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把“同修”送上路

halu

　　我叫汪长征，家住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九十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气功热，正上高一的我也受到了影响，被那传说中的种种超常现象所吸引，对气功及特异功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触到法轮功后，觉得法轮功宣传的一些特点正合我意，从此我开始痴迷练习法轮功。两年后，我高中毕业，考进了武汉的一所警察学校。但那时的我，随着不断的学习李洪志的“讲法”，开始想着“白日飞升”，师父说“我们这一门要去法轮世界的，我是要采取这个办法——白日飞升。……但是我们这次圆满，我告诉你这么多的人，我一定会给不相信的人留下一次深刻的教训。所以未来我的弟子圆满，很可能是一次人类社会永远都难以忘怀的壮观景象”（1998年9月《在瑞士法会上讲法》）。这样我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前程，不顾父母、亲人的反对，一心进行所谓的修炼。

　　一直到1999年7月22日，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我对此深感困惑，决心要去北京护法，为法轮功“喊冤叫屈”。其实我也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在师父一篇篇经文的鼓动下，我还是决定去北京。因为现在应该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师父说：“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走向圆满》2000年6月16日）；还说“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去掉最后的执著》2000年8月12日）

　　想着要抓住最后这次圆满的机会，2000年下半年，为了所谓的“正法”、为了能“圆满”，我又偷偷跑出了家门，沿途乞讨，花了二个多月的时间从武汉一直步行到北京。父母因为担心我的事，忧郁成疾，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父亲患上高血压、糖尿病，母亲也患上子宫积瘤、痔疮等疾病。那时的我仍然执迷不悟，但后来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让我开始有点怀疑了。

　　他叫钱进，是以前和我们一起练习的“同修”，四十多岁，家住吴家山三支沟。他是我们吴家山公认的精进“大法弟子”，我和他有过很多接触。记得在2008年，有一天晚上他的身体出问题了，好像脑溢血的症状。但在那时，作为法轮功弟子，我们都认为这不是病，而是“业债”，是邪恶的因素在干扰。当时我们还痴迷于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就阻拦他的家人送他到医院救治，召集很多人到他家去为他“发正念”，希望能帮他消除“业债”，去除邪恶，然后好起来。几天过去后没有一点效果，反而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最后，在他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只好把他送到湖北武汉同济医院，经医生诊断，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期，为时已晚，几天之后，医院宣布死亡。

　　但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修炼者，“师父”一定会让他在有限的生命里圆满，一定不会让他这么早的离开。于是我们又将他的尸体停放在他的家中，一边为他放李洪志的讲法录音，一边组织几十人来为他日夜不停的“发正念”，想通过“发正念”的形式，清除邪恶的因素，让他复活。但是仍然没有任何效果。那么多的人为他“发正念”，没有能让他起死回生。三天以后，在其家属强烈要求下，我们把他送到殡仪馆火化。后来“法轮功”媒体还说钱进是被政府迫害致死的

这个事情过后，我开始怀疑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开始怀疑用“发正念”的方法能够让人消除病情，让人起死回生。可是师父在《转法轮》里就明明说的很清楚：“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他还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很大的法力。……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转法轮·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难道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都是虚假的？我心里充满了疑惑。就在这个时候，反邪教志愿者找到我，给我分析了“法轮功”人员所谓的“做好人”，让我明白了“做好人”实际上是在培养自己的私心；“4.25”事件的真相，让我看到铁的事实，证明李洪志在说假话；“天安门自焚案”的歪曲，让我清楚了“法轮功”媒体在混淆是非、造谣污蔑中国政府。而我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辨是非，不停地做着“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的事，实际上是把一些谎言到处传播，毒害世人。

　　经过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我终于认识到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十几年的噩梦醒来，我是幸运的，但我的其他几个同伴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当时死不瞑目的眼神，充满着期盼、绝望、悔恨和控诉，至今深深地印在我脑海。在这里想告诉还痴迷法轮功的人们，不要再相信李洪志的那套歪理邪说了，害死人啊！有病不去治，认为是“消业”，认为不是病，用集体发正念的办法去救人，希望恢复健康。事实也证明，“发正念”这种形式是不能够治病的，不能够让人恢复健康的。有病就是有病，有病就要用科学的办法去治疗，用中医行，用西医也行，不能用这些邪教的办法去搞，不但没有效果，是会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