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总司令”为唱红歌 母亲病故都无暇照顾(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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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合唱团条件有限，戴诚经常借用学校教室上排练课。 （戴文伟/图）

　　民间“红歌总司令”戴诚梦想在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却被卷入一场商业闹剧。但他痴心不改：“明年先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再返回大会堂！”

　　一场在人民大会堂汇演的文艺盛会因为“货不对版”而戛然而止，数千名老人滞留现场14小时，他们认为组织方利用了“人民对人民大会堂的向往”，有行骗嫌疑。

　　中国音乐家们曾创作了超过一万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常州合唱团团长戴诚可熟练演唱一千首，他因此被称作“中国红歌总司令”。他的梦想是把红歌唱到人民大会堂。

　　戴诚有了更宏大的计划，就是在明年把红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时候返回人民大会堂再演”。

　　从2012年12月1日下午开始，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就被愤怒充满。数千名盛装打扮的老年艺术表演者罢演并占据舞台，中断了一场他们精心准备了大半年的文艺“盛会”。

　　这场名为“盛世欢歌”的中老年文艺汇演的颁奖盛典原定在当天下午举行，在此前漫长而盛大的海选中，主办方一直宣称“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演出，有大领导也将莅临颁奖”。

　　这吸引了全国30个省市超过十余万人参赛，5300名优胜者最终获得晋京演出机会并每人缴纳了2000元“报名费”。

　　“来到才发现上当了，没有领导，没有旅游，舞台不是万人礼堂而是宴会厅，有些人还被拉去了河北香河。”湖北宣恩县老年艺术团演员唐香萍说。一些激动的老人甚至抢过话筒，高喊“骗子”、“退钱”。

　　当天的这场对峙一共持续了14个小时，其间还有老人因激动和饥饿而晕倒，也吸引了一些同情老人的网友到现场声援。“（主办方）利用了人民对人民大会堂的向往，这是欺骗。”网友“我思泽东”说。

　　在当晚由网友发起的微博现场直播中，来自江苏的“常州合唱团”成为了绝对的焦点——双方僵持时，活动唯一受邀表演单位、著名红歌团“常州合唱团”的131名业余老年演员身着红军服在现场列队高歌，但此举却被组委会人员指责为“带头闹事，起了很坏的影响”。

　　“这怎么可能呢？”“常州合唱团”团长、有“中国红歌总司令”之称的戴诚对此愤愤不平，“没有我维持秩序，事情还会变得更糟。”12月2日凌晨5时，抗议取得了效果，组委会退还了演员们的报名费。但在回程的列车上，戴诚一再强调他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遗憾没有“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

　　事实上，这个59岁的男人已经为红歌事业自费奉献了12年，甚至不惜举债一百多万，成为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红歌职业宣传者和推广者。

　　人民大会堂的铩羽而归让戴诚感到愤怒和蒙羞。返回常州后，他决定重整队伍并定下新的目标——“明年将红歌唱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意义重大的“翻身仗”。

　　十万老人大海选

　　一场吸引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大汇演就这样在最后关头夭折了。无论是主办方还是参演老人，事后都在为名誉而战，甚至互相指责。

　　“我们不是骗子。”“盛世欢歌”组委会工作人员杜女士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闹场，源于某些参赛团队对评奖结果和接待工作的不满。她特意提到“常州合唱团”，指责团长戴诚为“阴谋家”。

　　戴诚感到委屈极了，更让他恼火的是，有人称“盛世欢歌”夭折表明，红歌正在遭到主流社会抛弃。戴认为这才是背后隐藏着的阴谋。

　　12月7日，从北京返回常州两天后，深陷流言蜚语的戴诚召开全团会议，进行一次“整风”。他先重申了合唱团的宗旨：热爱毛主席及恪守毛泽东思想。

　　随后，几名老人开始互相检举起来。一位叫王木林的老人揭发另一位老人在人民大会堂外说过不利于团结的话——骂组委会是“骗子”，双方随后发生激烈争吵。戴诚不得不进行裁决：将一个参与追讨报名费的队员除名，随后，他突然失控大哭起来。

　　为了参加“盛世欢歌”，戴诚借了30万。但这仍非他的伤心之处。“我只是觉得不被理解”。

　　在有“江南明珠”之称的长三角经济明星城市常州，59岁的戴诚显得尤为特立独行。他一年四季只穿一件短袖衬衣，左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即使是12月初北京零下10度的户外，他也是这样。他称受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故事的影响，“当你的皮肤温度降到跟室外温度接近的时候，其实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在京演出期间，他这身不合时宜的衣着还被当成“上访者”，以至于很难打到出租车。

