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 《短暂的春秋》[连载]

老杨

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 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施



    这个星期天，汪东兴是在郊外密云水库那度过的。深秋的天空，格外绚丽，秋雨洗刷过的大地，像大海一样升腾起一股股薄散的雾气。几叶轻舟在湛蓝碧透的水面上宛如扬帆起航的舰艇，那样气势昂扬。成行的大雁，像向胜利进军的队伍，展翅南飞，勇往直前。尽管一往无际的草滩上，草儿都变黄了，但那密密丛丛的枯草，却像给沙窝里铺上一块块金色的大地毡，依然给了来此的客人以极大的诱惑力。

    为了严格保密起见，汪东兴要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三个最亲近的人员开车前来接他。

    他的话引起了沉思：

    如果党的十二大再提前召开的话，他决心在选举中苦挣一番，连任副主席。政治分析表明，现在他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并伴以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那股西方民主墙的年轻人的浪潮，很可能产生极端。他倒希望能让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状况重演。那时，也可能使现在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们觉醒，邓小平的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他们的下台。

    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华国锋的威信仍然高涨，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想盼，在民众中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总之，他希望能有一次行动，一次当机立断的行动，这个行动能确使为刘少奇平反的活动流产，使邓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们感到众怒难犯而停止他们的活动。

    他使得他的同事们沉默不语，当年那种豪气壮语很难再见到了。只有远处，树影婆娑，林涛阵阵，草丛里的蝈蝈，领头开起了音乐会。

    “你们知道吧?”汪东兴仍激愤不已：“邓小平现在公开树起旗帜，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了。据说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怎么能这样干呢!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居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证据，难道能推翻吗?他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难道不是事实?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难道也是别人对他的诬陷?他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这些铁证难道都能推翻吗?”

    跟随他多年的一位部下说：“可中央相当一批老同志竭力主张给他平反，我们有什么办法?”

    “什么人?”汪东兴远离城区，压抑胸间的不满暴露无遗：“都是像彭真、薄一波那批曾定为'叛徒’的人最积极。叛徒给叛徒平反昭雪，这有什么稀奇?反正我是不会举手的，杀我的头我也不同意!哪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我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我不能自己抽自己耳光！那种滋味好受吗?”

    不欢而散。

    就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汪东兴一路上无精打采地刚回家，警卫参谋就进来禀报，说黄克诚要来拜访，有要事相商。他皱着眉头正要拒绝又改变了主意。

    黄克诚一生刚毅正直，命运坎坷，原先就因敢讲敢说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资格很老但因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始终得不到重用。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他平反而又提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书记的话，也许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还在战争年代，汪东兴与他有所接触，曾对他的为人和经历大加佩服和赞赏过，所以他重新工作后，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印象还不错。

    尽管黄克诚不断挺起胸，显得腰板很结实，但还是掩盖不住他那虚弱的身子，就从耷拉的眼皮和那一头又厚又密的白头发看，当初英俊，魁梧的将军形象早已消失殆尽，留下来的完全是一副不甘心衰老的刚强躯壳。

    “我还得叫你汪副主席。”黄克诚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刘少奇同志案子的事。”

    “这事不是我分管。”

    “这我知道，但你当初也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有些问题需要征求你的意见。”黄克诚音宏声亮地加快速度，生怕汪东兴再来打断他的话，突然他声泪俱下地哀嚎一声：“少奇同志冤枉哪！”

    汪东兴吓了一跳：“你、你怎么了?”黄克诚老泪纵横：“我没想到一位由人民代表选出来的合法国家主席，从一九六六年冬被隔离和批斗，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临死都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处理决定和证据，这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奇耻大辱啊！”

    “你冷静些。”汪东兴的面孔很僵硬，像泥胎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现在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只讲事实就行了!”

    “他们说少奇在'四·三’惨案发生后，给日寇当保镖。其实，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定的，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把这些当时见诸报端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少奇'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歪曲历史……”

    “黄老啊！”汪东兴拉长声调说：“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的右倾口号不是少奇的发明，但他总是执行右倾路线的，这一条总有责任吧?还有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和献计献策的事……”

    “这些我们都详细调查了，那完全是靠逼供信，让丁觉群一个人信口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吧?”

    “没错!就是丁觉群一个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运动小组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他的口供完全是被迫编造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同志对这个只有一名组长、一个组员即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反复了解，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个机构。当然刘少奇被定为小组长的情节也完全是虚构的。”

    “那丁觉群为什么会揭发呢?”

    “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丁觉群不诬陷刘少奇，他就过不了关。我们的同志经查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狱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实事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丁觉群四次翻供和申诉，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人揭开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于是，他按专案组的指供诱供，写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笔供。”

    汪东兴心烦意乱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脱口而出：“这些叛徒、特务，实在可恶至极!”

    黄克诚又说：“我们的同志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觉群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再三说，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嘛。”

    “但是，你们能全信丁觉群的话吗？”

    “但是，当初专案组不是完全凭他的话定案吗?”

    “刘少奇指示工人纠察队缴枪这也是假的吗?我们当时定刘少奇是工贼，依据了大量的事实。不仅仅是丁觉群一个人的。”

    “好，我回答你缴枪的事。”黄克诚耐着性子说：“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干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调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更显然是栽赃诬陷。”

    汪东兴冷笑着坐下来：“就按你们讲的这些，刘少奇也是有问题的，起码他是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他也不是什么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也不是什么听毛主席话的革命家，回到当时的情况看，他的问题也许会更多……”

    “但我们不能只凭想像，而要看事实。”

    “是的，事实上难道没有和国民党精心策划的苦肉计吗?”

    “没有!”黄克诚大声说：“少奇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见到和听说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第二，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少奇同志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

    “你这种说法很勉强，难道国民党当局抓人不抓主要的工会领导人，而抓一般干部吗?”汪东兴连连摇头：“也许正是因为抓了他们，刘少奇才向武汉当局报告，要求保护嘛！”

    “但是，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都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的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去。今晚军队已撤出，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等等。”

    汪东兴听到这里，失声笑道：“当时报纸的说法都不可靠，都是道听途说嘛。所以，除了经各种渠道都能证实的事外，其他的一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毛主席当时就一再强调，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轻信口供，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

    黄克诚叹口气道：“你说完全正确。但事实却和我们有些人想像完全不同。比如，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但经中纪委同志现在复查，特别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照这种逻辑，虽在一九二七年，法租界巡捕房就想在一九六六年诬陷刘少奇了！”

    “汪东兴同志，我不愿听到你这种强词夺理的言论。”

    “事实本来如此嘛！原来调查的证据，被你们百分之百的推翻，连历史档案也被你们说成是假的，好像唯有你们说的才是真的。那刘少奇的逮捕苦肉计又有人证，该怎么说呢？”

    “苦肉计之说，其唯一的来源还是被引用了多次的那个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按他所说：刘少奇为了掩盖了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工人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派小汽车密送刘少奇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是的，请你用事实驳斥。”

    “事实已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中央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鉴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你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事实，难道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黄克诚坚定地说：“当然可以！我们这一次复查就是抱着让子孙放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还有说少奇同志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活动。原审查报告除了以那份丁觉群编造的书面交代为依据外，别无任何旁证。而根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的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离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在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汪东兴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了：“聂荣臻此刻证明这一点是很不严肃的。审议刘少奇问题报告时，聂荣臻同志是中央委员，各种会议和材料他都看见过而且也讨论过，为什么那个时间他不站出来讲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发表过，而且同样揭发、批判过刘少奇的，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所以你讲了这么多，老实说，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既然你没有能把我说服，那么我对你们搞的这个复查报告不能负任何责任。”

    黄克诚也严肃了：“你觉得这种态度合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汪东兴说完，突然又改变了口气：“请问黄克诚同志，你今天来，是以个人名义和我谈话，还是受组织委托来专门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汪东兴这时又换了副面孔：“假若你是个人来和我交往，我们只是私自交换意见，你得陪我好好喝两杯，我这里有上好的茅台酒。你如果是代表组织来征求我的什么意见，我就不能奉陪了。我建议此事到会议上研究。此事不宜在家里讨论。”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剑英同志商议后，委托我来给你吹吹风，当然也是听取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你也是参与刘少奇同志专案的人嘛。”

    “我看这个问题等华主席回来以后再研究、讨论吧。”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我还要吃饭!”

    吴德感到很奇怪。华国锋刚刚出访，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薄一波等人就忙得白天黑夜到处开会，相继出笼了一系列的文件草案，好像他们就是专门背着党中央主席要干什么事似的。

    陈永贵是他搬到新居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

    “你终于给彭真腾房子了?”

    “不腾能行吗?人家就是要出这口气嘛。”

    陈永贵撇了一下嘴：“没意思!”

    说着，他背操着手看起新的居住地来了。这套院子比原来低了一些，水泥青砖砌成、挂瓦屋顶，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进了客厅，稍事寒喧几句，吴德便示意陈永贵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华主席这个人很老实，不会和人斗心眼。要搞阴谋诡计，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广大群众对毛主席还是很有感情的，对他们那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狼藉的人哧之以鼻。”陈永贵也学会了几句文皱皱的成语，不过说起来很蹩脚，老是念错字：“我回到山西，大部分农村干部都对他们那套包产到户不满意，说这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了?我现在寻求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使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他们那一套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且实践上也证明他们那一套行不通，广大农民都抵制嘛；第二个是只有拥护华主席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唯一正确的选择。”

    “你呀，大概还不知道吧?陈云、胡耀邦他们已经把刘少奇平反的报告都写出来了。”吴德极其神密地说：“人家专门乘华主席不在时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是造舆论。”

    “好狗日的，公开为刘少奇平了反，岂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 ”陈永贵好像被人用对空导弹轰了一下。吴德看到了这位大寨英雄的心情，摇了摇头。陈水贵看到了吴德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十年多的时间，七斗八斗难道就斗出了个这?现在，中央的大多数确确实实是说不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所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到了这时候了你还信不过我?”

    吴德“唉”了一声说：“事实证明，我们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我们还不相信，还怀疑动摇，你看仅仅几年，实践全部证明了毛主席的话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华主席恐怕也……”

    “我想，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现在局势的发展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也休戚相关。”

    ”什么意思?”

    “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连我也得被他们干掉。”吴德说到这里，站起来，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几棵树木。毛泽东刚刚逝世，中央就出现了大的剧烈斗争。江青、张春桥等人刚刚粉碎，邓小平就掌握了权力，而且迅速控制了中央的实际权力。看来，他在余生之年，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清除掉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痕迹，来个底朝天。

    忽然，他又想起什么问：“你知道了吗?老陈哪，听说胡耀邦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要恢复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党的总书记。”

    “让谁干?八成又是让老邓兼!这岂不是要把华主席彻底架空吗?”

    “他们还在制定什么党的准则，规定了许多纪律，”吴德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他们想把他们那一套用党的纪律固定下来，封住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嘴巴。不让人们提意见嘛。”

    他们正说着话，秘书进来给吴德放了一份文件就退出去了。吴德漫不经心地打开那份文件，像电打似地叫出了声：“哎呀，好快哪!”

    “什么事?”

    “你看，关于给刘少奇平反的意见出来了!”

    陈永贵急忙凑过来，和吴德一字一句抠起了那份征求意见稿：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吴德几乎是一口气地看完了这个复查报告的初稿。他的脸色蜡黄，这时他隐隐感觉到，政治这玩艺好像纯粹是胜利者玩弄的游戏，只要手中有了权力，一切事都可以像面团似的随便捏，而且捏什么像什么。

    “这回，一切祸水都得往江青，林彪、康生他们身上推了，好像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似的，其实把刘少奇的事推在他们身上，倒高抬了他们。”吴德说。

    陈永贵两眼红红的，把这份文件往桌于一扔，说：“我真担心，下步党的历史该怎么写呢!”

    吴德比陈永贵大几岁，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后，吴德对他很好。经常像老大哥那样帮他出主意，解决点家庭或个人的困难什么的，所以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知道，江青、张春桥虽然表面上对他也很尊重，其实骨子里根本看不起他，只要经常听听他们那副顺带教训人的口气就明白了，而吴德则是和他平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竟然无话不谈。毛泽东逝世以后，吴德比过去对他更加热情。

    “我问你，永贵同志，你过去说过谎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林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你认为有道理吗?”

    “不，我认为完全错误。”

    '“你，你没说真话，也就是你的心里话。”

    “哪儿的话呢?”陈永贵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吴德仔细地考虑着他们的话，说：“你干嘛不好好想一想，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说得多么好啊!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呀，什么'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不翻案’呀，'什么坚决同过去那个反动的我，彻底决裂’呀，可是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全部变了卦。你说，他们过去的话不算谎话吗?”

    陈永贵迟疑了片刻，点点头：“算!”

    “可是，现在有谁指责他们呢?”

    “谁敢哩，他们一个个都掌了大权。”

    “对了！”吴德高声地说：“所以，我们也可学他们，也说假话。”

    “怎么个学法?”

    “比如，同意他们的一切决定，跟他们跑，给他们唱赞歌，他们说狗吃过老虎，你就说亲眼见；他们说蜂蜜是苦的，你就说我亲口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陈永贵火了：“让别人听见，不把大牙笑掉才怪呢!人家一定认为你神经出了毛病。”

    吴德笑道：“好了，你良心上下不来吧?你不会顺竿子往上爬，逢场作戏吧?好，那我估计你一定会给他们拨拉下来的。用不了多久，政治局里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陈永贵想，吴德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自己一时还想不到。他探过身来，说：“等华主席出访回来，事情也许会好些。我敢打赌，华主席也一定不会同意给刘少奇平反的。”

    吴德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北京市对管制的那些走资派和被打倒、被专政的人物的敌情动态基本上他都能参与，都能了解。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天安门事件前夕，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全市重点加强侦察活动，镇压那些人的反抗。现在，负责监视他们的人还免不了给他汇报些了解到的材料。

    当然，现在他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像自己突然从光明世界一下子坠入黑暗中，自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几乎与世隔绝了。就凭这一点，他也能感受到权力对政治家的极端重要。

老杨

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 陈锡联西山受审


    当一架巨大的波音专机开始向中国领空逼近时，天空中出其不意地迎上去两架护航机和一架领航机。雷达所测定的飞行高度为五千英尺，正位于飞往广州这边的航线上。当天空中开始响起熟悉的中国语音的喊话声时，华国锋顿时觉得亲切的春风真是迎面而来，身上那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立刻松驰了下来。

    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大地像过电影似的不住的变化着。从蔚兰的海洋到绿色的大地，会把你引到入醉的一片丰收景象之中。从上面，可以看到炸蕾吐絮的雪片大地，那是棉花啊。沉甸甸的谷穗在天空下金光灿烂，火焰似的红高粱，棒槌粗的包谷穗，全部影像般地进入国家总理的眼帘。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机舱里的随行记者，紧紧抓住照相机并调节好了镜头，不住地选准机会给他照像。而华国锋坐在桌旁，也不时地摆出一副领袖的姿态，扶正眼镜，让记者们尽情的拍照。快到北京时，他的神情激动起来，脸上泛出红晕，精神也抖擞着，腰板也挺直了……

    一小时以后，华国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那里的一切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欢快的表象。但是，有一点他很不满意。他下飞机时，那几个本该出场的人却没有来，这多少丢了他的面子，使得他很扫兴。

    在南方，繁花似锦，温暖如春，而北京，此刻萧瑟的秋风把树上枯黄的叶子刮得到处都是，连树上各种鸟儿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要不是房间里早早送上了暖气，他会冻得变成冰棍!

