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 叶剑英

Frank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叶剑英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美国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平型关战役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四）抗战五周年至今。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个时期――平型关战役（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武汉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准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1〕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2〕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3〕，集十二个半师团的兵力，为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八师团、第一○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第八师团之一半，近三十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二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的兵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敌人由北而南长驱直入，未及四月即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风南溃，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4〕、河北的杨秀峰〔5〕、山东的范筑先〔6〕，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相结合，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资防守。同时又提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口号，进行培植伪军、伪政权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敌人以寺内寿一代香月清司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7〕外，复增派七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二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半，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师团、第一○四师团、第一一○师团和第二、三、四、五混成旅团之全部），并另将铃木、酒井、山下等三个旅团扩编为三个师团（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团）。在华北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约四十万人，较战争第一年增加了六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三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锋时，尚不知我军的特点和厉害，在战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的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国军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千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十余次，以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五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方针指导下，一一被我击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一九三八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修复的铁路，有平（北平）绥（远）线、平（北平）汉（口）线、北（平）宁（辽宁）线、津（天津）浦（口）线、同（大同）蒲（州）线、宅里（良乡至宅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县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丰乐镇至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十线约二千七百九十二公里，新筑平（北平）古（北口）线一百四十六公里，合计二千九百三十八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８〕等组织的伪蒙军及冀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奸齐燮元〔9〕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称治安军），初仅有四个连，至一九三八年底已扩大为五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此外，敌曾大肆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伪护路保安队等。至一九三八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七万人，但系统复杂、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四万五千人）为我八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下七十五万人，当时士气一般的还好，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口之战〔10〕，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11〕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远久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的、处处招架、处处挨打的形势。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12〕不知搜刮了多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的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13〕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敌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风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铁道城市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的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14〕先生的晋绥军亦全部退至黄河以西，被敌人遮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刘戡第九十三军的五十六师，也是惊慌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闻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夭夭，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卑膝以事敌人者，如王克敏、潘毓桂〔15〕、齐燮元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八万人，八月二十五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三个师的番号，按四万五千人编制和发饷，即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番号。九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抗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被七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由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甫抵前线，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16〕。我军在运动战中击溃敌精锐的板垣师团并歼灭其一部，创开战以来的胜利纪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日友军防地突入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迂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太原。此时，我一一五师光复冀西、察南十余县，一二○师数度占领雁门关，一二九师则袭入阳明堡飞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俱绝，死伤极重，大有歼灭可能。狡诈之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一二九师闻警驰援，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师长、徐副师长〔17〕机断行事，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崖底、广阳连打了三个胜仗〔18〕，打开了敌人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19〕之第三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迨太原失守，即有计划的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岭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出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与爱国人士，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始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20〕、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

