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张——焦土抗战 /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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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张——焦土抗战

李宗仁


    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不许此不死不活之现状，继续下去，必须改变此苟安因循之现状，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演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日问题或亦可因之获得和平希望。须知一国家横遭侵略，即应坚决抗战，以表现独立自存之精神。何况日人侵我，得寸进尺，无有止境。观于前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天羽氏之发表声明，足知其侵略目标，固在整个中国。我国家民族既处于生死存亡之最后关头，则此时只当问应战不应战，不当顾虑有力与无力。且抗战则存，屈服则亡，除坚决抗战而外，更不容有徘徊余地。明知战固难免牺牲，然不战之牺牲更大。不战牺牲，其结果为国亡种灭，战虽牺牲，尚可确立民族复兴之基础。且下抗战决心，或可使战祸消弭于无形，亦正未可知。能战乃能言和，不然，步步屈辱，使民族意识日见消沉，国民精神，愈形委靡。而日人则运用“以华制华”毒计，将见在彼领导之下，汉奸势力日益伸张，国土不断沦亡。至国亡之最后阶段，或亦有一部分国民，不甘为亡国奴隶，起而抗战，然彼时战争，已变为国民与汉奸势力之战争，非直接与日人战争。日人则于鹬蚌争持下形势，自为渔翁，完成其囊括全中国之目的，此诚古今历史上最悲惨之事。若早日实行抗战，则国民同仇敌忾之心，必油然兴起，纵有甘心为汉奸者，亦将慑于民族精神之激荡，而转化为爱国志士矣。就今日言，国中主张抗战者，实居大多数；其意存依赖，或幻想国际战争机会之来临，而主张不战者，只极少数人耳。

    依赖及机会主义，最初以为纯靠外力，即可阻止日人进侵，故以依赖国联为唯一政策，意谓日俄战争，势所必至，且为期不远。而日美日英之太平洋争霸战，亦势所难免。故不如暂时隐忍，俟国际战争起时，再相机收复失地，认为得计。殊不知此种机会心理，完全出于幻想。盖日本当前目的，只在侵吞中国，尚无对列强发动战争之必要。

    先就苏联对日言：苏联政府上虽感受日之威胁，但尚非其政权致命伤。彼正埋头建设，对外运用和平外交，其所利在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爆发，世界革命高潮到临，然后起乘其敞。绝不愿首先对日作战，冒犯危险。加以德国希特勒虎视西方，更不容苏联专心对日。观于出卖中东路，提议不侵犯条约，对日完全采取防御姿势力求妥协，足知其趋向所在。而最近之蒙边纠纷，亦不过日本假装反赤姿态，欲博英美同情，为侵吞中国烟幕。

    次就英国对日言：英国虽深感日本政治经济势力之威迫，双方对华政策，难求妥协，但英为工商业先进国家，利于保持国际和平原状，以便支配广大属地，而运用经济势力，与世抗衡，渐求进展，彼虽不愿削弱其在华之市场，惟首先对日作战，恐尚非其时。加以欧洲纠纷日趋激烈，英国对远东问题更无暇取积极政策。

    更就美国对日言：美国对日经济关系，更深于对华经济关系，且其国民素来厌恶战争，惟求保持门罗主义，以外交手段，求对外经济发展。观其放弃菲律滨，足见无对日速战之意。

    是知苏英美三国尚无对日作战之决心，而联合对日，亦因相互间种种矛盾，实现难期。故国际战争非无爆发可能；但何时实现，谁亦不能决定。我国若不实行对日抗战，任日人步步进侵，则不独他人援我无从，正恐国际战衅未开，而我已成涸辙之鱼，或为人之殖民地。反之，我能抗战，必可转移国际形势，促使列强积极对日，届时吾人始可乘机运用，以求民族生存。而摧毁远东和平及陷中日两国民族于永劫不复之域者，谁为祸首，固责有攸归也。

    至于不战论者，以为日本国家，一切组织，以臻科学化，尤以军事为最，无论战舰，飞机，我不能望其项背，即巨炮枪械，我亦难与抗衡。他如经济建设，交通机构等等，我无一不落彼后。以此而言抗战，无异螳臂当车，败亡立待。甚至有发为“三日亡国”之危言，以助长侵略者之气焰，而毁灭民族自卫之精神。故主张宁可屈辱容忍，祈求妥协。此种以物质肯定一切成败之论据，不但完全违背孙总理赤手空拳推翻满清，暨民十五北伐胜利之历史事实，且亦违背许多以缺乏物质而能战胜强国之民族战争，盖决定战争胜败之因素，尚有种种，物质不过其中之一，使我能坚决抗战，则日本军队之物质优点，必无以施其所长，而我国之弱点，却可资以决胜。