    办公室主任照例前来汇报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他还未打开记事簿，华国锋就开口问了。

    “这一段中央有什么重大活动和安排吗?”

    “小平、耀邦他们正忙于筹备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的文件工作……”

    “小平同志有什么讲话吗?”

    “噢，前几天，中央召开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华国锋很注意这类事，忙问：“他讲的什么内容?”

    '他一共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二是认真选拨接班人，三是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华国锋松了口气，又问：“提没提到我呀?”

    ”只字未提。”办公室主任看出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补充说，“小平同志说了这么几段令人寻味的话，他说：'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邓小平同志讲到这里时，列举了好多事例。”

    “是不是有暗指我的地方呢?”

    “听不出来。”

    “我的住房超过规定了吗?”

    “你可以特殊点啊！这是职务的工作的需要嘛。”

    “他还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讲到这里后再三提出要培养接班人。”

    华国锋冷笑一声道：“这本应该是我考虑的事，他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他依然成了太上皇！”

    华国锋就像受到污辱般的跳起来：“扯蛋！要不是我粉碎了'四人帮’，他还在阴沟里等批判呢！现在只不过是忘恩负义、上楼抽梯吧了。”

    余阳把一片片的云絮染得红艳艳的，大地也披上红艳艳的盛装，当那个红红的火球向西移去时，中南海内碧绿的水面上披上了一层金衣。又逐渐，月亮从东方天上悄悄地露出了笑脸，她像一个文静的姑娘，柔和姣洁的银光撒向人间。

    在全国各地，最后出版的首都各报和电视新闻，为数亿观众和读者收看，他们都知道：他们敬爱的英明领袖已经圆满结束对西方四国的访问，顺利回到北京。但谁也不会注意到、也不可能获得华国锋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最高层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床头的电话呜呜响起来时，他就想到了打电话的肯定是那个人。

    “华主席休息了吗？”

    “还没有，我正在看这一段的《每日快报》，你呢？”

    “我睡不着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到你这里谈一谈。”

    “汪东兴同志，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在电话里交谈一下不好吗？”

    “电话里很不方便，而且线路很复杂，容易泄密。”

    华国锋很清楚此时“泄密”二字的特殊含义，他毫不犹豫地说：“既如此，你来吧，我在小客厅里等你。”

    “他们走得巳经很远了。”汪东兴一进门，就令人非常不安。原来他说话小心翼翼，但马上措词异常激烈起来，但内容还是简明扼要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这是他们全面控制权力的一整套部署，政治上，他们公开亮出黑旗，这就是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组织上，他们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要让胡耀邦作总书记，赵紫阳进常委会；在手段上，他们精心搞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不仅限制了你在党内的合法权力，而且也规定了他们大搞修正主义的各种自由，偏偏没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

    华国锋的眉头皱成一个团儿。他打汪东兴送上来的那几份材料，耳边就像骤起刀枪相撞的搏击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井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6)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我们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华国锋把桌子狠狠一拍，震得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响声在宁静的夜雾中如同雷震：“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复查，而是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翻案。在他们眼里，刘少奇几乎成了完美无缺的完人，而倒是使毛主席成了百孔千疮的罪魁了。”

    汪东兴说：“这样传达下去，广大人民群众会怎样衡量我们的党?怎样评价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会怎样看待华主席你和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我说，这一道防线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顶住!”

    “你估计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人会支持我们的意见?”

    “我看基本上旗鼓相当。”

    “但常委会上我们就会变成少数了。”

    “这么重大的事，常委会决定不了，一定要在中央全会上批准或通过才行。”

    “中央全会上敢肯定，我们的意见会占上风的。关键是把那一批被打倒、被批判的有问题的那些人选进中央委员会，实在是失策得很!”

    夜已很深了，冷风嗖嗖地吹着，使清冷的月光发出的白色，也包含着一股肃杀之气。天空的尽头，那颗慧星拖着一条尾巴，像带着一把大扫帚，在碧空中划了一下就消失了。

    不管是福是祸，人们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信号。

    陈锡联离开了他的住地，被人带到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上，由两位从西山军委总部来的警卫员陪同着前往西山。

    四十五分钟之后，轿车便飞速驶过两道警卫大门，进入了那几座曾经十分隐秘的大院内。又过几分钟，他被引进了叶剑英的私邸；巧极了，黄克诚、聂荣臻、韦国清等几位军委负责人都在。他看到几位老人都在慢慢的呷着咖啡或浓茶一类的东西。他被让坐在一张直靠椅上。房门在他身后被关上了。

    “陈锡联同志，我们请你来，”聂荣臻看了叶剑英一眼，慢悠悠地首先开口：“想听听看你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复查报告的意见。你刚从华主席那儿出来吧?你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陈锡联坐在那张直靠椅中，望着桌子对面的叶剑英。自从在国庆宴会上见过他们几位后，他一直没再和他们联系过。现在相隔这么近，他感到他们几位都显得困乏而紧张。

    没有工作人员在场。陈锡联这才意识到，他们几个可不是偶然在一起碰上的，而是事先商量好了后共同来对付他的。

    “叶帅、聂帅、韦主任和黄克诚同志”，陈锡联马上流利地说：“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我主张也不忙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个问题往后再推几年，也许条件会更成熟一些。”

    “不，我们认为条件已非常成熟了。”聂荣臻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想你不一定理解几百几千名受刘少奇同志株连的那些干部们的心情。”

    叶剑英还是静静地凝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他慢慢地端起他的那杯浓茶呷了一口。

    “是的，我同意聂帅的看法。”韦国清说：“现在全党上下都感到为刘少奇平反势在必行。他受冤十多年了，再不平反，天理难容!”

    “陈锡联同志，”黄克诚说：“你不认为复查报告写得有理有据，天衣无缝吗?”

    陈锡联猛地抬起头来：“不，我并不那样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里面漏洞太多，起码需要另作复查和补充。比如，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这本来已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而现在，只凭和刘少奇定同一个性质的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同时被捕)及当时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的翻供材料，恐怕不足为凭吧?”

    黄克诚马上说：“孟用潜早在刘少奇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了，他在被关押劳动保护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报，这不能说人家同意那种揭发。”

    “因为孟用潜同刘少奇都被定为了叛徒，所以，他提出申诉是必然的，并不奇怪。他们利害相关嘛。”陈锡联说：“相反，他如果不翻案，那才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韦国清冷笑道：“锡联同志，看来你的思想还是很僵化哪。就是原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刘多荃，也写材料推翻了原材料。他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组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过程。”

    “那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吧?”

    “是的。”

    “当中央复查小组的宗旨是为刘少奇平反时，他的材料当然也是投其所好的，正像当年揭发、批判刘少奇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骂刘少奇一样。”陈锡联说：“所以我认为复查这一案子，同样不能带框框，要以当时的历史档案和提供的真实材料为依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反复研究。我不赞成一刀切、一风吹。除了他们两人的材料，还有其他人的材料嘛。”

    黄克诚说：“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模糊不清，除一份是听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

    “这正是证据的可信之处!说明他们是实事求是讲的。刘少奇他们都用的是化名，这些普通的敌伪人员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正是近四十年后的刘少奇等人嘛。只要把这些人重新找来，仔细审问还可以问明情况嘛。”陈锡联说。

    黄克诚显然是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低沉地说：“在当时所捕的知情人中，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徐廉奎，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关庆云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有曾在孟用潜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基实，又名西君羊，还有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刘青第和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陈元桢。他们全部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明，这些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

    陈锡联从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面敏捷地打量着他们的表情，含糊地说：“让历史来证明这一切吧！”

    “其中，陈元桢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还揭发：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协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人家睡觉，实在受不了啦，后来又换了一个军官对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还揭发说：'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识几个字，不会写字，又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了听，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突然来了几个当兵的，又把我带到沈阳军区监护起来，哄我说开完'九大’就放我回家，可是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家。’你看他们的手段是何等恶劣!”黄克诚说完。眼都有点发红了。

    叶剑英明知故问：“那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谁呢?”

    “是我。”此刻陈锡联反而冷静了。

    韦国清又问：“你知道这码事吗?”

    “我只知道中央指示查清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情况，沈阳军区派人协助中央专案组的人去的。他们究竟怎么调查。审讯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陈锡联坦然说：“如果刘少奇这一案被平反，全党全国全世界都将想知道刘少奇这一案究竟是怎么被定为冤案的，内幕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谜一样的难题不解决。他们怎么会相信中央的路线呢?我们一定要寻到一条合理的解释。”

    叶剑英慢慢地点点头。

    聂荣臻板着面孔说：'现在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等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当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也证明：刘少奇，孟用潜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他们没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期间，一直对警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这些，总能说明问题吧?”

    陈锡联微笑着说：“刘少奇等人被捕后立即承认了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并揭发了省委的其他领导人。这本身已属变节行为。至于省委其他领导人不知此事，或者说不了解内幕，这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他要想证明刘少奇被捕审讯时的表现，那他显然不具备起码条件。”

    黄克诚大声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这就是铁的事实。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一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当时在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机关，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渡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们所共知的。”

    陈锡联马上说：“不过，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刘少奇有没有变化、叛变，同满洲的党团组织有没有遭到破坏，这可是两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不!”韦国清接着说：“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一九三四年日本大孤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当时在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被捕，是由于当时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因为当时党、团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因而使许多同志被捕。那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陈锡联点了点满头灰发的脑袋：“叛徒和敌人都是狡猾的，尤其是钻进党内的内奸。我希望同志们还是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为好。记得毛主席曾和我谈话时，提到刘少奇：'这个人很狡猾，很会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我们较量，他善于伪装，善于编造种种借口和理由来为他的叛变作掩护。他一贯如此了，历史上也是如此。’这是毛主席亲口和我讲的，康生、张春桥都可以作证。”

    “事到如今，你还是抱守着'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不放。这是很危险的。”韦国清在他面前第一次这么动怒。

    黄克诚说：“我可再一次告诉你，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判决'检察一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材料。”

    陈锡联又伸出一只手道：“我不排除这是事实。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其他党的领导人被捕之后，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而偏偏刘少奇这个党的重要领导人却能一次又一次地'取保释放’?为什么国民党有关当局总是对他格外开恩?你们口口声声说，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变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好，我没有调查，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只是想彻底弄清，究竟刘少奇是运用什么法术，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大捕杀的厄运呢?他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功绩究竟在那里呢?”

    聂荣臻拍了一下桌子：“陈锡联同志，你很不相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不相信中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也不接受我们这些同志对你的帮助和教育，我们只能深表遗憾。”

    叶剑英也说：“党还会给你机会表现的。希望你不要固执己见，这样对你，对党都会有好处。”

    陈锡联痛苦地说：“我建议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韦国清冷冷地说：“这是中央考虑的事，我们只帮助你提高一下认识。”

    黄克诚也苦笑道：“没想到我们的意见在你身上没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你们毕竟使我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在决定这样的大事时，我们应该平等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陈锡联刚说完，叶剑英按了电铃，向进来的那位接他来的年轻军官示意了一下，那名军官点点头，并护送陈锡联朝外走出去。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叶剑英喊道“你停一下。”

    陈锡联转过身去，那位老人还是原来那副他先前看到的模样，只是桌上的咖啡凉了。

    “今天是军委的同志找你谈话。”他严肃地说：“不要向其他任何人泄露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不然，会出现误解的。”

    陈锡联走出门后，那辆黑色高级轿车缓缓开来，正好在他跟前停下。那位军官打开车门，扶他上了车，门一关便疾驰离去。夜晚星星像璀璨的宝石嵌在深蓝色的天上，明月从辽阔的天空升起，把她那皎洁的光辉洒向人间。月亮是月亮，但在月亮的背后却是一团又一团的迷惘……

    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从十二月五日应华国锋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以来，连续几次会谈，便显示出华国锋对国际事务的生疏和死板，各种知识也很贫乏。这使得随同他的外交部官员深感焦急。

    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考虑帮助中国进行“石臼所港新建一个煤炭、矿石专业化码头”、“兑州至石臼所的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复线工程”、“秦皇岛港的煤码头二期工程”、“五强溪水电站”六个项目。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建设计划日本政府也准备给予积极的合作。华国锋对此表示得很迟缓，除了连声道谢后，又拿出官场套话搪塞；“这个问题嘛，请让有关方面研究后予以答复吧。”

    邓小平听报告后立即赶来纠正：“华国锋同志，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的积极表示，都应持欢迎态度，不可坐失良机啊!”

    “我是主张稳妥一些好。”

    邓小平并没有多和华国锋解释，他又单独和太平正芳举行几次会谈。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关于在渤海南部及渤海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并于十二月六日举行签字仪式。

    “小平同志，在国事活动方面，还是你比我有经验，今后这些方面你可多发挥作用，同时也希望你多帮助我。”

    “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各方面都得帮助你呢。”邓小平很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你这样下去不行，要丢中国人民的脸呢，起码有损于中国的国格。”

    华国锋脸一红：“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能扯得上丢中国人民的脸呢?小平同志，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呕气好不好?”

    邓小平看到他那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便和他一起走进了大会堂一间小休息室，直截了当地劝他不懂的东西多和有关人员请教、商量，不要擅自回答问题，也检讨了自己说话不太注意的毛病，说：“我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批评起来没鼻子没眼，说完拉倒，其实我是从来不记仇的。”

    华国锋心中有数，心里暗暗骂道：哼，谁不知道你邓小平现在是董卓专权，曹操当政，已经根本不把合法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放在眼里了，像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呢?但是，他也不过是皱眉蹙额坐在那里，目光盯着桌面，他感到实在没有多少话可以和邓小平讲了。甚至自己见他都有点发怵。

    “国锋同志，现在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和陈锡联同志表现都很不好啊!”邓小平说：“他们在下面经常发表—些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大唱反调的言论，已经在一部分群众和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呢。”

    华国锋吓了一跳，急忙说：“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如果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对待陈永贵同志，小平啊，我们在各个方面得让着他点啊!他毕竟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无论是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都有责任帮助他，而不能求全责备。你说对吗?”

