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对地方大员的十二条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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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老芋头的博客 )

许多人认为，薄熙来命运陡转，瞬间陨落，盖因薄王失和，使谷开来杀人案意外曝光。如无这一意外，无人能够阻止薄氏“入常”。然而，熟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人却不难判断，薄熙来早已成为党内的“异端”，不但“入常”难，善终亦难。在最后时刻，如果不是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健在的党内元老们，一定会对他全力狙击。即使没有发生谷杀人、王叛变这样的戏剧性事件，薄的落败，亦勿庸置疑。薄案的发生与薄氏的结局，给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们提出了不少的警示。


第一，不可以否定改革开放，违背民心民意。.“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民心所向，是要富裕，不要贫穷；要民主，不要专制；要法治，不要人治。顺从民心民意的根本出路，就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同时积累起来的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等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民主政治来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共识，薄熙来夸大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扯起“共同富裕”的大旗，把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鼓吹以所谓融毛泽东的“共富”和邓小平的“发展”于一体的3.0版的“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的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否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向早已在实践中失败的僵化保守的传统社会主义倒退。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必然引起党内外的广泛质疑、忧虑和反对。尽管“共富”理论暂时地迷惑了不少下层群众，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是，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高度共识的中央领导层、党内多数干部、社会精英集团，包括以守护改革开放事业为己任、又有重要发言权的老同志，绝不会接受薄熙来的这一套，绝不会给他提供更大的政治舞台、更大的政治权力，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中途夭折，中国倒退回改革开放前的状态。


第二，不可以另搞一套，搞独立王国。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以来形成了全党只能有一种思想、一个核心、一个领袖的传统。举凡重大思想理论、基本制度、基本政策、重大部署，均须出自中央，地方大员无权插嘴，更不允许擅专。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中央和领袖如果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失误或全局性的错误，容易造成政治上的灾难，这已为毛泽东的晚年所证明，但是，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而基于适度分权的（国家与社会分权、地方与中央分权、国家机关之间分权）、民主的、新型的政治体制建立健全以前，削弱中央权威，政出多门，可能比中央集权危害更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甚至可能造成或无力制止国家的分裂。邓小平一方面倡导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向地方放权，同时又强调维护中央权威，是正确的战略考虑。30年来，党的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基于中国经济还很落后的正确判断（2011年，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93位，尚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共同富裕”为中心，是指导思想、战略重心的重大转变。实行这一转变，是中央的专有权力。薄熙来率先提出、高调宣传、大力推动所谓“共同富裕”，有意反衬出中央治国思想的短视、落后、保守与无所作为，的确争得了不少人心。一时间，重庆被极左人士称之为新时期的“井冈山”、“红都延安”，许多人说“社会主义在重庆”，薄希来被誉为“人民领袖”。主张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毛派”把重庆当作试验田。多年来公开反对党中央、公开否定改革开放、公开主张再搞第二次“文革”的“乌有之乡”也组团拜访重庆，为薄氏造势。重庆成了中国一切反对改革开放、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势力的圣地、靠山、集结地、大本营。这种公开、狂妄地挑战中央权威，使自己治下的地区成为独立王国、成为攻击中央的根据地的行为，建国以来闻所未闻。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中央应当给各个地方相当的自主权；做好地方工作，应当大胆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但是，这里有一个界限，就是地区性的 “创新”不能突破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不能发展到挑战和损害中央权威的程度。理论上比中央高明，政治上另搞一套，地方大员在本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超过了中央，形成政治上的“国中之国”，那是必败无疑的。