    先从军事上言：日军虽有现代优越之军备，然以我国广大之土地，众多之军民，兼以交通处处困难，资源全未开发，若能在同一战线要求之下，广大民族解放战争范围，军民合力，处处抵抗，节节抗战，使敌疲于奔命，无法速结战局，则以日本在国际之孤立，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之矛盾，一旦战争亘于持久，前途丧失光明，其必自召崩溃毁灭，不待筮测。此种一时战斗幸胜，最后战争失败之演变，是为暴力与正义，侵略与自卫战争之自然归结，18世纪法国之拿破仑，及最近德国之威廉第二，即其先例也。

    次从经济上言：我国虽经济落后，生产幼稚，然幅员辽阔，民多务农，并无经济工业重心，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虽可封锁我海岸，与我鏖战于沿海区域，然沿海多系通商口岸，并非生产中心，纵受糜烂，亦不足以断绝我全民族之生命线。我则农民仍可耕种劳作，力求自足自给。以我国兵民生活之低，忍苦耐劳，是其素习，纵因战争而有所牺牲，亦必能奋勉持久。反之，日本虽为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发达，但近来经济危机，愈形严重，赤字财政，超过8万万元，国债增加，亦将突破100万万元。他如劳苦大众生活之艰难，军需工业之偏在景气，世界市场对日货之排挤，燃料粮秣被服军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机。我若对之持久抗战，不但彼因军费支出浩繁，负担无力，且因中国市场之破坏，及世界市场之被人占夺，致输出锐减，生产衰落，农工生活痛苦日深，势必酿成经济大恐慌，促使其政治斗争之激化。

    再从政治上言：日本法西斯，左倾思想，自由主义，三者间之冲突，日益尖锐化，其平日政局不安，已痛感难于调解。我若持久抗战，其国内变化必愈激进，势必爆发政治之纷乱，致战争不能进行。我则因被侵略之故，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民必能一致团结，以巩固政治组织之基础。

    更就国际上言，列强虽无发动对日战争之决心，但日本国际环境，已陷孤立。我若实行抗战，自可取得列强之同情与援助；而日因战我过久，实力衰弱，亦必易被列强乘其后，而受人制服。故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将敌我双方，详加比较，足知战争不独无必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可以断言。

    今为复兴民族计，非抗战难期实现。或谓战争结果，将毁灭文化，故宁忍辱屈服，非至最后关头，不轻于抗战者，此言如非别有用心，必系认识不足。盖文化为民族生存命脉，一国文化之价值，视其能否保障民族之生存发展以为衡。吾国文化，已呈停滞状态，促其改进，实为今日民族自救中之主要工作。而最有效之改进手段，则莫过于自卫战争，因战争最足以转变民族生活故也。从积极方面言，依“文化即生活”之义，则民族生活之转变，亦即文化之转变。考之世界历史，凡战争最多之时代，即文化最激进之时代。远之如我国之春秋战国，及欧洲之古罗马帝国；近之如19世纪之欧洲，皆其先例。反之，无力自卫之民族，亦即文化衰落之民族。如今日之埃及印度，可为殷鉴。

    故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与创造前进之文化，皆非于此时发动民族自卫战争不为功。从消极方面言，一国文化之保持，必有赖乎国家政治之独立与自主，古今中外，从未有失却独立自主之国家，而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者。吾国对日屈辱，无异自毁民族文化，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付丝毫代价，毁我国家。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谓“战争毁文化”者，殆亦心死之俦与?

    更为求中日问题最后和平解决计，尤非抗战不可。吾人敌人为日本之侵略主义者，而非日本人民之全体。对同种同文之日本民族，及被现制度所压迫之日本民众，吾人固具万分同情。对真正了解如何创造远东和平之日本人士，及努力为其人民求解放之日本志士，吾人亦深具敬意。但必须吾人能坚决抗战，自立自存，并藉以促使能真正代表日本人民之日本政府出现，然后始能在平等互助原则下，确立两国之合理关系耳。

  由上之种种论列，可见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而战争之胜败，又在于精神力量之是否能充分运用，非纯在物质力量之比较与追求，换言之，中国之兴亡，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奋斗之一点而已。欧战后凯末尔及其干部以其卓越之革命精神，领导国民，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坚决奋斗，卒能战胜强敌，复兴土国，自助天助，史实昭然，殊足发吾人深省也。

选自 全面战周刊社编：《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李宗仁言论集》，1938年出版


[说明：李宗仁上述言论最早发表于1936年5月，即在李与陈济棠于6月份发动两广事变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