    邓小平听了，觉得这段话讲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改变了口气，继续说：“如果说陈永贵同志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汪、吴、纪、陈这四位同志就不能容忍了。他们都是入党很久的同志了，怎么能不懂得纪律呢?现在，我们的党风叫林彪、'四人帮’损害得已不成样子了。剑英、陈云、先念和我已委托中纪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准则，就是要重申一下党的各项纪律。今后我们要从严治党，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华国锋身前摆着两杯茶水是在他等候其他同事谈话时留下的。他把一杯推到邓小平这边，等他伸手去接杯子时，他轻轻地说了句话：“小平同志，你的性子太急了。”

    邓小平笑了笑：“国内外有这么大堆问题等着我们去处理，我们再四平八稳地走路还行吗?我们的步伐必须迈得快一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飞速发展的需要。”

    华国锋喝下一口茶水，平和一下胸中的怒气，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中纪委《关于对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我都看了。既然你们认为瞿秋白在被捕期间写的那篇《多余的话》都不算问题、不是叛变，那么关于刘少奇在三次被捕期间的表现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公开以后国内怎样评价……”

    话没说完，邓小平哈哈大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共产党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实践来写的，而不是看什么人的眼色和说法写成的，依我看，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正是我们党有生命力和希望所在。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别人说些什么，我们只看一条，我们做得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其他的一律不管。”

    这时，只有这时，华国锋才清楚地认识到他比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要高明得多，要现实得多，所以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商量的余地。自己这副堂堂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的身份，除了对其他中央委员能起点作用外，对这位小个子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了。

    但是，尽管如此。华国锋还是不甘心地说：“现在中央有关部门纷纷传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位同志要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你知道这种谣言吗?”

    “这不是谣言，而是全党全国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说明了人心所向。”

    “这么说，这种说法事出有因了?”

    “不是有因，而是有果。你出国访问期间，我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大多数委员都商量过这件事，我们都同意在五中全会上正式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多数同志没意见，就可以通过。”

    “不过，事关中央重大人事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应该亲自掌管，起码也应该知道。我还不清楚的事，底下的同志倒都知道了，这总不是正常吧?”

    “国锋同志，”邓小平显得非常不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再在鸡毛蒜皮问题上吹毛求疵了，这样不好嘛。培养党和国家年轻的接班人，全党上下都在议论，我们在一起碰碰头又有什么不可?议论和决定是两回事，就像我刚才和你讲对汪东兴等几名同志撤销职务的事，这只是我们俩商量工作时的议论，而不是作出决定，更没有实行。所以一旦传出去，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大可不必小题大作。文化大革命前，正是毛泽东同志把一些本来很正常议论、小题，看作了不起的大事，弄得草木皆兵，从而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大风浪，终于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大的灾难之中去了。这个教训，再也不能忘记了。”

    华国锋一下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再也没有勇气往下谈论了。许多憋在自己心头的话语此刻觉得再无说出来必要了。

    “好，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个党再不要节外生枝，掀什么波浪，还是全党一致齐心协力地搞经济建设是正经事。”华国锋说：“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我看还是在会上讨论一下吧。”

    “对!”邓小平赞赏地说：“有话摆在当面来谈，在大多数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来个求大同而存小异，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过，华主席啊，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当家人，大家眼睛还是在看着你呢!”

老杨

四十三、常委会两派摊牌 华国锋见风转向


    政治局常委会议开得虽然平和，但意见却十分激烈而尖锐，会议没有使用录音机，速记员也不在场。

    “我们已进入八十年代了，整个国际国内对我们来说，都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邓小平依次扫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华国锋和汪东兴，从容不迫地说：“我在元旦政协茶话会上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好四件事：第一，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我还坚决反对了西单所谓民主墙的作法。我认为，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该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这里，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前提，那种动不动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搞得人心惶惶，很不利于发展大好形势，而且从有'四大’的自由以来，这种形式基本上就没起过什么好的作用。”

    汪东兴随口而出：“公民有使用'四大’的自由，这是宪法所规定的。”

    “宪法可以规定，也可以取消嘛。”陈云也冷若冰霜地说。

    邓小平接着说：“一切法律的条文同党的各项决议，政策一样，凡是已被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对我们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实现新时期的目标不起好作用，都可以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它废除。”

    “那不太随便了吗?”汪东兴又随口顶了一句。

    李先念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看来汪东兴同志已经成为我们各种决议提案的反对派，几乎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所有重大决定都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这样下去对党的团结和统一有利吗?”

    汪东兴说：“党章规定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也规定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陈云严厉地说：“但是汪东兴，当然还有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在私下里有大量的反三中全会路线的活动。”

    华国锋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他从邓小平、陈云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已经看出，他们将会对汪东兴等人采取措施，然后再瞅准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他们的错误公之于世。这无疑对他是个警告，也尽管是他所不情愿的，但他已经鞭长莫及了。

    叶剑英慢腾腾地开了口：“我感到我们的华主席从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才是最好的，他很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思，这并不排除他可以坚持和保留自己的看法。这里有一个纪律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华主席是做得好，而东兴同志，还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同志表现就不那么好了。”

    “这决不是偶然的。”陈云打开他桌子上的文件夹，认真地说：“汪东兴等同志一再阻挠中央为少奇平反，除了说明他们头脑里还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极深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还在组织上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诬陷刘少奇的活动，这点尤其是汪东兴同志的责任大一些。你先别急着辩驳，中纪委已经收到了大量的对你的错误和问题揭发，许多站出来的老干部、老同志提起你，也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咋的?不服气?不服气我们可以公布材料。”

    华国锋连忙打圆场：“同志们，我们还是商商量量地摆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华主席你可以作证，并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和东兴等同志过不去，而是他们和大多数过不去，不仅和活着的人过不去，而且也和死了的人过不去。”李先念说：“所以，我倒有个建议，如果汪东兴等同志觉得无法和我们这些人共事，那也可以，你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辞职。”

    汪东兴脸涨得通红，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冲上了头顶，冲上了眼珠子，他像一头激怒了的大象，正想狠狠发作一番，但当目光落在华国锋脸上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胸间的狂潮一下子又退了下去。

    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是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合法的副主席，即使他个人提出辞职，也须经中央全会批准才行。这里有个组织手续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

    这一下，屋子里的气氛都冷却下来，出现了长达五分钟之久的沉默。

    陈云说：“根据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汪东兴等同志的错误完全可以撤职。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其实，他们的许多问题都牵扯到了汪东兴同志，人贵有自知之明，你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究竟如何？你自己心里清楚，广大群众和干部心里也清楚。过去我们糊涂，是在装糊涂，其实我们什么不知道?”

    汪东兴强作镇静地说：“事到如今，我说什么等于白说，干脆不说了。”

    邓小平说：“有话还是说出来好，不说憋在心里多难受啊！”

    叶剑英迟疑片刻，也开口说：“这次中央纪律委员反复查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推翻了扣在少奇身上的不实之词，可能有些同志一时接受不了。刚开始我也难以接受，认为还是慎重一些好。但看了大量的证据和事实，我都震惊了。看来，刘少奇这起案子，叶群把他们捏造出来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少奇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欺骗了毛主席，也欺骗了我，欺骗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嘛。所以，东兴同志也不要感到难为情，充其量你也不过是上当受骗嘛。”

    “我没有上谁的当。”汪东兴的态度还是很倔强：“在刘少奇的问题，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我没有个人发挥的东西。”

    李先念说：“那时毛主席曾三令五申地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嘛。但是，张春桥却在同年十二月，单独约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把刘少奇的问题公布于社会。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乘毛主席不在北京之际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他的行动自由。”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两个人表现得最坏，这就是康生和谢富治。他们直接批准动用专政工具使少奇身边的人违心写材料诬陷他。”陈云讲到这里时，嘴唇和下巴都索索地颤抖了：“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那个鬼制造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冤案。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柞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这个妖婆子的决定，使杨承柞加快致死。他们这个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致死。江青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省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两小时即死去。至于他们对丁觉群、孟用潜使用的逼供手段，大家都可以看材料，那里面的问题真是触目惊心，我就不说了。如果汪东兴同志想认真的话，我们不妨把他在那个时候的有关指示和活动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汪东兴的脸一下子变得灰白，不得不双手捂住脑袋，连连叹气：“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华国锋的脸色也急剧地变化着，他已看到了常委会上的格局，而且除了服从他们的决定外，还能选择什么呢?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深深感到自己将要下一个最大的赌注。这里一步不慎，也将面临着下台的可能。他回想起了前几天邓小平对他说的话。政治局常委会中四比二的格局将会把自己推向一个可怕而又危险的边缘。如果自己再不随机应变，手中所有的王牌都会在瞬间荡然无存。

    “我来说几句吧。”华国锋依然把自己摆到了会议主持者的地位，他很庄重、很严肃地说：“通过审读大量的调查材料，我也仔细地研究了中纪委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复查报告和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同时也看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我感到这些文件很好。过去我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一九七四年以前我一直在湖南工作，在基层，对中央的斗争可以说根本不了解情况。我个人也根本不和谢富治呀，康生呀，江青呀这些人接触，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我和他们没来往。”

    叶剑英笑了：“我们这些都清楚。当时你也是走资派的嫌疑嘛。”

    “对，对!”华国锋点着头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群众和干部给我帖大字报，说我是'刘、邓的孝子贤孙’嘛。”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都哈哈大笑了。

    会议室的气氛立刻轻松下来，但汪东兴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

    华国锋接着说：“所以，要说受他们的迫害，我也受得不少，只不过不如大家那么多就是了，原先我没有考虑过，这次也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叶帅、先念等各位老同志谈心，我是会和大家很好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共同奋斗的。”

    汪东兴斜视了他一眼，捂住脑袋干脆闭上眼睛。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目光，会心地笑了。

    “华国锋同志刚才的表态很好。”叶剑英又说：“表明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可以随时改变错误的东西，虚心地听取大家意见，这正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

    会议开到这里，并没有算结束。按照邓小平的提议，这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开始。

    会议又开了整整两个小时。

    散会时，胡耀邦奉命来到了。

    邓小平和陈云将他引到另一间房子里。

    “华国锋已经彻底认输，向真理投降了。”邓小平说。

    “这么快?”胡耀邦的眼睛里露出兴奋的光彩，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但当消息证实时，他又感到惊疑，不禁说道：“唉，他无论如何不是政治家的料!”

    陈云说：“你赶快选几个最得力的同志，分别和陈永贵、吴德、纪登奎同志谈话，公布他们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让他们正式向中央写检查，促使他们尽快辞职。”

    “制定一个计划，一个应急的计划，不要再安排这些人，尤其是汪东兴公开活动。报端上也不能让他们再露面，”邓小平说道：“然后准备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然后再向全会公布。”

    在下午五点钟，哨兵刚刚换了班。两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开到了吴德的住宅门口。由于哨兵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正打电话和屋里的秘书联系。他那对黑溜溜的眸子一下看到了坐在车里的邓颖超，眼睛都发亮了，赶快放行。

    邓颖超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不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而且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过去，这些年轻的军人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上见过她，如今难得这么近，他们都有一种格外亲切感。

    邓颖超毫无表情地直视着前面，灰白的短发在下车时被风吹得零乱了些，她伸出左手理了一下。先下车的胡耀邦急忙跑到她跟前来搀扶，她接受了他的这份殷勤和好意。

    当她快进客厅的时候，吴德还茫然无知，正倚在床上看那本《基度山恩仇记》的小说。当消息传过来后，他还以为没有动身呢。真的，自从上次会议后，他的消息就不那么灵通，他准备了一份洋洋大观的情况报告，准备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好好解释一下他的观点。

    “什么?邓大姐来了?唉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两分钟后，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吴德出现在他们俩面前。不知怎的，他一见胡耀邦那副板着的面孔心里就不踏实了。一种即将出事的感觉笼罩了他的情绪。

    他知道，从一月七日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胡耀邦主持，正在召开第二次会议。邓颖超、黄克诚都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据接到的文件透露，黄克诚在会议上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抓党风党纪，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贯彻执行，必须同破坏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每个党员都必须要和党中央的路线保持一致。”当然他也知道，这次会议将要通过三个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三份文件都将要在中央十一届五中会会上审议。

    “吴德同志。”邓颗超安详而又严肃地说：“我们是在会议休息期间决定和你谈一次话，要你认识一下三中会以来你的一些错误言行，当然也要对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的一些错误进行批评和帮助，希望你能有所认识。”

    “邓大姐，我不知道我个人有什么错误!”吴德说：“至于我在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时，人们的一些不同反映，我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胡耀邦对此只是冷冷一笑。

    实际上，吴德的这种回答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并没突如其来的感觉，而且已有所准备。政治局的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于这五、六个人已经感到怒不可遏，以致于在背后悄悄地称他们为“新四人帮”，也有的叫“五人帮”了。

    “你必须理解两件事，吴德同志。第一件事是，鉴于你目前的态度和所犯错误，中纪委认为你无法履行你所负担的职务，建议你立即辞职，报五中全会批准。”如暴雨袭击，尽管吴德的内心已掀起巨澜波涛，但在表情上纹丝未露。“第二件事是，鉴于你所犯错误的影响，我们希望你能作一些自我批评，以便取得全党的谅解。特别是在党的五中全会上，你的态度的好坏将直接关系着你下一步的安排。”

    胡耀邦说完，注意观察了一下吴德的表情。他很惊诧，坐在对面的那个人仿佛没听见似的，好长时间不吭一声。

    当胡耀邦又把这两条重复一遍后，吴德才淡淡回答：“我已听清了。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这样做，请示了华主席了吗?”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华主席同意吗？”

    邓颖超见状，很耐心地说：“吴德同志，你这样提问就不好了。党中央现在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你只承认一个人而把其他同志置于领导之外，本身就是不合适的。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劝你还是接受中央的建议，想开些，不要固执己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见到的例子，凡是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立场的人，都会犯很大的错误，最后只能是毁了自己。”

    对邓颖超，吴德不敢随便顶撞，只得点头默认了。

    但是他们前脚走，他刚送他们返回，就马上拨通华国锋家里的电话。

    “哦，是吴德同志啊，对不起，华主席身体不好，刚刚体息。”秘书很婉转地说：“最近一段，他的情绪很不好，我建议你还是这一段时间里不要给他打电话，请不要来找他，让他安静一段时间好不好?”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他。

    吴德很感愤然。刚才他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时，那边告诉他：华国锋正和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谈话，双方就共同的关心问题交换了意见，据耿飚说：“华主席兴致很高兴，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准备进一步和美国改善关系，建立一个全球防御苏联入侵的新格局。

    既然能和美国客人谈话两小时，难道和自己交谈半小时也不行吗？

老杨

四十四 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 耀邦紫阳进入常委会


    就在胡耀邦、邓颖超和吴德谈话的同时，纪登奎、陈锡联也分别由黄克诚、韦国清等人出面，和他们进行了类似的谈话。

    纪登奎、陈锡联愤怒至极，在他们走后大骂不已。

    现在，这些人把求得公正解决的最后希望完全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他们认为，只有华国锋能够以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三重身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

    但是，事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就是华国锋。

    “同志们，通过审议中纪委的几个文件，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所谓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内奸、工贼，纯属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一伙对他的诬陷和迫害。至于少奇同志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什么指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变投降啦，同美特王光美结合啦，通过孟用潜和美国司徒雷登进行勾结啦等等，统统都是造谣，是胡说八道，是钻进党内的坏人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骤，必须彻底清算!”

    汪东兴大吃一惊，敢情这位被称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流传毛泽东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条子的英明领袖，转起变化来也是一百八十度，比其他跟毛泽东不那么紧的人还要快!

