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师们怒了

徐文立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的教师们怒了

教育部给教师《师德》划红线，中国的教师们怒了!  应该说点什么：1442万教师出了几个败类？1000多万公务员中又有多少腐败分子？凭什么就单给教师《师德》划红线？！

给官员高薪养廉，结果人家贪污几十亿，还能感动中国，而将教师工资待遇与公务员分开，始终不涨，偶尔有偿家教就十恶不赦；说教师还有两个假期，你们也不问问假期给老师安排了多少没用的培训；要求老师不能打学生，不能骂学生，不能体罚学生，好，那老师不管了，又说老师不负责任，管严一些吧，又说限制学生个性发展。不打不骂，不批评不体罚，你让老师怎么管，说要用沟通和真心感化学生。你当老师是如来佛祖啊，你怎么不把快要枪毙的贪官或杀人犯送到学校来让教师们感化。

说老师应该像蜡烛一样无私奉献，这话让人听得恶心，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问问你们家现在有几根蜡烛，这时代谁用得着蜡烛，谁看得起蜡烛，再说了，既然你把教师当蜡烛，凭什么要求其发出白炽灯的亮度，你给教师们这个待遇了吗？

这个社会现状存在着一种病态的发展趋势，教师待遇和教师地位被一再的贬低，惊闻教师不让作弊遭打，惊闻教师没收手机被杀死，这是什么时代？连学生准考证填错都是监考老师的错，教育决策的这帮孙子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思考问题的？以前，教师在人心目中是崇高的，而现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对教师行业任意指责，为什么现在老师的地位越来越低，或许也正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对教育说三道四。

千万不要变成只是一群地痞在谈教育，一群流氓在谈崇高，一帮贪污犯在谈法律。要脸的老实，所以老是被不要脸的指头划脚品足论头，就像老母鸡下蛋，公鸡不下，但偏偏叫唤的确是公鸡，还论道你们母鸡下蛋总也下不圆。他们吃着鸡蛋还说蛋有蛋黄，吃完后还说有鸡蛋有屎臭味，回味则说这鸡蛋是哪只母鸡下的，要是见见面给母鸡教育教育就好了，要让他们知道该怎样下蛋。

请不要再肆意践踏教师的美好和善良了，不要一到教师节一拍屁股想起的话题就是“教师节送礼”，求求媒体，好好到教学一线去探访一下老师，了解一下她们对学生的付出！ 那些资助特困生的老师！ 那些特别关心离异家庭孩子的老师！ 那些带病始终坚持上课的老师！ 那些每个学生谈话次数多于父母的老师！ 那些每天陪伴学生一起欢笑哭泣的老师！ 那些为学生前途殚精竭虑的老师！ 那些早起晚不归十年不涨工资的老师！ 那些在贫困地区代课一辈子老无所养的老师！

这些千千万万的好老师你们报道了吗？如果你们愿意花点时间真心地投入一次有关于教师的正面报道，也会给中国的少年播下爱的种子，而不是种下卑下的世俗观！

旧式的教育制度要不要改革?   改革开放后完全的复辟了旧式的教育制度是否合适?  回忆四十多年前的文革中的教育革命,  是否值得人们思考。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学校教育具有很大冲击。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北京大中学校开始的，如果把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对学校冲击,  包括初中以上学校停止招生,   叫做“破”的话，那么三年以后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兴办和各级各类学校恢复招生是“立”。毛主席早就说过：“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主席一生的使命就是“破”和“立”。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破坏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   破坏一个旧思想，建立一个新思想;  破坏一个旧文化，建立一个新文化;   破坏一个旧风俗，建立一个新风俗;   破坏一个旧习惯，建立一个新习惯。

显然自一九六六开始到一九六八年的三年文化大革命，把自十九世纪开办洋学堂以来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破坏了。三年以后立即兴办起来的新学校，新教育制度，与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下面以所在的县为例，将文革以后教育革命给湖南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一简单介绍。

  1.办学规模数十倍扩大

我所在的县在毛泽东时代共有13区，83个人民公社，以我所在公社人数作为平均数进行计算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概有80万—100万人，全县只有两所高中学校(县一中、二中)七所初中学校(县一中—七中)，我所在区只有一所附中(以小学为主，附带一个初中班)。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凡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小学毕业和初中肄业的同学在某地报名上初一、初二中学，凡是在此期间初中毕业的同学在某地报名上高中。也就是公社办初中，区里办高中。这样原来的两所高中扩大到了十三所，初中则由七所扩到了八十三所。事实上湖南农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普及初中教育，一九七四年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公社办高中)。老师就近任教，学生就近上学。县里也开始兴办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卫生学校等)，小学则由各大队承办。

