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王”盛世才

老杨

作者: 张荣辉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前苏联中亚地区有着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名义上虽已“归附中央”，但由于中国政局动荡，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新疆地方实力人物一直占山为王。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三代“新疆王”的统治。这一时期，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盛世才。盛世才从新疆督办公署的一个中校参谋干起，三年内崛起为“新疆王”，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作用不小。主政新疆后，盛世才长期执行亲苏联共政策，他个人还经斯大林同意一度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下，盛世才抛弃斯大林，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转而实施亲蒋反苏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为保全个人地位，1944年盛世才又想亲苏反蒋，斯大林恨其反复无常，不予理睬。后盛世才被革去新疆本兼各职，转任农林部长，成为蒋介石的笼中鸟。

　　三年韬光养晦，攫取新疆最高统治权

　　盛世才，字晋庸，1892年生于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东渡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选为代表，回国参加争取收回青岛的活动。不久，他考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赴东北奉军第八混成旅郭松龄部任上校参谋，深得张作霖、郭松龄赏识。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经郭松龄大力举荐，盛世才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命回国协助举事。郭兵败身亡，盛世才仓皇逃回日本继续完成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先在国民党军贺耀祖部任参谋，1928年转任行营参谋处一科科长，1929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三科科长，时年37岁。

　　盛世才为人阴鸷，有着极强的权力欲和政治欲。他曾对朋友说：人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有这等抱负和心机，又有良好的军事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盛世才当然不甘久居一个小小科长的位置，时时刻刻都在窥伺左右，等待时机的到来。

　　1929年秋，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京沪宁延揽军事人才。闻讯后，盛世才惊喜万分。他知道，新疆军事人才奇缺，金树仁自己也是文人，如能寻机执掌新疆军权，则大有发展前途。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朋友结识了鲁效祖。1930年底，在鲁效祖的极力推荐下，盛世才辞去了参谋本部的科长职务，举家北迁，假道西伯利亚来到新疆。

　　盛世才进疆，目标十分明确。临行之前，他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系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区创造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其权位。或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俟蒙古王死后，即以义子地位代统其众，天下事大有可为。”已年近不惑的盛世才，为实现个人野心真可谓用心良苦。

　　盛世才初到新疆，并不为金树仁所信任。金树仁是甘肃河州人，自1928年夺取新疆政权后，在用人问题上是非亲不任，且封建乡土观念极强，军政要津上多重用河州人，以至当时的新疆有“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之说。他到内地延揽军事人才，其意仅在利用他们帮助整肃军队，储备实力，把金家天下扩张到甘肃老家去，并非真有广纳天下贤能的胸襟。

　　盛世才与金树仁既无乡土之情又无裙带之谊，且金树仁对南京参谋本部的军官素怀戒心，因此盛世才的处境颇为尴尬，弄得鲁效祖亦觉脸上无光，不得不多方周旋。碍于情面，金树仁才任他为督军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

　　盛世才本想进疆一展抱负，却所遇非所期，只落得个备而不见用的参谋，而其良好的军事素养，又引起了那些缺乏军事才能的同事们的嫉恨。一时间，盛世才颇有万念俱灰之感，遂想混任县长干干，名兮不成，发点小财后再另谋出路。但想想当初一腔宏愿，又怎肯罢休，于是处处谨慎，委曲求全，惟金树仁之命是从，以求得他的信任。

　　几个月后，金树仁见其才可用，也还算老实，又委任他为军官学校战术教官。盛世才终于有了接触军队的机会。当时，盛世才是新疆惟一受过正规高等军事教育的人才，又有前线带兵的实践经验，因此很快在军校中建立了威信。于是，他开始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培植势力。后来，这些军校学生都成了盛军中的骨干。

　　1931年，新疆社会矛盾激化，哈密、阿山和南疆各地相继发生“民变”，甘肃军阀马仲英部又趁乱进疆，致使全疆骚乱不已，省城迪化四面楚歌。金树仁先后派遣刘希增、鲁效祖、张培元等亲信率省军“剿抚”，屡战屡败。不得已，金树仁只得起用盛世才，先后任命他为鲁效祖和张培元的参谋长，协助平息了民变，击退了马部。盛世才开始在新疆军界崭露头角。

　　1932年，马仲英部再次进攻南疆。金树仁任命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率军东征。在东疆混战中，盛世才指挥大小战役四十余次，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一时声誉雀起，威望大增，甚至有人以见从前线回来的盛总指挥为荣。