    这次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

    坐在华国锋两边的，已分别成了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汪东兴来到要往主席位上就座时，一位年纪不小的工作人员很客气地把他请到下面最后一排的沙发上。

    新增补的政治局委员胡耀邦、赵紫阳、彭真、邓颖超和王震。显然早已知道会议的内容，不住地和其他委员打着招呼，谈笑风生地交换着意见。

    陈永贵进来时，亲热地和吴德、汪东兴打招呼，但当华国锋宣布会议开始并发表讲话时，他的那双眼睛就逐渐地僵直了。

    华国锋说：“林彪、江青一伙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还一口咬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总代表，现经中纪委查明，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刘少奇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同意大多数常委们的意见，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以反复核实材料后，我们今天提议请政治局委员们审议一次，然后以政治局的名义提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批准和作出相应的决议……”

    陈永贵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吴德：“华主席今天是怎么啦?他怎么会同意……”

    “嘘，小声点，邓小平要大开杀戒了!”纪登奎凑到陈永贵耳朵边说：“华主席已经向人家彻底投降了!”

    吴德的脸色蜡黄，觉得头晕目眩，两耳轰鸣，痛苦地哀嚎连声。

    陈永贵说：“到时候我们发表意见，坚决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嘛。中央不能为了一个刘少奇，就可以不择手段地贬低毛主席。他们口口声声还称毛主席伟大，像现在这样天天往毛主席脸上抹黑，还怎么能证明毛主席正确?”

    坐在他们对面的彭真，一直在观察着他们几个人的动静，他给胡耀邦使了个眼色，说：“瞧他们，正在策划反击呢!”

    胡耀邦不动声色地笑道：“看有几个人能听他们的！”

    这话真让他说着了!

    华国锋的这番话，把“两个凡是”派们的精神支柱一下子给打断了。当正式讨论开始时，就连陈永贵也蔫不唧的，连说话都不像原先那么理直气壮了。

    陈云见状，又进一步点火：“中纪委关于对康生、谢富治的审查，也证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陷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党内外普遍要求彻底清算他们所有的罪行。这次我们也一并交五中全会审查。还有……”

    他说到这里时，那双深沉、老辣、眯缝着的眼睛在与会者中搜索着，当他转动在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身上时，那双目光凝固了：“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有些人至今仍在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观点，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了中纪委……”

    “有的同志反映，他们只要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这四个人的形象，就会联想到'四人帮’的罪恶。”彭真开了口：“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对我们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彭真的提议一出口，会场一下子卡了壳。

    空气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连人们的呼吸和咳嗽声也听得一清二楚。

    这时，汪东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有些人不是口声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吗？不是再三再四地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不是强调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干四化吗？不是允许党内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实行'三不主义’，要求健全民主制度吗？怎么到我这里时这些好传统都不讲了？连潘汉年、瞿秋白你们都容得下，为什么容不下我们四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

    纪登奎开了口：“我早就向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提过，纪登奎思想迟钝、学识浅薄，已经难以完成担负的党和国家各项领导职务。我想来想去决定辞职。希望政治局会议能够批准我的请求。”

    “我也是这样，一来身体不好，二来年老多病，三来为了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罪了不少同志。我也觉得继续留在政治局内已属多余，所以正式提出辞职。”

    吴德说到这里，两串混浊的泪珠已夺眶而出顺着脸腮流下来：“如果纪委认为这样还不行，那要关要杀都可以，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

    华国锋望着这种局面，特别是看到那几张熟悉的面孔罩上愁云，即将离开自己而去时，一种凄楚的孤独感袭上心头，连他自己也不知产生了一种什么滋味。

    还没有等他缓过气来，陈锡联也站了起来，双手抱着头道：“诸位同志，不要大家为难表态，我们辞职就是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去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会很高兴地摘下来。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吧！”

    叶剑英虎着脸，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脸上绽出笑容，这种局面是他渴盼已久的。他侧过身，对陈云耳语了几句，又转过身，同华国锋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说：

    “刚才四位同志其实都已表了态。我看很好，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还是老话：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四位同志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就存在着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很有意见嘛，大家不同意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嘛。当然，对他们，不能和对待'四人帮’一样，我还是主张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以观后效。”

    汪东兴又顶了一句：“可以一撤到底，清洗得干干净净你才可以睡安稳嘛。”

    邓小平这下笑起来：“东兴同志，不要这样，这比你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斗争来说，文明得多，民主得多。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对待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不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最大的肚量!就是最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态度!如果'四人帮’、林彪能学百分之一我们这样子，党和国家就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灾难!”

    “小平同志刚才讲得很好!”李先念也开了腔：“希望汪东兴你们四位同志冷静一些，我建议华主席，请刚才这四位同志出去回避一下，我们好对他们的问题展开讨论，以便表决。”

    这下华国锋才转过神来，机械地朝汪东兴等人点点头：“请你们四位同志到隔壁休息室里回避一下，等待政治局会议对你们的结论。”

    汪东兴抑着一丝希望，深情地看着华国锋，但华国锋的目光不敢和他正面交锋，马上错开了他的那双灼热的眼睛，对其他与会者说：“我们继续讨论吧。”

    再没有什么犹豫的必要了，纪登奎率先往外走，吴德、陈锡联紧跟而去。最后汪东兴才站起来，说不上是恋恋不舍，还是悔恨交加地离开了会议室。

    稍加停顿，大厅里爆出了一阵由衷地掌声。胡耀帮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唉呀，早该这样了!这四个人，简直是压在政治局头上的四座大山，弄得人心惶惶，连大气都不敢出。”

    赵紫阳笑道：“搬掉了绊脚石，对我们又是一次解放。这下才真正是甩开膀子干了。”

    彭真说：“要不是感到众怒难犯，他们才不会自动离去呢。这也叫民主和法制的力量，这说明今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让他们滚蛋吧!”

    表决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政治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同意他们立即辞职，并提请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当胡耀邦走进隔壁的休息室，向四个人宣布这项决定时，他们多少有点瞠目结舌，恍恍然如同一场梦。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家生涯已经结束了。政治家离开了权力和职务，如同失去了表演的场所及舞台，那和政治生命的死亡没有多少区别了。

    “那么，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当他们站起身来往外走时，胡耀邦伸出手去，想显示一下告别的情谊，但是他们谁也设有伸出手来。

    他多少感到有点难堪。

    大厅里的讨论还在继续。

    刚才发生的那短暂的一幕已经结束，没有多少人会对此表示关心，除了那二、三个与他们有着共同命运的人外。大多数人，包括华国锋在内，为了体现大公无私和党的原则的纯洁性，都争先恐后地历数那四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好像他们压根儿就和自己没有接触过似的。

    连陈永贵也表了态：“我也觉得汪东兴等同志太过份、太不像话了?党员嘛，总要服从党的纪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指责党的主席、副主席呢?我们应该从他们四个人身上吸取必要的教训，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和提出嘛，但不能搞小组织派别活动，更不能搞分裂。”

    谁也说不清他讲这番话究竟是指谁。

    会议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着意见，

    许世友大咧咧地问：“瞿秋白不是写过反党启事《多余的话》吗?听说在那篇自首书里多处谩骂共产党，吹捧国民党。”

    邓小平问道：“你看过《多余的话》吗?”

    许世友急扯白脸：“我怎么能看过呢?我如果能看上，岂不成了'四人帮’了!”哄堂大笑。

    陈云说：“世友同志，你是个大老粗，也要学点文化嘛。瞿秋白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纪委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许世友“噢”了一声：“我还以为他升了官呢。看来毛主席的话的确也有错误，他说叛徒大都是贪生怕死，为了活命才坚决反共。这瞿秋白人都死了，还贪什么生?活着的人都可以平反，死了的人更应该平反了!坚决给他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有人想笑，没敢笑出声。

    邓颖超说：“还有一个潘汉年的问题，也应该平反。他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后来又被定为'内奸’，许多同志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牵连，这是党的历史上最重大的冤案之一，中纪委的同志经过大量复查工作，证明他和其他有关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内奸，而是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作过重要贡献的同志。为了平反一系列重大冤案，耀邦同志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还有紫阳同志，”邓小平说：“他可是个难得的实干家哟。他和耀邦同志多年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有实践经验，也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政治局常委会一致推荐他们在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谈。”

    徐向前皱着眉头，认真地思索着，脸上露出冷冷的秋霜。

    李德生沉默不语，看样子有满腹心里话欲讲又止。

    彭真点点头：“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倪志福也说：“我也同意。”

    叶剑英笑道：“我看不一定人人表态了，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手举了起来。

    “那么反对的意见呢?”

    没有任何人表态，也没有任何人举手。

    不知是谁捅了陈永贵一下，陈永贵好像才从睡梦中醒过来，喃喃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

    最后，聂荣臻、张廷发、韦国清、乌兰夫又对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要求五中全会对此作出相应的决定。

    总结还是由华国锋来作，不管他脸上的笑容是由衷的，还是勉强的或者伪装的，反正看上去很亲切，很慈祥：“我们开了个很好的会，很团结的会。大家畅所欲言，真正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样很好。我们提交五中全会的所有议题和文件全部通过。如果大家再没什么，那就散会吧。”

老杨

四十五、徐向前巧妙避陷阱 邓小平果断除障碍


    前一天的傍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完参加国际体育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和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进行了谈话。他们进了房间后，随手关上了大门，房间内装有良好的隔音设备。

    看得出来，华国锋想在元帅前倾吐心里话，但元帅一开始就持谨慎态度。他似乎感觉到，对面这位被捧为英明领袖的党的主席和政府首脑，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和领导素质。

    “徐帅，我一向对你很崇拜，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支持我。”

    “我一直在履行着我的职责，不敢有任何松懈和失职的地方。”

    “你知道吗?让你当国防部长是我提议的，而别人提的并不是你。”

    “你不是已经给我讲过了吗?我再次表示感谢。”

    “我现在很痛苦。唉，这时候我才理解了毛主席过去许许多多指示和决定的真实意义。”华国锋呈现出一脸忧愁：“中国这份家当，不好当哪。我常常晚上睡不者觉，饭也不想吃，我总有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觉得自己势单力薄……”

    “不是有许多人在帮助你，支持你吗?”

    “不行，他们都没有力量。”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唉，我自己也难说。我现在是身不由己，甚至明天干什么我也说不清。”

    “哦，”徐向前笑了笑：“连你自己都说不清，别人就更说不清了。华主席，我看你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一切顺应潮流罢了。”

    华国锋听了，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呲牙咧嘴地笑了笑：“徐帅，我们都是山西人，你看出来了吗?山西人实际上很老实，重感情、讲义气、能够委曲求全……”

    “那也不一定，那里也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什么事情也不能绝对化。”

    “那是，那是。”华国锋吞吞吐吐，并没有把要讲的心里话讲出来，也没有从徐向前嘴里听到他想要听的话。

    双方沉默了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两人都心事重重地端起茶杯喝茶，时而相互凝视一下对方的面孔叹口气。

    “你说叶帅这个人怎么样?”华国锋突然改变话题，问道。

    徐向前一怔，马上说：“你看呢?”

    “你看他有点出尔反尔了吗?”徐向前反问一句，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我劝你再不要想入非非了，那样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找些烦恼，甚至招祸!”

    华国锋的思维显然不在固定的一点上停留，而是像一匹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那样。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毛主席和张国焘围绕着究竟是南下川康还是北上抗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国焘不听中央的决策，竟然背着中央，给陈昌浩发布密令，要他们就率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武力解决毛主席。是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跑到毛主席驻地，把它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机立断，马上率军北上，离开了险境。现在，我又听到不少说法，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或文件证明张国焘曾有过那样的密电。徐帅，你那时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到底有没有那个密电啊?”

    徐向前也感到很奇怪，党中央主席的思想又跑到这里来了。他沉思了片刻，说：“反正那个电报我是没有看见过?在给张国焘处分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指控过他的这种罪行，而这条罪证可是最有说服力的啊！”

    “那么，叶帅为什么要编造这条假象呢?”

    “他和你谈到这件事吗?”

    “谈过多次。”

    徐向前显然对此有了兴趣，转过身来，关心地说“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说的。”

    “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一天，我俩在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要不是我向毛主席揭发了张国焘，也许就没有今天。毛主席多次提到我的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谈到长征中左路军和右路军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的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叶帅还说：一直到建国后，毛主席对我的这一点始终念念不忘，多次提到此事，说我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嘛。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叶帅提到这些时，连我也怀疑，毛主席会说那样的话吗?我怎么没有听到?”

    徐向前说：“我不知是他记错了，还是故意要这么说，反正我是没有听见过那些话。当然，张国焘不是个好东西，他认为自己人多枪多，想取代中央，取代毛主席。但究竟有没有具体事，还要靠证据来说话。”

    华国锋也笑了：“对!他们不是一直在讲实事求是嘛，今后我就要处处事事给他来个实事求是！”

    徐向前问：“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华国锋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让我多接触些国际问题。小平对我说：'你是党和国家的代表，不熟悉国际事务不行。今后你把重心放在国际上，国内的问题，党内的问题，让耀邦、紫阳他们来干。’”

    “那么，你对国际问题又有些什么想法?”

    华国锋说：“八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将是更加动荡、更加紧张。苏联入侵阿富汗，说明它已把'有限主权论’，从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扩大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这是苏联霸权主义彻底的大暴露，它教育了全世界，让大家更看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这次在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的投票表决证明了这一点……”

    华国锋夸夸其谈这一番高论时，徐向前反而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其实，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令人难以捉摸的巧妙之处。就在华国锋和徐向前进行密谈时，又一对山西籍的老政治家也在谈话，他们的水平无论从哪一角度衡量，都是上乘一流的。

    彭真和薄一波自从重新工作以来，一直忙于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按照邓小平给他们的分工，前者重点抓法制建设，后者则是协助胡耀邦抓党务。他们虽然都是山西人，但对华国锋、陈永贵这些人没有一点好感，而且充满了愤恨之情。他们对华国锋迟迟不给予自己平反而耿耿于怀。

    “你看出来了吗？"薄一波对彭真说：“华国锋抛弃汪东兴等四人，其实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他还想继续过去'左’的那一套，搞他的专制主义。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残余极重，人们看重正统，所以……”

    “所以要把民主和法制放在国家的重要地位。”彭真点点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人民体会到了民主与法制是国家的支柱。没有这两根支柱，社会主义的大厦就要倾塌。有了这两条，不管是华国锋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就是想搞独裁专制也难了。”

    “不过，这个人靠不住。”薄一波说：“有他在台上，过去'左’的那一套迟早会露头。因为这个人的经历和言论，都和过去的极左事件和路线紧紧相连。即使他只字不讲，那些人也会把他当成一面旗帜的。所以我想，还是采取法律化的程序，尽早地解决隐患比较好。”

    彭真想了想说：“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在想，而且小平、陈云、叶帅、先念等同志都在思考，耀邦为此已经作了不少文章了。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而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成了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种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发生。所以中央在陈云、耀邦等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才要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这样，我们今后的斗争就有了合法化的依据。”

    “我看下一步的目标该开始了。”

    “不要看急，先稳住局势。这也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一样，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夺中小城市，最后再夺中心城市和大城市。”

    薄一波笑道：“看来，你也学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本来并不错，是被林彪、'四人帮’他们给搞坏了。”彭真微笑着说：“现在我们就用毛主席的一套来对付他们，也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过，话还是说回来了，毛主席还总算有远见，没有把事情作绝，不然，哪里会有眼下这个局面呢！”，

