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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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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0 10:4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如今的深圳河两岸
左(北)为深圳,右(南)为香港


在充满禁忌与敏感点的当今中国,陈秉安的《大逃港》一书能在大陆顺利出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什么是“你所想象不到的痛苦,你所想象不到的无助”。如果没有这本书,历史就会留下一页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在这场“大逃亡”中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本视频记录1962年“大逃港”的景象:香港市民涌上街头,将手中准备好的衣物,食品等纷纷投向需要援助甚至一些可能等待被遣返的大陆同胞。画面非常感人。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

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

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

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

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

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边防铁丝网

当时大陆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电影《逃港者》中游泳偷渡的年轻人

宝安县决心“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村”。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打蛇》是香港导演牟敦芾拍摄的关于大陆逃港的影片,讲述了大陆民众偷渡香港惨遭蛇头控制的悲惨命运。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上世纪香港街头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被抓住遣返的的逃港男孩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

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

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香港市民援助逃港客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

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

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

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逃港者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

逃港者居住的民贫窟

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返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逃港者在香港居民帮助下跳车逃离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

“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驻港英军士兵押送遣返大陆逃港者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

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

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

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逃港者在难民营吃饭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

[font=-apple-system-font, BlinkMacSystemFont, "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

与彼端大逃港相对应的岁月,香港正值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逃港之后成功“抵垒”的人们,陷入与往昔截然不同的拼命劳作的节奏,说他们撑起了香港的繁荣,毫不过分。

逃港的名人,文艺圈的有:陈小春(山鸡)、罗文(83射雕主唱)、倪匡(武侠小说家)、“金牌编剧”梁立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等等。金利来集团的创始人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有人做过粗略统计,现今的香港富豪,有一半是当年逃港过来的


从躲藏的山林里被搜捕的逃港者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

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

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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