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酒哥 于 2012-9-5 01:00 编辑
人物专访-丘成桐教授
zt 受访人:丘成桐教授( 以下简称丘 )
访谈人员:王金龙 ( 以下简称王 ) 、林松山 ( 以下简称林 ) 、张镇华 ( 以下简称张 )
访谈时间: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二十日 ( 校对及更新至七月十二日 )
访谈地点:台湾大学数学系天文数学馆 435 室
适合台湾发展的数学研究方向以及如何延揽人才
张: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谈。 首先是否请您谈谈您认为当前最适合台湾发展的数学研究方向有哪些? 丘:其实,数学研究很难订下一个方向,要朝什么领域发展,基本上要看现在有多少人才,再去找杰出的人才。 举例来说,数论这个方向,翟敬立来了,再加上现在台湾有些教授在这边做数论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可以发展。 如果翟敬立不来,要想办法看该怎么做。 举一个例子,在( 北京 ) 清华,我们一开始想要发展数论,张寿武他们有一个研究群,可是目前他还没有决定来清华,如果我们想发展数论只有再找其他领队的教授;即便这个方向很好,可是,请不到好的教授,方向再好也没有什么用。
再来,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讲, core mathematics 、就是基础数学一定要办好,因为,无论在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按照政府官员的看法,他们都想以应用数学为主流,大概他们认为做应用的科目可以立竿见影,即刻可以见到他们的政绩,其实我不反对应用数学,我自己也搞应用数学。 可是,没有基础数学当根本,应用数学搞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的应用数学系,能够没有好的基础数学当后盾,例如 MIT 、 Berkeley 、 Stanford 、 Cal. Tech ,他们不是从数学系开始发展应用数学、就是从工学院开始,可是最后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坚强的数学后盾,因为有了好的基础数学以后才能够做好应用数学。 即使是 Courant Institute 这样全世界闻名的应用数学中心,他们刚开始设立时大部分教授做应用数学,最后他们却请了不少一流的基础数学家;当年创系的时候,好几位名教授 Moser 、 Nirenberg 等都是做基础数学的。 Karvaire 在 Courant 待了很多年,却是纯粹的拓朴学家,对应用数学完全没兴趣。 大数学家 Siegel 当年在 Courant 也待了一阵子,他是出名的数论专家。 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群基础数学家在系里才能办好应用数学。 同时基础数学家的素质一定要好才可以,否则就没用。 有慧眼的数学家,在适当的环境中自然会对应用数学有兴趣。
所以我想,假如要讲方向,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不能放弃基础数学。 有些人在媒体上宣称,中国要全副精力去做应用数学,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基础数学是一定要重视的。 基础数学与其他科学 有一定的关系,物理、工程这些学问可以提供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成为基础数学的源头,所以打好基础数学的根基再发展应用数学比较容易成功。 假如要讲方向,这是主要的方向。 我在大陆就听他们天天在吵着要应用、应用,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发展应用数学的模式不可能有开创性的贡献,花了很多钱,却损失了方向。 现在在北京,由华罗庚创办的数学所,直到今天还是全中国大陆最好的数学研究所,但是由于人事关系与过度重视应用和交叉学科的发展,数学所只能占科学院数学学院的五分之一,结果基本和应用数学的荣光正面临消退的危险,当年华罗庚和冯康领导时期的盛况很难再现。 好的应用数学家应该有好的方向,一般的应用数学家只注意小的问题,在森林里面看不出外面有什么东西,只有在基础数学上有根基的人才看得到整体视野,所以我想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佛大学数学系,我们没有全力去发展应用数学,但姚鸿泽教授做的概率论和 Random matrix 却是世界第一流的,值得所有中国的应用数学家去学习。