    进入八十年代的头一个冬季，邓小平就对热衷于西单民主墙，搞那些“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所谓民主人士沉下了脸，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一霎时，数以百计的人被以种种罪名拘捕了。北京公安局和各分局紧急出动，捣毁了数十起地下刊物和地下组织的窝点。这意味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出现富有戏剧性的转变。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说：“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说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

    邓小平推开桌子面前的茶杯，神态非常严厉：“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的残余还在。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犯罪分子打击一下。但还只是初步收获，还要对各种犯罪分子继续坚决打击，努力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

    在谈到有些共产党员、干部支持所谓非法刊物时，他说：“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面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二月七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委员在会议一开始，就学习和讨论了邓小平的那篇讲话。强调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

    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神情显得激动：“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可以把它取消。”

    韦国清接着说：“能写上也就能把它取消。”

    谭震林说：“我现在一见那些大字报、大标语就头疼，就好像又看见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动乱，没有给我留下一点点好印象，我对此愤恨不已。”

    赛福鼎突然冒了句：“对什么事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

    “我看，对那场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全面否定，一点好处也没有，”谭震林斩钉截铁地说：“不把它彻底否定就给它留下了隐患，就会造成动乱的后果。”

    乌兰夫也说：“现在对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动乱，都要统统取缔，统统制止，对那些至今还搞派性的人，要毫不姑息地撤换下去，不能给他们半点自由。”

    这么一来，这次人大常委会很快达到了共识，一个大规模的以整顿社会治安为名义，重点取缔非法组织的措施和决议一个一个地出来了。

    二月十六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大年三十，华国锋邀请部分科学家座谈，围绕“到本世纪末我国现代化要达到什么水平，什么目的?”的中心，让参加座谈的人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

    但是，很明显，华国锋这个举动同样是个姿态。名为座谈，实际上还是想让大家听他的。许多有远见的科学家提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一系列主张，华国锋便沉不住气了。

    华国锋又开始滔滔不绝：“与外国交流先进科学技术，这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抛开我们现有的基础，完全依赖从国外引先进科学技术，我们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这些新、老科学家来说，华国锋的讲话依然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措施，说了等于白说。这点使他们很失望。

    连续两天，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和首都党政军民三万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欢度春节；又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的茶话会。他们努力表现出一副中央政治局空前团结的姿态。以稳定局势。

    华国锋还单独召开同农业科学家的座谈会，他除了强调那个“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新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老调子外，还引人注意地对农业问题作了指示：“要加快农业建设的速度，必须抓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一环，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要有不同要求。”

    人们很敏感发现，这位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再也不提喊了近二十年的“农业学大寨”了。而且，消息灵通人士都已知道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犯上严重错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正销声匿迹。只是大家还不敢怀疑，他们的错误同正频繁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的华国锋有什么关系。而他，也想洗刷他和他们的牵连。这点，恰恰是邓小平这位精明的政治家所需要的。

老杨

四十六、刘少奇平反获批准 凡是派下台成定局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了预备会议。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及其支持者都知道，如果他们提出的各项议程获得通过的话，就离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目标不远了。就是华国锋和其他的人物也都同样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希望他们依然保留自己的位置，哪怕作个门面也在所不惜。

    开幕的这一天，《人民日报》特意报道了“内蒙古新发现一个大油田”的消息，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规，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会议的顺利召开。当到会的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都同意会议的各项议程，并进行了分组表决后，会议才正式开始了。

    第二天，叶剑英就会议要讨论成立书记处的问题发表专题讲话。

    他说“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中年人的明天……”

    华国锋只觉得两耳轰鸣起来，眼睛也出现了一种模糊感。他的话说得那么明确，书记处就是接中央的班，莫非中央总书记就是要接我这个中央主席的班?我比胡耀邦还要小六岁，究竟谁年轻?这种暗示和预计都会令人实在无法容忍，而且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按照列宁的学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同志组成的。”叶剑英回头扫了坐在身旁的华国锋一眼，那神情好像他的这番话是专对华国锋一个人说的似的：“我们讲中央书记处接班，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只看上个马林科夫，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权。我们党'八大’以后成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书记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了一个'中央文革’，把书记处忘掉了，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为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住。”

    这番话说得很含蓄，但作用是很清楚的，既然毛泽东侧重个人交班，而且林彪、王洪文这两个接班人都选错了，那么最后这位华国锋能对么?

    华国锋觉得自己的心头隐隐作疼，坐在那里，脸上火烧似的，热辣辣得难受。但他还是忍受着：若无其事地摆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干脆装糊涂到底吧。

    显然，叶剑英的讲话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而是和那几个老政治家们商量过的，那里面的词句字斟句酌，完全考虑到了将来的措施。

    “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这样做，除了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外，好处很多：(一)可以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预见性。(二)中央领导同志能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下去同地方接触。(三)便于中央科学分工，抽出一些领导同志们到外国参观学习，把外国的经验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更好地知己知彼，领导四化建设，在经济上、文化上较快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国家……”

    华国锋想，这一套都是毛泽东所否决了的!当初毛泽东也有这样的善良愿望，把常委分为一线、二线。设立了书记处，但是，很快刘少奇、邓小平就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措施架空了毛泽东，使党中央主席连召集、出席一次会议的机会都没有了。要不是毛泽东以罕见的气魄和胆略采取重大措施，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毛泽东也早就丢权靠边站，顶多能成个无害的、不起作用的摆设品，就像自己这样。这时，他觉得胸闷堵得慌，不由得伸直脖子长吁一口气。

    叶剑英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他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

    这是在暗指毛泽东，也是给自己敲警钟。

    华国锋不是傻瓜，这一段来，叶剑英显然是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这些人完全站在一起的。只是此人不是处处露面，不是积极冲在前头罢了。他就像一个深藏在云雾之中的老道，轻易不出来，只是在关键时刻指指点点，为他们摇动一下进攻的旗帜而巳。“大智若愚”这句话，对他来说真是有着点睛之妙!

    会后，叶剑英专门提出要和华国锋个别谈话，华国锋屈尊而去，坐到了他的对面，就像学生向先生讨教似地先问了几声好。

    “好，好，我的身体还说得过去。”叶剑英连声说：“关于书记处人选的事，我担心你想不通，所以特意和你谈一谈。你看这十二名候选人怎么样啊?”

    华国锋笑着说：“叶帅，我一向非常尊重你，对你提的任何意见我都没有持过异议，我只是想提醒您，这十二名候选人中的年龄，没有一个比我小的，都比我大。”

    叶刽英哈哈大笑了：“是哟，是哟，这十二名人选，我和小平、陈云、先念都反复考虑了，他们比我们小。比你都大，正可以帮助你处理好日常工作，使你腾出足够的时间学习提高嘛。比如耀邦、紫阳，他们一党一政，都是你很好的左右手，都能为你独当一面。”

    华国锋心情稍微平静了些，不怎么像刚才那样烦躁了。私下里，他甚至开始在怀疑自己是否有点太过敏。现在看上去，无论邓小平还是叶剑英和陈云，都对自己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大概也是为了换取自己在会议桌上对他们提供关键性支持吧！但现在汪东兴等已经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政治局的人多数都在投靠邓小平他们，他们正牢固的掌握和扩大在中央全会上的多数票，他不得不为此而忍气吞气。

    “我对这些候选人不会有太多的意见，实际他们都在中央主持着一两个重要部门，成立起书记处也便于贯彻中央的精神。”

    “对，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叶剑英说：“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拿书记处来说，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都只有一票，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识大体，顾大局，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我的这些话，同样适合于我们的常委会和政治局。”

    “你放心，我会很好地服从中央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只是对个别人选我还有保留性的看法……”

    “那无伤大雅。”叶剑英轻轻弹着桌子说：“个别成员不合适，将来都可以调整嘛。不过，我看这里的成员，哪个也比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这些人强嘛。起码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跟林彪，'四人帮’搞到一起。这一点最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党的今后啊!”

    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

    中央全会的分组讨论并不都是文质彬彬的泛泛而谈，许多人在一些问题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许世友在骂起那几个辞职的人来，不乏一些庸俗下流词语。只有爱吹毛求疵的陈永贵在讲话时有所约束，尽管他的语调是酸溜溜的，他和他的支持者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想竭尽全力地抗争。

    华国锋感到不安了。

    这回轮到他主动地把陈永贵叫到自己家里，推心置腹地劝他要识时务，不要走得太远了。

    “永贵同志，你再不能坚持过去的那一系列主张了。”华国锋诚恳地说：“汪东兴他们硬碰硬顶，邓小平他们已经逼他们下台了。如果你们也离开政治局，那我就更是光杆司令了。”

    “华主席，难怪汪东兴跟我说，华主席要是连我们这些人都保不住，那他自身也是难保的。”

    “所以，我们只有让步。”华国锋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让步。”

    陈永贵哼了一声：“现在还谈什么四项原则，我看他们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农村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

    华国锋迟疑地说：“不能那样一概而论吧。据统计，去年全国粮食和油料、棉花、猪、牛、羊，禽蛋，蜂蜜、水果等都全面增了产嘛。全国粮食征购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一百零三亿斤，超额完成了任务呀。”

    “华主席，那只是现象。”陈永贵大声说：“现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农村社员们个个想的是发家致富，根本不考虑国家和集体，人心已经乱了。就拿山西和昔阳来说吧，许多地方和大队也顶不住从上到下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走。”

    “永贵同志，这话今后再不能讲了。”

    “可我讲的都是实话呀。”

    “是实话也不能再讲了。”华国锋很严肃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大局。现在的大局就是安定团结。没有这一点，什么也谈不到了。中央既然已经这么定了，依靠你、我的力量绝对拉不回来的。如果我们还像当初那样固执己见，只能作无谓的牺牲损失。怪我保不住拥护我的同志，是的，我已经力不从心了，永贵同志，我说句心里话，就连我自己，能不能保住还悬着里。”

    陈永贵的心猛地颤抖着，瞪着眼睛任凭泪水往下流，往下流。

    全会讨论过程中，最热烈的问题莫过于给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了。与会者纷纷发言，其踊跃程度是历次会议中少有的。

    许世友专门找到了陈锡联，拍着他的肩膀吼道：“你这位老兄，中央表态就表态嘛，为啥要和大多数人唱反调呢？革命干的好好的辞什么职?”

    “你以为我愿意?”陈锡联一脸懊丧相：“不辞不行啊!辞职实际上也是党中央的决定。”

    “你看看，你看看。”许世友压低声音说：“当初你跳得那么高时，我就跟你说过，现在是非常年头，不要乱跟人。”

    “跟华主席还能错了?”

    “他?我看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许世友神秘地说：“我叫人给他看过相，他不是什么真龙天子，他只是个门面皇帝，顶多也是三、五年的事。”

    “你就会开玩笑。”

    “骗你我是王八！”许世友挺认真地说：“华国锋这种主还能在政界混？一到顶马上就是大滑坡，这一滑就滑到沟底了。我看你还是急刹车，马上给小平同志写个检查，承认一下错误，也许还会站出来，或者这一次就不辞职了。”

    陈锡联苦笑了一声：“晚喽，一切都晚喽。不过我并不后悔。作为一个深受党的教育和毛主席教海几十年的干部，我很满足，总算我没有丢掉毛主席的这面旗帜。这一点，就是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安心些。”

    “你，太死心眼了。”

    “老兄，我没想到你这样的七尺汉子，竟在今天的场合说出了这么多的失败论调。”

    “这也都是事实。”

    陈锡联搂起许世友的肩膀说：“看来，我这个人还是没有远见，今后要派你来代理我，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学习。”

    “什么屁话，我还能取代你?你放心吧，绝对不会！”许世友说：“不过，你这样把权力拱手送人，我看是一种怯弱的表现吧。好了，我们今天不说那么多了。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到你府上拜访去!”

    这次会议对华国锋来说，却是非常轻松的，许多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基本上无需他多过问和插手，而他也懒得多过问，放手让胡耀邦等人去干。但是，大量的外事活动的材料和报告如同雪片似的向他堆积而来，有些外宾也得他出面接待，这样一来他便在深更半夜从床上拖了出来，被带上轿车直驶人民大会堂。

    那天，正是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和国际经济合部部长科尔内尔·布尔劳卡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代表团访华时，本来应由邓小平或李先念出面接待他们，但是推给了华国锋。

    看来，华国锋正是求之不得的。

    不管在党内他是多么不顺心，但在外宾面前他笑容满面，完全是一副无拘无束的乐天派神态。

    “我们对自一九七八年我同齐奥塞斯库同志会谈以来，中罗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华国锋说：“请你转达我对罗马尼亚党和政府及齐奥塞斯库本人的问候。”

    “主席阁下，近闻国外对中国党有了种种传闻，请问您是否能够证实一下他们的种种说法是否真实?”

    “敌人的造谣习以为常，请罗马尼亚同志大可不必信以为真。”华国锋说：“国外猜测中国党分这个派，那个派，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只有一派，那就是中国人民派！”

    “那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请您转告齐奥塞斯厍同志，我们党的最高层是团结的，政局是巩固的。可以说中国党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领导班子。”

    就在华国锋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两天后，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发表，公报指出：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并教育党员和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即将离京的罗马尼亚客人看到公报后，不禁对华国锋同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怀疑：究竟是这位中国党的主席对他们有所保密，还是他已对中国政局失去了控制?

    华国锋显然不想在人民面前造成这样的影响或认识，因而显得有些蹩脚和可笑。

    就在五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又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举行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

    华国锋在二十四日上午，代表中共中央就五中全会的各项议程作了说明，并征求意见。

    华国锋以当家人的口吻说：“文化大革命前，党有个很好的传统，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与党外同志协商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粉碎'四人帮’后，党恢复了这个传统。我们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所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让胡耀邦、赵紫阳二同志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们还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的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日常机构，打算让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由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

    这时，史良提问了：“请问华主席，中央全会能够通过或选上这些人吗?”

    “没多大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充分工作。”

    “那么，党的全会是否真正的民主?”

    “那是当然的。”

    “那为什么直抒自己意见的汪东兴等四人要被迫辞职?坚持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撤换不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干部是否矛盾?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汪东兴等四人辞职又是否相称?”

    华国锋这时打着哈欠说：“不矛盾，他们四个人的错误不仅仅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而是在历史上就犯有错误，这点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

    又有几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很直率地问道：“请问华主席，您是否在刘少奇问题上犯过错误?”

    华国锋脸一红，稍有不悦地说：“这不仅是我，而且整个党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从随同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手中接过一个本本，照本宣科地念道：“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都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回答。”

    直到公报发表后，参加这次座谈的一些精细的人发现，华国锋讲的，正是五中全会公报上的话，基本上一个字都没变。

    这，大概就是华国锋坚决服从中央决议，保留个人意见的一个注脚吧。

老杨

四十七、华汪空谈误战机 众人议定换总理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机要都是具有毕生经验的高级公务人员，必要时可以让他们知道中央的最高机密；他们必须是这样的，他们经手处理那些可以使政治局成员倒台的信息和材料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向任何有关的人泄露。所以，有许多这个部门发生的事，或许海外都传遍了，但那个部门可能一无所知。

    全会即将进入选举和表决时，胡耀邦前来请示华国锋：“最后这几天的会议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应不应该参加?”

