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论讲什么都得依理而讲，故“理”是公理！

孙维邦

人无论讲什么都得依理而讲，故“理”是公理！
若一人一个理或一伙人一个理，那就无理可讲！

人无论讲什么，都是依理来讲，社会就是依“理”而建。政治是理的内容，只有通过理才能把政治反映出来，可见“理”已包含政治。理做为概念是反映思想的名，政治是理所反映的思想内容。

习讲：“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地明讲政治”。

照神经平的意思：因中共是马主义政党才讲政治，如果不是马主义政党就无须讲政治。好像非马主义政党都不讲政治似的。在他的“我们党作为马主义政党”这个前项中，短语“我们党作为马主义”是“政党”的定语，政党是中心语。而“政党”做为概念，“政”是“党”的前定。“党”是中心语，即以政治为活动内容的主体。因而不管旗帜鲜不鲜明凡政党都讲政治，绝无例外。中共不是因“是”马主义政党才讲政治，而是因它是政党就必讲政治。“政党”这个名先天地包含了“政治”。神经平连“什么是先天，什么是后天”都不懂，每说话都语义错位，他竟心不跳来脸不红。

不问马还是驴主义，只要“政党”。“政”是活动内容，“党”是活动主体。“政党”这个概念先天地以政治为内容。习怎么可能在“政治里”提岀“必须且鲜明地讲政治”？真他娘倒正不分的傻B。只有在不以政治为背景之下，才可提“必须讲政治”。且也不能无缘无故地“旗帜鲜明”，“鲜明”需要一个成立的前件，这个前件就是对着该讲而未讲政治的领域“鲜明”才能立足。你总不至于“在水里‘鲜明地’讲水吧”？同一缸一池一湖水，哪来的鲜不鲜明？政党本就以政治为内容，否则怎么能叫“政党”？既叫政党，它就是以政治为质料，怎么设想“在政治中”还有“鲜明的政治？同质里还有鲜明的同质？

可见习的“治国理政”纯是得之存身环境中的陋未经理解又反馈回环境，他连政党就是以政治为活动内容的人力集团都不懂，他治的什么国，理的什么政？纯扯蛋！

虽不能说神经平是文盲，但至少可肯定他是不折不扣的理盲。

他又说：“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要不断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要强化“共党意识”，共党意识当然也是政治，只是是特殊在最一般、最普遍的政治之外的，少数超人的政治。凌驾在国民大众之上的割韭政治。因最一般、最普遍说的是物种之下所有成员一律平等的政治。“强化”就是打破类的平等性才可能的政治。因而就是控制、压迫大众为目的的，超越了政治做为概念借依成立的平等性的，不出自人性理法的政治，是邪政、恶政、狼政、虎政、暴政。

人是理性存在物，“理”是共公的不是个别或特殊的，若理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就永远讲不通。凡真理都是——普遍的。普遍就是必然。因而不必考察任何理由，只要强调特殊或特色就是特称的，特称即全称中的一部分，即在普遍之外之上的，就不必问是马还是驴肯定都是以割韭为主义。老马、老列、老斯、老毛或神经平都以强化党意识为出发，却不知党是特称概念，特称是整体中的部分。凡整体在性质上必共一，凡要从共一性里特别出来的无一不是特权的、暴政的。因它不特权、不暴政就只能普遍只能共一而特不起来！

从古至今所有成为主义的思想所讲都是为认识世界，即不同门类的知识。唯马、列、毛讲的不是学术，而是强调少数人的超人性、统治性，社会主义就是为少数人统治大众而取的否定人性普遍性，中国特色就是在人性普世之外对社会主义的更上层楼的特权，即比一般社会主义的暴烈更上层楼的暴烈政治。

“党”做为可意识的对象能不是“组织”的吗？任何事物留在人心中的印象能不是它对人发生的剌激？物象有何性质就发生何性质的剌激。神经平的模样能不是神经平的吗？难道还真有独立的“增强、强化、坚定”吗？人对马主义采不采信，是由马主义对人发生的何种品质的剌激所决定——别忘了人是受动者，马主义政治是施动者。马主义在苏联发生的是几百万人的残死，在中国发生的共产党比共产党的敌人杀死的共产党还多的剌激……这剌激留下的印象是“坚定信仰”所能改变？

