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 北戴河会议达成共识 颜色革命定性香港乱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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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多维







  
  　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休假已经结束。有香港媒体引述京城消息人士透露，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共高层曾讨论香港局势，研判这是一次由多国和地区情报机构主导的颜色革命。此前，中国港澳办给出的定性是“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

　　香港《明报》8月17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北戴河休假期间，中共现任和退休高层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共识，一致认为这是一次由多国和地区、倾军政情报机构之力主导的针对中共的颜色革命，且有可能扩至金融、贸易或国家安全等领域，依香港现时能力恐难独支，需有国家力量在背后作“战略支撑”。消息称，中共方面已着手准备应对香港危机。

　　消息称，早在今年1月2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由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参加的专题研讨会上，已将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风险评定为中国当下七大风险之一。

　　而在此前，中国公安部也在内部会议上提及防范“颜色革命”。“不过当时中共防范颜色革命的主要方向是在内地，没想到香港修例问题会演变成现在的情况”，消息人士称，至今中共高层仍希望港府和港警能凭借自身能力，在有限时间内平乱。

　　但若港府力有不逮，中央亦可提供一切法律框架下的“援助”。不过消息人士并未透露“援助”的方式和“有限时间”是什么，但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北京将有隆重纪念活动。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反修例示威造成暴力受伤后，当地政界就逐渐传出所谓“颜色革命”的说法。例如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吴秋北称，反对派包围立法会、冲击警察等行为，与“颜色革命”如出一辙。

　　当时《香港01》亦曾引述消息报道，港府内部将事件定性为“一场由外国策动的颜色革命”；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黄国健也公开表示认同这是一场颜色革命。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8月7日指出，香港的反修订《逃犯条例》事件已经变质，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并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亦于8月13日发表题为《香港版颜色革命，要推倒的不是政权》的社评称，城市管理已经瘫痪，政府失去权威，警察不再有威严。示威不再是在法律框架下表达诉求的补充方式，而是试图压倒法治，重建城市的权力格局，这是典型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原指2000年代初期，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有观点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颜色革命”的赞助者和诱导者。

　　多维新闻曾有分析指出，在对事件定性的问题上，最关键的“变量”在于游行示威的激进暴力倾向：其一表现在包围和冲击立法会，致使合法的政治议程被搁置；其二表现在暴力化，示威者使用砖头、自制铁矛与燃烧弹等足以致命的武器袭击警察。这些都是明白无误的不恰当行为，缺乏理性。

　　但事件的关键“常量”则在于，香港当地人是参加此次运动的绝对主体。尽管有些人可能是被误导、利用，更多的人应该是自发而为。也就是说，数量众多的香港人自身对问题的焦虑不安，包括对于修例的担忧，对于中国内地司法体系和港府的疑虑，对于高房价、贫困等经济民生问题的不满，才是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内因所在。而所谓的外部力量介入或者港府处理不当，并非关键。这是需要承认的客观现实，不必讳莫如深、避重就轻。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层面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不应该被简而化之，更不可被忽略。寻求香港的长治久安，需要能够触及根本的系统的解决方案。

   　截至北京时间8月18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因为“北戴河休假”而在公众视野中“消失”逾半个月之久。日前，位列七大常委之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已率先公开亮相，料近日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中共高层将相继现身。

　　关于此次“北戴河休假”的话题，外界已经传言不少，但应该说多数属于当下中国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之下不可避免的舆论反应。

　　正是在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的这半月之内，香港反修例运动在延烧两三个月之后仍然没有收局的迹象，而且因为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边界正在被打破。这令北京备感棘手。事实上，8月初，北京对香港事态变化的认识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更多内容参见《北京姿态骤变：香港处于颜色革命风口浪尖》）。而且，连日来，相较于前一阶段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克制态度，北京指责激进者暴力袭警，施压香港国际机场和国泰航空，乃至在深圳集结武警部队举行“亮剑行动”展示武力……在过去的半月内，北京姿态越来越积极。

　　事实上，尽管中共高层集体“失踪”（期间露面的最高级别官员为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但是没有他们的授意，这些动作显然是不可能实行的。从这种“转变”看，应该可以判断，中共高层对此应该在“北戴河休假”期间达成了共识。如果说此前北京还存在静观其变坐等示威退潮心态的话，那么在当下中共建政70年在即的背景下，它很难再在“一国两制”的承诺下继续投鼠忌器，否则“颜色革命”与“恐怖主义”同样可能对“一国两国”造成致命的伤害，同样会令香港从国际金融中心的神坛上跌落尘埃，那时“一国两制”试验会被证明彻底失败。

　　第二，也许并不迫切但“致命”的是，北京与华盛顿的贸易和解恐怕已经遥遥无期。一些悲观的论调甚至已经不期待在美国大选之前实现和解了。当然，不可否认，贸易战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经济都造成了重大影响甚至冲击，这的确会影响双方决策层继续打下去的意志。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希望和失望交织, 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日前宣布考虑圣诞节原因而暂缓对1,8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些消息已经很难赢得市场的乐观反应。

　　北戴河休假前夕，中美曾经在上海举行过一次对话，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过去的半个月中，刘鹤只是在北戴河休假即将结束的8月13日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Emmet Lighthizer）、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Terner Mnuchin）通话，但是从新华社的通稿看，这次通话并不愉快，“中方就美方拟于9月1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这说明，双方即使通话都尚有困难，更不要说面谈以及取得成果了。

　　有理由相信，北戴河谈判期间，中共高层曾经就这一问题有过讨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弈中，相信中共领导层会将重心转移到国内经济调整和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处理上。8月18日深圳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意见全文”的公布可能是一个信号。这个周末同时也是中国大陆31省区上半年经济增长数据公布的时间。这对外界预期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显然是有心理影响的。

　　“北戴河休假”期间的话题中，第三个容易被外界忽视的是，8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可能讨论四中全会的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被外界“期待”很久的会议。从2018年“两会”前夕意外连续召开二中、三中全会，中共已经长达一年半时间未有召开中央全会。按照通常惯例，10月份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应该是说理所应当的。

　　关于一次中央全会召开时间的敲定，通常是由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决定”的，从时间上可能提前两三个月决定，最快的也可能提前两三天，比如2018年“两会”前的两次中央全会分别是：当年1月12日决定了一周1月18日后召开二中全会，当年2月24日决定了两天后的2月26日召开三中全会（这极为少见）。因此，从经验判断，既然“北戴河休假”前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宣布召开中央全会的决定，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是8月份的中央全会会宣布。

　　至于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之前外界讨论已经足够多，而考虑中央全会通常讨论的话题次序是需要提前数月准备且具有战略性质的，因此面对当下经济转型困境（再加上贸易战暴露的问题），承继经济改革话题做文章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另外，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尽管重要，但是从时间上距离实现目标仅一年时间，因此一次中央全会的定位肯定是更高层次的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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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政府早就应该把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人抓起来了，想想这事要是在美国发生，中国驻美国领事馆人员鼓动美人国造反，他们会怎么做吧，别说你在美国国内，即使在其他国家远程操控也会把你引渡过来。可惜中国还有一群洋狗，太令人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