　　从参谋、参谋长到东路军总指挥，短短两年功夫，盛世才已军权在握，成为新疆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盛世才最终得以主政新疆，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机缘。金家统治江河日下，四面楚歌，盛世才却声望日隆，实力日增，此消彼长，是为必然；而偶然性则在于1933年4月12日新疆迪化发生的一起后来被称为“四月革命”的军事政变。

　　这起军事政变是由督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利用“归化军”发动的。

　　“归化军”是哈密事变后，金树仁为镇压“民变”，在伊犁、喀什等地招募的由一批十月革命后在新疆落户的白俄组成的一支劲旅。本来，金树仁对这支部队十分倚重，给予的薪饷较省军高出一至两倍。但到1933年，由于连年战乱，省库空虚，归化军的薪饷不能如期到位，官兵生活相当窘迫，有浓厚的厌战情绪，加上金树仁等对归化军上层安东诺夫、巴品古特等尊重不够，因此，他们心怀怨恨。

　　陈中等人久有取金而代之的抱负，平时也有意与巴品古特等人往来。他们察觉到归化军上层与金树仁怨隙已生，就煽动他们参与倒金运动，并诱之以利，归化军上层一拍即合。

　　在陈中等人的影响和策划下，4月12日下午，几百名归化军拿下了金树仁的督署。金树仁保命要紧，枪声一响，就携眷逃离迪化。树倒猢狲散，金氏政权倾刻间灰飞烟灭。

　　政变成功后，政变当局自觉难以维持夺得的政权，李笑天便亲自架机飞往迪化南郊的乌拉拜，恭请驻军于此的东路军总指挥盛世才出面维持局面。

　　盛世才并没有参与策划政变，政变发生后，他也接到了金树仁要他火速回城平乱的命令，但在不明真相之前，他决定按兵观望。没想到，金树仁政权没经几下折腾便土崩瓦解。经过深思熟虑，盛世才同意与政变方合作。

　　4月14日，新疆临时维持委员会召集会议，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这样，盛世才就因时乘便，坐享政变的成果，攫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一跃而成为新一代“新疆王”。

　　斯大林出兵援助，盛世才做稳“新疆王”

　　盛世才虽然成功篡夺了“四·一二”政变的胜利果实，取得了政权，但“新疆王”的地位并不巩固，面临着很多挑战。

　　在军队方面，除了盛世才的嫡系部队外，还有1933年从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和政变所恃的归化军。这些部队在编制和隶属关系上皆不统一，派系林立，难以驾驭。在政治方面，新政府职务大多由金树仁政府旧官僚接替，其中教育厅长刘文龙当上了临时政府主席，彼此间政见多有不合；推举盛世才上台的政变功臣们也多不服约束，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盛世才是一代枭雄，何等精明，他对自己面临的困境一清二楚。他意识到，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做到内部统一。1933年下半年，他开始整肃内部异己者。

　　包尔汉回忆说：盛世才上台之后用了“三刀”：一刀消灭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政变发动者，独吞了政变果实；一刀铲除了与他政见对立的刘文龙等人，把省政府放在自己的指挥之下；一刀消灭了东北军首脑和归化军头目，统一了军权。通过这三刀，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了新疆新政权的铁腕人物。

　　以盛世才的那点实力，何以能把异己者一一铲除呢？盛世才靠的是狡诈的政治头脑和铁的手腕。盛世才上台之初，一度也想投靠国民党，但他知道蒋介石只信任自己的嫡系和有实力的人，因此，他对南京方面不敢抱有任何幻想。至于日本，一方面日本在新疆的力量很小，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另一方面如果投靠了日本人，他麾下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东北军，势必调转枪口对付他。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惟一的出路是争取近邻苏联的帮助。

　　苏联与新疆毗连数千里，苏联方面出于对本身安全考虑，也希望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一个亲苏的稳定政权，作为其中亚地区的屏障，同时还可以利用新疆地区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特别是“哈密事变”以后，英、日等国纷纷染指新疆，英国暗中支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割据南疆，日本在占领满洲进入热河后，也想借助马仲英的势力在新疆延伸势力范围，这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严重不安。在新疆的三股主要势力中，张培元一向持反苏立场，马仲英长期和日本勾勾搭搭，都不是苏联出手扶持的理想对象。因此，得知盛世才亲苏的态度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立即向国内作了通报。但莫斯科对盛世才并不了解，对他的行动将信将疑，没有作出明确答复。

