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的存在两领域关系”，此定义也是老马所用的

孙维邦

政治“是人的存在两领域关系”，此定义也是老马所用的

咱们的孔子，孙中山，英国的休漠、洛克也都采用。所以此定义是四海皆准。这就是标准，就是共党中组部所说的“硬杠杠”。照此标准——


习近平于十九大说的:“……突出政治标准……”就是无任何意义的屁话，因“领域关系”无边无沿，无所不包，突出政治就成了突出领域关系的无所不包，因所有的事都属于领域关系。习的“突出政治”也就是突出所有的领域关系，突出所有的领域关系不就成了什么都没突出吗？


（弧内的话专说给胡立先生的：文章是为释意，老孙善长定义，比如我能定义什么是政治，且举出马克思与孔子、孙中山，与休谟、洛克所持的定义相合，有了这个普遍有效的定义，则可证明习近平其实就不知什么是政治，他若知就不会说“突出政治”，而会说突出某种、某领域的政治，即突出有边有沿的政治，这才是知识上的积极性。因为理论必须说通说透，理论不是造经典句子，而是在一个概念之下，造成成条理的无矛盾的说理体系，且必须达到自圆水平。孟子说：不是吾好辩，而是只要说理就不能不辩。）故先生的批评无效。


老孙说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正和意诚，只有心正与意诚才能保证行为的普遍与必然。因为人生不可抗拒的授之于自然，是自然管着人，人处被动，是受自然支配的他律关系。

所以人的（1）最基本的境界是自然境界，最基本的境界是被动地位的；

（2）功利境界——生命须维持，需要外部条件，外部条件不得满足人生不能维持，所以无论是圣人还的是俗夫，都不能不求功利，此是功利境界；

（3）道德境界——人处环境中，与环境事物互作用，可蹬高望远，又可涉大川成虚怀，境界上就由临沧海与爬巫山所造成的对功利的公平即正义的体验，自觉地不发动有违公平与正义的行为；

（4）超道德的境界——由于中国文化载体的象形与意会的固定性，造成了一种超越道德境界的超然境界。此点在魏晋玄学里得到体现，魏晋人形成一种专说没有积极意义的废话的玄学风气，虽所说没有知识上的积极意义，但构成了主语对宾语的必然包含，造成治学中的分析命题的必然有效，构成后来宋明道学的超然境界。


老孙是以诚而非敌对来告诫共产党——只有人类而且必须是在私人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道德体验，在党的条件下只有功利追求，永远涉不着道德的边。只有人的生存，不存在党的生存这回事。所以只有生物意义的人才有感觉能力，感觉能力才能体验到对境界的占有，才有道德可言。可见无论什么水平的道德都以心正与意诚为条件。物质世界没有党，哪来的党性？党不吃不喝不感觉，哪能体验什么酸甜与苦辣，党连体验都不能哪来的道德？


人只有内圣之德，
党才求外王之功。


只有内圣之德才能保证心正与意诚，才有行为上的正派与诚实。凡人的生存所造成的领域都是人的活动，只要人的活动所需的就都是人品的正派与诚实。所以只要人的活动所需的就只是正派与诚实。


政治再重要，也是人的领域关系，也是人的活动，保证政治公平与正义的也只能是人品的正派与诚实。政治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标准和硬杠杠。


习与中组部、中宣部无论怎么突出政治，怎么讲党性，也突不出、讲不出人品的正派与诚实。因突出政治和讲党性在内容上直接就是外王之功，匪党怎么会懂得只有私人领域内才有内圣之德，内圣之德才是社会公正的原因，外王之功只是内圣之德的必然之果。


不错，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这句话的涵义是：政党是最理想的人的互为对抗的组织形式，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建在人的理性互为对抗这个条件上。社会公平是理性对抗之中的，正义是理性互动中的。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不是无机物，理性不能享受静止公平，静止既不是公平也不是正义，是死寂！


习近平的政治和党性所指的维稳是死寂而非稳定，“稳”本就是一个理，先天地含着“对理”的运用，对“理”的运用是生命的活动不是死寂。


所以政党只有合法性，不存存在纲领与目的上的高尚性。不存在习近平那些“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突出政治标准。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增强政治免疫力”。


可见道德永远是私人的事，不是党的事。因为只有在私人的限度内所关涉的才是如何做人，党不考虑如何做人，只考虑如何求取成功。党只享受成功带来的自豪感，在党对成功的自豪感里，也包含了对人的征服与奴役的必然。所以老孙直言：必须消灭共产党，才能建立赴纯粹意义的私人社会，在纯私人意义的社会里才有公平与正义的至上地位，才有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