　　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调动，如一九三八年三月晋东的一二九师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21〕，歼灭敌第一○八师团第二十五旅团一部，并给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造成很大的困难。九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对敌三万兵力的二十五路围攻，曾击毙敌常冈宽治〔22旅团长与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的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所培植的爪牙――伪军。计一九三八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二、三、四、五月间，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23〕等约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九师在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24〕，焚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25〕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和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七月六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 平汉诸铁路，激战三天二晚，毙伤敌一千四百余人，炸毁北平城北 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矿工在我军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一周年，我宋、邓支队〔26〕进入冀东，与当地共产党组织一起领导冀东人民举行了二三十万人的抗日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十八个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27〕部。九月，一一五师陈旅〔28〕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十月三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济路百余里，等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数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之上。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敌后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在中国抗战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中，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一九三八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九等五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29〕，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等计八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二十二个师团，四十四万人。较抗战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较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一九三九年初为四十八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三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30〕。其间阴谋层出，花样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一九三九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31〕，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会〔32〕民一体”的“总力战”〔33〕。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骏上台后便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34〕，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战斗。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的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两岸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两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间一万人至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的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道、公路、据点、碉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铁道，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楼、据点二千七百四十九个，其中一九四○年即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35〕与清代曾国藩〔36〕“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付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方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与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敌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周旋地区。此外，敌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式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敌“扫荡”愈繁，“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江逆精卫〔37〕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的有计划的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成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之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一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胁迫群众为其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王及内战时间“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一九四○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十四万五千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被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38〕的东北挺进军所属的热河先遣军司令白凤翔率部投敌，豫北的张岚峰〔39〕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倾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钻进共产党内破坏共产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40〕，九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41〕。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一个抗日局面之后， 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 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向我军的“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42〕、张荫梧〔43〕、秦启荣〔44〕、赵云祥〔45〕、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使和特务活动的阴谋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既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46〕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六十三万元军费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帮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一九三九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47〕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了其与日本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对此，朱军官兵多感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作官，诚如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斗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克服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的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伸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三、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在上下细腰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九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敌水原旅团长〔48〕即于是役毙命；十月敌以二万兵力分十二路向边区进攻，我军血战四十三天，将敌击退，并于涞源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49〕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级军官之第一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到“名将之花，凋谢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河间齐会战斗〔50〕冲，我贺师长〔51〕中毒负伤。此类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等，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粉碎了敌人三次“扫 荡”；冀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七月间 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入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 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以六万之众发 动九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入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釜底 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连续发动四次大“扫荡”，兵力由一万五千至三万不等，并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一九三九年二月，刘师陈赓旅之一部〔5〕，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一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在山东：自我一一五师之一部于一九三九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六月，敌以二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八月梁山战斗，我以一个营歼敌三百余；一九四○年一月，敌以三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二月，粉碎万余敌的六路进攻；六月，我一二○师三五八旅歼灭静乐敌六百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七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一二○师健儿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53〕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击等之具体分工。破坏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与战役性的破坏。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沧石路、石德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五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三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五千三百二十里，公路一万六千四百零八公里，毁电杆四万二千二百二十根，收电线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三斤。抗战第四周年，计破坏铁路二千一百六十四里，公路一万零四百八十三里，毁电杆二十三万四千五百零一根，收电线一百四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二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六里，公路三十里，桥梁一座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站，九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一辆汽车，每天毁电杆六百四十二根，收电线三千八百五十三斤。仅抗战第四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或三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一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一九四○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八至十二里，这样就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是反击“囚笼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六种办法：（一）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二）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三）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四）利用坑道进行爆炸；（五）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消灭之，大股敌则我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六）利用地雷封锁，并利用坑道钻入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发动了百团大战。


　　第三时期――百团大战后（一九四○年底）至抗战五周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54〕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55〕，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改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防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三十三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由华中一度调来第十七师团，并将第十、十六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九师团，经常在华北保持着十五至十七个师团的兵力。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四、五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较前增加一倍，其中一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十五次，亦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七百五十二公里，公路发展至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公里，封锁沟墙增加至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七千八百零一个，尤以平原地区为最繁密。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墙，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泡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入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受我“交通斗争”与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和教训，敌人对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上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沟，深八尺宽一丈二尺，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仍可通行。电杆用钢骨水泥之建筑保护，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不断的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虽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伪军在一九四二年仍达三十四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十五万七千人，多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一）“治运”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忾之心，便利于我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二）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的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人不可挽救的悲哀。（三）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沮丧与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一万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日寇绝望之中的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的“杰作”，反之有许多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这个“杰作”的名字，就是每一提到都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凡敌人兵行所遇，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掉。八路军士兵或抗日干部被俘获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军犬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割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强奸之后，有割其阴户钉在树上的，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功效”，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加坚定，坚信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我们希望在打败日本以后，能把在华北作恶的那些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交给华北人民来公审制裁。


