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工作操守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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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言

          相比在政府机关、国企或民营，在外企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少有工作与良知相冲突的时候。政府机关和国企需要执行无良政策、违心阿谀领导。民营企业或创业公司呢，兄弟同心倒也顺气，但你得想方设法偷税漏税、贿赂官员—否则你很难弄到第一桶金。但在外企，公司所有的理念都是首先要做一个企业公民，遵守当地法规，对于违反公司操守的事情零容忍。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行贿受贿自有本地的合作伙伴帮你搞掂，财务风险也由哪些分销商压货承担，自己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收益想逃税也不可能，公司已经帮你代扣代缴，号称百万年薪到手也就七十万了—在十几年前也是很高的了……你唯一的任务是完成销售Quota。

         不过，世事无绝对。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两件考验底线的事情。

         先说对公司忠诚度方面。在上个世纪，西方的高科技公司对出口中国的电脑是有限制的，记得有个“巴统”的机构专门限制对共产党国家的出口，我们所销售的服务器如果运算速度超过多少MIP得禁运，在什么速度范围的得限定最终用户。一般来说，运算速度快的，卖价也高，几个项目就完成任务了，但得申报、填写最终客户使用承诺书等，有时候还面临公司总部派专员（通常也是FBI要求的）过来的检查，如果查实，那么相关的责任人都得被Fire。对于我们这些大陆员工，当然希望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即可以完成Quota，又是爱国行为，何乐而不为？只是我们还得经过老板们的审批。九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一线经理都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这里面，新加坡华人最守纪律，几乎无法通融，台湾人则看是什么背景，容易沟通，最爽快的说香港老板。他们既有对母国的感情部分，也有商人的精明，当你拿着这些资料汇报时，他们通常大笔一挥签署，补充一句：如果有咩事，你自己搞掂哦！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很多的高端服务器以石油、电信、高校等名义买到军方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等敏感单位。未曾听到同行中有因为此事被Fire的，但确有美国总部派人过来核实最终用户的，比如94-95年DEC公司派人到北京核实几台高性能服务器的使用情况，恰好哪位老兄真的是将这几套服务器卖到了他所申明的用户单位，而不是敏感部门。现在想来，当时限制的服务器运算速度还不及现在的一台双核的笔记本电脑呢？ “巴统”后来解散了，只是针对中国的某些限制或明或暗依旧存在。

         第二个例子是销售团队为完成Quota会尽可能将客户的需求配置弄大，这样客户多买，我们每个项目的Deal Size大，也就更容易完成任务。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政府和国企都很穷，我们销售人员也很淳朴，觉得这样无端让国家耗费那么多外汇或预算来购买计算机产品，多少于心不忍。我曾和自认为比较好的老板沟通过，均不得要领，他们有时会无奈的告诉你：“没办法呀，大家都搵食艰难啊？” 或者：“放心，将来都用得上。”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新老板，UC Berkeley高材生，大陆海归，很能体会到我们的心情，获悉我们的矛盾心态后，主动将我们三个部门经理叫到一块儿谈心，和我们分享了他的三点意见：首先，我们销售的是高科技，这些正是极弱多年的中国所缺乏的，不同于那些洋烟洋酒的，我们的产品卖的越多越帮助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其次，现在的官僚贪腐，这个钱你给他们节省，也会被贪污浪费掉，还不如让他们多买些现代化的产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你们现在以为的高配置可以满足五年十年的，也许两年就面临淘汰！ 老板说的句句在理，头头是道，我们释然、以后欣然去将客户的配置做大了。

         外企，对于当年64后未能离开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在近十年来，大陆上所有的丑恶现象—任人唯亲、吃里扒外、潜规则女下属、做假单、以次充好等等在大陆的外企都陆续出现了，当然这些现象一经败露，公司还是会让你走人的。相比二十年前，外企的相对收入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而且精神压力大，远不如在政府机关做个处长甚至科长来的实惠，总之，今天大陆优秀青年的第一选择已经变成公务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