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左宗棠收复新疆

knowhow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发生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至三年（1877年），清军消灭了入侵新疆的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份地区，結束了清同治帝时发生的新疆回族叛乱。左宗棠当时为收复新疆的清军最高将领。

　　网上有篇《收复新疆的艰辛》的文章，非常详尽地叙述了此役的艰难，字数不到两万。我现在摘编如下：

　　　　　　　　收复新疆的艰辛

    收复新疆之役，如果没有那种“每一发兵，须发为白”的殚精竭虑，没有极其审慎缜密的运筹帷幄，是绝对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的。

　　此前李鸿章说过，让淮勇（也就是他的嫡系）去新疆，是非常不靠谱的。当时，李鸿章还断言，如果没有铁路运输的先决条件，中国要想取得新疆之役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只能眼看着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望洋兴叹。

　　一些朝廷权贵早在战役之前就扬言，就是大举发兵也很难成功。李鸿章也对手下主张发兵的将领斥责，认为新疆的仗打也是白打。在这种情形下，收复新疆该有多么艰难。当时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大论战之后，在左宗棠的坚持之下，有了新疆之役，并且将这场战争全部交给他一人负责，这样，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会异常凄惨，很可能身首异处、祸及满门。左宗棠得胜从新疆回朝时仍遭到了大量白眼和排挤。获得完胜尚且如此，如果此役失败，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左宗棠个人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见了。

　　左宗棠认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场战争所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具体的困难，就准备工作而言，即“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

　　出兵新疆之前，陕甘的战事刚刚结束，十几万的部队经过一场长期的战争，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休整和裁撤，才能进行下一场更加艰巨的战争。左宗棠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将原有的二百四十余营人马，裁撤到一百三十余营。

    李鸿章曾经说过，左宗棠手中没有精兵强将，拥有精兵强将的淮军（两万）将新疆视为畏途，认为此役不可能取胜。照道理，国家收复失地，应该派出最好的部队；那支部队的下落如何？李鸿章都通过各种名义调走了。最后他的嫡系淮军没有一兵一卒参加新疆之役。有关左宗棠进军新疆时，淮军士兵们扛着红薯行军的情节其实是一种误传。

    李鸿章不仅在收复新疆前夕调走了他的嫡系淮军，还将其他他认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私下活动调往内地。光绪初年，既然新疆即将大战，理应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源源西去才合理，可实际上不仅没有任何部队前往支援，相反倒有数万“精锐”从西部纷纷东撤。

　　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阻挡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脚步。他在组建出关部队时，仍然以湘军为主，扩充为两万人，并提拔年轻将领。对于其他进疆部队，左宗棠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撤并。此外，建立了一定数量的骑兵和专业化的炮兵，并将大批枪支配备部队。英国人包罗杰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左宗棠筹措军饷，是更大的难题。由于各省协饷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一问题同样遇到极大的阻力，并且饱受指责。当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筹饷中作用很大。他作为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都认为“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变通地同意凑够军饷。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认为此举“可谓谬极”。但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收复新疆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

　　接下来的问题是筹粮。在正常条件下，除了哈密、巴里坤有少量粮食可以采购之外，主要的筹粮地区应该在甘、凉、肃、安这河西四郡。然而这一带平叛刚刚结束，“沿途经过村堡悉成瓦砾，地田荒废，其遗黎力能自耕者，不过十之一、二，余俱流离颠沛”，百姓的生产刚刚在恢复，还非常脆弱。已经在这一地区订购的粮食只收上来大部分。左宗棠只好另谋出路，开辟新的粮源。首先，他让已经先期到达哈密的部队在当地实行屯垦和兴办民屯。 另外，则是广辟粮源，在包头、归化、宁夏甚至远至蒙古乌里雅苏台（今乌兰巴托）、科布多进行采购。此前曾经有俄国人来兰州考察，主动提出可以向西师提供粮食，左宗棠欣然同意，从俄国的斋桑包运到古城前线。在这样一系列的努力之后，之前看来难以完成的筹粮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筹转运的困难更大。这些粮食的运输距离最远的达到5000公里以上，在当时非常原始的运输条件下，要将数量如此之多的军粮运往前线，困难之多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李鸿章早就说，没有铁路，如此巨大的运输量根本不可能完成。

　　为了解决如此巨大的运量和如此遥远的运输路程这一极其艰难的问题，左宗棠在肃州、哈密、古城、安西、玉门、敦煌、巴里坤、奇台、济木萨尔、吐鲁番等地设立了采运局和柴草局站，收储粮草，提供沿途的食宿和运输工具维修服务。另外，开辟了新的运输道路，不按照原有的从哈密翻越天山到达古城的路径，而是从安西直接经巴里坤到达古城。左宗棠还根据历史记载，参考师行北路时筹办粮运的情况，又在归化设立北路采运总局，在包头、宁夏设立分局，将采购的粮食转运巴里坤。另外，俄国也在光绪二年四月（1876年5月）按照合同运抵古城480万斤粮食。

