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正是他那矢志不渝的人民观，不断地唤醒着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从而凝聚成一股战无不胜的革命洪流，这股洪流凭借着毛泽东的天才智慧、坚强意志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奇迹。
毛泽东，一个十九世纪末诞生于湖南偏僻山沟里的乡下青年，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世纪伟人。 毛泽东，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使中外历史上所有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在他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所展现出的文韬武略和政治家风采，曾使当代世界各大国的领袖们竟相为之折腰。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创造的丰功伟绩以及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毛泽东的英明与伟绩究竟源于什么呢?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英明和伟绩，一是来自个人的天才睿智和坚强意志，二是源于他所独具的矢志不渝的“人民观”。前者源于个人天资品性，后者则是毛泽东在他的个人经历和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之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此可知，在毛泽东思想的“词典”中，“人民”一词是有阶级性的。所以，人民的主体应是通过劳动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农大众以及那些能够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社会各界人士。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人民观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孕育、萌生、初步创立、发展、趋于成熟和炉火纯青这几个阶段。
一、毛泽东的人民观孕育和植根于他的少年经历之中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然而，在这个家里的毛泽东生活得并不快乐，专横而又唯利是图的父亲与正直而又渴望学习知识的毛泽东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在韶山的16年生活之中，在令人窒息的私塾和专制家庭环境下，基本来自他母亲的一种道德感，加上读书吸取来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毛泽东转向了反对权威偶像。 毛泽东与他父亲的斗争使一家人痛苦地分化成两派。毛泽东和他母亲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他父亲。他们偷偷地把大米送给一个挨饿的村民。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这个家庭当时分为两“党”:他父亲是“执政党”，他自己、他母亲、他的大弟弟泽民和长工是联合的“反对党”。 在父亲的安排下，少年毛泽东不得不到村里各处去收取别人欠他父亲的款项，他讨厌这个差事。有一次他为父亲卖了一头猪，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赚来的钱送给了一个穷苦乞丐。 他最早表现出正义感，是在学堂里和人的交往中。有一个孩子穷得带不起午饭，他就每次把自己带的午饭分给这个穷孩子一半。他母亲不明白为什么他每天晚饭胃口会那么好。当她得知自己精心准备的午饭的去向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就每天为毛泽东准备两份午饭让他带到学堂去。 一个被称做哥老会的秘密帮会的几个成员撬窃了毛家。“我认为那是好事，”毛泽东多年后回忆说，“因为他们偷的是他们没有的东西。”不仅他父亲不同意这孩子的古怪想法，“我母亲也不肯接受我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坦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少年经历，使他那痛恨封建专制与剥削压迫、同情劳苦大众的品性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思想意识之中，为他后来的人民观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的人民观在五四运动中萌动 1910年，年方17岁的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先后求学于东山小学堂、长沙中学和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前后达八年之久。在社会学校里，毛泽东不但获得了知识的长足进步，而且大大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了解了不少的国际国内大事，并以高度的热情，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活动。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在长沙中学成为第一批剪掉辫子的学生，而且还强行剪掉其他一些同学的辫子。随后，他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革命军，在革命军中服役六个月。1915年，当袁世凯要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条约时，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组织学友会上街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写下四言诗以抒心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所有这些，都仅仅反映出当时的毛泽东，仍然只能算是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学生，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人生观和政治信念。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毛泽东的人生观和政治信念的萌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长沙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 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替代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 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 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当时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派，一种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
三、中共建党前后，毛泽东的人民观初步形成 毛泽东是一个终生不断追求真理的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对毛泽东的认识观念有极大的影响;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毛泽东一生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1918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到北京后，曾经在北京大学里有过半年多的生活和工作，这对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直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李大钊手下工作，而且通过在北京大学旁听，结识了陈独秀、蔡元培、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于他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后来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这次北京之行，使“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他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 1919年底，为达到驱逐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目的，毛泽东率请愿团开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京期间，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初，毛泽东在他北京临时住处的香案前读完了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间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更进一步解决自己信仰中的一些还没有理清楚的想法，他卖掉在北京过冬的外衣，买车票到上海拜见陈独秀。 陈独秀是那年春天给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当时在上海洗衣店打工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一词含义的理解。 毛泽东从一个小村庄的孤立状态发展到开始信仰一种世界革命的学说，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他寻求改造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中，他曾兴致勃勃地研读过西方思想。在1919年，无政府主义也曾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在那些年代里，为了服务于更大范围的社会，他十分强调个人的锻炼。的确，在1917年到1918年那段时间，他常常让人觉得像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几年间，他逐渐从主张自上而下地由一位强人促成变革，转而主张自下而上地通过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活动进行变革，从而使这个才智非凡、意志坚强的革命者在全新的道路上执着前进，一步步地爆发出自己的无限生命力。
