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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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
习近平来到学院红色资源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学院坚持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习近平强调，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
他强调，办什么样的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办学育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把政治建军要求落实到办学治校各方面和全过程。要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一切办学活动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沈勇平：关于政党的常识

    如果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我就可以成立中国共和党，中国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也可以简称中共中央。党魁可以称作主席或总书记，假如党员选举我做党魁，那么我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其他党员也可以和我一起竞选，我不会指责他们是野心家，更不会骂他们是反党。

    身为中国共和党的一员以及党魁，我无权要求其他党员不得妄议中央，我也无权要求其他党员要有核心意识。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有权妄议批评党魁，也有权不把核心放眼里。党章条例不能违反法律法规，否则这个政党就不是真正的政党，有可能是邪教组织。

    不管我党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还是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我党都不能凭借执政优势，然后通过宪法规定我党是永远的执政党，否则，就是将国家占为己有，就是窃国大盗。我党要想连续执政，就必须通过选举，通过国民授权，否则，就是非法政府，不具有合法性。

    在一个正常国家，我党也不能自称伟光正，号称是党和政府养活了老百姓，否则，就可能会被民众骂死，骂作是邪教组织。我党和政府都是由老百姓通过纳税养活，我党和政府为此要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民众若不满意了，还可以随时更换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就是管家，主人花钱雇佣我们，我们就得好好提供服务。我们不能反客为主，不能逼迫主人接受管家的统治，否则，我们就成了强盗。

     民众有权批评和反对我党，我党不能利用国家权力对其进行打压，给其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否则，就是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侵犯人权和犯罪。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有权颠覆国家政权，国家好比是小区，政府就像是物业公司，作为国家这个小区的业主，国民有权更换像物业一样的政府。否则，就是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于是在犯罪。

    我党也不能禁止其他政党的存在，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组建政党和社团。否则，就是剥夺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然侵犯公民权利，也是严重的犯罪。我党要成为合法政党，首先也得进行登记注册，成为社团法人，否则，就是非法组织。我党的政务员和公务员可以利用纳税人的公共财政养活，我党的党务人员不能用公共财政养活，必须自谋生路。

    我党不能利用军警维护自己的统治，否则，就是把军队变成党卫军。一个合法自信的政党，完全可以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无需动用军队。军队由国民养活，属于国家和国民，其职责是防止国家和国民被奴役，既防止被外国人奴役，也防止被本国人奴役。军队不能保护好国家和国民，反而成为奴役国民的工具，就不能称为军队，而只是统治工具，是党卫军或私人卫队。

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组建军队的个人和组织，不是军队必然的拥有者。武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某个组织手里，必然会成为某些政治斗争的工具，维护大量小学博士，红色基因非法利益的暴力保证。打天下，主力军一定是老百姓，绝不是红色权贵基因。

军队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总书记的军队,更不是某个政党的军队。

当军队掌握在独夫民贼或某红色基因集团手中时，它实际就成为这些流氓抢掠既得利益者们的“御林军”、“党卫队”，一旦他们的非法利益受到威胁，军队就成为戕害平民的“帮凶”，成为摧毁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邪恶力量”！党管司法结合党管军队，摧毁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党管到哪里，哪里就黑暗无比。只要改革一旦触及既得利益者们的非法利益，军队就会成为改革的破坏和施暴者！即使在到了20世纪的某个夏日，当莘莘学子走上街头，民主呼声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军队仍然充当了暴力帮凶！民主进程戛然而止！

几千年来，中国没有进步，就是因为国家武装力量始终掌握在红色基因手中，所有王朝都做着千秋江山的美梦，任何王朝的更替，都离不开血腥杀戮，最终都是在政治流氓家破人亡的腥风血雨中完成江山易手。这片土地上经常出现“独夫民贼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嚎叫，专制独裁中国始终让国人生存在丛林法则之中，人人都要一副正能量，而且还要伪装岁月静好。不正常的政治暴力高压下，扭曲中国人如人格分裂般的言行，一边嘴爱党国，一边逃离躲避这个反人类法西斯政党。

在军队没有国家化的国家，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极其惨烈和血腥！变成“强奸梦”。军队和人民脱离了关系，造成了最不公正的强权社会，它使最基本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也是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总根源。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盗国贼，小学博士，广大人民利益的反动派，外国反动势力--裸官，西方民主宪政国家眼中的敌人。类人们总还是梦想依靠其掌握的枪杆子与人类政治文明较量。绑架人民坚决反动到底。军队的作用是保卫中共继续掠夺人民，军队存在的意义维护身在欧美加澳新等国的中共权贵后代和财富，权贵后代应主动出来抗衡西方。

沈勇平：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

    近日，《求是》杂志刊载了一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周培清的文章，人民军队忠于党就像张三妻子忠于李四一样荒谬可笑，而周培清为了证明这种荒谬逻辑是正常的，不惜歪曲军队的性质和作用，完全不顾事实，否认基本常识。军队保持政治中立，是不介入国内的政治，不支持某个党派。军队的基本职责是保家卫国、保卫国民不被奴役，既不被外国入奴役，也不被本国人奴役。