　　1953年出生的戴诚自称人生有三个辉煌阶段：1968年当上了中学红卫兵团团长；1970年代进工厂做毛泽东文艺宣传后进入机械局；再就是2000年后搞合唱团和红色事业。

　　改革开放之前，戴诚在工厂做了近20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骨干。1980年代初期进入常州城管队。由于天生一副好嗓音，戴诚在当地一场红歌赛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红歌传播之旅。

　　戴诚第一站选择了常州市的福利院，“几首歌唱下来，老人们都落泪了”。慢慢地，越来越多人被他的歌声吸引。1997年，当他带着一群老头站在当地影剧院的舞台上，“又有七八成观众听得现场落泪”。

　　后来，他所挂靠的艺术单位决定在演出中加入港台音乐，这让戴诚愤而出走，以表和这些“靡靡之音”划清界限。2000年，他拿出所有积蓄组建常州合唱团。

　　2012年9月中旬，身在常州的戴诚接到了一个北京电话，一位自称“杜老师”的工作人员邀请常州合唱团参加第二届“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

　　“杜在网上看过我们的演出视频，点名让我们演出《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和《沁园春·雪》。”戴诚说，“组委会还说，演出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还会有领导出席颁奖演出。”

　　能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戴诚认为具有特别意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音乐家们创作了超过1万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戴诚可以熟练演唱其中的1000首。“文革”结束后，多数意识形态浓重的歌曲淡出了视野，有些经过改编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这些歌曲今天都被宽泛地称为“红歌”。在激进的戴诚看来，只有原汁原味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才是正统。戴被称为“中国红歌总司令”。

　　“人民大会堂，那是去朝圣啊！”广西祥云艺术团团长陈贵郴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队伍入围总决选时的心情。除常州合唱团外，全国30个省市数百个艺术团体也被活动所吸引。最终，活动在全国设置了十大选区，进行10万人大海选。

　　“盛世欢歌”曾在2011年举办了第一届，当时参加海选的规模还只有5000人，不及2012年的5%。经过大半年的筛选，5300多位老人演员得到晋京演出机会，每人缴纳2000元报名费。“能为领导人唱歌，花钱也值了。”湖北宣恩县老年艺术团演员唐香萍说。



　　排练课上的戴诚。 （戴文伟/图）



　　说到不被身边的人理解，戴诚不禁潸然泪下。 （戴文伟/图）

　　裹“尿不湿”也要坚持

　　戴诚和他的合唱团不是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上一次是2010年12月，他们受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7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与很多著名演员同台。

　　近年来，中国的红歌开始掀起了一轮新高潮。尤其在重庆“唱读讲传”的带动下，红歌在运动式的强力推广下走向巅峰。在国内先后涌现的众多红歌团中，戴诚的常州合唱团以坚持时间之长、特色之鲜明著称。

　　“论艺术水平和声乐基础，我们是全世界最差的团。”戴诚自嘲。团里老年人很多错误的演唱方式，“重复一万遍都纠正不过来”。但这也是一支获奖无数、光环缠绕的队伍。12年来，戴诚的合唱团南征北战，从常州唱到北戴河，从南街村唱到井冈山。他自费印刷了几千幅毛主席画像和几万板毛主席像章，唱到哪儿就免费送到哪儿。

　　在他看来，合唱团能走到今天，全靠精神力量。“小到一个团体，大到一个民族，没有思想和信仰都是可怕的事情。”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戴诚的“治军手段”也甚为严苛。

　　2012年9月，戴诚一行来北京参加演出，却不幸遭遇食物中毒，36名演员上吐下泻。他怒吼“谁上不了场就给我滚蛋，谁倒下就开除出团”。这群平均年龄近68岁的老人们于是垫上“尿不湿”登台，最后很多拉在舞台上和车里。

　　因为南征北战摊子过大，债务困扰着戴诚。为筹资金，他卖了一套房子，窘困时在面包车里睡了一年。常州一家连锁酒店赞助20万，但是酒店因经营不善倒掉，大多数只是零打碎敲，一家网站的总经理范景刚赞助戴2万元。去北京前，戴诚给北大教授孔庆东打电话，希望孔联络陈光标赞助，“后来孔转告我，陈光标说今年没安排，等明年吧。”戴诚抱怨，真需要帮助的时候人都撤了。

