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丁玲遭丈夫出卖被逮捕 在狱中怀孕(图)

dove

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30年代不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一次，那实际上就是，她的丈夫冯达给她出卖了，出卖了以后被关起来，关起来，这个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什么徐恩曾，还让冯达跟她一起住在监狱里，她那个大女儿就是那段时间怀孕的。

凤凰卫视7月2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52年2月，刚刚创刊一年有余的《人民文学》意外宣布停刊整顿，《人民文学》是1949年之后，中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级刊物，它被赋予了塑造国家文学意识形态的使命，《人民文学》的停刊暗示了文艺整风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借助此次停刊事件，文艺界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

解说：今天的《人民文学》已经搬到了北京团结湖南里的文联大楼，而当年它曾在京城著名的东总部胡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档案室中，保存着1952年3、4月的一份合刊，就在两个月前，这份杂志曾因政治不正确而被停刊整顿，两个月后，它再次复刊，打开这本合订本之后人们发现，复刊之后的最大变化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由艾青换成了丁玲。

由于在此前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人民文学》被认为表现消极，还发表过不少思想错误的作品，因此刊物副主编艾青被停职，《人民文学》编辑部出现重大人事调整，由丁玲担任整风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实际负责刊物规律，原编委会被正式解散。

这桩常被后人所忽略的公案是《人民文学》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惩处，它被认为是对其政治不正确的改造。

徐庆全：当然艾青是从解放区回来的，过来的作家，但是艾青在解放区他本身有他的问题在那儿，延安文艺整风艾青是被批者，况且艾青这人也算独立大队，诗人嘛，五一些事情是大自由主义者，也算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在这个班子搭配当中，这个《人民文学》在整风中挨批，那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解说：艾青曾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重要成员，1932年他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轰动，一举成名，1941年，艾青前往延安，担任《诗刊》主编，1949年艾青被委任为《人民文学》副主编。

张凤珠：他一直反正就是，他不像丁玲那样，就是体现党的政策，很严肃类的，艾青不是这样，艾青就是，我觉得艾青都是用一种眼光，有距离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东西。

解说：然而与艾青不同，他的继任者丁玲从整风运动伊始，便以一种政治高度正确的面目出现，在针对《人民文学》错误导向的批判中，丁玲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也因此成为了重大的赢家，此时的她，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三重要职，此刻又将《人民文学》收入囊中，俨然炙手可热。

徐庆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是当年跟丁玲的学生给我讲过，他说你不知道，丁玲当年有多牛，批一个军大衣，就是大氅，大氅的军大衣，后边蜂拥地跟着好多人，到哪去，那就是，很气派呀，你看胡风日记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说丁玲如何如何如何的，所以丁玲那时候抓了文艺界的大权，基本上在她手上。

解说：曾经担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是当年丁玲最紧密的追随者，许多批判文章都由其亲自主持撰写。

陈恭怀：每一期都有一个大的批判文章，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批判那个，我这个选的这个里面，有好几篇都是，都是那个他在文艺报给那个写的批判的，就是这个《腹地》，还有这个《无敌力量从何而来》，就批判那个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为资本家，为不法商人做辩护的小说，还有一个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这都是，都是批判。

石湾：唐达成，他的感受是最那个，他当年就是《文艺报》一个年轻的编辑，后来是编辑部的副主任，他就觉得当年《文艺报》就是搞大批判，就是批这个批那个，就是大家拿到《文艺报》的时候，手都要发抖，不知道这一期又批谁了，就是左得很厉害，很左，他自己也觉得丁玲，陈企霞很左。

解说：我是毛主席旗帜下的一个小兵，我要呼喊着毛主席的名字，像战士一样冲锋，晚年的丁玲用文字准确地描述了她在整风运动的表现，这同早年那个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自由派作家早已判若两人，其间的变化耐人寻味。

究竟为何会发生这种巨大的变化呢？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1942年。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因写杂文《野百合花》抨击延安不良社会现象的王实味惨遭不幸，而同样因写《三八节有感》招致批判的丁玲则侥幸过关，这场整风运动过后，丁玲主动要求前往中央党部进行改造学习。

我在山坡上目送着她背着行李走过延河，她的背影愈来愈远，最后看不见了，多年以后作家刘白羽，还记得当时送别丁玲的场景，我记得文抗第一个走的是丁玲，她是去中央党校的第一波，那是高级干部学习的地方。

在党校学习期间，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

邢小群：丁玲她确实有这个矛盾，她又一心一意要跟着共产党，要脱胎换骨，要变成党员作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为党的事业，为自己崇拜的领袖，去做自己这个奋斗一生，她同时又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真实，真正的一个，有着很大才气，才能，这样一个作家。

徐庆全：你会发现丁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只要批我，我就检讨，只要打我，我就检讨，谁批我，我该检讨，这是她比较惯常的一种做法，所以她是这个，在延安的时候她做检讨，最后是要转向，要写，写工农兵嘛，按照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的，歌颂光明面，歌颂这个工农兵，所以她就是从延安时期，你不管她是转向，真正转向还是假转向，她确实转向了。