    “我看应该。小平他们的意见呢?”

    “我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胡耀邦显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华国锋。其实，他已经和其他几位副主席都达成了共识，不准备让这四个人参加最后的表决。

    华国锋说：“那样不好吧，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的中央委员资格取消呀。中央委员是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出来，不让人家参加他们心服吗？”

    邓小平听了胡耀邦的汇报，表情冷漠地说：“那就让他们参加吧，无非他们来了不投我们的票嘛。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选举过不了半数。”

    尽管中央办公厅给汪东兴等人发出通知，但除了陈锡联外，其他三个人都请了病假，拒绝了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华国锋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两遍关于汪东兴生病的纸片。他第一次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对自己助手的怜悯之中。过去他不记得对任何犯错误的人产生过什么同情。汪东兴与其说是犯有错误的罪人，不如说他才是一个真正坚持毛泽东路线的英雄，华国锋心里想。

    全会结束后，他调了一部车，专程赶到汪东兴家里来看望他。

    汪东兴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他显得闷闷不乐，头上的白发好像突然增加了许多，脸上、额上的皱纹也突出地醒目了。

    “身体不适了？”华国锋问。

    “主要是生气所致，血压总是降不下来。”

    “莫要激动，过几年也许会好的，形势会有转机的。”

    “几个决议全部通过了吧?”

    “全部通过了，当然有不少人投了反对票，但正如你预料的，我们根本扭不过乾坤来。”

    汪东兴苦笑了：“晚喽！当初该扭转的时候你不扭，到现在一切都晚了，真可惜，我们辛辛苦苦栽出来的桃子，到成熟季节时却吃不上了，被人家摘走了。”

    “想开些，不要过分伤心，花开自有花落日，蓄芳待来年嘛。这是一位同志捎给我的一句话，我把它再送给你吧。”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要有所准备，邓小平并不会到此止步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使你下台，好完成他们清洗得一干二净的天下。”

    “会这样吗?”

    “哼，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目内无君子。这句话，我算服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遭遇倒无所谓了，担心的是你！”

    “可是，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他们还敢在大会上把我选下去?未必吧!”

    “十二大什么时候召开?”

    “还没有最后确定。”

    “确定了由你作政治工作报告吗?”

    “还没有。”华国锋不以为然地说：“这些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二大的主要议程是：(一)党的工作报告，(二)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三)修改党章；(四)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纲要；（五）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名额为一千六百名。按代表人数十分之一的比例选举候补代表，以备选举代表缺额。”

    汪东兴皱着眉头听完，深思地说：“从表面上看，丝毫没有动你的迹象。但从措施上看，每一条都是冲着你制定的。就像当年毛主席为了对付林彪，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为什么邓小平他扪要取消'四大’?害怕群众，害怕真理的传播。将来好镇压人民的反抗嘛。因为他可以控制宣传舆论工具，但控制不了人民群众中的'四大’武器。他想剥夺人民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后一点自由，华主席啊，你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就……”

    华国锋感到恐惧了。汪东兴伸手拉住他的手时，发现他正在哆嗦，便安慰地说：“不要怕，我这里绝对安全，不会出问题的。”

    “不过说话要注意，隔墙有耳啊!”

    “我已经让人作了彻底检查，我这里的人也绝对可靠，不会有人出卖我的。”华国锋有些焦躁不安了。他似乎后悔贸然来看望汪东兴，总觉得他巳变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一个足以能够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的危险分子。他戴上了他那副茶色眼镜，这样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那忐忑不安情绪。透过镜片，他郁郁寡欢地凝视着汪东兴。华国锋想离开他，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对自己又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使自己又不能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愿意存有一线希望，他也许可以为自己出其不意地提供一些好的可行方案。最后，自己拿定主意，听完他讲的全部意见。

    汪东兴瞪大着眼睛透过桔黄的灯光呆呆地望着华国锋，而华国锋已经从艨胧的灯光下瞥见了他脸上的泪痕。

    “东兴同志，我想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邓小平也只不过是满足把一些老同志解放出来，给他们重新工作的机会。现在他们如愿以偿，该让步的我全都让步了。他还要怎样呢?”

    “有什么根据?”

    “这是邓小平亲口跟我说的。”

    “你就那么相信他?”

    “他再三说他是不会失言的。”华国锋坦率地说道：“他希望我和他互相帮忙。”

    “那好，我找出来一件东西，我让你看一看也许会对你有些启发。”汪东兴说完起来，走到他的文件柜旁，打开那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绐华国锋说：“你再仔细看看吧!”

    华国锋打开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文件》第十四号，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文件里附着一封邓小平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这么两段话，汪东兴用红铅笔勾划出来，使华国锋一口气看完了：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求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出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

    华国锋恍恍然好象作了一场梦。他那一只拿文件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你看到了吧？”汪东兴说：“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邓小平。他写检查，不过是个手段，当他用这套手段欺骗了毛主席后，紧跟着就来搞右倾翻案。同样，他在第二次被打倒以后，也给你写信，也是首先来段假检讨，他现在起劲地搞的那些东西，不都是当年他检查中口口声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玩艺吗？”

    “这些我都知道了，我也看到了。”华国锋大声说：“但是你说该怎么办呢？”

    “和他们斗。”

    “斗得过吗？怎么斗？让他们把我们统统赶下台？那才叫斗吗？”

    汪东兴一下子哑口无言了。

    华国锋像是一度克服了他对下一步命运的恐惧，不再害怕作为一个什么问题被揭露出来，不再害怕被捕的后果，如果他遭受失败。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相当平稳的了。也仅仅是此时此刻。

    汪东兴好像刚刚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幼稚可笑。以为在会上唱唱高调就是坚持原则，就是捍卫毛泽东旗帜哪。现在看来，政治家的成绩是在于他的效果，而不在于他的口号和宣言。

    他站在自己的门口看着华国锋上了轿车离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华国锋请他干的，他都干，他不管是代谁受过，是代毛泽东，还是华国锋，还是他自己，反正他自己已经被赶出了中央政治局，失去了那个最令人兴奋和追求的位置，现在只有他华国锋似乎还在中央的最高交椅上合情合理地稳坐着，但是他已不能保护别人和自己了，除非时局和政局再发生根本的变化。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到十二点整，该是午夜了。

    汪东兴感到腹部的肌肉紧缩一团，神经末梢处于紧张状态了。每当他考虑完一个重大事件而找不到最好的办法或措施时，他都会有这种感觉。

    赵紫阳告别了工作过五个年头并为他嬴得了巨大声誉的四川省，正式到中央工作，从眼下看，他已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了中央书记处，等待着他的是灿烂的前程。

    但是政治前途往往是难以绝对预料的。它好像是由五颜六色光环组织而成的漫长路程，有着诱人的奇香，也有着险象横生的陷阱；有着如花似玉般的美女招手，也有潜伏很深的毒蛇和猛兽的窥测；当那里一片欢声笑浯朝你迎来时，早已瞄准好你的枪口已经喷火了。你能否胜利？能否衷心得到一切？取决于你的头脑是否敏捷，意志是否刚毅，手段是否得当，本领是否高强……

    当他接到邓小平的电话召唤时，并不感到奇怪。他甚至连准备都没有准备一下就上了轿车，吩咐司机直达邓小平住地。

    邓小平在家里和万里、韦国清、还有另一个人打桥牌。他正玩到兴头上，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不时地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珠。见赵紫阳进来只是略微点点头：“来了，好，请坐吧，呆一会耀邦同志也来。”

    正说着，胡耀邦也进来了：“好哇，你们娱乐得正带劲，把我给漏下了。”

    万里起身让座：“来来，请总书记上阵和小平同志干几盘。”

    邓小平连忙拉着万里坐下：“不用他，不用他，他是臭牌手，干工作还可以，打桥牌是个永远毕业不了的小学生。”

    韦国清也让赵紫阳：“请你上来打—阵。”

    赵紫阳忙摆手；“不行，不行，我和耀邦同志差不多，也是臭牌手，是常输将军。”

    满桌哄笑。

    邓小平说：“紫阳同志治邦是高手，打桥牌是低能儿。能文武兼备才行哪。他是我们四川的大救星。短短几年，把我那个多灾多难的家乡改变了面貌，不简单哪。他和纪登奎是同乡，一个要跟极左攀亲。所以我们只好选了紫阳同志了。”

    众人又是大笑不止。

    “你们说一说，紫阳同志干什么工作比较合适啊？”邓小平一边打牌一边和人们谈工作，竟毫不分散精神，使胡耀邦、赵紫阳惊讶不已。

    万里说：“我看让紫阳当国务院总理最合适，别再让华国锋兼着了，他有何德何能胜任三职呢！”

    胡耀邦说：“万里同志的意见很好，华国锋不能一身兼数职了。其实他过去是把工作交给纪登奎干的。现在应该交给合适的人干，紫阳就最有条件。”

    邓小平笑了：“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啊。紫阳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刚到中央，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还是熟悉一段时间后再定吧。”赵紫阳说：“要干还是先干副总理。”

    邓小平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早就和叶剑英同志交换意见，这个总理的人选非你莫属。要不是打算让你挑总理这副担子，还不选你当常委呢。”

    赵紫阳看到了胡耀邦使过来的眼色，马上改了口：“好，既然小平同志信任，我就决不辜负小平同志的信任。接受这副担子干吧。大概还得人大常委会任命吧。”

    邓小平一边打着牌一边说：“先上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下来后立即上任。然后再上人大常委会追任。下次人大会议，还要讨论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一条。你们看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热闹吧？”

    “热闹好嘛！”胡耀邦说：“干革命就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如果总是死气沉沉的叫人喘不过气来，还不把人憋死了吗？”

    邓小平笑道：“耀邦就是爱热闹。”

    就这么坐了两、三个小时，都是海阔天空般地闲聊漫扯。

    赵紫阳和胡耀邦渐渐地坐不住了。当他们瞅准邓小平正全神贯注地与万里一睹输赢时，乘势告辞而出。

    这时，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赵紫阳如释重负地说：“一件大事就这么定了吗？”

    “也可以说是定了。”

    “华主席那里能通过吗？”

    “他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胡耀邦说，“此事已经由不得他了。”

    “他已成了空架子了？”

    “莫非他还想当货真价实了？”

    “将来怎么给他个结论呢？”

    “识相点，自动辞职。”胡耀邦说：“不然只能被全会选下去。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不是用这种手段对付过刘少奇吗？我们如法炮制就是了。”

    赵紫阳说：“这个问题总得上会呀 ！”

    “你放心，小平同志很快会有安排的。”胡耀邦估计得一点没有错。不出三天，政治局常委会就在怀仁堂小会议室里举行了。那天傍晚七点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漂浮在天空中的云彩，正在逐渐改变着颜色，淡灰色的薄雾笼罩了中南海，那里的华灯一下子都亮了。

    华国锋临开会的前两个小时，才由李先念给他讲述了要准备研究的议程。看样子，他很窝火，满脸不情愿的样子，问道：“改变总理要经人大常委会讨论批准，我们这样干合适吗？”

    李先念说：“你别急，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不动嘛，老同志的意见也是为了使你腾出时间来好学点东西，重点抓全面工作，又没有别的意思，你着什么急？”

    一直到开会的时候，华国锋的眼睛还是戒备十足地瞅瞅叶剑英，又看看陈云，最后扫了一遍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李先念，以平抑的声调说：“五中全会既然已经定下了许多任务，我们还是分头落实为好，不能老开会，整天埋在会议堆里并不好。”

    “有些问题总得决定嘛。”邓小平说。

    “是啊，有些大事不开会怎么能行呢？你是党中央主席，总得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嘛。”陈云说。

    叶剑英说；“五中全会的公报一发表，立刻受到了全党全国的热烈拥护。我看了不少报告，大家都反映中央五中全会开得及时，开得果断，对那四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处理也比较适当，符合安定团结的大局，也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下一步是考虑如何使常委们更好地分工，以便发挥每个同志的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华主席不宜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把这个职务让给更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那么，谁更合适呢？”华国锋问。

    邓小平马上回答：“我看赵紫阳同志就比较合适。”

    华国锋显然已经有了准备，他冷冷地说：“如果大家一致同意，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不过这总理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吧，对不对？对外我还是名义上的总理，对内由紫阳同志全部负责。这样，工作搞得好与坏，我不再负责任了，也省得人们说三道四。”

    “这样说话总不合适嘛。”陈云说：“你毕竟还是党的主席，工作大家是分头干，班子里你是班长嘛。党中央主席不宜再兼国家总理，这早已是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为什么毛主席要在五十年代末死活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就是为党、政分开，腾出主要的精力来学习、来抓中心工作，也就是他常说的国内外大事。现在，常委们都一致希望华主席能尽快熟悉中央和国内外一切大事的决策过程，多积累一些经验，避免走弯路和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所以都要尽可能地为你分担些工作。这是好意。”

    邓小平说：“这的确是好意。”

    胡耀邦说：“这的确是好意。”

    胡耀邦说：“自从党的三中会会以来，中央的班子一直实行着分工合作，集体领导的原则，所以各项工作一直进行得不错。我希望华主席还是能和大家继续团结下去……”

    话语里隐含着另一层意思。

    华国锋的胸膛里感到了一种痛苦，像是有一只巨大的铁锤在猛击心头。他指头松弛了下来，两手托在桌子上。他喝了两口茶水，稳了稳情绪，睁开眼睛，低沉地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会和大家很好地团结在一起的，也会很好地遵守党的纪律的。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么怎好就怎么办吧。”

    赵紫阳暂代国务院总理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是在对外宣传上，华国锋依然是总理。三月九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来华访问，华国锋以总理的名义，在耿飚、姬鹏飞副总理的陪同下冒雨到机场迎接。

    欢迎仪式结束后，华国锋在钓鱼台国宾馆休息时，和姬鹏飞随便聊起来。

    “你看我担任总理这一段来怎么样？”

    “很好，你的作风很民主，大家很佩服你。”姬鹏飞说：“当初乔冠华不服气你，在刚刚粉碎了'四人帮’时说过，在你手下当外交部长好比是'陪太子读书’。现在他很后悔，说：'没想到华主席抓治国安邦还有那么多的办法，看来毛主席这个接班人选得对，毛主席的确有眼力。’连乔冠华都佩服了，这说明你的确得人心。”

    华国锋苦笑一声：“唉，说什么话的人都有，由他们去吧。对了，过一段我想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你看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抓党的中心工作呀？”

    “我看不必。你在中央常委中是最年轻的。按照常委的分工原则，你应该在一线抓实际工作，兼任总理，更可以多接触些实际工作，便于积累、总结和实践管理国家的经验。所以，我建议还是兼个五、六年以后再逐步退到二线去。现在书记处的同志的年龄都比你大，这不是好现象，还应多培养—些年轻人嘛。”

    “你把你的意见整理一下，给我好不好？”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另外一次有外事活动的场合，姬鹏飞把一份他指示写的书面意见交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很快作了批示，发表在只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的《情况汇报》上，然后他又亲自去西山找叶剑英。

    “叶帅，”华国锋殷切地说：“中央这块摊子我想来想去，还得你老人家挂帅呢？”