　　接到通知后，因为涉及一百多号人的报名费，负债累累的戴诚曾感到犹豫。在京考察期间，“组委会秘书长刘琴当着我的面说，领导会来观看演出。此外还将有专车送演员游玩北京。”时值“十八大”召开前夕，戴诚认为这是一个珍贵的机会，他当场拍板决定参加，四处借款30万元用作排练和路费。

　　其他艺术团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我们精心准备了6个月。”陈贵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艺术团每周练习4天，有时甚至是整晚整晚地练。“有的丈夫小孩病了，也都不管了。我们充满笑容，一切为了去北京得奖。”

　　随着“盛世欢歌”海选的全面拉开，广东、江苏多地纷纷成立了选区，还设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海选事宜。“喜获总决选资格”成为各参选艺术团所在地的重大文化新闻。随后，决赛时间却一推再推，从8月推到11月，再到12月。

　　“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就会病倒”

　　从北京视察回来后，戴诚率领队员们投入紧张的备战。他的合唱团位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空置的教学楼内，三楼被戴诚租来做排练场。走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一整面墙的毛泽东画像，以及无处不在的“毛主席语录”。每周三队员们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排练。

　　2012年12月19日，每周例行排练时间，四十多名老人陆续赶来。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戴诚仍旧只穿一件短袖白色衬衣，和穿着臃肿冬装的老年队员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戴诚指着墙上一个斗大的“喔”字说：“老人不会唱高音。我运用毛泽东思想抓主要矛盾，总结出练好‘喔’这个音，就能打通嗓子把高音唱上去。”凭着土办法，戴诚硬把这支毫无音乐基础的老人红歌团训练成一支准专业队伍。

　　在队伍内，戴诚是一副铁腕形象，有报道称——“有时候老人走得慢，戴诚也会发火，拉着大嗓门吼。他还爱摔茶杯，甚至会假装向老人泼茶水。”

　　合唱团还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规矩，如演出时不能论长道短，严格要求两人一排，严禁打闹等。戴诚认为“唱红歌要有唱红歌的样子”。

　　训练中，有老人没有唱对音，戴就跑上前掰扯着老人嘴巴大骂，呵斥“你们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

　　面对戴诚的简单粗暴，老人们没有不适与反抗，他们习惯了依附这个集体。“团长人很好。”一名团员说。戴还说，“只要老人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他们就会病倒。”

　　戴诚也承认自己很情绪化。“为唱红歌和纪念毛主席，8年前母亲病故都无暇照顾。”说着他再度哽咽。

　　戴诚成立了30人的毛泽东思想活动小组，每月开会一次，地点选在朋友开的一家贴满毛主席画像的餐厅。参加者多为老人，混在老人中间的80后黄易显得很扎眼。31岁的他戴近视镜，眉头总是拧成“川”字，颇显忧心忡忡。

　　黄毕业于江苏一所师范大学数学专业。他说，“当年扩招了300名学生，毕业时只有80个教师就业名额。”他做过一年中学老师、跑过业务，现在街道工作，说“房子买不起，工作不好找”，他苦于找不到理想。

　　他从前辈的口中了解了过去那种“贫穷的公平”，心向往之。

　　身材瘦小的承养德抨击了市场经济，“富士康这种资本家就是烂狗屎，拿人不当人。私有制工厂一天的工作量，毛主席时代工人阶级可以做上六天”。

　　蒋金和则抱怨昂贵的医疗和奉献精神的衰退。

　　除了退休老人，下岗职工也是戴诚的队伍的主力。49岁的黄生荣是合唱团的“大管家”，既是合唱队员，也管理音响和看门。他原在四川宜宾卷烟厂工作，高级钳工。2004年企业破产，他拿了5万元“买断”下岗。这是命运转折点。老婆很快背叛了他。因为常年检修机器，2006年他的耳朵失聪了。

　　下岗后他到内江做保安，受尽欺负，领导摩托车丢了，要他赔钱。转做商场保安，主任妻子又敲诈他200元钱。

　　“下岗后我从没开心笑过一次。”黄说，“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组织介绍。现在社会太没有安全感了。”

　　2004年黄生荣和戴诚结识。他的母亲有病，戴诚给他寄来药。2011年他来常州投靠戴，戴诚每月付他1000元。他说，“戴诚是大好人。我们有共同语言。”

