中心则有:

  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政党研究中心,

  俄罗斯研究中心,

  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如此部门庞杂、人员众多,岂是一个单纯的编辑与翻译机构?别的不说,中央编译局的机构中,竟然有一个称为“办公厅”的,可见其规模之大。

  而从常艳文章描述的情况来看,编译局很多工作,并不是在“编译”,而是发挥着文革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同样功能:为现执政当局行动路线找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

  编译局全称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前身是1949年创立的中央俄文编译局,主要是翻译这些导师、领袖级洋人的着作。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受重视,只是个谘询文献部门。1978年,中共感觉到,需要从外国共产党那里寻找治党方略,开始重视这一部门。于是,从社会上广招人才。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编译局就以优厚住房条件从不少研究所或大学挖走人才,而衣俊卿的前任韦建桦也是在1978年从四川攀枝花被调入编译局,于1995年当上副局长,1996年成为局长,直到2010年2月因年龄到线退下,现在依然是政协常委。

  中央编译局素有用人多为“北大帮”一说。衣俊卿虽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1982),后来就一直和北大没有太多关系。可能当年他是来自黑龙江省的知青,毕业后就被分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84年10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获得哲学博士;1987年2月回国担任黑龙江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90年6月出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副主编,后来,被评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求是学刊》主编;1993年9月,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求是学刊》主编;1996年出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求是学刊》主编、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2007年3月,为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其间:2000.03—2001.01 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并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2007年3月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一个月后就成为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2010年2月,调到北京,接替退休的韦建桦,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是十八大代表。

  从令政策到令计划

  这个常艷遇见的是衣俊卿—一个在北京才当上副部级刚一年的编译局局长,后者既是那样口无遮拦,又是如此不可一世,就让我们有幸窥测到中共的一些内幕。

  首先是,2011年3月,常艷希望从山西调入北京。于是,有这样一段文字——

  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唿。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



常艷的文章贴出之后,衣俊卿会见外宾仍然侃侃而谈。

  那是在2011年3月,令计划正处在“胡家天下令家党”的鼎盛时期,他的哥哥令政策依仗弟弟当中办主任的权势,已经在2008年从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转为省政协副主席。本来,政协并无实权,可是,因为是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俨然山西一霸。据说,如果不是后来的变化,令政策还打算觊觎中国证卷监督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所以,衣俊卿所言不差,只要攀上令政策这个关系,要山西师范大学放人、调入编译局,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至于后面提到的那个“令”,自然是令计划,因为和中央编译局合拍关于马克思的电视片,和衣俊卿有过接触,衣当然不忘吹捧,说令“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只是,如果放到今天,令计划遭遇滑铁卢,前景不妙,不知道衣局长又该如何评价下了台的前中办主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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