　　1933年9月，盛、马大战爆发，张培元也趁机起兵，盛世才遭东西夹击，处境相当危险。

　　为了进一步取得苏联信任，9月的一天，盛世才通过陈德立请苏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到家中做客。宴后在书房小坐。盛世才让领事们浏览他的书籍，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谈话中，盛世才说他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一直认为只有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他还表示，他脱离国民党政府来到新疆，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因此，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首先必须消灭马仲英、张培元等反动军队。

　　孜拉肯等人离开时，盛世才还没忘记给他们来点“物质刺激”，一人送了一份厚礼，拜托他们将自己的意见尽快呈报莫斯科和斯大林。

　　孜拉肯回去后，很快向莫斯科报告：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10月，心急火燎中，盛世才派遣陈德立和姚雄前往莫斯科直接求助，以期得到苏联的进一步信任，并求军援及派人协助筹建反帝新政权。

　　11月，斯大林决定派遣熟悉东方事务的阿布列索夫出任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对盛作进一步了解。工于心计的盛世才，千方百计地接近阿布列索夫，凡事都和他商议，对他百依百顺，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阿布列索夫向苏联政府呈文，尽言盛世才亲苏之诚意。

　　此时，迪化已为马军所围，形势万分危急。盛世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几乎每天都要探问苏联红军是否入境，甚至向亲信透露，如斯大林再不帮忙，就准备放弃迪化，率部往塔城经苏联返回内地。

　　斯大林终于听信了阿布列索夫的汇报，给盛世才派来了救星。

　　1934年12月底，苏联红军换上中国军服，带着飞机、大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以“阿尔泰归化军”的名义，从塔城外围南下，分两路长驱直入，向马仲英、张培元部发动攻击。在苏联红军强大炮火轰击下，马、张二部节节败退。1935年1月初，苏联红军奔袭张培元部的后方基地，没收了所有的军用物资，张家军全面溃败。1月6日，张培元在绝望中自杀。临死前留书一封，请盛世才照顾他的家小，勿失“官家体面”。5、6月间，马家军也被苏联红军和盛世才部打垮。经与苏方协商，马仲英带着大批贵重财物，经乌鲁克恰亡命苏联。

　　斯大林批准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施展铁腕除内忧，依靠苏联去外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盛世才这个新一代“新疆王”总算是名至实归了。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开始全面实行亲苏联共政策。

　　盛世才允许苏联在阿山设立金矿局，开采金矿；允许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每年输送大量的牲畜和皮毛、美玉、地毯等土特产换取苏联工业品。更为重要的是，盛世才还制定了一整套亲苏政纲。鉴于苏联和盛世才的密切关系，中共中央亦开始重视对新疆和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派遣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走廊，伺机打通从新疆往苏联的国际通道。同时，中共中央致电莫斯科，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赴新疆接援。

　　陈云、滕代远等奉命从莫斯科赴新疆接援西路军。离开莫斯科前，陈云还专门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汇报过西路军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愿意提供90辆坦克、90门大炮的援助。不料刚到中苏边境，西安事变爆发，他们在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受阻长达四五个月之久。这期间，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兵员、物资补给困难，在和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英的作战中陷入被动，到1937年4月突围到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时，只剩下400余人。

　　无奈之下，中共中央不得不通过莫斯科与盛世才联系，要求盛世才同意西路军入疆。

　　1937年5月，盛世才派1名顾问、1团武装、40辆汽车和陈云等一道前往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残部。

　　1937年10月，毛泽东派秘书周小舟赴新，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与盛世才商讨在新疆建立办事处事宜。盛世才同意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援助八路军3万件皮大衣和一批机枪。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此，新疆成为了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要道。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返回延安时途经新疆，受到了盛世才的热情接待。

　　谈话中，盛世才先是请求延安多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得到了王明、康生的赞同。随后，盛世才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郑重提出可在新疆组织一个党的小规模省委会，由邓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驻新疆党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徐孟秋（后叛变）、黄火青（西路军干部）、盛世才、苏联驻新总领事组成，讨论全疆工作，一切决议由盛世才出面执行。

　　对此，王明、康生不敢轻易表态，只答应将他的要求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在新疆作了短暂逗留，也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任弼时转告盛世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收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关系极为密切，苏联又对新疆格外垂青与关注，盛世才地位举足轻重，此事中共中央无法单独决定，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得到他们的批准。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原因？据中共新疆代表邓发回忆：“入党答应了他，那边不批准，理由是此人不可靠，怕讲出去。”那边显然是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任弼时后在莫斯科致电盛世才也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都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国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

　　1938年8月，盛世才应斯大林邀请，以赴苏疗伤的名义访问莫斯科。根据盛世才回忆，他这次秘密去莫斯科是要“直接地和斯大林谈谈有关新疆的全部问题”，包括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