第三，不可以碰触敏感问题，给党施压添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有不少不能轻易触动的历史的创伤、痛苦的“神经”。这其中，最敏感、最难办的，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熟悉《决议》起草过程的人都知道，“文革”后许多老同志不但主张彻底否定“文革”，也主张用“倒三七”的办法评价毛泽东。邓小平从党的最高利益考虑，力排众议，决定继续高举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党、对人民造成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毛泽东建国后的功绩，讲多了，党员、群众、老干部不接受，知识分子不接受。再说，“毛泽东思想”的确有许多讲不清的东西。比如，当初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尽管逻辑上难以成立，还是把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摒弃在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以“工农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为基础、狂热追求乌托邦式社会主义、主张绝对平等平均、以一切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敌的极端“革命”理论。在存在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是唤起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众对执政党发起进攻和“不断革命”的锐利武器。这样一笔棘手的政治遗产，是毛泽东有意识地留下的，对此，他曾经讲得很明白、很清楚。毫不夸大地说，在今天的严峻形势之下，如果《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把毛泽东“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一些言论连登三天，工人农民学生就会上街，天下会大乱，政权会动摇。在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非常小心，非常用心。处理不好，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和风险。薄熙来倡导“唱读讲传“，口不离毛泽东，搞“红歌”运动，以“文革”结束以来30年间前所未有的高调打出毛泽东的旗帜，并不是真正推崇毛泽东，而是要借助毛泽东这面旗帜，加强他那一套理论和政治主张的合法性、权威性，动用传统的政治资源，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动员，来推行他那套政治主张。在几十年以一贯之的“左”比右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大胆借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神圣化的政治资源，的确比较容易封住许多不赞成“薄氏新政”的人的嘴，同时，也使对共产党、对现实不满的一部分下层群众、知识精英找到了表达、发泄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机会，使他们汇集为一股强大的与中央对立的政治力量。薄自以为得计，其实，他犯了一个近似白痴的错误：只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忘不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任何一个打“毛牌”的政客都将是玩火自焚。地方大员应该明白：如何对待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重大、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唯有中央有权决定，责任亦由中央承担。地方大员讲话，凡涉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自觉，不用心，把握不好分寸，极易引发政治与社会争议，被人打上这派那派的“脸谱”，授人以柄，影响前程。如果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则是愚不可及，自取灭亡。


第四，不可以“运动”群众，造势胁迫中央。搞运动是共产党的传统。“文革”以后，中央吸取历史教训，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除，为什么呢？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之下，群众运动实为推动工作的有效方式。但是，谁有权发动“运动”，大有讲究。地方可在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领域发动非政治性的、有明确具体目标和范围的运动，借以推动某一方面的工作（当然决不可以用“运动”这个字眼），发动政治性的、有全局性影响的运动，是中央的专有权力。地方搞个争先创优、精神文明可以，搞个“打黑”、“三打两建”也可以，只要把握得好，可以基本不涉政治。搞“唱红”运动，问题就大了。“唱红”表面上是群众性文化运动，实际上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运动，是一种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行为，因为它倡导和传播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意识，影响和左右着群众的政治态度。薄熙来鼓吹与组织大规模的“唱红”运动，目的是通过唱红，引导群众回忆工农革命传统，回忆和美化毛泽东时代，释放群众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贫富差别、官员腐败的不满，亦即对党中央、邓小平理论的不满，凝聚对薄熙来所谓“共同富裕”的“新社会主义”的共识、对一些人的革命血统的认同，塑造他作为毛泽东的传人、“人民领袖”的形象。由政府大规模投入为支撑的唱红运动，经过媒体的有意宣传与造势，形成貌似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要求中央改变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拥戴薄熙来一类“红二代”上位的民粹主义势力，企图以社会的、群众的压力，迫使中央承认“重庆模式”，为薄氏提供更大的政治舞台。薄颂毛唱红，目的不纯，行为愚蠢，是他搞独立王国的组成部分。须知，在中国，只有中央可以“运动”群众，地方大员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第五，不可以变相号令全国，成为“影子中央”。专制社会，功高盖主，名高震主，是为官场大忌。今天，制度不同了，但中央集权制的格局没有变。如果某位地方大员的治理思路迥异于中央，在全国产生巨大政治影响，官心、民心发生偏移，客观地威胁到中央的权威，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如果是有意而为，则性质类同于“另立中央”，后果就更加严重。薄熙来搞他那套东西，有计划、有步骤、有实干、有宣传。在他的治下，干部和党员，天天学习薄氏理论，宣传部门、各种媒体，开足马力宣传薄氏理论，大学、党校要出书、开会鼓吹“重庆模式”。重庆的宣传、理论、学术界，完全沦为薄的宣传工具。重庆方面还投入巨资，动员北京的名校、研究机构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庆模式”。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唱红”已经引起各种非议的时候，重庆方面还派出大型“唱红团”进北京，邀请“将军后代合唱团”到重庆，把红歌唱进了北京，唱遍了全中国。各省市的政法、宣传部门纷纷到重庆取经，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带队主动向薄请缨，中国社科院几乎成了专属于薄氏的研究机构。有些中央部门也坐不住，纷纷前往重庆，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表态”。重庆方面甚至搬来基辛格，借洋人之口造势。这就形成了当代中国未曾有过的一道政治奇观：重庆似乎成了第二个首都，中国未来的政治、未来的中央、未来的领袖，要看重庆了。似乎“全党全国人民心向重庆”，人心与政治的天平，向重庆方面严重倾斜。这就给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出了一个大难题：要么向重庆屈服，承认薄熙来的特殊地位，甚至未来的政治领袖地位；要么背水一战，夺回政治的实际影响力和控制权。身处政治中枢的人退无可退，不得不决一死战。以中央的权威和更为广大与深厚的民意支持，薄熙来能嬴吗？