2.学制变化

小学由六年制改成五年制，初中由三年全日制改成两年半日制，高中由三年全日制改成两年全日制。

3.课程内容变化

首先是课程大大减少，初中只有政治、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化学)这几门课，外加天天读(读背毛主席著作)，高中也这几门主课加上英语，另外，天天读改在早自习进行。其次是每门课程内容也大大地删繁就简，只有最重要的章节和最主要的基础知识，没有任何难题，偏题和怪题。语文教材中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文章比较多，并且这些课文老师大都要求背诵。作文主要有批判文章(批判内容为“读书做官论”和“唯生产力论”)和心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两种类型。并且每年重要节目(“五一”和“十一”)的作文展览也是这两种类型。

4.招生制度革命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除了中小学大规模兴办和恢复招生以外，新办的“五七”大学和“五七”专业学校，以及原有的各级各类大中专学校也陆续恢复招生。除了高中招收推荐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以外，其余所有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一律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含两年)实践经验的历届初高中(农村户口是高中)毕业生，首先照顾城市下乡知识青年，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主要是大队干部推荐)，领导批准(主要是公社领导批准)，指标分配到公社。

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叫做“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其中一九七三年搞过一次“推荐”加考试的招生尝试，后来被张铁生事件搅黄了。

也正是这一年北京的黄帅事件和河南驻马店一个小学女生跳井事件，对湖南中小学教育的影响也比较大。不过湖南参加考试的学生都走了。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所谓“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农村回乡青年)的绝大部分，以及一九六九年以后毕业的高中毕业生的一部分陆续被推荐各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深造去了。

恢复高考以后的“七七”“七八”届大中专学生算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间散布在全国城乡的历届优秀初高中毕业生的收网招生，因为“七七”届百分之百是历届生，七八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历届生，到七九届就已经基本上是应届毕业生了。

毛主席逝世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工农兵学员被打入另册，无论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学生，还是高等学府的精英们，一提起“工农兵学员”都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神色，文凭也比考进大学的学生低一个档次(专科)，总而言之就是低人一等。

但是不久“工农兵学员”这个名词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不是因为时间太长精英们把他们淡忘了，而是这些毛主席亲自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为毛主席挣了气，扬了威。他们用自己骄人的成绩向人类证明：他们虽然没有通过考试就上大学，并且学制也只是三年。但是他们为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不比考进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比如我求学的那所大学，我们系唯一留校的一位七五级工农兵学员，九十年代竟然成为我们学校最著名的教授，竟然成为本专业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顶尖的科技领军人物。我见过他独自为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讲解自己发明成就的照片(照片中只有他和江主席两个人)。另外，习近平主席不也是七五级工农兵学员吗?  铁的事实证明，只有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才是培养人才最有效最快捷，最伟大的教育方式。

下面我再以自己的求学经历，介绍教育革命给我们家乡学校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的小学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正好赶上初中不招生。整个小学期间我的成绩和表现都很一般，所以小学的各种活动基本上没有我，只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又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可能是自己背毛主席的书背的比较快，比较多，再加上平时爱做一些别人不太爱做的事，引起了学校的重视，毕业前夕作为中心小学的唯一代表参加过一次公社组织的讲用团，到全公社各小学介绍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仅此而已。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我就读的中心小学(家门口)开始初中生活。如前所述，由于失学经历，再次踏进学校的大门时，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增加了。有了自觉性和主动性学习成绩自然也就有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学期间遇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引上了热爱学习的金光大道，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福气。

进入初中以后，我接触的第一位老师(班主任，数学老师)是一位刚毕业的高中生，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很久还不见老师来上课，学生开始吵闹起来，他才从座位站起来说：“我不在这里嘛”。然后才走上讲台开始上课。当时我很失望，心里想：这样的老师能教好学生吗? 正是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小，个子也不太高，又不敢上讲台的老师，把我带进了数学王国。

他上课爱耍鬼脸，还有很多滑稽动作，让我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也跟着活跃起来。不久我的数学成绩从班上冒了出来。他很喜欢我，我的学习更带劲，记得一次考试我半个多小时就交卷回家了。第二天公布成绩，我得了90多分，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从这以后，在我班上得了一个“数学家”的雅号。

老师还经常给我加餐开小灶。后来别的数学老师也很喜欢我，其中一位老师还主动借给我一套(两本)《算术基本问题详解》，全部是应用题(分四个层次，不带星号和分别带一到三个星号)，这套书伴随我两年多，上高中还带在身边，当这位老师从我们学校调走的时候，把这套书要回去了，我很惋惜，进城以后我总想买一套，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正是这套书使我解应用题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记得有一次我和老师两人一起在黑板上做同一道题，结果我比他做的快，他不服气又给耍鬼脸，又做了一个滑稽动作。这个鬼脸和滑稽动作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

