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为什么说政党不能使人变高尚变纯洁？

孙维邦

（6-4）为什么说政党不能使人变高尚变纯洁？

因只有情操才能比较出高不高尚、纯不纯洁，高尚、纯洁所说是道德。而道德属人不属党。一个在党里有觉悟的人对普通党分子的教育是人对人的不是组织对人。以组织的名义去教育他人，所发生的依然是私人与私人关系，空关系的组织不能对人建立实际关系。组织也变不成人。

人能感知，道德以感知力为条件！道德是感知力的内容，感知力却是道德所以为道德的条件。党连感知力都没有哪来的崇高或纯洁？党连痛痒都不知，又何能感知道德？能被枪砲击斃的是人不是党。不许妄议中央的习有义务代毛回答：搞女人是爽了老毛，还是爽了党？请别把此问只当成讽讥，此是深刻的哲理呀！

习可反诘老孙——党员也是人，是人就有感知力！

此诘不须我来反驳，他的劼难正是对他自身立场的否定——因党员是人，不因人成了党员才能感知。尚存良知的党员所存的是人的而非党的良知。

老孙已完满回答了“为什么政党不能使人变高尚变纯洁”，因党根本不是生命物，怎么能使生物的人变崇高呢？考虑到不才可冒杞下那老死鬼，阿平却无力顶代弱不禁风的张子房，桥下撿百次鞋也还是不教竖子！李锐老可怜说习是小学水平，其实不准，习有大志，大到深不可测，但认知力极萎弱，即使正规教育其知力也不能被唤醒。他在直观外几乎不发生认知。

人无论处在哪行哪业，高低贵卑，元首乞丐，思想家还是凡夫俗妇，只要是人就都不能逃避“做人”。只要做人遵守的就是同一个原则——应该。西方人把应该称为绝对或最高命令。即普遍有效于所有人类成员福祉的原则，人人都应无条件地遵守，无条件就是当然而然。西方人把“当然而然”称为绝对命令。

人能意识才知什么是应该，什么是普遍原则——感知力不是因是党员而是因人是人。习仲勋明知风险却还是毅然为刘志丹夫人的小说《刘志丹》作序，因习感念刘的知遇，又知刘死的冤屈，就宁可带手铐坐班房，也要写此序。同理习所以在书记处生活会上谴责薄一波对胡跃邦的攻击，他的谴责是发生在政治局，因他有此职务，他所以谴责却是出于他是一个人，是人的良心。良知不因政治局委员而有，因党需要的是服从，不需要良心。从对服从的需要里派生不出良心。党是为求功利而非为求内圣之德才成为党的。使党员保有良心的却还是因党员是人，不因人成了党员。

共党是冲着人心、为削弱人心才建党，它把人心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把良知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党的背离。

人之是人是本真，本真不可抗，而人之入党是选择。本真的不可抗你怎么抗也抗不了，入了党就必须服从组织。人的本真的不可抗便与入了党就必须服从这对矛盾使人陷入了两难，为克服两难就不得不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所以两面派不是人的罪过，党才是罪魁。印度那震撼了全人类的电影《流浪者》深刻地揭示了：是环境造成人的善恶，非人心本恶。党不讲良知，只叫人服从党！如果党讲良心就不会有邓、陈、李最高三老在家里开黑会，策划薄一波对胡跃邦的突袭。

还是这同一个理，习仲勋已从自己的遭遇中体悟到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欺骗，明明他心已判共党为恶党邪党，却因人在江胡身不由已，也就只想到为儿女谋出路，出国赚钱不再回做中国人，留习近平待机官场。习仲勋在一些问题上是遵了良知，但他在一私利上也是老谋深算不是省油的灯。未达内圣之德，至少做为父亲他未能知子，是一过，为私情而留下一条祸国殃民的毒虫。故老孙以客观公正又寒心地说：习仲勋不足为训。

此小节的结论：政党是以功利为成立，争取的是成功、胜利。道德是以造就什么样的人为目标，求内圣之德。虽说组成政党的材料是人，但人受到目的的支配与鼓动，意志所指只是成功，己身也就成了求成的奴仆，求成的欲望便掩盖了一切，压倒了一切，心里哪有道德这回事？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求内圣之德为目的，把内圣看成因，把外王之功当成内圣的一种必然。传统的中国文化只传授弟子如何做好人，并不传授如何取功利求成功。所以晋代后、五代、元代，清代长久的被侵犯乃至多次亡国，但入侵的外族却是被我们的文化所统化。因中华文化在性质上就是求内圣之德的，外王之功可取胜于一时但不能不被内圣之德所统化。

刘伯承终生不向人提他打多少胜仗的事，这就是人生的反省，打仗时只求胜，哪还管杀了多少人，只有反观才能想到这个问题。曾国藩以文职代兵，战后也是疾胸顿首，懊悔杀人。可怜的林豆豆及其林家那些骨干出狱后还正天喊着十五岁跟党干革命，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一身多少刀疤多少弹痕……这些老干部至今也未发生醒悟，而发誓灭共的朋友们还常常跟着共党留下的既成恶习来批共党，痛哉。国家是公器，不是江山，此话平常又平常，可一不小心就又把公器认成私家江山，明明是相知好友却非说成为战友！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