解说：1944年一名重庆记者勾勒了他所见到的丁玲，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很难想像眼前的丁玲曾是个带着幻想的文艺女青年，这位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的女作家，不再哊于关注知识女青年的悲情命运，她响应座谈会号召，主动要求与工农兵紧密结合，到前线和农村中体验生活。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晓楠：在1952年的整风运动当中，丁玲不仅仅是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极具标本价值的研究对象，这位在五四新文华运动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尽管很早呢就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靠近了革命，但是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一直是保持着自由派作家的作风，她的笔下常常流露者对人性细微的关注，对时事锐利的批判。

然而，1942年之后，丁玲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她的作品当中不根少了人性和批判，还多了教条和颂扬，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作家的转向呢？

解说：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是丁玲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对自己思想转变的解剖，这位自由派作家的突然转向，给后来者留下了无尽的探寻空间。

丁玲的转向是主动还是被动，她是投怀送抱，还是形势所逼，很多研究者把丁玲转变，归向了1930年代的那桩公案。

陈恭怀：30年代不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一次，那实际上就是，她的丈夫冯达给她出卖了，出卖了以后被关起来，关起来，这个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什么徐恩曾，还让冯达跟她一起住在监狱里，她那个大女儿就是那段时间怀孕的，所以用冯达来软化她，在中共历史上，如果一个人被抓进过监狱，很多事情往往说不清楚的，就是你自首没有，这个忠诚老实运动，包括写自传，每个运动写自传，写简历，被捕的事情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党内很多人是因为这个事情给落下去的，就是不给重用的，丁玲比别人更有甚者是什么呀，她当时她是被国民党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她是被自己的丈夫给出卖的，自己的丈夫又跟她住在一起，而且并没有说是软禁，不是给你坐监狱，这也没关系，那不坐监狱，国民党一个月还给你一百块钱的生活费，你这事情就很难说清楚啊。

解说：尽管1936年出狱，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曾对丁玲的问题做过内部定案，但这一历史问题却总是阴魂不散，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在丁玲头上，从1942年到1950年代，甚至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时隐时现，不断困扰着丁玲，这成为她后来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1942年的大批判之后，丁玲主动选择向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思想靠拢。

此后丁玲扛起背包，主动下乡，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在下乡的过程中，丁玲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讲述了一个小商人田保霖响应党的号召办合作社，最终成为边区合作社模范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后，丁玲收到了毛泽东亲笔写来的赞扬信，快要天亮了，你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表扬，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后来，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丁玲背上包袱去了河北一个农村，在这里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体验，参与河北正在开展的土改生活，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邢小群：桑干河上就是她下乡去土改，跑到河北，逐鹿县的一个村子去土改去了，这个村子叫什么来，暖水屯吧去土改，然后她根据自己参加土改的这段经历，然后写出了这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解说：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部作品当时被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也奠定了丁玲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地位。

徐庆全：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的文学奖，因为当时在那个年代是苏联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一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是一切导向苏联的地所以苏联对一个人的一个中国一个作家，某一个作家或某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那么基本上我们都是很拥护的，所以当时丁玲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以后，她的地位相当相当的高。

解说：然而，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这部作品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那里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哪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一些评论家甚至将其视为，左的政治宣传作品，认为其文学价值极其有限。

徐庆全：你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是图解政治的东西，你根本读不下去，但是你现在读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还会感受到那种自由的一种呼吸，或者是自由的一种追求。

邢小群：就是说她，早期的东西，你看她是直射民间的一些苦难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她没有特别明确的阶级的路，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什么，他都是人，我见到的这些人，这些事儿。

阎网：她就是说，光说深入生活，要深入生活对不对呢，也对，也对，结果现在把深入生活当成，就是说你到深入生活去干什么去啊，结果带着先验思想，我到生活中去，去图解，去证实，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那个政策那一套，去图解他去。

解说：据说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丁玲腰疼得不敷热水袋就无法入睡，但她自称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是为他写的，我想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向前一饮，都是为了报答他老人家，为书中所写的哪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徐庆全：她写了这话以后呢，事实上遭到了文艺界的很多人的嘲讽，包括她的秘书张凤珠都说，说你怎么能写成这样呢，什么什么之类的，丁玲说了一句什么呢，丁玲说你不懂政治。

邢小群：就因为她那个条条框框，教条主义，她已经确立在脑子里了，由这些人来办报，办杂志，那么她就，她不但要发表文章，她还要批评文章，批评作品，叫文艺批评，所以他们就惯性，他们就走到这一步了。

陈晓楠：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的时候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而丁玲的转变和选择，也令后来者扼腕长叹，有人说如果不是这次转变，依照丁玲的创作能力，她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可能远不止此，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当1952年的整风运动来临之后，政治正确的丁玲很快就成为了文艺整风的旗手，并且直接影响了这场整风运动。

解说：1952年4月以《人民文学》的复刊被标志性事件，文艺整风运动进入高潮，此前由《文艺报》领衔的批判连篇累读，一浪高过一浪，这种批判声势令作家们胆战心惊，进行了多年创作的作家们，一时突然间找不到了方向，有些不知所措。