第二位便是我的语文老师。如果说初一我的数学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和提高的话，那么上初二的时候我的语文基础还很差，推荐我念推存，柬埔寨(毛主席“五二零”申明里有柬埔寨)我念东埔寨。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接受这位老师语文教育的，他几乎是从听写生字开始上课的，他和数学老师完全不一样，上课很严格，很正规，写在黑板上的字像是印刷出来的。他采用启发式教学，从朗读课文、分段、写段落大意，到总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都让学生先做，然后他再一项一项进行总结。他的这种教学方法，我很喜欢，表现也很积极，自然语文成绩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特别是让学生批改作业。使我受益匪浅。他让学生批改作业不像现在的老师这样，学生批改完了就发下去，而是让学生先批改，批改完了以后他再收上去自己批改，这样他既可以发现做作业的错误，又可以发现批改作业的错误，然后把批改人员召集起来进行总结，提出下次批改作业的方法和要求。刚开始是四个组，一次作业批改下来就变成了两个组，最后只保留了一个批改小组，我一直是组长。他这种训练学生的方法，使我的朗读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得到极大提高。我现在这点语文底子就是初二这一年打下的基础(高中两年、语文课基本没听)

一九七一年春节过后，我被推荐上了高中，这是解放前的旧祠堂改成的学校，校舍很大，环境很优美，两棵高大繁茂的香樟树矗立其间，环抱整个学校，就像慈祥的母亲拥抱自己的婴儿，背靠雄伟的天子岭，前绕湘江支流的清澈河水，还有一条小溪盘旋学校门前，地势较高，有一个专供演出的舞台，是当时区镇上仅有的两处最好建筑群之一(另一处是区公所和粮站所在地)。容纳初中高中两个学校(在我求学期间合并成一个学校)并不显得拥挤。七一年初入校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三届，编为五班、六班，我在高五班就读。高中是全日制学校，附近的学生可以走读(不上天天读和晚自习)，初中则和其他公社中学一样是半日制学校。

上高中对我来讲是一种全新生活，以前上学都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晚上还要做鞭炮，读书只是一种休闲机会。现在真正过上了集体生活，白天晚上大家都在一起，晚自习每个教室里六个一百瓦的电灯泡把教室内外照得透明透亮，内心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首先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雷厉风行，除了学校的一切活动按铃声行动以外，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发生在刚上高中不久，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当天的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我的班主任也是高中部的政治老师(造反派出身，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湖南湘江风雷司令员，当时社会地位很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地区革委会常委)，对政治非常敏感。当天中午他让班长到商店买回很多红纸、毛笔、墨汁等物品，晚自习下课以后，他留下包括本人在内的十来个学生，大概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收音机采用记录速度广播，就是每一句连续广播三遍，让收听者作全文记录，广播完了以后，再全文广播以便核对。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个人都边听边写，写完以后再一起校对，整理出全篇新闻，再让一些同学用毛笔抄写在红纸上，另一些同学则负责到街上张贴，那天晚上我们这十来个人在煤油灯下(教室晚自习下课15分钟就停电了)几乎忙了个通宵，硬是把这条新闻贴满了大街小巷，按照班主任的话来讲，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夜”。他组织的非常好，可以肯定这不是他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活动。

第二件事便是“九一三”事件。我所在的学校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号前后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中央文件的，第二星期的作文就把批判“读书做官论”改成了批判“读书无用论”，学校开始狠抓教学质量，这个学期期中考试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内操场的哨声就急促的响起来了，把全部学生集中到操场宣布考试纪律。当学生散场回教室参加考试时，所有教室门都已经有老师把守了，全部学生不准在本班教室参加考试，并且每个课桌必须是不同年级的学生错开排座，实行闭卷考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严格的考试、通过这次考试我加深了对雷厉风行的理解，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突然袭击。不过这次考试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考试成绩。

两年高中生活是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执行的，除了上课学习以外，我们自己种菜、养猪已补贴伙食。我们进校正赶上修建教学楼(这一年各公社中学也在修建自己的新校舍)，一栋包括十二间教室，十二间教舍宿舍的三层教学楼全部材料都是高中部四个班学生准备的，包括打红砖、烧红砖、挑煤、挑瓦等等，星期六、星期天还要到离学校十几里路的大山里背杉树，每次两个半轮流进行，所以第一学年的业余时间除了种菜以外，大部分都用在修建教学楼的各种劳动上面。一年之内这幢三层教学楼拔地而起，在当时的区镇上是最宏伟的建筑，远远看去很有一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第二学年我们高中部四个班的教室和男生宿舍全部搬进了新教学楼。