四、毛泽东的人民观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生长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人民观中，有两个重要问题成为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认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另一个是关于通过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问题。 1、关于农民问题 从中共建党到1923年中共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后，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农民问题都是一个基本被忽视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以俄国为首的第三国际支持和领导下创建的，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进入中国后，成为总S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大部分领导人思想中的固定教条和模式，那就是以工人运动为主体，通过工人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而获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这种教条主义在中共的政治思想路线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巨大的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在党内逐步得以克服。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迷信和盲从于任何所谓“权威”的东西。在中共建党前后，他虽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信仰，但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他更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考虑，而不是什么俄国的经验和道路。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作为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中共一大结束后，在湖南的实际工作中，他也曾遵照党组织的要求积极开展工会工作。 为此，他先后四次去安源煤矿做工作，同时还深入到铁路、纺织、土木建筑、印刷、缝纫、人力车、理发等行业的工人中，通过做工作，建立湖南各行业的工会组织，其中还组织过几次工人罢G活动。 1923年初，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G中所发生的“二七惨案”，使全国的工人运动被反动军阀镇压下去。而毛泽东经过近两年工人运动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全国范围工人运动成败得失的了解，开始认真思索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究竟在哪里这一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则是重点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张国焘在他晚年所著《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敦促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评估。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的看待和处理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并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农村。革命是为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人。毛泽东判断，韶山周围各县90%的人是贫农或中农，革命就是为了他们。火花将在农村燃起，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的老板们更为残忍，也更为广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现在的基本事实。 2、关于国共合作问题 至于在中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他很快就成了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人联合的热心人。 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和国民党人联合?他长久以来就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1923年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毛泽东赞成组成尽可能广泛的中国各阶层的统一阵线以反对外国对中国的蹂躏，这与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所倡导的“民众的大联合”这一雏形“人民观”是一致的。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新的政策中关于“扶助农工”的举措，在毛泽东看来，这对当时全国仅有九百多党员的中共来说，也是大力发展自己力量的难得良机。 国共合作后的第二个月，国民党采取了一个特别吸引毛泽东的步骤——成立了农民部。中共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毛泽东热心于统一战线的又一个理由。这更促使毛泽东走上意义重大的新道路。 从1924年到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几年内，毛泽东利用自己在两党内分别担任要职的有利条件，把大量精力倾注于农民运动。他深入农村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村党的秘密组织，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多次担任讲课老师等，为后来共产党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农民革命骨干力量。 1927年，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处于紧要关头。当时，在国民党以及共产党内外一些人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进行责难和攻击。毛泽东于元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的调查，于3月初写出并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该文针对那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党外的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非难和诬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农民在乡里造反”，“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毛泽东在详细例举介绍了农民协会带领农民群众所干的十四件大事后质问道：“就其基本精神来说，就其革命意义来说，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 毛泽东最后讥讽那些国民党右派领袖和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说：“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篇令人震聋发聩的文章被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称为“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时为中共领袖之一的瞿秋白在为该文出版的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五、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毛泽东把他的人民观首先实践于军事斗争之中 继蒋介石的4.12政变后，汪精卫紧随其后的7.15政变宣告国共合作的彻底破产。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开始组织农民进行秋收起义。在策划起义的过程中，他安排何长工设计了一面自己的新旗帜，图案为在红色旗面的中央有一颗黄色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的正中间有交叉的镰刀和斧头，代表工农群众;旗的靠旗杆一边有一条从上到下的白布，白布上绣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这面旗子表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支工农武装正式诞生了。这面军旗的问世还表明，毛泽东决心按照自己的人民观创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革命实践开始了。 1、文家市会议的重要意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部队几经挫折后，于9月19日会师浏阳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余人。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9月2O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说: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这次文家市会议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实践自己的人民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道路。 2、三湾改编确定了人民军队的雏形 9月29日，起义部队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次改编，称作“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3、“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形成 1O月3日，部队从三湾出发前，毛泽东在枫树坪向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行军纪律为：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0月24日，毛泽东在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与王佐部队汇合之前，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布置部队分兵下乡时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为：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928年4月3日，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为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而在纪律建设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执着坚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基本保证。毛泽东所创立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人，从而使这支军队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对于一支主要成分来自于暴动农民和旧军队起义人员的队伍来说，要想把“人民军队”的观念贯彻于部队的各个方面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毛泽东同党和军队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进行了长时期的不懈斗争。直到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由毛泽东起草所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才把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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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7 18: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