第六，不可以有政治野心，觊觎“大位”。自古以来，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都在极小的圈子里以极秘密的方式产生，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间充满了权术、阴谋和血腥。许多“太子”，不但不能接班，甚至会丧命。那些费尽心机梦想谋取大位的人，一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几无不败。最后的幸运儿，倒往往是那些从未有过如此野心和奢望的人。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交接长期未能完全脱出历史的传统轨道。毛泽东指定的几位接班人，既不能接班，亦不能善终。邓小平选定的两位接班人，亦不能如愿。当年江泽民同志接到中办电话，要他即刻赴京报到，此前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接任总书记。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在或明或暗的政治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至少应在政治道德、政治理念、遵纪守法、做人的道德等方面没有致命的弱点，经得起对手的挑剔和攻击。薄熙来狂妄自大，不但有政治野心，对自己的政治野心又毫不掩饰，个人道德操守、政治理念又完全经不起攻击，焉能不败？在中国，一个地方大员，应有的心态，就是抱持良心良知，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为党做事，为民服务，为国尽忠，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前无愧于祖先，后无愧于子孙，政治上有没有更大的发展，顺天应人，决不强求，这才是成功之道。


第七，不可以搞“小圈子”，任人唯亲。共产党的干部原则，是讲五湖四海、党管干部、德才兼备。一个政治家，以国家、人民和党的事业为重，用人不论亲疏，唯德唯才，方能成其大。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搞五湖四海，把各个“山头”团结在一起，领导中国取得了革命胜利。后来他搞“小圈子”，就众叛亲离了。小平同志在高级干部中始终有很高的威信，重要原因是他用人向来以党的事业为主，不搞“小圈子”。一个地方大员，要在领导班子、干部队伍中有形象、有威信，用人以公是第一条。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是很愚蠢的。一个省市，几十上百位地市级大员，他们都德才兼备，工作做得好，成绩不是你的？用一批听话的窝囊废，工作上不去你不着急？出了问题还不是你兜着？和你有特殊关系的人、亲近的人总是极少数，一个人用得不公，就会得罪九十九人，孰轻孰重？公正、开放、民主用干部，出了问题集体承担；个人专断用干部，出了问题，自己负责任。有人认为，关键岗位还得用自己的人。无数事实却证明，越是与你亲近的人、“小圈子” 里的人，给你带来麻烦和危害的可能性越大，出了事你受的损害也越大。这些人打着你的旗号做坏事，好处他们自己得了，出了事你还不得不替他们遮掩。他们把你绑架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家人和秘书。你珍惜政治前途与清誉，你的兄弟姐妹子女想的可能是：爸爸、大哥在台上，权大无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何不借借光、捞一点？出了事，也有你罩着呢！至于他们的行为可能给你造成多大的风险，他们或者无力评估，或者根本不加顾及。因此，最有可能给你造成伤害的人，是那些你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如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秘书等等。薄熙来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会栽在王立军、谷开来手里。教训数不胜数，难道还不惊醒吗？


