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出康乾盛世，二月河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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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出康乾盛世，二月河功不可没！
沈勇平

       1793年，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使团成员的约翰·巴罗在《我看康乾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裕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就连认同“康乾盛世”的当代史家戴逸，也不得不承认，“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清朝时期最甚，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文字狱更是登峰造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搞了20多次文字狱，雍正也搞了20多次文字狱，而乾隆搞了130多次文字狱。每一次搞文字狱，都有很多人受到牵连，更有不少人被处以极刑。

        满清皇帝把汉族知识分子当贼防，当反贼一样处以极刑，但是在某些作家的笔下，满清皇帝和汉族文人的关系就变成了亲密无间。“二月河在其系列小说里耗费大量篇幅，精心刻画了满清皇帝和汉族知识分子之间的友情、皇帝的信赖和知识者的忠诚，以及在主奴、尊卑、统治者和效忠者之间的稀有蜜月。”

        康乾盛世是怎么被虚构出来的呢？就是被一帮御用文人虚构出来的。正如学者王春瑜所言：“清代的御用文人，及当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艳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

        所谓“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吏治极其腐败的盛世，是一个文化空前高压人人自危的盛世，是一个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的盛世”。像这种充满了苦难的“盛世”却被歌颂，就连杀人不眨眼的康熙和乾隆也被歌颂为明君。

        多年不评论时事的李承鹏也忍不住说：二月河伪造了康乾盛世政治清明历史和百姓安居乐业的自嗨画面，他对涌现而出漫山遍野横店脑残收视群，以广场舞大妈为硬核主体的老浪艺术消费者，在摧毁智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究其本质，是和于丹一派的。

        朱大可就说：从余秋雨开始，“帝国话语”开始在中国大面积流行。这是一种经过所谓“文化”包装的虚构性文本，远离历史真相，却完全符合民族主义的道德想象图式。……比起结结巴巴的余秋雨，二月河更加熟练地利用历史叙事营造大清幻象。在那些冗长的小说里，小说家把三朝皇帝塑造成了拯救和繁荣民族的最高英雄，也就是说，专制国家主义造就了“康熙盛世”，而北方蛮族居然成为汉民族的罕世救星。在这种对历史的改写中，民族主义和专制国家主义展开了互抹口红的劳动竞赛。

呼兰胖子：文字狱，思想领域的“国家恐怖主义”

中国在明朝以前，一直都遥遥领先全世界，但是，明朝以后，特别是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却快速地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是为什么？其实，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自明朝起，中国的统治者开始搞“文字狱”。那么，统治者为什么热衷于搞文字狱呢？很简单，开始是因为不自信，后来是因为统治者尝到了搞文字狱的好处，所以，就经常用这个手段维系自己的统治。

外国近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其实，就是在思想上越来越自由，自由的思想让人们的创造力不断的被激发，因而，无数的发明创造开始出现，对科学的探索也不会被认为是“奇淫技巧”。这样就促进了工业和商业的进步，让人民迅速富裕起来。“仓廪实知礼节”，人民富裕了，自然就开始追求文明，文明了，社会也稳定了。中国的专制者一直想追求西方这种稳定，但是，他们跟西方走的路不同，他们走上了压制人们思想的道路，而压制就有反抗，所以，强权维系的稳定反而是稳定的大敌，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源。【天佑私人微信号：hulanpangzi12】

对于外国人来说，因言获罪是不可以想象的。法国作家亨利·特洛亚说：“谢天谢地，上帝在文学的娇弱王国里，使我们得免于恐怖主义之害。”可是，亨利·特洛亚哪里知道，在专制时代的中国，不计其数的“耍笔杆子的手艺人”遭罹了“恐怖主义之害”，轻则坐牢，重则丧生。

对于亨利·特洛亚这样的文人来说，因言获罪就是文字领域的恐怖主义。但是，在中国，人们给这种恐怖主义取了个更为形象的名字——文字狱。文字狱一词源自龚自珍的《咏史》，他在诗中这样写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于是，文字狱一词开始被国人熟知。

