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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当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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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4 20:5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知音海外版







记得四年前赴美留学首日,就有国内的高班学长告戒我,闯荡美利坚“江湖”,千万当心不可惹上官司。置身美国不到三年,却耳闻目睹形形色色的“美式”官司一堆,大到政治、经济、民事、刑事等等,在国人眼里的鸡毛蒜皮问题,到了美国也常常“法庭上见”。作为一个外国人,日前我“有幸”成为一桩官司的证人,个中原委、诸般遭际令我感触良多。


  祸起萧墙

  2017年初我在克利夫兰一个社区居住,因原来和谐相处邻居举家搬迁,迎来了一位新邻居是位名叫罗尼·卡瑞德的老先生。他年过六旬,带了个管家。搬家当天我看见两个雇请工人比较吃力地抬一个实木衣柜,就好心过去想要搭把手。不料站在旁边的罗尼先生却冷淡拒绝说:“我不希望外国人插手我的家务。”第一次见面就讨了个没趣,我直觉该邻居是位难以相处的主儿。

  后来我从旁留意观察,发现罗尼先生的确性格乖戾、脾气粗暴,平常待人接物冷淡到近乎无礼。特别是他对移民和外国人,表现出一种偏执的厌恶和排斥。

  6月的一个周末,我和两位朋友在社区意大利餐厅吃饭。目睹了罗尼先生和餐厅老板的一场冲突:那老板多雷万是意大利移民,待人友善热情。意大利人生性很喜欢大家庭聚会,碰巧他家族又有几个远亲来美国度假,所以小餐厅显得比平时拥挤。

  每个周末也是罗尼先生来餐厅享用正宗意大利餐的时间,当时,多雷万亲戚有两个小孩子坐在他预订的餐桌旁。他一见,就傲慢地招手叫来服务生,大声质问:“我预订的座位,为什么有不相干的人?”

  服务生一边拉开小孩一边笑着脸赔小心。可罗尼先生依旧不依不饶,强硬地要求换台布和餐具,重新布置自己预定的餐桌。这时,餐厅老板多雷万见状走过去,解释自家小孩只是坐了餐桌的椅子。不料罗尼先生一挥手里拐杖,挑衅骂道:“你一个连美国话都说不清的意大利乡巴佬,跑来美国不说,还生猪似的一窝一窝养孩子,我才不要肮脏的熊孩子影响我就餐。”

  多雷万老板是上世纪60年代就从意大利农村移民到美国,虽然乡音难改说话带有浓厚的意大利口音,和太太生养了5个孩子,但他在美国遵纪守法,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自家一份稳定的生活,而且也是该街区深受居民尊敬的热心人。作为旁观者的我见他平白无故惹来罗尼先生当面羞辱,就忍不住起身打抱不平说:“先生,您这样讲话太欠妥了。即便需要重新布置餐桌,也不该羞辱人家呀?”

  不想罗尼先生越发生气,沉下脸捎带对我这个中国人也大加责难。而此时多雷万老板已忍不住火地回呛起来,两人你言我语越吵越凶,甚至双方动手推搡了几下。如果不是罗尼先生的管家赶到,和我分别将两人拉开,还不知会闹出多大动静。

  临出餐厅,罗尼先生气咻咻指着多雷万老板说:“去死吧!惹毛了我哪天非揍你个半死不活。”

  稍后回家时,我听见罗尼先生家的狗叫了几声,透过淅淅沥沥的夏雨,隐约看见一个身穿黄雨衣的人影走出他家后门。想到他对外国人的种种蔑视和偏见,我暗下决心日后要冷对这位不友善的邻居。

  然而第二天,警方却因罗尼先生找上我的门:原来凌晨有路人发现意大利餐厅的多雷万老板倒在罗尼先生家附近巷口,头部被严重击打,人已昏迷不醒。克利夫兰是个治安比较良好的城市,我所在的街区很少发生这种恶性事件,所以当地警方将此作为大案办理,媒体也少不了前来凑热闹。