高中学习的两年也是决定我终生命运和兴趣志向的两年，引路人便是我的物理老师，他是一九八一年第一批拿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学教师，在湖南全省教育界名气很大。我的班主任从来没有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领导，包括学区领导放在眼里，对谁他都说三道四，唯独不敢说我的这位物理老师。第一年他教物理、化学两门课，第二年来了一个化学老师(衡阳三师毕业)，他才专教物理。我记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头天考物理我早早地交了卷就离开教室，第二天考化学的时候，他单独给我出了一份试卷，就一道题，让我在教室里足足逼了两节课也没有做出正确答案来。这是我四年中学生涯中唯一一次考完两节课并且交卷以后心里没有底的考试。就在我交卷的时候，他笑咪咪地对我说“今年暑假你不能回家了，学校已经决定让你参加物理实验讲解小组”。

这年暑假全县中学教育革命现场会在我校召开，实际是自制物理实验仪器展示会。就是说我的这位物理老师在两年时间内(一九六九年五月兴办高中到一九七一年暑假)就把高中物理全部原理都用自制的教学仪器展示出来了。比如为了说明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他用一块电磁铁吸住一根白色的铁管，旁边用一个转盘卡住一支毛笔，笔尖恰好对准铁管，手摇转盘达到一定速度(匀速圆周运动)时，切断电源，铁管落下时，毛笔在铁管上画下距离不等的墨痕，这就形象生动的说明了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再比如为了说明平抛物体运动和自由落体运动的关系，他在一个木框前方用一块电磁铁吸住一块飞机模样的铁皮，后方用一个弹枪放一粒跳棋弹子，枪口用一根铜丝沟通电磁铁电源，弹子飞出枪口时正好切断电源，结果弹子击中飞机，这就说明平抛物理运动一方面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同时又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等等。
全部仪器分成两个展室，由四个同学讲解，一年级两个同学讲解力学实验，二年级两个同学讲解电学实验。由于二年级的同学快要毕业，所以老师要求我们两个一年级的同学除了准备好自己的实验和讲稿以外，还要跟着二年级同学做电学实验。从这个暑假开始，我和六班的那位同学便成了物理老师的“私人秘书”，除了上课以外，要么和老师一块做实验，要么帮助老师制作教学仪器(班上的所有活动基本上不参加了)，
另外，新盖教学楼的照明电器和电路也是物理老师带领我们两个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安装完毕。一九七二年又赶上湖南省举办教学仪器展览，要求我们学校制作六件仪器参展，所以第二学年的暑假又忙于制这六件教学仪器，参展的结果是三相电机说明器(包括三相发电机三相电动机)获全省第一名，原子弹爆炸原理说明器(也叫链式反应说明器)获全省第六名。一九七二年下学期湖南省中学教育革命现场会在我校召开，在这次现场会期间我见到了老师的老师(湖南师范大学一位姓康的老教授)和省教育厅的一位厅长，并与他们座谈。那位康教授在学校待了几天。
现场会不久，《湖南日报》刊登了我们学校的事迹，这无疑是值得全校很自豪的一件事，别说是刚创办才两三年的一所农村中学，就是我们县也很难看到《湖南日报》报道的消息，在近一年半时间里除了接待这两次重要的现场会以外，还接待了很多各种规格的参观团。比如校级参观团，县级参观，地区级参观团等等。一九七二年我们还接待过贵州省的一个参观团。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接待参观团的讲解工作全部安排在晚上。

对本人而言，除了第二学期讲解力学实验以外，第三四学期都是以讲解电学和无线电实验为主，制作的教学仪器也是电学方面的教学仪器，在这位物理老师的培育下，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电学和无线电技术。所以到一九七八年考大学时，尽管在杂交水稻制种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公社相关领导和喜欢我的老师都劝我报考农业大学，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与电密切相关的专业，当了一辈子传教电专业课程的教师。整个高中生活就是在这种忙碌，紧张和幸福地氛围中渡过的，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段值得自豪的经历。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在湖南农村井喷式创办初高中学校和实行教育革命，为湖南农村普及初高中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农村的教育水平，这几年培养的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现在还是活跃在家乡各级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

除了以上这些巨大变化以外，还要很多重要变化，比如各级领导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和蔼可亲等等，这里还想提一下，在我当讲解员期间，见过不少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本县一位姓崔的县委副书记(当时穿军装是部队副政委)，我们学校的每次重要活动他都要提前亲自检查，重点自然是这些物理仪器的使用状况及实验效果。对于他感兴趣的实验询问得很仔细，就像学生询问老师一样，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紧张和拘束，讲解完了还和他一起吃夜宵(一碗面条)。我们讲解员是免费，他则要自己掏腰包，和现在的领导干部完全是两回事。

假如能坚持下去又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