我本人也做了不少应用数学的问题,例如三维图像处理的问题,主要的想法是利用古典的共形几何和这个领域上与传统不一样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效果。 刚开始时,带了哈佛电脑系的顾险峰做博士论文,他是极为杰出的人才,现在已经是领军人物。 我们也在交通大学继续这些研究,对医学图像和动漫企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研究都需要对基础数学有深入的了解,一般应用数学系的学生不大愿意学,但由于我们的成功,也有很多年轻人改变了态度。
我们看看苏联,这是中国大陆从前学习的榜样。 苏联的应用数学家和基础数学家,甚至是物理学家,基本上不分家,从 Euler 和 Landau 以来的传统都如是。 三十年前很多苏联的数学大师离开苏联,分散到法国、美国的名校,如 Harvard 、 Princeton 等,在这些地方他们也带领和教导了一些年轻的中国应用数学家,但是毕竟我们的应用数学家基本知识不够,和他们合写了一两篇好文章后,就无以为继了。
我在中国科学院看到他们铺天盖地的要搞所谓交叉学术中心,实在莫名其妙。 大概是院长提倡,下面的人就利用院长的口号顺势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事实上,交叉学科当然是绝对有意义的事情,院长的提倡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一个生有重病的病人,未有吸收的能力,却要求进补人参、鹿茸一样,最后病人不单没有好,还可能提早去世。 顾名思义,交叉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学科相交的地方来进行交流,极有可能在交叉研究时还需要第三个学科,假如我们对这些学科的基础都不够,就只有瞪着眼睛跟随国外的专家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做一些小文章了。
在基础数学里面有几个传统的方向,一个是数论、一个是几何,包括拓朴、代数几何和微分几何,这几个方向一般来说都是核心的。 当然分析、微分方程也是很重要的学科,组合学现在也越来越重要,这些都是重要的方向。 你看传统的名校,数论及几何始终还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Harvard 这一百年来的发展中,从 GD Birkhoff 做动力系统,到 Morse Theory ,到 Ahlfors 都是分析和拓朴。 以后就有代数几何跟数论,其中代数几何以 Zariski 为代表, Tate 来了以后,数论也就强起来了,便成为美国数论的中心。 Princeton 也是从 Veblen 和 Lefschetz 开始,他们发展拓朴、代数几何和数论。 Berkeley 也是陈省身去了才大大出名。 在陈省身以前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群,不过陈省身去了以后发展得更好。 当然不是说所有数学系非先发展数论、代数几何不可,不过这些毕竟还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学科,做的人也很多,尤其是台湾出去留学的学生,慢慢地也越来越多做数论以及代数几何这些专业。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需要重视的方面,台湾也有这个条件去做。
几何当然是很重要的学科,做的人慢慢地也开始不少了。 不过方向要走对。 现在台湾做几何学的人不少,但是,坦白来说,有些方向没有抓好。 分析方面,也需要找一些有眼界的人,林长寿就很好,但学生不够多。 问题是,台湾现在的经费太少、薪水太少,要请好的人根本请不动,相差太远。 你看大陆的名校,现在可以请美国极为杰出的教授,薪水的问题没有这么大。 在台湾为什么只有中研院能够用美国薪水请人,其他大学不行 ? 张:大学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弹性薪资的可能性,就是个别去谈,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丘:那就要勇敢的去找。 譬如来说,要请Rick Schoen ,我们需要用美国的薪水去聘请他,这样的案例应该要跟校长谈好,告诉他,我们找到一位极为重要、极为有声望的人,否则的话,你不敢去找 Schoen 谈,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能力提供他的薪水。 反过来说,校长也不晓得你有没有好的人选,结果两边都在等,等到最后,一个都请不到。 因为你胆子小,钱不在你手边;校长可能想,我有这个钱,在等你请,两边都在拖,最后一事无成。