  由于事情前罗尼先生和多雷万老板在餐厅起过争执,尤其他当众语带威胁时有不少现场证人,所以自然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外加晚上他家狗叫引起周边几户人家的注意,我和另外几个邻居也都从不同角度目击到有穿黄雨衣的人从他家后门走出的事实——他的确有一件黄雨衣;他的确有夜出遛狗的习惯;他家后门的巷路不仅偏僻,而且直通案发地,所有证据几乎都指向这位不受人待见的坏脾气老头儿。

  证人之囧

  过了两天,罗尼先生的管家陪同律师忽然登门,提出希望我对案情调查给予帮忙的请求。当我得知对方希望我出庭为罗尼先生作证时,我当即冷冷拒绝,表示没什么可以帮他的主人。

  管家心有不甘的恳求说:“我知道罗尼先生平日对你有一些不太礼貌之处,但现在他面临比较严重的刑事指控,所以请您务必出庭,以你对他平素言行的了解,证明他虽然言语粗暴,但没有暴力倾向。”

  我吃了一惊,想起罗尼先生平日所为,就生气地揶揄道:“我看他那些不礼貌的言语就很有杀伤力,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

  管家叹息地告诉说,罗尼先生事发当晚主要活动就是在意大利餐厅与受害人发生争执,后来被其管家拉回家的路上,又余怒未消地骂骂咧咧,不少目击者都“眼见为实”。加上罗尼先生平日倨傲无礼,所以很多人或婉言推脱或直言拒绝,总之大多不愿过多出面管闲事,甚而有人还表示要给多雷万老板当证人。

  罗尼先生自证事发后他一直独自呆在卧室生闷气,但苦于无证人。后来他回想到当晚曾透过窗口看见我回家的一幕,由于距离很近,所以认为我是看到了他站在窗口的,所以想要我证明案发时他没有外出。

  说实话,作为目击者我对当时黄雨衣人也只是一瞥而过的印象并没有办法确切证明是否罗尼先生本人。另一方面,因为了解罗尼先生为此被警方怀疑,还要因涉嫌严重伤人遭到起诉,内心也产生出些许快意。心想,谁叫你平时那么横?这下自作自受了吧!

  大概看出我内心的感受,管家犹豫片刻,对我讲述了罗尼先生的一件往事:他曾经拥有美满的家庭,拥有温柔的妻子和聪明的儿子。儿子高中毕业那年,忙于生意的他特意为妻儿安排了到佛罗里达的度假。不想在海边母子俩意外遭遇几个偷渡的墨西哥人抢劫,对方不仅抢夺财物,还残忍杀害了二人。从此,罗尼先生性情大变,脾气粗暴,刁蛮任性,特别是毫不掩饰的仇恨移民和外国人。

  听罢我不觉沉默了,刚才心里的一点幸灾乐祸很快就被同情所替代,迟疑半晌,终于点头答应当证人。

  美国法律界流传一句话:站原告席不可怕,站被告席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站证人席。因为围绕着哪怕是极小的一件官司,都会有不同的利益攸关者,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身后直接有检察官或律师“顶”,而最倒霉的就是夹在中间的证人,因为这个特殊的“法庭角色”与控辩双方律师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实用性,整个庭讯过程中要被受过专业训练的检控和辩护人不断逼问诱导。倘若证人佐证具有说服力,赢了官司也只能说明是律师本领高强本;倘若证人作证无效,则往往又会引起委托者的不满甚至责备。

  对于我而言,给罗尼先生当证人还多出一层压力。因他本人口碑不佳,所以社区不少熟人听说我要为他作证,难免连我捎带着也不被看好。有平日和睦的街邻对我开始语带讥讽、冷眼相看,更有甚者猜疑和议论我是私下收了罗尼先生的好处,一时间我百口莫辩,真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就在这时,传来受伤的多雷万老板神志恢复的消息,于是我当即前往医院探视。

  一见我,他就虎着脸质问我为何要出庭为罗尼先生作证。他不满道:“你不是说中国人讲究恩怨分明吗?难道你不认为我是朋友吗?没有受到他当面的歧视和轻蔑吗?即便上法庭,倒是应该多多证实他的乖戾、粗暴和对外裔的歧视。”