第八，不可以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我们的体制，实际上仍然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省市委书记掌握着绝对的权力，除了中央，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们。但是，今天的中国政治毕竟已有所进步，有了宪法与法律，有了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等政治、行政、司法机关，它们的地位与职权由宪法或法律规定，执政党又一再庄严申明，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一个有良好政治修养的地方大员，应该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党规党法，在党内，注意发扬民主，尊重班子成员；在党外，尊重各个法定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权，不是主要依靠自己的权力，而是依靠高于其他班子成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组织协调能力、个人威望与人格魅力，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退一万步说，政治修养和思想水平低下的人，私底下可以集权、专权，号令一切，做个伪君子，如若肆无忌惮，公开践踏宪法法律、党法党规，一定会有人出来说话。党可以默许不合宪法和法律的政治行为，但不能容忍党的重要干部公开抹黑党的形象。有人说，薄熙来对自己的定位，恰如“文革”时期大权独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对宪法法律、党规党法的破坏，简直是毫无顾忌的。宪法规定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重庆“打黑”未经法院裁决，即可随意查封、没收和处置企业家的财产。中央曾明确规定，永久废止用专案组审查干部的方式，禁止公检法联合办案。重庆却公开搞“大三长”会议，设办案基地，组织300多个专案组办案，动辄将人双规、劳教、拘捕、刑讯逼供，种种违法行径，令人发指。班子内部更是薄的绝对“一言堂”，个人掌握着干部生杀予夺的权力。薄以为他出身显赫，政声高扬，群众拥护，中国没有人奈何得了他，谁料想，重庆以外的法律界、理论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重庆模式的实质和危险，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纷纷加入对重庆模式的批判，“唱红打黑”被认为是违反宪法法律、为再搞“文革”制造舆论的极左行为。贺卫方的公开信、李庄案件等等，使薄氏一步步陷入被动。 2011年9月，中国宪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完成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重庆“打黑”，把它上升到严重破坏宪法与法制秩序的高度。每个看到过这个报告的人都明白，无论中枢态度如何，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批判声浪中产生的这篇报告，不蜇是一颗重磅炸弹。当一个政治人物被学术界和舆论公开地、广泛地批评为践踏宪法与法律，法学界与之公开决裂、公开宣战的时候，他还有成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可能吗？


第九，不可以不学无术，毫无理论修养。在我们的体制之下，地方大员无所不管，责任重大，良好的理论修养是必需的。理论修养是战略思维能力、宏观统筹规划能力的基础。理论修养不好的人，即使政治经验丰富，也是只能当“将”，不能当“帅”。独立地掌握大局面，理论水平更是不可或缺。理论修养来自于读书与思考。高级干部读书的最低要求，是懂得中国历史，精通中共党史，没有这一条，会闹大笑话。基本合格的水平是懂得中外历史、中外文化、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科技与经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发展史。比较高的水平，要在哲学、历史、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等主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理论修养，这需要通过大量的、系统的经典著作阅读才能获得。薄熙来讲话口若悬河，实际上不学无术，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要是略微懂一点党的历史，懂一点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对抗中央、搞“独立王国”的错误。薄熙来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自以为很新、很潮，其实，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都极为传统、陈旧，了无新意。举例来说，即使执政党需要更多地关注、甚至下决心来重点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能把“共同富裕”作为新的、主要的口号和施政纲领吗？