“特色”所冲是普遍，普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强调“特色”不就是为不让人讲普遍吗？所以对“特色”的强调就是马主义者对自己是土匪的此地无银！马主义的原则就是只要暴力在手，又何必讲理，镇压搞定一切。《共产党宣言》讲的不就是如何剥夺和镇压吗？从如何剥夺和镇压的方法论里又哪来的对人民的忠诚？

神经平的“大局”就是如何保自己核心地位之局，如何把核心地位延长到千年万年之局。可大自然授之的人的生命独立性怎么可能与神经平的核心地位千年万年相一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怎么能与害死他们的毛泽东相一致？与神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就是被五花大绑了的习仲勋拉到埋活人的坑中的一致吗？不就是被割断喉管的张志新与强奸她的警察的一致吗？不就是聂树斌，乎格吉勒图、雷阳和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的杨佳的一致吗？！

所以老汉顶天立地曰：人只须讲理，不须讲政治。因政治是人讲理讲出来的一个以“正”为标的“理”，人用什么去“旗帜鲜明”？还不是用理吗？人用什么去增强政治意识？还不是用理吗？可见人讲任何事情都用理才可能，因而政治就是因人讲理讲出来的公平与正义之“理”，何须专讲政治，讲理已包含了政治。“理”是任何事、任何物之所以为该事物之“是”者。政治从直观上说就是“人的存在所必然结成的领域关系”，领域关系属之事，因而就是“事”之所为“是”者。

任何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者，就是事物的“理”。

凡事物都是实际，可触可验。人经验了它，因经验而赋其“名”，如山、水、气、植物、动物、人……这里说的只是事物的“是”，因事物就在那里，被感官经验到，因而被承认。

在事物之“是”背后还有一个所以“是”该事物所根据的，这个根据的就是事物的“理”。政治既是人的存在必然带来的领域关系，当然这领域关系也就是一定的“理”。所以说政治只是理的一种外延，是理的内容——政治是因人“能”讲理，从“理”的必然性里派生出来的“理”的一定方面。我们能从万事万物的诸领域中区分出政治这个领域，根据的又是什么？所根据的就是我们“能”讲理。事事、物物、处处都有理，因而不同的理之间就有了联系，这些联系也是由讲理所得，所以说政治也就是理的内容。


我们开宗明义判定：任何事物之所以为事物所根据的那个根据就是理，又因政治就是人的存在所必然导致的关系，领域关系所以为领域关系所根据的也是理。所以人类的“理”无所不在，即无事无物不是因理才为我们所知，政治之能做为领域关系就因人类能讲的理所必然导致。

老汉掷地曰：人类只须讲理，理里已包含了政治，并且因人在后天里习得了理性能力，而后才从“众理”里生发出政治这个“最高的理”。人类是事事、时时、处处都讲理。所以无论什么场合，什么环境，只要有了心正与意诚”，所讲的就必是“正理”。正理就是真理。因政治是用来求公平求正义的，公平与正义是关于人的领域关系的，所以在人的领域关系这个范畴之下贯彻的就应是心正与意诚，由心正与意诚里所得岀的就是公平与正义。人不需故意地去讲政治，只需争取在明明德的境界。在人伦日用方面就是内圣之德，也就是说人有了内圣之德这个境界社会就一定健康兴盛。

所以老汉说人只应讲理，心正意诚地去讲，就包括了对政治的意识，根本不须去讲政治。因人类就是人，是人就有人伦，政治就是人伦，人伦却不属于政治。只有人伦能救国，老汉就是为阐明用人伦去消除共产意识的人，用人伦灭党伦，用邓丽君小姐的歌去融化《共产主义宣言》，去埋葬神经平！一个只讲人伦不讲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在坚实的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