　　在莫斯科期间，盛世才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斯大林三次会见了盛世才，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还在侧陪同。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都没有得到的殊荣。

　　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提出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高兴地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5年的全部短缺设备。”

　　盛世才入党问题也得到顺利解决。在盛世才的一再坚持下，斯大林同意秘密接收他为苏联共产党员。50年代，盛世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

　　“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

　　‘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

　　盛世才访问斯大林以后，他亲苏联共政策倾向更为明显。盛世才政府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关系也更为密切，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完全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与另一个国家的正常关系。


         1938年春，经协商，盛世才同意苏联调派一个骑兵团和空军一个支队直接进驻哈密。这是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

　　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与苏联签订了《新苏租借条约》，俗称《锡矿协定》，协定给予苏联非常广泛的特权，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条约。这也没有经过中国中央政府同意。

　　在处理和苏联关系问题上，盛世才越走越远。

　　1941年1月，盛世才进一步向苏联提议：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鉴于当时中苏的同盟关系，斯大林拒绝了这一提议。

　　其实，盛世才之所以要采取亲苏联共政策，并非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而完全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利用强大的苏联作为保护伞，安安稳稳做他的“新疆王”。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必然要进行新的政治投机。

　　蒋介石软硬兼施，盛世才“改换门庭”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向苏联发动进攻。德军按照希特勒制定的“巴巴罗萨”计划，分北、中、南三路向苏联席卷而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占领了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广大地区，深入苏联腹地五六百公里。

　　盛世才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局，也对战争的前景作出了自己的估价。他认为，这次苏联要完蛋，不能指望再依靠斯大林。现在应该研究“三民主义”，逐步向中央靠拢。

　　还有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局，他就是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形势危急，斯大林无暇东顾，该是他好好整整“新疆王”的时候了。这小子借着斯大林的庇护，公然向国民党闹独立。“赤化”新疆全境不说，还妄想脱离中国，成为外蒙第二，简直无法无天。蒋介石准备软硬兼施，设法收服盛世才。

　　1941年秋，蒋介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务，意在控制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当时新疆通往内地的惟一通道，控制了这条通道，就等于扼住盛世才的咽喉。吴忠信到了西北后，果然不负蒋介石的重托，利用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矛盾，诱迫马步芳献出河西走廊，为中央军入疆打开了通道。

　　盛世才对蒋介石此举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

　　1942年3月19日晚，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在家中被杀。盛世骐当时担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陆军中将，在新疆的地位仅次于盛世才。他的死，传闻众多，并无定说。

　　早想“改换门庭”的盛世才，抓住这一突发性事件大做文章，认定此一事件是一个政治阴谋，是“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这时，由于国内战争的需要，苏联要求盛世才提前偿还外债，还特别要求用实物限期偿还。这更引起了盛世才的强烈不满。因此，盛世才对苏联在新疆的其他活动也陆续提出异议。

　　盛世才对苏态度的变化，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注意。莫斯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阻止盛世才反苏投蒋的步伐，同时向他发出警告：苏联共产党绝对不会让她的党员随意抛弃党的指示，攻击马列主义而不受惩罚。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促使盛世才加快投蒋步伐。

　　摸清了盛世才的心理，蒋介石又拿出了软的一手。

　　1942年4月中旬，蒋介石派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前往迪化，与盛世才就中央军3个师开进新疆问题进行谈判，并邀请盛世才到重庆面晤。

　　5月7日，盛世才派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去重庆晋见蒋介石，商讨西北运输问题。盛世骥受到了蒋介石的隆重接待，并留在中央受训团受训。

　　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赴疆，全权处理新疆问题。行前，蒋介石手书一信，要朱绍良亲交盛世才，信中说：“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即朱绍良）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很显然，其意在让盛世才放下思想包袱。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抵迪化，对盛世才的归顺表示抚慰。宋美龄说：“中央坚决相信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

　　吃了这颗定心丸，盛世才慨然表态：今后一定“为国尽忠，为民尽孝，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

　　9月1日，宋美龄离开迪化。朱绍良继续留在新疆与盛世才谈判，并达成如下协定：

　　l、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自上而下地发展国民党组织；由盛世才担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2、新疆遴选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轮训问题，由盛世才担任中央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

　　3、在新疆传布三民主义，由盛世才担任省政府主席。

　　4、物资交流问题，由盛世才担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步调一致；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

　　6、新疆内部的整肃问题，由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派遣胡宗南部队进驻甘肃西部。

　　协定签订后，盛世才为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的诚意，改旗易帜，并对苏联和中共采取了断然措施：

