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的小脚妈，想到杀人犯姜德宏

超限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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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颁奖仪式后做了一个答谢演讲。听了这个演讲后，我越发感觉到莫言给自己取的笔名还真是莫言给自己的长鸣警钟，这莫言真应该是终生都闭口莫言，这一开口讲话，就露怯掉链子。

即便是这样的一篇土得掉渣的演讲词，莫言都是照本宣科，一字不漏地照稿念，盖因那稿子就是幕后包装高手精心制作的。共产党玩起宣传包装来，虽然是骗中国老百姓是绰绰有余，但骗起洋人来，那就是太不专业了。头一次给莫言玩国际包装，就掉链子了。

莫言的演讲词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他妈的故事，不妨全文转载如下：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看到这一段故事，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凌源第二劳改队里的一个杀人犯同号，他叫姜德宏。为了让大家相信我讲的故事，我下面贴出《北京周报》上曾经发表的姜德宏的照片。



那是1993年，我被关押在凌源第二劳改队。因为我经常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揭露中共政权侵犯人权，殴打政治犯，使得世界舆论特别关注我在凌源监狱中状况，方励之等人多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宣读我谴责中共政权的公开信。这迫使中共当局派御用记者去凌源监狱去采访我，以便作搞什么正确舆论导向，也就是搞欺骗性的宣传。中共政权派了来自《北京周报》、《人民日报》、《瞭望周刊》的四名记者去凌源监狱采访我，随后，他们就在中共在海外发行的各种英文报刊上发表了一大堆诽谤我的文章。上面贴出的图片，就是北京周报借用姜德宏的口对我造谣诽谤的内容。为了证明《北京周报》所讲的内容属实，北京周报还同时刊发了姜德宏本人穿囚服的照片。

下面是《北京周报》上发表的其它诽谤我的文章和照片：




《北京周报》只是含糊地介绍说姜德宏是我的同号，却避而不谈姜德宏是什么犯罪以及其它背景。其实，同我一样，姜德宏也是大学生。但与我不同的是，姜德宏是杀人犯。姜德宏所杀的人是他母亲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就因为那党支部书记经常有事没事地侮辱姜德宏的妈妈，性骚扰姜妈妈。姜妈妈跟儿子说了，姜德宏怒发冲冠，当天就将家里的菜刀磨得铮亮贼亮，当晚就将那个党支部书记给宰了，那就跟宰了一头猪一样！

姜德宏犯杀人罪，而且是杀害共产党干部，是中共政权所不容，按理是必杀无疑。但当姜德宏被送到法庭审判时，当地邻居、过去的同学都为姜德宏说情，说姜德宏是个遵纪守法的好青年。姜德宏单位的领导还向法庭提供证词，证明姜德宏是品学兼优，是象邓小平一样地“人才难得”。最最可恨的是，被杀死的书记的单位，居然有人集体上书，说姜德宏是为民除害的义士，是除暴安良的英雄！

鉴于有这样多的人为姜德宏求情请愿，主审法官只好刀下留人，判处姜德宏死缓，理由是“杀人时有情节”！所谓“有情节”，那是中国法官的惯用法律用语，意思就是“情有可原”，这是中国法官判罪犯死缓时，通常都要使用的开罪借口。

由于是大学生，还由于监狱警察都同情和理解姜德宏的犯罪情节，姜德宏在凌源第二监狱也备受照顾。将他安排来跟我同号来监视我，那也是对他的信任和照顾。

在我去凌源第二劳改队之前，姜德宏是唯一的一个正牌大学生。另有一位非正牌的大学生，那就是白卷大学生张铁生。之所以称张铁生是非正牌大学生，不仅因为他入学时交白卷，还因为他是工农兵大学生。

多少年来，我一想到北京周报上刊登的那些姜德宏诽谤我的话，我就感到这姜德宏有些不仗义，用监狱黑话来说，那就是“不讲究”。这姜德宏接受了北京周报采访，然后居然没事儿一样地跟我在同一监舍里又生活了两年多，他居然从未向我透露过他也接受御用文人采访了，他居然能够在两年多里对我守口如瓶，半个字都不曾透露过！可见这姜德宏被中共改造的程度！那真是不敢怒不敢言了！

我对姜德宏是既爱又哀。想到他怒斩共匪头子，我对他是敬佩有加。但看到他被共匪改造成不敢怒不敢言，我又是怒其不争！

但看到了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听到莫言在自己的小脚老妈妈被共匪扇耳光后，居然是无动于衷，我对姜德宏又另眼相看了。

莫言无动于衷，倒也罢了，毕竟那时莫言尚小，我们不能用男子汉的标准来要求莫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但是。当莫言成为男子汉之后，而那共匪就跟现今的共产党一样地行将朽木，这莫言居然是又一次地放弃了埋葬老共匪的机会，居然还借助他死去的小脚老妈的口，将自己不敢复仇说成是“我没有敌人”！还他妈的剽窃刘晓波的理想！这无疑是对他妈的最大侮辱！


看到莫言这副尊荣，看到莫言这副龌龊小人相，那姜德宏的形象在我心中竟逐渐高大起来。我宁愿我们中国的男子汉能够象杀人犯姜德宏那样，也不愿中国人头都退化成刘晓波那样的没有敌人，更不愿中国男人都进化成莫言那样龌龊，龌龊得能够忍受自己的母亲被共匪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强奸！

那诺贝尔委员会一见到中国人，怎么就成了两眼瞎子外加色盲啊？这诺贝尔奖怎么就专门发给中国的懦夫和蠢猪啊！

莫言啊，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啥也别说了！你能不能在你的厚脸皮上再扇两个耳光？一个替我扇，一个替你的小脚老妈扇！

最后，我不得不对莫言的小脚妈说：您真是不幸，你生了一个不孝之子！如果您的儿子象姜德宏一样刚烈、孝顺，那些大大小小的共匪还能猖狂到今天么！

下面是我剽窃莫言的鼻祖的一段话：

被扇耳光的是一个小脚老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麦地横截过来；书记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书记的头。幸而书记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书记便立刻停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是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你怎么啦？”

“我被扇耳光了。”

我亲眼看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扇耳光呢，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

莫言听了这小脚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搀着伊的臂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莫言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再看看那杀人犯姜德宏的，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身穿囚服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不动，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美元，有一百多万美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一路走着，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美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杀人犯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直到现在，我还时时记起这件小事，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刘刚
201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