　　为了完成极其庞大的运输任务，总共动员了官民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余头，骆驼29000头。就这样，经过一年的紧张运作，在战幕拉开前夕，左宗棠已经将四千余万斤军粮运抵指定位置，并在当年九月上奏，由于粮食问题已经“暂敷前敌军食”，“归化、包头、宁夏三局停止新采”。至此，事前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粮食转运问题，也已圆满解决。

　　然后，就是正确的战略方针的制定了。尽管事后人们将新疆之役的战略总结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只有短短的八个字，然而，这八个字却包含了对新疆全局情况的正确了解和分析，包含了许多“须发为白”的过程在内。

　　当时的新疆，形势十分复杂，在阿古柏的前面，有白彦虎、马人得的武装，在阿古柏的后面，则有英国、俄国的西方势力，错综复杂，诡谲万端。经过仔细筹划，左宗棠确定了这样的作战方针，在和部队将领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并让他们深入理解作战意图之后，各部到达指定作战位置，战幕徐徐拉开。   

      为了维护自己祖国的版图，中国士兵“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他们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跋涉于戈壁之中，肩扛重负翻越天山，在深及马腹的汪洋中泅渡，在遭受断粮威胁的情况下出击，他们的骑兵“四昼夜驰八百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加抖擞”。在此期间，左宗棠本人一次次跟打算收束让步的意见针锋相对并战而胜之，直至抬棺进疆，宣示了自己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强敌决不退让的决心。就这样，中国终于驱逐了阿古柏匪帮，以锐不可挡之势，收复了天山南北，也收复了被俄国强占的伊犁。

　　在左宗棠收复北疆后，英国人提出让阿古柏投降后建立附属国，李鸿章也有此意，但被左宗棠拒绝。等到中国打开南疆门户，英国人再度提出要求庇护阿古柏，希望让他“别为立国”。左宗棠非常干脆地回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俄国在出兵伊犁时，曾经许诺只要中国恢复了对于乌鲁木齐等地的主权，便将伊犁交还中国，可是，等到中国真的收复了天山南北，俄国人却拒绝归还伊犁。中国派出交涉此事的满族大臣崇厚，又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在俄国人的威逼之下，签订了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伊犁条约。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废除这个条约，重开谈判。然而李鸿章主张接受条约。

　　清廷最终派出曾纪泽与俄国重开谈判，而左宗棠则将西师分三路直指伊犁，自己也冒着四十度的酷暑，将大本营从肃州前移哈密。按照德国人福克的记述，此时的左宗棠“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塞。”左宗棠自己在家书中则说：“连日苦心起草，体中时觉不适”，“忽吐鲜血数十口，尚未能止。”其中的甘苦不难想见。

　　俄国人本来以为只要虚声恫吓一下中国就会屈服，他们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了。然而，此次尽管一再要挟，中国却没有被吓倒，不但分兵三路，开赴伊犁城下，左宗棠还扛着棺材来到了新疆。由于中国“筹兵筹饷，叠见邸抄，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中方谈判代表曾纪泽在这场谈判中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中国军方积极备战的强硬立场，则给了曾纪泽的谈判以极大的支持。当清廷召回左宗棠的时候，沙皇以为左宗棠到北京后一定会劝说清廷对俄全面开战，因此一再通过俄方谈判代表吉尔斯和布策向曾纪泽询问左宗棠进京是否“唆使构兵”去了，他们虽然不断张牙舞爪，实际上却外强中干，并没有在这时候发动一场对华战争的能力，于是俄国沙皇“谓有传闻左相奉召入京，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特别让谈判代表声明，这些话是“本国皇帝”说的，他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修改了崇厚签订的条约。

    对于伊犁改约，美国人贝尔斯在他的书中说，“它是中国在１９世纪期间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值得注目的外交胜利。”英国驻俄大使德弗愣则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已经吞并的土地。”

　　就这样，中国保住了新疆，迫使俄国归还了伊犁。中国的西师，乘累捷之势，扫鸱张之寇，致远穷深，荡击千里，使那场之前被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最终以辉煌的胜利结束。

　　一个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1890年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评论新疆之役：“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价，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越的。”

　　英国人包罗杰在他的著作《阿古柏伯克传》中评论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５０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美国人贝尔斯则在他写的《左宗棠传》中评论，新疆之役“对任何国家，任何时间下的军队来说，都是一次相当出色的军事行动。”

　　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如果没有那场新疆之役，今天的中国国家版图将会缩减六分之一的说法。其实，六分之一只是一个理论数字，这个数字必须建立在俄国得到新疆之后不会东侵的假设之上，但从近代史上后来发生过的一系列事实来看，这种假设只能属于一厢情愿的梦想。而一旦发生俄国东侵，要想指望李鸿章去赢得中俄对抗，同样只能是一种梦想，其结果必然会使中国失去长城以北的大片领土。在失去了长城以北之后，谁又能保证陕甘宁青藏这些地区能够安然无恙呢？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新疆之役远不仅仅是160万平方公里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阻止了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

………………………………………………

　　此文还可以摘编得更短，但我有些舍不得。老将左宗棠准备收复新疆之初，清廷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妄举；但他终于成功了。我并不认为左宗棠的成功是侥幸。事在人为啊！空谈永远只能是空谈，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对照今日之中共，如果真想在收回钓鱼岛主权上有作为，早不是今天这种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