    “不行，我老了。我早就要求把我的名字排到邓小平同志后面去，你们不答应。现在，我还是再一次希望，中央能让我退休。”

    “不，不。你老人家还是应该发挥大的作用才好呢。”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一次提出应由你来挂帅，你却要让我干，我干了这么三、四年后，有人又不大喜欢我干了，在关键时刻我希望叶帅能帮助我、支持我，没有你当后盾，我非垮掉不可。”

    “你看你，怎么又讲这个话呢？小平同志不是很支持你吗？有他帮助你当军师，你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得了。我不行了，老了。”叶剑英说：“特别是这一段来，我有明显地苍老之感，手脚也不那么灵便了，记忆力不好使了，所以我一直想往下退。你有事还是多找小平、陈云、先念他们谈为好。”

    华国锋有点奇怪，为什么叶剑英要摆出这样的姿态呢？

    “叶帅，选拔接班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这有一个逐步交接的过程。在书记处这些成员中，我的年龄和他们相比，我是最年轻的。”

    “是吗？”

    “是的，所以我一直想，总理这个职务我还是再兼几年比较好，这样对我也是一个锻炼。我的身体总比他们好一些嘛。”

    叶剑英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华国锋看见他满是寿斑的脸上露出极其复杂的笑容：“华主席，我看不要再变了，常委们已经决定的事何必再推翻呢？将来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见马克思后，中国还不是你们说了算！”

    华国锋又糊涂了。

老杨

四十八 少奇平反舆论先行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季节，万物获得了生命的力量，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当春雨淅淅沥沥的笼罩了北京城区时，人们能够略感残冬的寒意。但那含苞待放的迎春花，毕竟已经吐出了它那特有的奇香，在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着，飘荡着……

    按照胡耀邦的精心设计，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舆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着。

    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署名为“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并由胡耀邦审定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这是在全国、全世界第一次公开为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三月十六日下午，华国锋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聪明正副会长访华团时，古井喜实很有兴趣地向他询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并指那张报纸问：“当时的真相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出入吗？”

    华国锋说：“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我党的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见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和上次相同的位置，又发表了《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的长篇文章，编者按又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

    三月十八日下午，华国锋会见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长恩加访华之前，还在一字—句地看这篇文章，他问随行人员：“编者按是谁写的？”

    “不知道。”

    “告诉他们，不要写得太过分了。写的越实事求是，越能赢得人们的同情，过则适得其反。”华国锋摘下眼镜，略显不满地说。

    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文章，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恶劣的东北，同其他同志一起，发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刘少奇同志是被捕过，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反动派的法院只得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的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团省委工作的杜兰亭被捕叛变而造成的，刘少奇那时已由党中央调回到上海工作。林彪、江青等一伙用移花接木、逼供伪造等卑鄙手段，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完全是蓄意栽脏。”

    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完全推倒了原来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

    为此，胡耀邦很得意。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华国锋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接见出席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们到休息大厅时，胡耀邦已经在那里了。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华国锋应付道；“好，好，很好！”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以几百万、几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了三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打倒了。”胡耀邦兴奋地说。

    哼，要不是中央的权力发生变化，你们三篇文章顶个屁！华国锋心里愤然不平地骂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臭的可以说成香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这里面的奥秘实在难以说得清啊！

    其实，华国锋心里完全清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正是毛泽东。

    那还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华国锋，听他汇报关于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几次提到了刘少奇；“我那位对头在湖南臭不臭啊?”

    华国锋说：“早已批得臭不可闻。湖南人民决心把刘少奇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说：“刘少奇不是我们人为地能够批倒的。历史上几次被捕，出来得都不那么光明，向敌人求活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叛徒啊!以后钻进共产党内，充当内奸、工贼。他的情况，过去我们都不晓得，是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

    “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华国锋说：“刘少奇钻进党内隐瞒了这么多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想到这些，华国锋头上汗珠忍不住冒了出来。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彭真等人也陆续来了。胡耀邦问道：“正好小平和华主席都在，你们看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什么时候开比较好呀？”

    “莫慌，莫慌，”邓小平笑着摆手：“现在舆论还没有造成声势嘛。继续发表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先分清是非嘛。追悼大会不过是个形式，而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让大家都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嘛。”

    于是，从四月份起，《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为刘少奇辩白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薄一波写的回忆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批准出狱的文章《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等文章都起了重要作用。

    四月上旬，在研究讨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耀邦又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问题。

    华国锋说：“追悼大会只按一般规格就行了，不必再下半旗，像刚刚死去的国家元首那样，因为这毕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嘛。”

    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要组成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地点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其气势要和周总理的规模一样。我们既为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只好收回自己的看法。

    “悼词由谁来致好呢?”胡耀邦又向。

    按理应该由华国锋致，他是中共中央主席，无论从地位和影响，由他出面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很想推掉这份殊荣，主动地提出：“我看这个会议应由剑英主持，小平致词。他是国家主席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大会完全是最高级别的。”

    陈云看出了华国锋的用意，就说：“少奇同志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嘛。由你主持追悼大会最合适。至于悼词，我倒同意华主席的意见，就由小平同志来致。你这个当年少奇司令部里的副帅给主帅致词，情理上也说得过去嘛，对不对?”

    最后这几句开玩笑的话，把刚才的不悦气氛为之一扫，几位常委的发言又都活跃起来了。

    “我主张再写一篇《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文章。”胡耀邦说：“彻底批判和消除人们中好像刘少奇平反，就是否定毛主席的。”

    常委们一致赞成。

    唯有华国锋心里觉得好笑：“他们明明是在否定毛泽东，还偏偏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这还不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想好好地大笑一顿，但不敢，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自己。

    就连邓小平也没有估计到：他关于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的建议，会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受到了一致的响应。

    四月八日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史良、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一进休息室，早已恭候在那里有叶剑英、聂荣臻、乌兰夫、韦国清、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等人都站起来迎接，向早已杜门谢客、在家静养的一代巾帼领袖宋庆龄问候。

    “听说要修改宪法，这是大事，我不能不来啊！”

    宋庆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仍是体态丰盈饱满，面容端庄雅典，身穿短衫旗袍，一举一动都显示着特有的魅力。

    叶剑英说：“取消公民的四大权利，正是为了保护公民们的基本权利啊！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有不少代表个别或联名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这条条文中有关'四大’的提案，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许多委员在讨论'西单民主墙’时又提出了这条要求。所以，在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我们正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希望大家认真审议作出决定。”

    宋庆龄点点头：“这是大事，应该好好讨论啊!当初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讨论修改宪法的时候，我就向毛主席提出，应该制定一部科学的、能够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法来作为国家的支柱，不能老是修改，改来改去，都会把人搞糊涂。”

    彭真说：“是不能随便修改，老是修改根本大法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不稳定的集中表现嘛。”

    但是提到大字报这些形式时，许多人大常委都纷纷摇头，认为那不是什么发扬民主的好办法。

    这并不奇怪。

    许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受过冲击。一夜之间“打倒”、“火烧”的大标语、大字报就像巨雷震耳欲聋般地铺天盖地而来，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夸大其词，甚至“揭隐私”、“捕秘密”、怎样耸人听闻，大字报的作者就怎样写。而且大多数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不署名，有时写一些“打鬼队”、“捉狗组”等来无踪、去无影的名字，叫你如坠烟雾之中，骤然感到暴雨如注，积水成渠，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辩解，刹那间一个人的名誉遭到损害，各种污蔑倾盆而渲泻，大多数委员们都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很快引起了共鸣。

    史良说：“前一段，我的孩子一没事就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带回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传说，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这下好了，人大常委会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他们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同一些被他们称之为“不三不四的人”展开斗争了。

    会议展开正式讨论时，气氛大振，空前的活跃。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不住地理着灰白的头发，引经据典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取消'四大’完全必要，第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证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有人搞了'四大’，我们自己却搞不了'四大’，”彭真插话说：“他们一开头气势汹汹，就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搞到了不平等的地位上，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呢?”

    “第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杨秀峰说：“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帜，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坏人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魏京生之流就是这样干的……”

    “对！魏京生钻的正是'四大’的空子。”

    “我发现，凡是别有用心的人都善于利用'四大’，倒是安分守己的人不会利用。”

    “阴谋家总是利用此来作文章的!”

    与会委员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

    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仍在发表着他的意见：“第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第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他一边讲，一边举例子，使不少委员为他所说服，纷纷点头称是。

    胡愈之说：“我看'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从实践上看，它不但不利于发扬民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被利用来搞所谓大民主，宪法被践踏，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实践上看，'四大’实际上是野心家、阴谋家整好人的工具，是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四块石头，四根铁棍子。实践证明，搞'四大’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到保证，”李瑞环也说：“大家忙着搞'四大’，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业务、生产，势必使生产受到破坏。林彪、'四人帮’利用'四大’制造派性，天天大吵大闹、大批判、大围攻，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

    袁雪芬也说：“我们那个地区，有的人现在还在利用大字报扰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搞四化，我们还是应该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彭真主持。

    宋庆龄等人以“身体不适”为名请了假，没有参加大会。

    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权利中“四大”的条交的议案。

    同时，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副总理的职务。并决定，接受吴德辞去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请求并报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追认。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的当天便详细听到了彭真，韦国清的汇报，

    他问：“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各项议案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她说她尊重大多数委员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不想过多地介入党派之争和政治漩涡。”

    邓小平笑了笑：“看来不少民主党派都有相同的态度。殊不知我们党内的每一个风波都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韦国清说：“委员们都对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的辞职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当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把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大家后，委员们也就理解了。”

    邓小平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了陈云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五中全会上的一段话，越想越觉得他很有远见。陈云在提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职时说：“我同意他们提出的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当时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查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完不了也只好暂算完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应该说，陈云的意见还是得人心的。

老杨

四十九、吴德离政坛清闲无聊 少奇追悼会庄严隆重


    吴德辞职以后，就呆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开始很不习惯这种闲散的生活，总觉得很无聊。总想出去走走，拜访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但他想到了后果，还是忍住了。他懂得“背后活动”的含义是什么，一旦背上了这个名声，他就是浑身是嘴也很难说清了。

    他每天看报纸，看文件，看小说，逐渐地有所习惯。他真正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含义。

    那天，他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出来后，在广场东侧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身影。他们周围再没有什么行人。他忍不住走到她的跟前，已是四十岁的人了，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戴着一副眼镜，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哀伤。她也发现了他，两个人相互凝视了有好几秒钟的时间。

    确实无话可说，他只说了声她的名字：“李讷！”

    她后退一步，回报一声：“这不就是吴德吗？”

    “一晃几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到现在你才想起我来了？我过得怎样你又能怎样呢？你能给我什么帮助？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

    如同泼了一瓢凉水，吴德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眼看着她远远地离去。是的，在她眼里，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像夹缝中的人，双方都不信任他，都把他看作异己。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受到了政治家的孤独的滋味。四月三十日晚上，吴德孤苦伶仃地坐在家里看电视，屏幕上的那一切至今使他留念。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庆祝五一的联欢。

    华国锋由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人陪同，走进联欢会场时，两旁的观众起立鼓掌，表示他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景仰之情。唉，人们永远是为在台上掌权的人欢呼鼓掌的，不管是谁只要今朝有权，就会为他大唱赞歌，一旦他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马上就会变成千夫所指。

    他从屏幕上看到了彭真的形象，感慨万千，涌上了一股酸甜苦辣的滋味。

    当初彭真被打倒之后，见了他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连说话都显示出屈从的样子。现在他还是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跟华国锋谈话也不是那种拘禁受约束了，而是显得轻松自在。倒是华国锋好像受到了限制，连鼓掌的架子都感到别扭。

    吴德从电视上获悉，叶剑英、李先念二十九日在广州和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联欢晚会。许世友、李德生也分别在南京、沈阳同群众一起参加庆祝活动。如此详细地报道政治局委员们参加五一纪念活动的消息，与被冷落在一边的他们四个人的下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无聊的时候，他走到院子里散步。或者抬起头，天上密密麻麻和地上的灯火一样的星星。有时，他发现天上的星星活了，一颗、二颗、三颗，明晃晃、金灿灿地跳动着，好像睁开了快活的眼睛。四颗、五颗、六颗，看他们挤挤挨挨，排成长队，也像怕孤单的样子。此时他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首长，华主席来看你了！”

    “真的?”吴德一跃而起，几乎是一溜小跑地来到他家客厅。华国锋已经脱下外衣，正在客厅里看墙上悬挂着的照片。

    “华主席，你好!”吴德恭敬地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电视上注意着你的身体，你比以前明显地瘦了。”

    “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这一段，我总看见你忙。”

    “政治局常委分工，让我主管外事工作。我又是接见外宾，举行会谈，又要去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同志的葬礼，回来时又视察了吐鲁番盆地，所以工作很紧凑，我自己也感到很累。”

    “邓小平他们在干什么?”

    “准备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还要准备起草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将来六中全会的文件通过。他们的关注点全部放在国内，尤其是军队。”

    “那是实权啊！”

    “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是我毫无办法。”华国锋说：“上个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但韦国清在讲话时，只提邓小平而不提我。很明显是在排挤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华国锋说：“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离不了你们!你们离开中央后，我自己觉得特别孤独，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预兆。”

    “唉，我们也没办法。”

    “你能不能也学邓小平他们，给我和中央写个检查，承认你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求重新站出来工作呢?”华国锋突然说。

    “那能起什么作用呢?”

    华国锋说：“我最近看了不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帅、赵紫阳、胡耀邦、彭真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检查。他们那时为了减少损失，写了不少认识自己错误和罪行的话，赵紫阳甚至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批判，这对我是大有好处的，是起了革命的促进作用了。至于邓小平更是口口声声叫嚷'永不翻案’。结果是一上台就翻案。”

    吴德笑了：“这叫什么?”他见华国锋不答话，就自己接着说：“这就是毛主席常常说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们这样对待党，也在时刻想着别人用这种手段付他们。所以，就算我们的检查写得再好，邓也不会再把我们请政治局去了。”

    “到时我可以说话呀!”

    “到时恐怕你自己也保不住了。”吴德似乎很痛心地说：“如果你的地位能保住，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华主席，现在不是为我们考虑的时候，而是我们为你多考虑地时候呵!”