　　二、友军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豫各省，号称八十万大军，实际上约有四十八万至五十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家钰〔56〕等集团军约二十五万人，晋冀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57〕集团军及地方纵队约八万人，山东于学忠、沈鸿烈〔58〕、秦启荣部及地方保安队约十五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59〕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被动招架与应付，求得“和平共居”。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者，信使往返于平津、太原、新乡，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他们则视之若眼中钉，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复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太岳，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之率部奉命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即继之以军事压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60〕，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到三日敌人尽占温、孟、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十万之众，有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之各一部投敌，为数约二万二千人。与此同时，日阎谈判失败〔61〕，敌人进攻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一军被击溃，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团被消灭，骑一师师长赵瑞、骑二师团长杨诚〔62〕各率一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六月，敌在“扫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五军暂三师的两个团溃灭，第二十七军四十五师溃不成军，预八师在当时仅得保存两千人，新五军暂三师师长刘月庭率部三千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东北军大受损失，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三个团（约五千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63〕率部三个团投敌，山东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四千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齐子修〔64〕率部八千人投敌，新五军四师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尚有杜心齐、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朴、成建基、董鸿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朴、蔡吾康、李岐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保安队、地方武装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四十万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时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一九四二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

　　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经济政策上，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文化工作方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军事工作方面，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装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帮助他们发展和训练，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敌人、截击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的制造敌人的混乱和恐慌，然后灵活的集结部分主力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的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的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被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以六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三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以五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网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以八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起初凶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迫撤退。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结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咀。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使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北堠村，敌人便死伤了七百多。在敌后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敌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采用了如此种种对付的办法，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作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入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老百姓却经常与之会面，同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活动的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通过访问伪军家属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等。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踏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其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放伪合作社和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和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使“治安区”永远不安，使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敌人一九四二年曾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十分之一。如在太谷县预定征粮六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三千石，仅及预征额的二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军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获伪军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65〕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十四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三十七、一一○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一一○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师团原在晋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所接替；第六十九师团原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和特务旅团接防；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强运动”破产后，敌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提出了诱降之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要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所以企图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作为“治强运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更较“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六、第七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共一百七十七次，使用兵力为六十六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二十二次，使用兵力二十九万七千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更带有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激增，总数达四十七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七个集团军扩大为十二个集团军。一九四三年冬，敌人更大肆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并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弱削，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吴化文〔66〕（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和晋豫边的侯如墉等。

　　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中取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以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更为丧心病狂地与敌寇“联合反共”、采取“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根据地的称号）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是和敌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度。所谓“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而迫其“明朗化”。一九四三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于是有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十八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或公开与敌相勾结。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冀察游击四纵队侯如墉、山东游击三纵队秦启荣、山东游击四纵队王尚志、河南九纵队李旭东等，都纷纷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十五万人，许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装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齐的公开的奉献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反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新三十六师）、赵保原（暂十二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号称二十五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大部都背靠后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一个六十一军，为进攻八路军与决死队，于去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入晋东南，形式上好像是在敌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了。


　　三、我军情形：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定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基础。我们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的主动出击敌人，打击作为敌人爪牙的伪军、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与十一月两次粉碎敌二万人的大“扫荡”。晋冀豫太行区于一九四一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先后在四次反“扫荡”战中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十三个日本兵，每五颗子弹打死一个日本兵；警卫团第五连与民兵相结合，百余人打死了一百二十三个敌人，自己仅有数人伤亡。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九月到十二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万五千敌人的大“扫荡”，由于在这次“扫荡”中，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部队，而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囤粮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我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要艰苦作战，一面要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从事生产，最后终将敌人驱走，完成了秋收和囤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十月和今年二月至四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一次在山海关附近，第二次在锦热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今年四月复攻克沁水等县，前后解放国土一万六千平方公里，我军先头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春收复林县、榆社；在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县，并由武工队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千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消灭了敌人五百八十一个据点，恢复和开辟了三千个村庄；冀中，我军克任丘、肃宁、高阳等十余县城，敌人据点在一九四二年为一千三百四十三个，至今被我消灭得只剩下四百九十五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和热河〔67〕之凌源、承德，新开辟了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已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八月，太行我军出动讨伐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毙俘伪军六千人，伪暂编第七军军长刘月庭为我击伤。十一月，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华北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人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攻克赣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一千二百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去年冬至今年春，曾发动三次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的战斗，将吴逆总部各处和伪四十六、四十八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十三个团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二千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再次开拓和发展的时期。