    军队由国民纳税养活，按理应该属于国家，但独裁者将其变为私人卫队，极权统治者则将其变成党卫军。军队属于国民和国家，而不属于某个人或某个党，这是常识和常理。在极权统治下，为了牢牢控制军队，就必须对军队进行洗脑教育和党化教育，把国家军队变为党军，这显然违背常理。尽管有封闭式管理，官兵也不是生活在密闭世界，他们也在时刻关注社会，社会在变，他们也在变。清末新军就受革命思想影响发动了武昌首义，还有苏联的军队也拒绝向民众开枪。没有永远的党军，只有永远的国家军队。

    1989年4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骚乱，遭到苏军镇压，造成19人死亡。1991年初，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发生冲突流血事件，苏联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背负骂名的苏军汲取了以上的教训，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中没有对莫斯科市民开枪。军方多为机会主义者，他们希望站在胜利的一方，当局势不明时，他们一般会跟现行体制站在一起。军方对于转型的支持，是基于利益，对其有利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民主化中，军队国家化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军事政变。在不少国家都有过政变或政变企图，但最终都未能成功，原因是得不到社会团体的支持。在工业社会和中产阶层发达的国家，军事政变都以失败告终。而在一个农业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军事政变的成功率很高。在民主政府建立之初，为了平稳过渡，会给军方保留一些特权，但这种特权会逐渐减少直到完全取消。由于过去对军队的洗脑教育严重，民主化后，要对军队进行反洗脑，对其进行民主教育和职业化教育。军队的使命是抵御外敌，故应驻扎在边关要塞，而不是城市。把军队驻扎在城市，是以民为敌，是非民主政府的通常做法。民选政府要通过文官系统管理军队，比如通过任命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建立民主制度后，要精简部队机构，适当提高军队的待遇和地位；要清洗对民主政府不忠诚的军官，清除试图发动军事政变的领导，加强文官对军队的领导；要更新军方装备，民选领导人要多参加军方的活动；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制衡军方。

    在宪政民主国家，军队国家化，而在非宪政民主国家，军队要不是私人部队，要不就是党卫军。在正常国家，军队保持中立，不介入内政；而在不正常的国家，军队成为政争工具，甚至成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把国家军队变为党军，最早是在苏联，然后是纳粹德国。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也建立了一支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党军，后来中共也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党军。中国大陆的军队国家化，最早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中共在重庆政协会议上也曾赞同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

    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军队要不保持中立，要不就是倒戈。如在前苏联的八一九事件中军队就拒绝开枪、选择中立，而罗马尼亚的军队则在1989年12月的政治动荡中倒转枪口、临阵倒戈。军队的职能是抵御外敌的，若对国内同胞开枪，得背负巨大的风险以及道德压力。军队对民众开枪的例子不是没有，但并不普遍。与军队相比，安全部队（如武警）会更倾向于效忠政府。

    在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民间的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也常遭到镇压，有的还遭到枪杀。遭到镇压就断定民间的非暴力抗争行不通，这种观点本身就行不通。通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这是可能的，也是幸运的。但必须要做好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准备，有不少国家都是经过民间的多次抗争才实现民主的。

    军队的职责是抵御外敌，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宪政民主国家的军队枪口对外，极权专制国家的军队枪口对内。不过，在极权专制国家，对准民众的枪口也随时会掉转枪口对准专制独裁者，就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菲律宾的马科斯、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独裁者，都被自己的军队赶跑或处决。另外，还有清末的摄政王载沣，他说有兵在不怕，结果没过多久，他们清政府就被自己的兵赶下台了。

    南欧和南美的民主化都是由军方引起，原因有军事失败、军事政变等。希腊由低阶军官发动政变，但没有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与葡萄牙不同），所以政变后马上被高级军官掌权。葡萄牙和希腊这两个南欧国家是低阶军官发动政变，而南美的乌拉圭等国家是高级军官发动的。乌拉圭在1976年发生军事政变，掌权后的军方在1980年的全民公决中落败。1984年，乌拉圭军政府与反对派达成"海军俱乐部协议"，就民主选举达成共识。但军方保留了特权，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没有对军方侵犯人权的犯罪进行审判。

    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智利的民主政府接受了前军政府的1980年宪法，军方还保留了不少特权，如参议院47席中的9席由军方指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军方占四席、宪法法院的法官由皮诺切特任命、军方在外汇收入中抽取10%。反动派对执政者让步，执政者也作出妥协，接受选举。当然，前提是反动派的非暴力抗争，逼迫执政者坐到谈判桌前。

    阿根廷在与英国的马岛战争中战败，结果导致阿根廷的军政府垮台，并启动了民主化。军政府比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更容易民主化，因为军政府都以过渡政府自居，明白自己只是政权的暂时掌管者，早晚要还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