我在 Harvard 做过系主任, Harvard 有一些作法值得效法。 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每一年,无论有没有钱,我们系里都讨论怎样去寻找一位好的人选来担任我们数学系的教授。 持续讨论去找一个质量高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系里面的教授通过讨论才晓得谁是好的人选,否则教授们躲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只晓得自己领域里面的一些东西,对其他领域的活动就会陌生。 一旦讨论后,邀请教授的结果就强很多,我们要持续考虑在每一个领域里谁是最好的,就算不聘请这些教授也没有关系。 总是要与自己的同仁不停的讨论,最好是持续举办 colloquium ,请外面最好的人来走走,了解一下全世界数学的发展,不这样做的话,同仁或学生都不了解当代数学的状况。 不幸的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听 colloquium ,很多同仁只听自己领域学者的演讲。
在台湾,有些研究所就不鼓励开放政策,中研院数学所搬到台大校区以后,与台大数学系同一栋大楼,他们在六楼和七楼,台大数学系在四楼和五楼,中研院将门关起来,不让数学系的人自由进出他们的所。 我从去年六月就到了台大,他们却从来没有给我进出的自由,所以我没有机会到中研院数学所听演讲,可见他们不开放的情形。
总结来说,要找最好的教授,不要有太硬性的计画,要采取开放的政策。 门户不开放是中国近数百年来科技衰落的主因,希望台湾的院校要警惕。 张:不太能计画,但是请到好的人是重要的。 丘:请到好的人永远是最重要的。 张:有什么人来就可以做什么方向。 丘:对,很重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事情。 张:现在台湾当然比较不好的就是薪水越来越不能跟外面比。 丘:我讲过,我要请一个最好的人,譬如来讲Rick Schoen ,你跑去跟学校讲,学校了解了以后,他们当然是 … 张:学校是有可能协助的,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例子了。 丘:所以你要去尝试邀请那些好的人选,连尝试都不做,你根本就无从知道他会不会有兴趣。 刚开始你可能猜想他不可能有兴趣,可是慢慢地你会发觉他可能会有兴趣,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你要多尝试,聘请好的教授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看有些名家,像Fukaya 教授,就从 RIMS 跑到 New York 去了。 像东京大学的 Kato 教授,他就跑到 Chicago 去了。 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会离开日本,他们却真的离开了。 我们一定要勇于尝试。 有些本系教授猜测,好的人才不会来,他们就建议聘请一个水平比较低的教授就好了,因为看样子他是会来的,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想法。 不尝试怎么知道好的教授不会来。 我想台湾现在的情形,对杰出的教授应该还是可以出得起好的薪水,至少请少数人是可以出得起的。 譬如说,现在翟敬立来了,可以由翟敬立邀请几个做数论的人。 有没有想过请蓝凯文,我上次问蓝凯文,蓝凯文愿意考虑到 ( 北京 ) 清华任教。 现在翟敬立来了台湾,蓝凯文应该更有兴趣到台湾来。 蓝凯文做的工作跟翟敬立很有关系,同时很杰出。 不过,如果薪水很低的话,他就不见得有兴趣。
反过来说,有些地方,例如中研院数学所一直不想聘请年轻学者,用的理由是要找最好的教授。 十年来,研究员的人数由卅三位跌到廿五位,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所长权力太大,又没有能力去利用中研院充裕经费的好处。 现在新所长来了,希望其他研究员会大力支持他,让中研院数学所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所。
前一阵子我以为,美国现在的教授位置比较少了,欧洲位置也比较少了,所以请他们比较容易一点。 但前几天我在德国开会时才发现,现在欧洲有很多教授的位置,例如英国 Oxford 有位置, London 有位置, Cambridge 也有位置,我不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美国也有大量的教授要退休,但是很难估计每年有多少教授会退休。 现在开始有一群人到八十岁了,婴儿潮有很多到了八十岁就开始退休,他们退休就多了很多位置,所以现在国外都在竞争好的人才。 张:其实台湾有类似的情况,像台大数学系最近就连续的有很多人要退休,会产生很多的位置。 丘:我在( 北京 ) 清华聘请好的教授的时候,遇到一些困扰,就是退休的问题。 教授在国内六十五岁要退休,相当年轻,顶多拖到七十岁。 