　　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三十二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三十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二十二个师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二十九次；共毙伤敌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俘日军二千四百零七人、伪军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人，争取日军投诚者一百一十五人、伪军反正者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种口径炮四百八十九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胜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阵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既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我根据地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68〕之多伦和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里；跨越华北之晋、冀、察、鲁、绥、热、辽七省。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一千六百多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强，民兵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百分之三，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一百五十万兵力。人力方面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二十七、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八，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五十七，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兵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敌人七年来对华北我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的，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胜利地坚持下去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黩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道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都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在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个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等；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来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奸，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得不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也应该是属于优势，但可惜的是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的加以利用。相反的，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厌、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了捆绑的办法，部队的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驾驭；战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且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以上这些，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特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当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出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并制胜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间，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的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拚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控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最终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华北七年抗战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反法西斯的美国盟友介绍，就此结束。


　　注 释


　　* 这是叶剑英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的讲话。


　　〔1〕一九二七座六月至七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据当时中外报刊揭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写了一个呈送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假借“中日共存共荣”、“发展贸易”等名义，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扩张计划。这个奏折被称为田中奏折。日本以后的侵略步骤与这一奏折中的计划相吻合。

　　〔2〕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省。

　　〔3〕 香月清司，一九三七年七月任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华北 地区的日军作战。同年八月，日军撤销中国驻屯军建制，改设华北方面军，寺 内寿一任方面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任华北方面军所属第一军司令官。

　　〔4〕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此后，决死队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5〕杨秀峰，中共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冀西游击总队（后纳入八路军建制）总队长、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等职。

　　〔6〕 范筑先，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第六区（聊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7〕 徐州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李守信，曾任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一九三三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任伪热河游击司令、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等职。王英，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参议。一九三六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任伪绥西联军司令。赵雷，曾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四师师长。

　　〔9〕 齐燮元，原为旧北洋军阀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部长，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内政总署督办、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等职。

　　〔10〕 南口之战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河北南口地区进行的战斗。忻口之战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这两次战役均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共歼敌近二万三千人。

　　〔11〕 赵登禹，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战斗中牺牲。佟麟阁，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战斗中牺牲。郝梦龄，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第九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忻口战役中牺牲。

　　〔12〕 韩复榘，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十二月底至次年一月初，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下，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国土。

　　〔13〕 李服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第六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因天镇战役失利被阎锡山枪毙。

　　〔14〕 阎锡山，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5〕 王克敏，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潘毓桂，原任国民党北平（今北京）公安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任北平（今北京）维持会委员、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天津特别市市长。

　　〔16〕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为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隘口，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7〕 刘师长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副师长指徐向前，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18〕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平定七亘村以东及以西地区两次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辎重队，歼敌四百余人。十一月二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阳黄崖底地区伏击日军第一○九师团一个大队，歼敌三百余人。十一月七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阳广阳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一个联队，歼敌二百五十余人。

　　〔19〕 曾万钟，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军长。

　　〔20〕 二五减租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的一种形式。即地租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1〕 长乐村一战是八路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中的一次歼灭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武乡长乐村地区与日军一○八师团步兵第一○四旅团旅团长苫米地四楼指挥的两个联队展开激战，歼敌二千二百余人。

　　〔22〕 常冈宽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山西广灵邵家庄战斗中被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击成重伤，当时曾认为将其击毙。

　　〔23〕 崔培德，当时任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

　　〔24〕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河北涉县响堂铺地区伏击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歼敌四百余人。

　　〔25〕 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第十（矾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矾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26〕 宋、邓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二○师雁北支队和邓华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一九三八年五月合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六月，向冀东挺进。