  “除了恩怨分明,我们中国人也强调帮理不帮亲。对罗尼先生种种偏激言行,我既不喜欢也不认同,对他个人的印象也不好,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利用作证机会去发泄不满的理由。”我答道,“毕竟这场官司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作为事发前后的一个目击者,我耳闻目睹的一些细节虽然不能成为他没有实施袭击的直接证据,但至少可以从邻居的角度让法官和陪审团对罗尼先生有一些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说罢,我将罗尼先生痛失妻儿的旧事告知多雷万老板,他听后也默然了。良久又想起什么,迟疑着告诉我说,在警察询问遇袭经过时,他已负气地表示罗尼先生是唯一与自己爆发冲突的嫌疑人。

  获悉此事我忽然有些不安,因为现有的很多情况都对罗尼先生不利。如果加上多雷万老板这位受害人的关键证词,他极有可能在官司中陷于万劫不复。

  患难真情

  美国影视作品演绎的法庭场面侧重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证人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然而现实中,上美国法庭作证对于一个不了解司法程序和繁琐法律的人而言,可谓是严峻挑战。

  第一次庭审时,我按法官要求走上证人席,宣誓表示诚实作证。虽然此前我也做过一些功课,不过检控方的律师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中年女人,她首先以一大波繁琐的法律条款扰乱我的思路,紧接着又采用连珠炮的提问方式让我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就败下阵来。

  首战失利的我心情沮丧地走出法庭,迎面就碰上罗尼先生气呼呼地说:“哼,我就知道,你一个外来的中国小子哪有那么好心帮我,莫不是假装作证背后黑我的吧?”

  我气的一甩手离开法庭,走在庭外的街道上,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路人,心中涌起人在异乡的惆怅和被误解的委屈。

  接下去几天,我开始找法律专业的同学咨询各种律法规定,跑图书馆借阅法律书籍。周末傍晚,当我抱着基本法律书从图书馆返回,有些惊讶的看见罗尼先生守候在我门口。他拿眼睛瞥了瞥我抱在怀中的书籍,说:“我的管家告诉我你正在为下一次上法庭‘恶补’法律知识?恐怕不是为我,而是为了挽回你自己的面子吧?”

  我赌气道:“先生,我不知道作证能否真能帮到你,但我会用行动证明一个中国小子的品行。”

  “你是个倔强的年轻人。”罗尼先生盯着我好一会儿,幽幽地说,“曾经,我的儿子也很倔强。”

  说罢,罗尼先生转身而去。那一刻联想到他失去至亲的旧事,心里有些怜悯这位性格孤僻偏激的老人。

  第二次上庭时,有备而来的我避开检控方一些有关罗尼先生不利的一些诱导性提问,坦诚而技巧地表示,尽管无法直接确认事发当晚罗尼先生并未外出,却可以确认当时离开他家的黄雨衣男子并非他本人。

  因为当时我听见罗尼先生家的狗叫,而那只狗平日除了见他和管家很温驯外,碰见任何外人都会“狗仗人势”狂叫不止,由此我断定那个黄雨衣的男人绝对不是罗尼先生。

  我的指证不仅得到其他几位邻居的证实,作为受害人的多雷万老板经过思考也主动撤销了对罗尼先生的指控。不久,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有力证据,成功抓获了当夜潜入罗尼先生家中偷窃未遂,逃离后又行抢劫的真正罪犯。

  法庭宣布罗尼先生无罪当天,面对媒体对我这个外籍证人的采访,我坦率表示:虽然我们此前由于观念不同并未建立良好邻里关系,但我愿意作证,除了不愿让他无过而担责,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良知的底线。

  真相大白,原先对我有所误解的街坊朋友不但转变态度,和好如初,而且还夸赞我做人仗义和豁达。其实,如果和美国人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们是很率真地讲感情,觉得不可交时会当即翻脸;而经过波折认识到你的品性可爱,马上又会尊敬有加。

  几天后,罗尼先生扭捏地敲开我的房门,提出请我吃饭。我淡淡道:“如果只是因为我给您作证,就不必了。”

  “我为自己以前的粗暴和傲慢道歉。”他很真诚地说:“中国小子,你让我看见了一颗包容的心。”

  说着,罗尼先生迟疑着向我伸出了手,我也微笑着回应,握住经历波折而递送过来的一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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