但是美国是不用退休的,虽然不见得在美国每个人都想做到七十五岁以后才退休,可是很多人还是希望得到这个优待。 一般来说,假如我们聘请的教授七十五岁合约终止,他们还可以接受。 可是六十五岁合约就终止,他们就会担心,因为很多同仁到了六十五岁还是很活跃。 他们来了以后,六十五岁以后没事干怎么办? 假如他留在本来的学校,譬如来说有位 Michigan 的教授,他在那边久了,朋友多了,退休以后他还有一些朋友。 五十多岁的外国人来了以后,六十五岁就要走了,对他们来说有困难,房子也是个问题,这都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 张:这一点,台湾应该是比美国讲起来还没有竞争力。 丘:对呀,是没有竞争力,到六十五岁后房子就没有了,是吧。 张:如果是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退休后就必须搬离宿舍。 林:这是台大的问题。 丘:台大的问题是校长跟校务会议要不要做这个事,台大不是有很多校园外的地方吗? 照我的看法,在远一点的地方弄一大块地给退休的教授住,住久一点,住到他去世为止,远一点有什么困难? 盖一大批的房子,甚至可以盖好一点的,盖房子钱不是很多,主要是地的问题。 林:像交大,我们要延退到七十岁,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超过七十岁那就不说了。 如果你是中研院院士,在交大七十岁、七十五岁都还可以的。 上次碰到你的朋友朱国瑞,他来台大是三年一聘,过六十五岁以后,他到底能不能延退,他也是院士。 张:院士在台大是可以延后到七十岁。 丘:用院士做主要的评审依据是不合适的。 现在的大学遇到的是国际市场、全球性的市场,很多一流教授都是外国人。 你不能固步自封,聘请教授只请台湾来的,这样子样本太少。 假如你聘请的教授全部集中在台湾毕业的人,能有多少个? 合理来说,加起来不超过五十个吧! 从五十个里面再挑,能够挑出多少个? 所以,这样就把你自己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市场。 台湾每年拿到博士学位、比较合适的不会超过五个吧,十年就五十个,能有多少? 你不能够单在这五、六十个博士里面挑,否则达不到国际水平,我想应该要打破挑选人才的范围。 你看美国,每个名校聘请教授都到全世界去邀请,学生也是到全世界各地去邀请,他只取最顶尖的,因此他领先,因为他找到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台湾如果真的要和世界竞争,也要到全世界去邀请好的学者,至少可以考虑邀请大陆的学者。 张:目前还不可以请大陆的人来专职。 丘:大陆有一大把人才,你们又不请他们。 大陆到美国留学的学者比台湾多得多了,可以考虑邀请他们。 张:如果是拿大陆的护照现在是不可以,但是拿加拿大或美国的护照,是可以请的。 丘:如果他拿到加拿大、美国的护照,他在美国的位置就已经相当稳定,在这时候这些学者不大愿意来,不过还得试试看。 另一方面,因为两地都讲普通话,来的可能并不是没有,可是台湾的薪水太低,中国大陆的薪水,对杰出的学者来说比这边高得多。 中国大陆对很好的人才,像李骏、张寿武他们,要拿跟美国一样的薪水是没有问题的。 给美国一样的薪水,你做不做得到? 如果你做不到,那你怎么办呢? 一定要打破这个限制,不能只有中研院才有大量的特聘教授,所以朱国瑞不高兴,他说中研院的预算加了一倍,可是教育部给大学的预算不但没有加,还减少。 张:学校相对的资源是少很多。 丘:我觉得这是不应当的,应该公平竞争,只要杰出的人才就可以聘请。 林:像上礼拜、上上礼拜新加坡的一个部长就在讲:「人才流失、台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人家都知道台湾的问题。 丘:我在( 北京 ) 清华大学想聘请一个外国人,他 的夫人是中国籍的,想到新加坡去 ,我就要 ( 北京 ) 清华跟新加坡竞争,这个年轻人做得很好。 我想台大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所以,资金无论如何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请外国人,薪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台湾毕业的学生,他们愿意受苦,愿意拿少一点钱,像王金龙愿意拿少一点钱,这种忠贞份子跑回来,我很佩服。 可是不能期望不是台湾出身的人有这种忠贞的情怀,他们没有理由要效忠台湾。 他来就是看他在学问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家里得到什么好处,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跟 ( 北京 ) 清华的领导讲,我们请外国人不能期望他们拿很少的报酬,要预期他们需要照顾他们家里,要看他们自己的前途,这是他们在乎的。 