徐庆全：当时我就捉，在文艺整风期间或之前，作家写作品是两个原则，第一个，伟大的工农兵原型，第二个是卑微的知识分子原型。写工农兵也不行啊，王林写的《腹地》，写的是工农兵啊，战争当中，不也出问题嘛，是吧，那么写卑微的知识分子原型，《关连长》，不是，《我的夫妇之间》不也出问题嘛。

所以当时就搞的文艺整风过后，作家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根本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解说：1951年文艺整风前后，因为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上海发生了一次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夏衍与主持整风的丁玲产生了分歧。

徐庆全：那夏衍的观点就说，按照夏衍这种国统区来的一个人来讲，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作品是温开水就可以写嘛，这是一种掌握尺度，是吧，为什么不可以写的吗？在他看来，上海不还要拍那个《我们夫妇之间》这部电影吗？在他看来，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是属于国统区作家，他们认为这个尺度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对丁玲这样的作家来讲，她认为这个尺度不可以，你要歌颂你都要歌颂光明，你都要是高大全。

解说：强大的文艺整风运动最终压倒了倡导创作自由的声音，文艺界开始逐渐被统一到了一个轨道上，就是严格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为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就连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也被严格进行了限定。

陈恭怀：就说写正面的人物不能脸上抹黑，《文艺报》后来组织一个，那个英雄人物，就讨论那个英雄人物怎么写的，可不可以写缺点，可不可以写思想斗争。

阎网：那时候和江青以后提出那个三突出完全一样，就是重点人物不能犯错误，在重点人物里面突出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里面，重点突出写主要英雄人物，不能写英雄的死亡，不能写英雄的缺点，更不能写英雄的错误。

解说：为了进一步引导作家为新时代服务，一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品开始陆续出炉，这年9月，《人民文学》选登了柳青的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最后四章，题为《沙家店战斗》，人民领袖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随之孙犁的《风云初记》，天津码头工人的集体创作话剧《六号门》，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葡萄熟了的时候》，等歌颂新风新时代的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王端阳：孙犁是1943年吧，还是1944年到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从冀中去的，到了延安以后，他学习讲话受到那种讲话那个氛围，当时的那个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影响，就讲话的精神影响，在延安第一步发表了他的《荷花淀》，这个《荷花淀》一下子轰动，因为孙犁这东西很美啊，他写的都正面，女孩都是，比较符合讲话精神，一下就行了。

所以他就顺着路子就写下去了，现在你看孙犁剩下的什么，你看孙犁的东西《荷花淀》，确实反映冀中很美，但有一样，吕正操就说过了，你要想了解冀中的残酷，五一大扫荡的残酷，你就得看王林，不能光看孙犁的。

阎网：我们陕西出了一个大作家叫柳青，柳青写了一个《创业史》，《创业史》在当时是非常好的，我到现在我觉得《创业史》也是非常多的可取之处，还是算伟大的作家吧，在当时可以讲。

他呢，确实深入下去呢，而且也深入到灵魂去了，把一些美好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但是他呢，还是逃不开那个框框，沱不开那个框框，什么框框呢？就是富农以上的都是发财致富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贫雇农才是走合作化道路的。

走社会主义合作道路的地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写啊，他捉阶级斗争，都是这样的阶级斗争，把富农都推过去，把发家致富都推到资本主义道路。

解说：新的文艺导向还造就了一些新的作家，工农兵作家及其作品，开始作为一个符号登上中国文坛，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

徐庆全：比如说像徐光耀，《小兵张嘎》嘛，那就是徐光耀写的，那么这样有点基础的，进来来学习，还有一部分来学习全是工人，农民，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写作功底的，因为我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要为政治服务，那么让工农兵的作家来写工农兵，是不是会更好，所以当时胡万春，高玉宝，还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都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作家，就是工人阶级的作家，或者农民阶级的作家。

解说：1951年，就在文艺整风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无产阶级文学结出了硕果，中国有三篇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除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鲁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

石湾：这个文学奖是政治奖，不是文学奖，斯大林奖那都是政治奖，那是给你中国这个，对吧，不是文学奖。

徐庆全：白毛女最早是河北平山，山西一带的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一个传说，就是白毛仙姑，能够那什么的，最后被写的报道出来，然后经过周扬点石成金，就说这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石湾：像那个《林海雪原》里头也是有一段，有这样一段写爱情的，当时也是要拿掉的嘛，也是要拿掉的，其他的就根本就没有了，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刚才说了，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就没有爱情了，不但没有爱情了，就是男的没有妻子，有妻子的没有丈夫，肯定都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了。

陈晓楠：1955年4月20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这篇小说由战士作者高玉宝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小说的第九章《半夜鸡叫》，后来被搬上了小学语文版本，而周扒皮的形象，也植根于几代人的记忆当中。

然而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呢，现在却不断的遭到质疑，有人甚至考证周扒皮的原型其实是河北一个很勤俭的地主，在土改当中被活活打死，在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作家创作严重脱离现实，强硬的灌输阶级对立，爱憎分明的二元价值观，这种影响其实至今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