　　9月5日，盛世才通知苏联领事馆，令其撤回全部专家、顾问和驻新苏联红军；同时，将当时新疆社会流行的马列主义书刊如苏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等全部收集起来，并规定只有省级干部才能阅读这些书籍。

　　9月17日，盛世才下令逮捕中共在新疆的所有人员160多人，其中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重要领导人。一年后，又将陈、毛、林等主要共产党人秘密杀害。

　　这样，盛世才执行了近十年的亲苏联共政策就为拥蒋反苏政策所取代。盛世才“七月反正”，新疆重归“中央”，蒋介石欣喜万分，称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新疆王”“悔过”乞援，斯大林弃之若敝履

　　盛世才宣布“归附中央，服从领袖”之后，并未真正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为了完全控制新疆，蒋介石在利用盛世才排除苏联势力的同时，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以便从政治上、军事上架空盛世才。

　　1943年春，国民党在新疆正式设立了省党部。之后，又在全疆各重要县份成立了县党部。省党部名义上由盛世才任主任，但其他高级官员均由国民党人充任，黄如今任书记长，林伯雅、童世荃、张志智任委员，省党部负责人还列席省政府的会议。因此，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具有很高的权威，几乎主导了新疆的政治生活。这些人自恃有蒋介石作靠山，以征服者自居，对新疆政务大肆抨击，丝毫不把盛世才放在眼里，有的竟在与盛世才共同召开的党小组会上，当面斥责盛世才多疑、专横，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按照“九月协定”，盛世才同意胡宗南部进驻河西走廊。不料几个月后，胡宗南部第十八混成旅进驻哈密，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移师奇台，国民党预备第七师更是堂而皇之进驻迪化近郊老满城，大量国民党政工和军事特工人员则以所谓“开发边疆”的名义，或明或暗地涌入新疆。

　　盛世才抛开斯大林，转抱蒋介石的大腿，正是因为蒋介石向他承诺，未来新疆事务还是由他盛世才说了算。没想到蒋介石老奸巨猾，一下就变了卦，竟对他大行釜底抽薪之计，这不能不让盛世才有“引狼入室”之感。因此，盛世才开始重新审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骨子里已有将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之意。

　　1944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打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英美联军已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斯大林和苏联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盛世才决定故伎重演，再次编造“阴谋暴动案”。不过这次是拿蒋介石派来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开刀。

　　1944年8月11日深夜，盛世才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一批国民党在新要员一一逮捕，总计达100余人。他给黄、林这些蒋介石的心腹干将扣上“混进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的帽子，说他们借国民党派遣人员入新的机会潜入新疆，伺机进行暴动，阴谋推翻盛世才政权，企图建立共产党政权。

　　在炮制“八一一黄林案”同时，盛世才一方面下令军队积极备战，准备与蒋介石兵戎相见；一方面派人前往莫斯科，表示愿和苏联“重修旧好”。为表示诚意，盛世才又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请求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向斯大林再三强调，帝国主义反动派勾结暗杀其弟，图谋反苏反共，要求斯大林派兵入疆保护，并再次提出新疆加入苏联，作为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态度之卑躬，言辞之肯切，难以言表。斯大林不仅明确拒绝盛世才的要求，还将盛世才的乞援电报原件派专人秘密送往重庆，指示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面交蒋介石亲启，并表明苏联不再支持盛世才的立场。

　　8月12日，盛世才煞有介事地向蒋介石汇报了案情。但盛世才信口开河，把许多蒋介石信任的“党国”精英说成是共产党，蒋介石又岂会相信!接到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电报，知道了斯大林的立场，蒋介石立即决定全面解决盛世才的问题。

　　8月15日，蒋介石派朱绍良前往迪化，代表中央政府传达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转任农林部长的决定。同时下令驻防迪化的预备第七师、驻哈密的徐汝成旅等驻新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调十数架飞机集中酒泉待命，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

　　这时，盛世才已穷途末路：斯大林抛弃了他；他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也不肯再接纳他；单打独斗又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四面楚歌中，盛世才只得听命蒋介石，同意离新赴渝。

　　9月11日，盛世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的陪同下乘机离开新疆赴重庆上任。这位统治新疆达十一年零五个月之久的“新疆王”，从此成为蒋介石的“笼中鸟”，新疆又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区。1949年，盛世才随蒋逃往台湾，先后任“国防部”上将参议、“行政院”光复大陆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盛世才于1970年7月13日逝世于台北，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