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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问题上，许多人只看到表面的悲剧，却没有看到它在中国历史深处产生的巨大作用。六四学生运动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它并没有在历史上失败。相反，六四以学生和市民的巨大牺牲震动了中国最高层，暴露了邓小平路线的严重危害，迫使中国此后的道路不能再无条件地沿着私有化、市场化、权力下放和资本主义化方向走下去。六四学生运动的历史功勋，应当被重新认识。
六四学生运动首先是一场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反社会不公的运动。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严重问题，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邓小平路线造成的直接后果。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现实中演变成了权力和资本结合，演变成了官倒、腐败、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和劳动群众利益受损。学生和市民反对的，正是这种改革方向的失控。
因此，六四运动的意义，不能只从政治口号上理解。它更深层的意义，是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化路线的一次全国性警告。它告诉中国高层：如果继续把市场化、私有化、权力下放和少数人暴富当成国家道路，中国就会失去人民，失去社会主义基础，甚至走向苏联式的崩溃。
六四之后，邓小平虽然仍有影响力，但他的政治合法性已经受到根本打击。1989年以后，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7年去世以后，中国实际道路开始逐步发生重大变化。把1997年以后中国取得的成就继续算成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的功劳，是严重的历史混淆。中国后来之所以没有亡党亡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崩溃，不是因为邓小平路线正确，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把邓小平路线走到底。
中国真正的历史分界线，不应当简单写成“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这种说法把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混在一起，把邓小平时代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和邓小平死后中国重新强化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也是欺骗性的。
1978年至1997年，可以说是邓小平路线占主导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权力下放、市场化、私有化倾向、削弱公有制、放任地方和资本扩张。这个阶段确实带来了一些经济活力，但也造成了严重代价：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劳动群众利益受损，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遭到破坏。六四学生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1997年以后，中国走的已经不是邓小平原来的道路。江泽民时期虽然仍然使用“改革开放”的话语，但实际政策中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强调大型企业集团和国家对关键行业的控制。“抓大放小”虽然有严重问题，也造成过下岗潮，但其中“抓大”的一面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国家不能把所有国有经济全部放掉，必须抓住大企业、抓住关键行业、抓住国家经济命脉。这与邓小平式无原则权力下放和削弱公有制，是不同的方向。
胡锦涛时期，中国进一步纠正了邓小平路线造成的偏向。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公平，强调民生建设，强调区域协调，强调社会保障，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这不是简单延续邓小平路线，而是在纠正邓小平路线造成的贫富分化、地区差距、社会失衡和资本扩张。胡锦涛时期，中国不再单纯迷信“效率优先”，而是重新强调统筹兼顾、民生优先和国家调节。这说明中国已经从邓小平式资本主义化倾向中逐步退回到社会主义国家主导道路。
习近平时期，这种方向更加明确。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国家安全，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实体经济，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与邓小平时期削弱公有制、放任市场化、让资本和地方利益扩张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习近平路线的核心，是重新确认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让资本支配国家，不能让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控制国家命脉，而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国家主导和公有制主体地位。
因此，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绝不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简单说成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路线”的自然延续。它的真实特征是：国家战略居于最高位置，五年规划确定发展方向，宏观调控掌握经济节奏，公有制保持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控制能源、金融、交通、通信、军工、基础设施等国家命脉领域。这种经济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经济，而不是资本自由支配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与邓小平时期片面强调权力下放、市场化、私有化倾向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有根本区别。邓小平路线的危险，在于它削弱国家统一调控，削弱公有制基础，放纵资本和地方利益扩张，造成腐败、官倒、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和劳动群众利益受损。而1997年以后，中国真正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原因，恰恰不是继续沿着邓小平路线走到底，而是逐步重新强化国家主导、公有制基础、国企控制关键领域和社会主义方向。
两个事实最能说明中国不是邓小平式资本主义化道路的产物。 第一，中国经济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国家计划、国家战略、五年规划、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共同主导的经济。中国不是让资本自由决定国家方向，而是由国家决定发展方向，由国家规划重大产业，由国家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掌握金融、土地、能源、交通、通信、军工等关键领域。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市场只是工具，国家才是方向盘。 第二，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能源、电力、石油、通信、铁路、金融、军工、航空航天、重大基础设施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领域，国有企业始终占据核心位置。民营企业可以发展，也应当发展，但民营企业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没有控制国家；国家控制资本，国家控制命脉，公有制控制基础。
所以，把1978年以来的历史笼统说成“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胜利”，把1997年以后中国重新走社会主义国家主导道路所取得的成就，继续算到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路线头上，是严重的历史混淆。它掩盖了邓小平路线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掩盖了中国后来对这条路线的纠偏，也掩盖了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中国今天的强大，不是邓小平资本主义化路线的胜利，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重历史教训之后，重新坚持国家主导、公有制主体和社会主义方向的胜利。如果还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混为一谈，那就不是普通误解，而是对历史的欺骗。
邓小平也不能代表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独立国家，建立工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基层组织体系，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这个功绩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功劳，更不能把邓小平路线中的错误包装成全党的功劳。共产党创造了伟大奇迹，但邓小平路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二者必须区分。
邓小平最大的问题，是他在思想上贬低毛泽东时代，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基础说成错误，把国内外对中国的仇恨转嫁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时代这个历史功绩是，它建立了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工业基础、国防基础、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人民组织体系。没有这些基础，后来的中国不可能凭空崛起。否定毛泽东时代，就是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根基。
苏联的教训正是从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的。戈尔巴乔夫用“改革”的名义瓦解党的思想根基，最后导致苏联亡党亡国。邓小平在中国也有类似危险。他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历史基础的贬低，实际上打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门。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后来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到底，所以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
六四学生运动的伟大历史功勋，就在这里。它虽然被镇压，但它让中国高层看到了邓小平路线的危险，看到了人民对腐败、官倒、特权和资本化道路的不满，看到了如果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国家可能出现严重动荡，甚至走向亡党亡国。六四不是中国的失败，而是中国历史转向前的一次巨大警钟。
因此，纪念六四，不应当把仇恨简单指向整个共产党。共产党不是邓小平，邓小平也不能代表共产党。真正应当清算的，是邓小平路线中的资本主义化倾向，是他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历史基础的贬低，是他对公有制和劳动群众利益的伤害。真正应当肯定的，是六四学生运动以牺牲唤醒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后来重新坚持国家主导、公有制主体和社会主义方向。
六四学生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功绩，就是阻止中国沿着邓小平路线一路滑向资本主义化、私有化和苏联式崩溃。他们用生命证明：一个伟大的国家不能丢掉人民，不能丢掉公有制，不能丢掉国家主导，不能丢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会主义根基。
中国今天的强大，不是邓小平路线的胜利，而是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方向之后的胜利。对人民来说，把这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混为一谈，是欺骗；对历史来说，把1997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主导道路的成功归功于邓小平资本主义化路线，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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