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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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深圳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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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北）为深圳，右（南）为香港

在充满禁忌与敏感点的当今中国，陈秉安的《大逃港》一书能在大陆顺利出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什么是“你所想象不到的痛苦，你所想象不到的无助”。如果没有这本书，历史就会留下一页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在这场“大逃亡”中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本视频记录1962年“大逃港”的景象：香港市民涌上街头，将手中准备好的衣物，食品等纷纷投向需要援助甚至一些可能等待被遣返的大陆同胞。画面非常感人。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

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

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

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

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

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边防铁丝网

当时大陆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电影《逃港者》中游泳偷渡的年轻人

宝安县决心“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村”。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打蛇》是香港导演牟敦芾拍摄的关于大陆逃港的影片，讲述了大陆民众偷渡香港惨遭蛇头控制的悲惨命运。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上世纪香港街头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被抓住遣返的的逃港男孩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

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

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香港市民援助逃港客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

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

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

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逃港者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

逃港者居住的民贫窟

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返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逃港者在香港居民帮助下跳车逃离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

“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驻港英军士兵押送遣返大陆逃港者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

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

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

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逃港者在难民营吃饭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

[font=-apple-system-font, BlinkMacSystemFont, "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

与彼端大逃港相对应的岁月，香港正值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逃港之后成功“抵垒”的人们，陷入与往昔截然不同的拼命劳作的节奏，说他们撑起了香港的繁荣，毫不过分。

逃港的名人，文艺圈的有：陈小春（山鸡）、罗文（83射雕主唱）、倪匡（武侠小说家）、“金牌编剧”梁立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等等。金利来集团的创始人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有人做过粗略统计，现今的香港富豪，有一半是当年逃港过来的。

从躲藏的山林里被搜捕的逃港者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

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

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