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改革并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忙里偷闲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社会多元、积弊日久，无论自由派学者还是左派均不满于现实，各界求变之呼声争鸣不断，人人皆言唯有“变”才得“通”，唯有“通”方可长治久安，然而没有共识人心难齐，阻遏自是必然。1月16日中共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刊发题为《改革共识四人谈》的组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而非西方价值观的，改革共识源于最高决策层的决心、执行层的责任心、利益集团的良心和民众的信心；民众在认知上，不应让虚拟世界左右自己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网络渗透；同时，中共应继续坚持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和摸着石头探索的实践精神，不要裹足于哓哓争论，“先把事情干起来”。

《求是》的这组文章由4篇短论组成，分别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凝聚改革共识难在哪里》、《扣准社会脉搏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前提》以及《多想想怎么办》，如题所示，每篇文章皆切中肯綮地直击中共面临的改革要害问题。编者在起首便称，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加大。越是这样，越需要下功夫尽可能广泛地凝聚共识。
　　
改革不是“另起炉灶” 不是“推倒重来”

第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承认各界对“改什么”争议比较大，但认为事实上十八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文章称，这表明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并非“另起炉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破除弊端、完善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作者称这样的改革或许会令某些人失望，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改革。在随后的一整段中，文章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鼓吹者奚落一番，并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所搞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二者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他批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明明是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在他们那里却被说成是学习和实践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中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重大风险挑战的出色表现，分明一次次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却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兑现；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群体性抗议事件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而发生在中国就被视为“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是所谓“社会危机”的表现；他们看不到当今世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却在宣扬中国只有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与西方民主、宪政等观念、制度接轨，才是改革，否则就是不改革，就没有光明前途。在他们眼里，中国最近这10年是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10年，1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性进步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

改革共识源于“四心”

中国自由派学者在十八大后曾随即召开一次规模颇大的会议，并起草了呼吁改革共识的妥协性方案，包括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宪法精神等等，但据称仍遭到左派力量的杯葛。 《凝聚改革共识难在哪里》认为，改革共识之所以难以凝聚原因有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产生不同的改革诉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改革诉求也不同以及多元化时代的多种声音。

作者称凝聚共识需要各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改革共识源于最高决策层的决心、执行层的责任心、利益集团的良心和民众的信心。最高决策层的改革决心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执行层的责任心和利益集团的良心决定了改革能否冲破阻力顺利推进，民众的期盼和信心是决策层改革的动力和激励。上下齐心，其利断金。

另外，凝聚共识也需要求同存异，发现最大“公约数”，形成改革合力。而且改革共识也是在实践中“培养”的，在某些领域通过实干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共识。

摆脱虚拟世界和西方渗透

在第三篇文章《扣准社会脉搏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前提》中，作者认为改革的前提对社会基本情况的评估。但是中国国民过于陶醉网络虚拟世界形成的社会认知，在网络世界里“整个社会犹如火山”、“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但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现实社会的主体，更多的人依然在为生活奔忙。

文章引述2012年3月19日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数据，称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近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因此，作者将矛头指向传播“西方敌对势力”，认为他们通过网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片面渲染、刻意放大我国的各种问题，甚至制造各种社会谣言，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

作者呼吁网民不可听风就是雨，自乱阵脚，重新回归到现实世界中来。

非实干不能兴邦 继续“不争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邓曾经的政治警告，也是习上台后强调多次的政治态度。《多想想怎么办》一文在肯定“争论”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强调改革实践的探索。“不论我们的愿望如何美好，批判的理由如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光说不行，关键是怎么做。”

作者警告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都证明“清谈”不能救国，非实干不能兴邦。能够放下“怎么看”，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办” 上来，是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文章以胡适之类学者的各种思想流派始终未能解救民国为反例，认为只有邓小平就提出“不争论”的重要思想，没有这一招，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多想想怎么办，还有助于搁置思想争议，先集中精力解决实际问题，而把是非功过留给历史来评判。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那些不得不改的改革、背水一战的改革，往往是最成功的。”

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基本的方法论。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把能做的事情先做了，想做而暂时还做不到的事情才有完成的可能。不要幻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是空想，不符合客观规律。毕竟“批判很容易，干实事很难。”


(穆尧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