　　黄生荣是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众多失意者的一个，为寻找寄托，他们汇集到戴诚的红色事业周围。他们觉得，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可以减少孤独。

　　除了现实聚会，网络也是“戴诚们”善用的工具，其中人气最旺的是一个叫“前进频道”的语音聊天室，多时有上千人同时在线。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在2012年9月的抗日示威中，因不满一位老人“辱骂毛主席”而打人，这个事件一度成为聊天室的热点，而“挺韩派”明显居多。

　　红色事业亦延展至线下。一家网站专门组织“红色旅游”聚合各地网友，月初，一退下来的老干部受邀在河南南街村做形势报告，三百网友包括戴诚参与。南街村成为红色事业重要基地，每年旅游收入数百万。

　　2012年3月后，唱红潮有所衰退。“我们现在更注重策略。”戴诚说，“除了继续发展红色事业，转基因、中医等社会焦点也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

　　在9月的反日游行中，常州合唱团参加抗日游行示威，队伍打出毛泽东画像及标语，沿途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戴诚说，“安排十分有序，我们没有一个人砸抢，也没有一个人被抓。”

　　先去维也纳，再回大会堂

　　临近12月，一拖再拖的“盛世欢歌”的决赛终于启动。三百多支老人艺术团体从各地纷纷出发，他们得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与支持。一些村干部乃至地方文化官员还亲自带队，为老年演员鼓劲。

　　11月30日，这一晚住在河北香河的祥云艺术团中的老人都失眠了。“一切就像天堂一样。”陈贵郴对南方周末记者描绘着他当时的感受，“我们住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吃着自助餐，准备表演国际水平的节目。”

　　戴诚的合唱团11月28日从常州出发，大巴车上贴着标语——“常州合唱团应邀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一进北京，戴诚和合唱团首先到毛主席纪念堂拜谒。由于是常客，他和纪念堂的管理人员很熟，自称“车可以直接开进纪念堂的院里，还可以带相机”。

　　戴诚的队伍里，还有一名叫曾德胜的特型演员。曾德胜身着毛式中山装模仿毛泽东。游客高呼“毛主席”，纷纷与他合影。

　　正式表演前，戴诚踌躇满志，“就是冲着获奖来的”。12月1日下午，常州合唱团穿着红军服、戴着红袖章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随后，抗议事件发生。

　　当晚，除了索还报名费外，一些被安排在河北香河的演出团队还需一个“交代”，湖北团称，这次进京县里捐了钱，不能空手而归。“于是组委会工作人员从楼梯拐角找了几张类似小学生三好学生的奖状和几个有机玻璃奖杯给了我们。”一位参演老人说。

　　蒙受“骗子”之名的“盛世欢歌”组委会事后大叫委屈。组委会工作人员袁建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只是餐饮住宿和租赁场地，每个人的成本就要至少2300元，收这点钱怎么就骗人了？”此外，组委会还解释，没有安排进万人大礼堂是因为场地档期冲突的缘故，领导也到了现场，只是“太混乱了，没法请出来”。

　　然而，风波过后，“盛世欢歌”组委会仍隐蔽了自己的网站，其位于建国门的办公室不允许记者访问，物业人员称这只是家“小破公司”。

　　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称正对此事展开调查。此前，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也曾发表公告称“从未亲办任何大赛”。其他主办单位也只是信息不全、注册资金仅数万元的私人公司。

　　一直被组委会视为主要闹事者的戴诚，事后也转了话锋，劝说老人们谅解组委会的难处，被一些过激的老人骂为“叛徒”。“回去后，肯定得有人要笑话我了。”戴诚感到无奈，“最遗憾的是没在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

　　现在，戴诚有了更宏大的计划，就是在明年把红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时候返回人民大会堂再演”。

　　12月15日，戴诚驱车700公里去南街村参观。

　　车停东方红广场，戴下车走到毛主席塑像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广场上空，大喇叭字正腔圆播放《论十大关系》。

　　戴诚将印刷好的一摞毛主席画像分发给网友。“钢镚儿”说，她要拿去深圳，在纪念毛主席逝世119周年时分发。

　　他们合影不喊“茄子”。拍照者问“毛主席亲不亲？”戴与粉丝们拖长音答“亲——”“啪”，按下快门。

　　从南街村离开时，戴诚迷失了方向，于是借助GPS导航，他抱怨“高科技使人的记忆力正在退步”。

　　GPS语音不断提示：“前方左转。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