那么，文字狱是怎样开始的？说来也有点搞笑，开始是因为皇帝的不自信。就拿朱元璋来说吧，他是个猜忌成性而且凶残暴戾的人，所以，他对某些字特别忌讳。朱元璋当皇帝前，他被朝廷称作贼寇。所以，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贼”字就特别在意。有次，他在大臣上奏的赞颂贺表中发现“则”字，于是，雷霆大怒，下令处死此人。为什么？原来朱元璋家乡江淮一带的方言“则”与“贼”同音，他认为奏表中有“则”字就是对他的“大不敬”。就这样，不知道皇上忌讳的浙江文人林元亮和北平文人赵伯宁就糊里糊涂地为“则”字丢了命。

朱元璋不仅忌讳“则”，还忌讳“光”和“秃”，为啥？因为他当过和尚，他觉得这段经历不光彩。杭州学者徐一夔在赞美朱元璋的文章中写了“光天之下”，有“光”字，也被处死。还有人因为“秃”字、“僧”字罹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因为“则”字“光”字“僧”字被杀的文人没有任何不恭敬，也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写的是赞颂朱元璋的文章，只因为用了某个皇帝忌讳的字就被残忍地处死。也就是说，反对皇帝你必死无疑；颂扬？颂扬错了照样要掉脑袋。

像这种因为自己出身杀人的皇帝你觉得不可思议吧？因为自身残疾，也杀人的皇帝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前秦皇帝符生是个独眼龙，所以，他就很在意有人在文章或者言语中，用“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双”这类的词汇讽刺他，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无数臣子因为言语中含有类似词汇而丧生。

上面这几个例子你觉得惊讶吧？还有更让你大跌眼镜的事情，有的皇帝对颂扬他的文字同样鸡蛋里挑骨头。文人以虎豹形容皇帝，他挑剔你为什么把他说成禽兽；文人说他与尧舜一样圣明，他又发怒说你将他与死人比较。乾隆皇帝就对有人用了“麒麟阁”一语不满，说这不是把我比作禽兽吗？

说到乾隆，不得不说说“康乾盛世”，这个所谓的盛世其实是“文字狱”鼎盛的时代。原因倒不复杂，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都是汉族统治，满族人被汉族认为是异族。到康乾时期，虽然他们的统治已经稳固，但在他们自己心里对“异族”的称呼还是感到颇有芥蒂，觉得自己“根儿不正苗不红”，因此对涉及到异族的字眼就特别忌讳，连最常用的“清”、“明”都认为是隐含讽刺，有个诗人写了“清风乱翻书”就倒霉了，因此脑袋就搬家了。

文字狱是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专制政治的明显特征。这是因为专制者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这是文字狱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换言之，只有在专制而非民主、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文字狱才能得以大规模地发生。

明清两代都曾大搞文字狱，但两朝又有所不同。明代文字狱主要是因为朱元璋听不懂人话，什么“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啦，本来都是称赞朱元璋的，结果朱元璋听不懂，以为是在骂他。于是，大开杀戒，杀了许多文人。清朝也搞文字狱，但清朝文字狱搞得比明朝有水平。跟明朝不同，明朝是朱元璋自己听不懂人话，清朝时期呢？主要是文人们以为清朝统治者不懂汉话，于是用了许多谐音，或者用字形等文字游戏来骂清朝、讽刺清朝，结果清朝统治者听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采取了措施——你想玩文字游戏，就用你的脑袋来玩，看谁玩得过谁。

文字狱是思想领域的国家恐怖主义，是专制者钳制思想、摧残文明、扼杀人才、阻碍进步的手段。在极端严密的“文字狱”下，恐怖在文人中蔓延，大部分读书人不敢反抗，只有俯首帖耳的去做奴隶，稍微放纵一点的话也不敢多说，纵情声色，放荡不羁，麻醉自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某个时代，一旦是文人都在谈风月，那么，这个时代一定是文字狱盛行的时代。

清朝之后，文字狱不仅并未绝迹，而且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反右和文革期间，文字狱比比皆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是空前的。如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竟株连一万多人，有六人被迫害致死；“胡风反党集团案”、“三家村案”，祸及全国各地大批作家、学者，多人被迫害致死……【天佑私人微信号：hulanpangzi12】

反右和文革时期为什么“文字狱”会盛行？本文就不深入探究了，以免删帖。总之，“文字狱”盛行的时期，都是文明倒退的时期。“文字狱”盛行，会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思想，摧残人才，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世界都在快速发展，一个国家却在大搞“文字狱”，就会让国家落后，而落后就会贫穷，就会距离文明越来越远，这是对子孙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