    这话在华国锋听了，就像天上的惊雷一样响亮。

    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定于八零年五月十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要求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了由党政军群等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社论。社论说：“对刘少奇同志作不公正的判断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曾经进行得非常广泛，非常持久。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以平反、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了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中央宁可承担可能由此产生的某些风险，也不能不下决心为刘少奇平反……”

    这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和立场。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在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法律手段后，没有多少人会冒着风险来在这些与他们切身利益看来似乎关连不大的问题上说三道四。早在追悼会前不久，《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刊集中篇幅发表了不少刘少奇的照片，并介绍在文革期间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许多群众的事迹，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就是明显的例证。

    到了五月十七日下午，整个天安门广场是罩上了一片哀悼气氛，五星红旗低垂，一万余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代表和各部门领导，都胸佩白花，臂缠黑纱，缓慢地步入人民大会堂。大概是由于时过境迁的缘故吧，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并没有四年前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那种悲痛欲绝、哭声震天的气氛，不少人若无其事，甚至面带笑容地东张西望，还有些人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万人大礼堂的正门口，悬挂黑纱制成的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会场主席台正中，安放着刘少奇的大幅遗像。遗像前摆着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周围摆满了松柏和长青树。

    两旁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圈。

    王光美的花圈，放在骨灰盒的前面。

    一切就序后，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从休息室慢慢地走出来，站在主席台的前面。

    华国锋沉着脸，扫视了一遍会场的情形。除了邓小平、彭真等人老泪纵横外，他看不出有多少人是从内心感到悲痛。下午四时，他以低沉的音调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在哀乐声中，全体与会者肃然默哀三分钟。乐队奏国歌。

    接着，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永贵也参加了追悼会。当他接到通知时，多少感到了一些惊奇。他已被冷落了一段时间了，甚至连华国锋也不是那么频繁地和他见面了。他们见一次面，也很难了。

    在大厅里，他和薄一波碰面了。

    “永贵同志，这一段认识有提高吗？”

    “有提高，我还在继续学习，也要准备好好检查。”

    “那好，我们党总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留出路的。我们不会像林彪、'四人帮’那样，一整人就非要把人整死不可。”

    陈永贵想到，这只老狐狸十分清楚，我这个农民副总理对他已经没有半点用处了，所以他的言行已经带出浓厚的教训人的味道。看来，我也得辞职，这倒无所谓，我本就是农民，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大不了再回大寨种我的地，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自我安慰着。

    邓小平的悼词已接近尾声了：

    “刘少奇同志是—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念到这里时，华国锋想抿嘴笑：既然把刘少奇说的这么高，这么有远见，难道他就不会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他要有一场陷入灭顶之灾的厄运？为什么不采取有效的手段阻止这场灾难或厄运？说来说去，他还是不行！他远远比不上毛泽东！

    邓小平继续用悲痛的音调说道：“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这时，站在刘少奇遗像下的王光美己经泣不成声了。她由她的几个子女们搀扶着，从这种最高资格的追悼大会里，得到了一种安慰。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好象恶梦刚刚过去，一场新的生活只是刚刚开始……

    “敬爱的刘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难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致悼词以后，华国锋又带领与会者向刘少奇遗像三鞠躬。乐队奏国际歌。这时，华国锋等领导人排着长队，按秩序到王光美及亲属跟前，同他们握手表示慰问。

    “光美同志，请您节哀。”

    “华主席，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以后，已经挺过来了，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我们。”

    华国锋听了，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弄不明白她想的什么，但他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

    王光美和邓小平握手时，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中国革命离不了你。”邓小平深切地凝望了她一眼，说：“是喜事，是胜利！”

    彭真握住王光美的手时，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人到老反而特别易动感情，一遇激动的事就掉泪。

    转到陈永贵和王光美握手时，他只略微碰了—下便离开了。他这时才正眼瞧了王光美一眼。唉，原来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为什么要把她说得那么可怕，那么歹毒，那么十恶不赦呢？唉唉，这个舆论工具呀，真能把人造成鬼，也能把鬼揑成人！离开好远了，他还忘记不了他的手指和她那双冰冻的手相触的瞬间的感觉。

    据王光美传出话来，刘少奇生前有遗言，他们骨灰将撒在祖国的大海里。

    追悼会结束，人们缓缓地离开人民大会堂后，天上那颗红红的太阳，也像火球似的滚下了西边，晚霞映得天那一边分外好看，那云彩似五色鲜艳的衣裙，给细心观赏的人们留下无穷的怀念和思索。

老杨

五十 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 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


    号称“党内一文笔”的胡乔木，写文章的确很快，他和邓力群分工合作，很快就写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

    肩负起草这个文件的任务，是邓小平亲自交给他们的。还在元旦刚过，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说：“现在党内的思想非常混乱，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所谓的各次路线斗争看法很乱。我们需要起草一个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就像你在抗战即将结束时执笔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提起二十五年前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是最使胡乔木感到难得骄傲的得意之作。尽管那是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的，但他毕竟是执笔人，那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决议》的每—字、每—句，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的思索，他的判断。有一次，毛泽东和他开玩笑说：“你手中这支笔厉害啊，是董狐、司马迁的手笔，是在给我们党的历史当法官呀！”从此一些中央领导人见了他，就和他开玩笑，叫他“历史法官”。

    胡乔木把这当作了自己的光荣。建国后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个人专著，再一次声名大振。

    毛泽东对他的政治文笔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不时地帮他修改文章，甚至对他的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连江青都感到嫉妒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在胡乔木也参加的一次会上，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你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一回，是邓小平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所以，我主张你们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在提到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着指头说：“现在该怎么看这十次路线斗争呢？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不是路线斗争，而是革命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

    邓小平点着头说：“陈独秀、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一向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胡耀邦说：”那次会议上提出要搞党的历史决议时，华国锋提出要由他挂帅。我马上就顶他：你没资格，不是说地位上不够格，而是资历上没条件。你对党的历史知道多少？党的最高层斗争你参加了多少？没有亲身经历，你怎么能有发言权？所以你挂不了帅，在这些方面，只有小平同志能胜任。我们希望小平同志能讲一讲党的历史，特别讲一讲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那些事。”

    邓小平笑着点着香烟，那副神情就像回味历史的情趣似的，慢悠悠地讲起来：“除了我们这几次所谓路线斗争，都证明是毛泽东同志错了外，其他的还要再思考。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那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话：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的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他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邓力群说：“对这些问题怎么定都可以，起码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因为高岗事件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事件都很生疏。”

    胡乔木也说：“关键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开始……”

    “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将右手使劲往下一拍，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很大的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我看，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胡耀邦说：“这些也好办。我怕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华主席是主张三七开的，中央政治局内也有人主张四六开，或者是对半开。”

邓小平额上那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革中踩着别的肩膀往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资本，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什么功劳似的，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

胡乔木沉思了—下说：“那得从理论上找原因，找根据。要有分析、有步骤地说明文革的错误，否则太突然了，全党不那么好接受。”

    “那倒也是。”胡耀邦也点头。

    邓小平说：“那就是你们秀才们的事了。你们可以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胡耀邦说：“还是你来提供历史事实啊！”

邓小平想来想说：“那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左’的路线有一个发展到恶性膨胀的过程。”
    “这个‘左’的过程是从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开始的吧？”邓力群说。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一又香咽，反问—句：“你们看呢？”显然他已有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所以等他们都点头默认后，自己又发表了一番高论：

    “如果要准确地划分毛泽东同志犯左倾错误的时期，就要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到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党和毛泽东同志也想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欣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就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指示，江青那套陆续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两个独立王国。到文化大革命就更没法收拾了，他离谱更远了。”

    胡乔木听了这些谈话，认为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错误。以后，邓小平又陆续把他们找去，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他到了晚年，确是思想不那么一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对毛泽东的错误，—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这些，也就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

    胡乔木和他的写作班子钻进了中央内部的档案室，调看了大批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机密文件，一次又一次在修改起草他的草案。他和邓力群、胡耀邦不断地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不已。

    “我们就是让毛泽东和毛泽东打架，让过去的毛泽东否定后来的毛泽东。”邓力群说：“这种写文章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此，既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也让凡是派看到我们还是恢复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

    胡耀邦则说：“我们的决议并不仅仅是给凡是派们看的，而是要统一全党的认识的，一定要明确、科学，使所有人都没话可说。毛泽东已经成了华国锋同志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分开，他除了下台再没有别的出路。”

    “这个决议要促他下台？”胡乔木失口道：“是不是下次全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不置可否地笑了。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目光里，胡乔木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华国锋在副总理谷牧的陪同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

    六天里，到处是彩旗鲜花，到处是欢声笑语，华国锋完全被日本人民表现出来的热情而陶醉了。进入五月底的梅雨季节，日本几乎天天下雨。可是华国锋访问东京的三天，却都碰上了难得好天气。他们一行刚刚到东京，一个大野的日本人士就高兴地给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对华国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请总理看看现在天空吧，东京的天空为华总理的来访变得美丽了。如孔雀开屏一般！”

    六月一日，华国锋访问了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又对上海、江苏两省进行了视察。一直到六月四日才乘专机从南京回到北京。

    李先念、彭真、赵紫阳、乌兰夫、余秋里、姬鹏飞等领导人，都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摇晃着华国锋的手问：“怎么样？大有收获吧？”

    “的确是受益非浅，大开眼界。”

    “这下相信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了吧？”

    华国锋怔了一下，对谷牧说：“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讨论进一步改革、开放吗？”谷牧点点头说：“华主席现在确有好多新设想，现在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搞建设的时候。”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那好啊，我们倒很想看看你们的设想呢。”

    谷牧是山东省成县人，当年正好六十六年。他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曾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担任过北平左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东滨海地区，鲁中南区参加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曾任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派、红卫兵贴过大字报、大标语，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出面保护，基本上没受任何损失，始终坚持着工作。他同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区别是他没积极参加对一些老干部的批斗、迫害，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出来的新人们并不重用他。

    访日期间，华国锋都时刻和他交换意见，他对这位在各个时期都没沾上什么腥味的助手表示出了极大的信任。

    “现在刘少奇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中央可以腾出手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看法了。”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在国内正在主持起草这方面的文件。我们都是过来人，恐怕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对全党的影响并不好。这里毕竟牵扯到党和国家十年的历史，有数亿人民参加的政治大革命。评价上一定要慎重，要科学。”

    “我同意你的看法。”

    华国锋找到了知音，心中一兴奋，说话就随便：“现在不是提倡说老实话吗？凭心而论，我认为小平、耀邦、彭真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定站不住脚。他们都是从个人的成见出发，单纯地发牢骚、泄私愤，他们不认真地想—想，他们当初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是口口声声拥护、紧跟吗？那时不是他们不想紧跟，而是人家不让他紧跟，他写了那么多检查和认识，难道就统统不算数了？”

    “他们干的是有点过分，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这些原则问题我看还是一直坚持为好。即使他们不采纳，留下记录，让后代子孙了解下事情的真相也是好的。”

    华国锋又要按照他的想法力争了。

    六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文章。前面有段按语说：“这是—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主观意志，硬抢别县的水源为己所有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决定缓建后，广大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说：‘早就该这么办！’”

    很明显，“某些人”就是指陈永贵和山西省的负责人。其中，也牵扯了华国锋自己。因为陈永贵向自己汇报这个工程时，他表示了支持。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的所谓“西水”，是指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发展七万四千二百亩水地，改善一万五千八百亩灌溉面积，共计几万亩耕地。

    文章列举这个过程的害处是：规模庞大，施工艰难；浪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资源利用极不合理。

    《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社论最后有段话很像是冲着自己的：

    “家长式统冶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华国锋泄了一口气，脸上觉得热辣辣的，原先普及大寨县时，自己也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昔阳县这面旗帜，没想到落下了这么多的把柄，看来，一旦人失了势，马上就会来问题，而且各种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是严重问题，谁也不会再来考证—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巧合，偏偏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他送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槁，胡耀邦还特意的指示，请他对此稿提点看法。

    华国锋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它看完。他看得很详细，很认真，好几个地方都用红蓝铅笔作了记号。

    六月的天气就像猴子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红日高照，万里晴空，但转瞬间，阴云密布，狂风四起，铜铁般的雨点，铺天盖地压下来。华国锋走到内廊里，望着外面时紧时松的大雨，心里像乱麻一时难以理清了。

    他感到了眼下的工作实在难做。

    原先，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工作有方向，有典型，看得见，摸得着，似乎—切都顺当、条理，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干什么，自己也好像胸中有数。

    现在，这一切都被看为极左、原先的一套全部被打乱。整个来势就像今天这场暴风雨，端着无形的大盆，当头浇下，整个天地变成水的世界，使人一下子难辨东南西北。

    但是，又没多久，一道金色的彩虹，出现在天上，像雄伟的长桥横架苍穹，光彩夺目。华国锋的心情也似乎舒畅了些。想了又想，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话。“喂，耀邦同志吗？你好，找是华国锋。”

    “华主席，你好！我己听出你的声音来了，请你给我们指示一下工作。”

    分不清那位小个子究竟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还是一种廉价的恭维。华国锋扬了一下双眉，很客气地说：“你们送我的那份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稿我看了，你们在很短时间里能搞出这样的稿子，的确不容易。这点应该肯定。但是，你们在决议中好象对文化大革命完全采取了否定态度，是不是啊？”

    “是的，华主席。”听筒里传来的胡耀邦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认为，同时也被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所谓‘天下大治’”。

    “我已经看到这些词句了。”华国锋的语气很果断：“我记得我们上次开会时，肯定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反修和防修，而且也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能一笔抹杀，现在你们这么写，是不是又违犯了我们原先的决议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共识在叶帅三十周年国庆讲话中已经表述清楚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再在原来的基础上退步。”

    “不是退步，而进一步认识。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相信对这个问题还会进一步认识的。我们可不能把停滞的观点再带到这里来啊！”

    “耀邦同志，我们还是不能损害毛主席，历史将会证明损害毛主席就是损害我们自己。”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损害毛泽东同志，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胡耀邦的语气也非常坚定：“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这样表述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华主席啊，你说我们这段话是否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总结、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看它有什么积极性，又有哪些错误和教训。你看这样看问题好不好啊？”

    “华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不能这样使用。我们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从中吸取了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坏事才能变好事。这才是一分为二对待它的本来意义。”

    华国锋将电话“砰”地放下了。

    亏得他们还好意思地说别人是家长制的领导方法，这哪里有什么家长制残余！连党中央主席的再三建议都听不进去，都要想方设法地进行抵制，这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华国锋又叹了口气，坐下来了。他对那个胡耀邦，真正称得上是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也许正因为他仗着身厚有一大批老干部在支持他，所以说话、办事横行无忌，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说话的口气相当大，好象只有他自己才真正代表党中央。就拿今年五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来说吧，你胡耀邦在会上讲话，大谈今后两年工作的几件大事，事先一件也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完全是照着他自己的想法讲。而且他很会在群众中买好，塑造自己的形象。华国锋心里暗暗地骂着胡耀邦，并在他的讲话里划了几条红杠杠，批了几句话。胡耀邦是这样讲的：“关于认真负责地处理两案有关人员的问题。对‘四人帮’，今年下半年要审判，由彭真、彭冲同志挂帅。对两案有关的人，要判刑、开除党籍的只能是很少很少，对大部分人要采取改造的办法。使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我所说的改造的办法，是毛主席所历来主张的办法。一九七八年中共发了四十八号文件，还批转了河南的文件，都体现了一个指导思想，即对在错误路线下犯错误的人，一定要作全面的分析。一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个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三段完全不犯错误的人不多。我常想，感谢‘四人帮’没有解放我，如果早解放我，恢复我的中央委员，我可能照样犯错误。”

    华国锋在这段话下批的话是：“说了许多大话、空话，就这几句才算大实话。为什么没有早解放你？你想过自己有没有的错误呀？一点都不懂得作自我批评的人，迟早有一天也会跌跤的。”

    华国锋感到自己太疲乏了，连打了两个哈欠，无力地将铅笔扔在桌子上，一下子躺到了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