　　〔27〕 扈全禄，原为豫北一带的游杂土匪武装头子，后曾任国民党军豫冀边区游击独立第八支队司令，一九四三年率部投敌，任汪伪暂编第六军独立一旅旅长。

　　〔28〕 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29〕 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占领徐州，随即调集兵力准备进攻武汉。同年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庆至九江一线的长江沿岸地带，打开了进攻武汉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推进，以第二军为侧翼经大别山北麓向信阳、武胜关方向实施迂回，兵分两路会攻武汉。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了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守军被迫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30〕 寺内寿一，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今官。

　　〔31〕治安肃正计划是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年三月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而实行的残暴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

　　〔32〕 这里的会指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并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后在华北各省、市、县设立了分会。

　　〔33〕 所谓总力战，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34〕“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35〕 塞克特，德国将领。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堡垒政策又叫碉堡政策，是国民党将领鲁涤平、金汉鼎、柳维垣和戴岳等人先后提出的。

　　〔36〕 曾国藩，晚清地主阶级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任兵部侍郎、两江总督等。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将。

　　〔37〕汪逆精卫即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昆明至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8〕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9〕 张岚峰，原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降日寇，历任汪伪苏豫边区绥靖军副总司令、第一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等职。

　　〔40〕《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春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文件规定采用各种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41〕《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指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六月秘密制定，十二月明令实施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这个文件包括最高原则、施行通则、具体办法、方式与技术四部分。主要内容是：“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在“制裁共产活动”的方式上，“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晋察冀、冀中、冀南等根据地，严禁十八集团军发展，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等等。

　　〔42〕 石友三，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

　　〔43〕 张荫梧，一九三九年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44〕 秦启荣，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山东第三游击纵队司今。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勾结日寇，制造磨擦，行同汉奸。

　　〔45〕 赵云祥，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

　　〔46〕 陈立夫，国民党CC派首领，中统特务的创建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长期控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戴笠，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权）。康泽，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中华复兴社书记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等职。

　　〔47〕 朱怀冰，一九三九年时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长。

　　〔48〕 水原旅团长指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一九三九年九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等部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战斗中歼灭该旅团第三十一大队等部一千余人。当时曾认为已将水原义重击毙。

　　〔49〕 阿部规秀，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击毙。

　　〔50〕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二○师在师长贺龙的指挥下，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在河北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激战，歼敌七百余人。战斗中，日军发射毒气弹，贺龙等人中毒。

　　〔51〕贺师长指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

　　〔52〕 刘师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之一部指陈赓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

　　〔53〕 白晋战役指一九四○年五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自圭至晋城铁路（简称白晋铁路）线摧毁日军交通线的作战。是役彻底破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消灭日伪军三百五十余人。邯长战役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在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公路（又称邯长大道）沿线的破击作战。是役消灭日伪军七百余人。平汉战役指一九四○年四月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对平汉铁路以及由该路伸向冀南抗日根据地内的主要公路展开的破击作战。是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分割、封锁我冀南根据地的企图。

　　〔54〕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55〕 冈村宁次，日本战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历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56〕 曾万钟，一九三九年二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刘茂恩，一九三九年十月后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一九三九年十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

　　〔57〕 庞炳勋，一九三九年九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新编第五军军长。

　　〔58〕 于学忠，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军苏鲁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任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山东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59〕 李仙洲，一九四一年五月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四三年二月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

　　〔60〕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至二十七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大约十万人的兵力对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驻守在这一地区的十七、八万国民党军队，本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对于日军的进攻疏于戒备，因此在敌人进攻面前迅速溃败，大部分部队撤往黄河以南地区。

　　〔61〕这里指一九四二年五月阎锡山和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宁乡县安平村举行的秘密会谈。由于阎锡山中途溜走，未能达成协议。

　　〔62〕 杨诚，曾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投敌前任骑兵第一军第四师师长。

　　〔63〕 孙玉田，原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保安旅旅长，一九四二年随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投敌，任汪伪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64〕 齐子修，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五师师长、山东省第六区（聊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率部投敌。所部编为汪伪第五十七军。

　　〔65〕 王揖唐，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亲日派汉奸。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九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66〕 吴化文，一九四一年五月后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三年三月投敌，任汪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67〕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68〕 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选自：《叶剑英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