中国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为什么要来效忠,所以要了解这个定位。 张:所以薪资或者适任的年龄这个问题,制度要有比较大的弹性。 林: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边能不能提供,包括现在国际行情的薪资。 丘:我觉得教育部要朝这方面努力,就数学系来说,他应该有名额,譬如来说有二十个名额是给外国的、很好的教授,可以配合外国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要挑得很严,确定这是真的好选择,每个大学都可以去申请,然后请他们来。 林:我是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以你之名,看看去哪里募一笔款。 丘:台湾要募一笔款是要花很多时间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不立配合款(matching fund) 。 其实中国大陆也在做这个事情,例如教育部可以每年给一百亿当配合款。 譬如张忠忠?枰磺f,教育部就配合一千万,就等于有二千万。 你假如全部都要人家捐的话,台湾这个气候,不大成功。 在香港,这样的配合方式捐赠的人很踊跃,香港政府每一次拿出来的钱,他们都能够配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每一次都超过政府能够配合的钱。 张:现在台湾一些企业界或民间团体,他们捐款给学校,比较常看到的是盖一栋楼。 丘:想办法让学校去做这个事。 在香港配合款是不能够盖楼的,香港容许用配合款请教授、讲座教授、奖学金,严格规定不能用来盖楼,但香港大学们都懂得怎样去配合这个规则。 台湾要捐钱最简单的就是政府给出大量的配合款。 香港政府动不动就二、三亿给每间大学拿来做配合款,香港的二、三亿大概就是十亿台币以上了。 台湾为了五百亿就吵了老半天,五百亿是小儿科,对整个台湾一年才一百亿,大约三亿美金,我们在Harvard 给大学部学生的财务协助就是一亿多美金一年,而三亿美金在台湾是所有高校一同用,台大多了一点点,就算一亿美金给台大好了,还是不多。 林:而且一下就稀释掉了,没有集中用在哪里。 丘:本来有的钱就很薄,加上一点点,就天天在吵,有人就讲教育界拿了太多钱。 林:这样的钱还不是说学校可以很聚焦在做什么,因为学校里面老师为了求公平,又整个把他稀释掉。 丘:你想想看南韩花多少钱,愿意投资在基础研究,他们的钱比台湾多得多了,日本也是比我们多得多了,台湾是四小龙之一,我想现在是不是四小龙之末? 张:现在可能已经掉到最后面一名了。 丘:现在是最后了,这很可惜,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才。 但是花的钱那么少,天天谈政治,实在无聊透顶。 最近香港也是这样子,再下去恐怕不行了,我对他们有些失望。 我想政府一定要了解,全球化市场不能关起门来做,继续下去就没希望了。
台湾近年来出国留学的学生有减少的趋势
张:丘老师我们要不要来谈下一个议题,就是说现在台湾出去的学生有越来越少的趋向。 丘:这跟前面的事情是有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联结在一起的。 教授拿的钱就这么少,前途就跟这个有关。 即便你对学问兴趣大,碰到生活困难也非努力做研究不可,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是不多。 这样你怎么能期望学生去为科学而做科学。 其实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很多人找我帮忙想送他们的小孩去美国,我问他们的小孩想念什么,几乎百分之九十要去念金融。 年轻小伙子、中学生还没有毕业,每一个都要念金融,为什么? 因为钱多,他们认为出路好。 以前他们要念电机,现在没讲这个,现在要念金融,这个问题反应出社会的风气、社会的观点,政府的观点。 香港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什么东西? 香港比较有深度的文化慢慢不见了。 其实香港有几个很好的大学可以发展高科技,但香港政府不搞高科技,不搞发展,现在香港经济主要是金融跟房地产,你怎么期望小孩子对科学有兴趣? 小孩子一看他们的朋友成功的都是搞金融的,就不搞纯科学了。 张:我相信从以前到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都是... 。 丘:美国当然也在乎金融,也希望赚钱,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有其他的兴趣,是多元化的。 美国的文化不是这么简单,光只看拿多少钱。 台湾的文化如果慢慢这样子走的话,对本地文化是致命的。 对高档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少,自己没兴趣,怎么期望小孩有兴趣。 