第十，不可以没有智囊和朋友，刚愎自用。在我们的体制中，一个人官位越高，与社会的联系就越少，无话不谈的朋友就越少。检查工作，有人提前安排；文件、报告反映的，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成年累月生活在下属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环境之中，很难听到不同声音特别是逆耳之言，慢慢就变成了深宫里的君主，成为自以为高明的的瞎子、聋子。高岗事件后形成了一个“潜规则”：高级干部之间，一般不串门、不闲聊、不交心，这是为了避嫌自保，避“小集团”之嫌。一些人不重视、不遵守这个“规则”，庐山会议期间乱串门、乱交心，结果闯了大祸。后来的历次党内斗争，都要干部互相揭发，久而久之，高级干部之间少交往、不谈心、不交心，便成为高层政治文化中非常奇怪的一种常态。毛刘周朱陈林邓在政治核心圈子里有朋友吗？没有。薄熙来自以为最聪明、最有水平，飞扬跋扈，心狠手毒，他的周围，除了势利小人，能有什么真正朋友？王立军算是他的铁杆了，最后不也是分道镖，拼个你死我活么？有人说，薄有一些知识界朋友，如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人，经常向他提供意见。其实那些人谈不上他的朋友，只是御用文人，负责诠解和宣传他的思想，提供具体方案，不能平等对话，不可能向他提供各种政治性的意见，包括非常私密性的建议。在中国这种政治与文化环境中，领导人如果没有民主精神与民主风格，没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没有一批学有专长、精通治国之道的智囊，没有几位懂历史、懂政治、无话不谈、能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毫无保留地提供有价值的意见的朋友，是很危险的，因为体制很难给你提供信息和智力上的支持，凭个人的精力、智力与能力，来应对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是太困难、太危险了。


第十一，不可以染指军队，招人疑忌。中国共产党靠军队起家，军队曾在一些重大内部冲突中起过关键性作用，因此，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军队的指挥权是军委主席的专权，不容他人插手和染指。毛泽东甚至规定，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要经他亲自批准。军队实行“两长制”，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方大员兼任大军区、省军区第一政委、第一书记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是，这种制度，不是工作制度，而是一种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启动的保险机制。在军队兼任职务的地方大员，对军队事务，最好是兼而不管，不闻不问。没有中央明确授权和指示，你要真把自己当作第一政委、第一书记了，那是要犯大错误的。与军队关系密切又不守规矩的人，更是令人恐惧。在王立军事件发生、政治危机已经爆发的时候，薄还到云南他父亲的老部队去慰问，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当然，不插手军队，不是不重视和军队的关系，不是不和军队同志打交道并同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只是你不可以有意加强与军方的联系，以致使中枢觉得你可能有所图谋。


第十二，不可以使用流氓手段，突破道德底线。从政，自然是官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升迁要走正道，靠自己的人品、能力与政绩去获取。官场有竞争，要光明正大地竞争。竞争再激烈，也要坚守道德底线，不可以用下三烂的手段，如造谣构陷、恶意中伤对手，监视、监控对手，搜集对手情报，操纵外媒抹黑对手，等等，这些行为，见不得阳光，为人所不耻，更不要说杀人越货这样的恶行了。一个政治人物，若突破了这些底线，就沦为市井流氓无赖，纵一时得逞，终将身败名裂。地方大员，贵为诸侯，辖地千里，率民千万，在政治道德方面，必须严以律己，做正人君子，不可做龌龊小人。薄熙来利令致昏，居然使用技侦手段，监控他人动向，搜集他人情报，胆子大到什么程度！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这样一个人，在他治下或他的势力可以达到的范围，他的上级、同事、下级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多么令人恐怖！心理如此阴暗，手段如此歹毒，一旦丑行曝光，当然成为千夫所指，而且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薄案的教训，列了十二条，恐怕都不是根本的。说到底，薄熙来是体制弊端的怪胎。这种人和事，在有比较完善的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中国的政治家，要获得公平竞争、施展抱负的机会，只靠自省自律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法治、宪政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我们应从薄案中应吸取的根本教训。

jiojmn

　在那朝那代，利令智昏者，都会败的。

wisepts

此文章像似中宣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