先不要讲别的,就数学来讲,台湾在数学系做教授的,能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誓言自己对数学真的有兴趣,能够真的花全力去做数学的,我想不多。 张:我想这其实在台湾也是长久以来的现象,很多父母都会希望小孩去念电机、医学。 丘: 我想这个慢慢少了,因为医学跟电机比不上做金融。 张: 对,大部分父母可能都会去谈比较热门或比较有出路的行业。 丘:我们要改变父母的心理。 首先,得谈谈由数学出身的学生出路问题,一般老百姓不晓得、家长不晓得、学生也不晓得。 一定要解释清楚,数学系毕业以后出路是什么,同时最好有具体的例子,跟其他系比较,最好能做些数据、做些统计,这有很大的好处。 美国AMS 就常做这种统计,你去看 Notice ,每一年他就统计所有数学系毕业的博士出路是什么。 我记得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就常看这个统计,美国每年有 1200 个博士,大概有一半是在大学里面教书,一半在工厂、公司、不同的地方做事,当然也有去金融界的,数学博士基本上没有失业。 这种数据大部分人不晓得,很多家长不会相信拿到数学博士之后还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要将他们毕业以后的平均薪水找出来,家长都不晓得这些数据,同时要解释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 这要找人写写 ... 张:所以要去做出统计资料。 丘:做具体的统计数据,同时和其他地方相比。 台大数学系毕业的学生的出路是怎么样子,物理系毕业的出路是怎么样子,电机毕业的出路是怎么样子,以后他们就会晓得数学系的学生找工作并不差。 当然也是要解释清楚,一个学生毕业后去走公司这条路,他大约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他的薪水profile 是怎么样子;一个学生去做教授,他的 profile 是怎么样子。 解释给他们听:做教授是很稳定的职业;一个学生到一个公司做事,他被解雇的可能性。 这些数据比较困难找,不过应该找得到,但是这些 profile 的研究是很有趣的。
一个学生往往在进入某个大公司做事时很高兴,因为薪水比做教授高,可是他被炒鱿鱼的可能性是比做教授大得多。 从前我有个朋友在矽谷做事,做得蛮高,做业务经理,他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做事,我讲:「你这么紧张干嘛 ? 」,他讲:「矽谷的重组率是三年还是二年,就是每二年就被解雇掉一次。我不拼命做的话,我一下子就被炒鱿鱼了。」在高科技公司做事很不稳定,那是矽谷比较高峰的时候,十年前,他就很紧张。 你假如解释清楚的话,家长比较了解。 做教授这种职业其实比较稳定,顶多薪水拿少一点,可是不用天天担心被解雇的事。 他们在公司做事的人被炒鱿鱼是很平常的事,当然拿的薪水可能多一点,或是拿股票。 经营好的公司股票很值钱,但是新兴的高科技公司百分之八十以上过一阵子就垮台了。 我想这对家长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家长一般只听人家口里面讲的,某某人进了某家公司,现在股票拿了一大笔、红利拿多少,只听好的。 有点像听某些人去赌场,只谈赢的时候不谈输的时候。 张:可能大部分的家长也不了解,读了数学系出来除了教书还能做什么,我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丘:所以你要做一些统计,找具体的例子跟他们谈谈,他们才相信,否则他们不相信。 大银行要请人,大企业请人,其实他们对数学系毕业的好学生都非常有兴趣。 找一、两个大公司的经理写一些文章、访问他们,问他们请人时,数学系毕业的好学生是不是公司比较喜欢。 一般来说,纵使数学系的学生学的业务不是他们要的,但他们认为数学系的学生头脑比较清醒一点、有系统一点,所以他们愿意请这些学生。 这样家长比较了解,就会鼓励孩子去学数学,中学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听家长的。 张:大部分都听爸爸妈妈的。 丘:大学生不一样,但中学生大部分听爸妈的,因此我们要影响的对象基本上还是家长。 还有老师的意见也很重要,但是有时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情况。 其实中学老师水平高很重要,我不晓得在台湾的情形怎么样,在美国出名的中学教书的老师薪水高,有些私立高中数学老师甚至可以拿到年薪12 万美金,很高薪。 当然他们学校的基金多,他们的结构跟我们的结构不一样。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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