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 《短暂的春秋》[连载]

老杨

三十一、身体不适华国锋住院 乘胜追击胡耀邦发威


    看来，人的本性和基本特性是相同的。

    吴冷西病倒住院时，华国锋也感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症状。

    这下惊动了在京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华主席你感觉怎么样?”

    看着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人的面孔，本来没什么毛病的华国锋也感到胸膛中一阵隐隐疼痛，像是有一双巨大的铁锤猛击心头。他的手松弛了一下，摇摇头叹一口气：“医生说，没检查出什么病因。我想主要是心情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党不要分裂，我们团结一致干四化不好吗?”

    汪东兴说：“毛主席说得好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陈锡联说：“我说为什么一些报刊不听招呼呢，原来是小平同志幕后支持。看来，他们是要把这场争论继续下去的。我也感到这样做对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

    “华主席是党的主席，全党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不然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吴德说：“请华主席以指示的方式，下令全国停止令讨论这样的议题。正像其他同志讲的，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是啊，如果华主席下令他们不听，那就更明显了，有人要反党，要分裂党。”陈永贵说：“这样，全同人民就可以……”

    华国锋急忙制止住他：“永贵同志，我们不要说那些过头话。谁要分裂党，谁就要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的事，还是由他们去负责吧。”

    汪东兴火了：“如果毛主席健在，他们谁敢这样胡作非为?现在无非是欺负华主席太老实。如果华主席果断一些，我敢断定，失败的只能是他们。”

    正在这时，秘书赶进来报告：“小平同志来看您来了。”

    还没顾上回避，邓小平就像阵风似地迈进门，和在场的人们打了照面，笑着说：“看来你们得到的消息比我早，跑到我前面来了。华主席，你感到哪里不舒服?”

    说来也奇怪，别看这些人背后乱骂邓小平，但一旦邓小平到了跟前，他们立刻都挤出笑脸点头问好，就连华国锋也从床上坐了起来，说：“小小毛病，还惊动了小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医生说了：只是劳累了些，没什么大问题。”

    邓小平“噢”了一声，坐下来向他讲起了下一步打算召开国务院会议，就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讨论的计划，他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从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必要的，只有强调实事求是，大家才可能联系实际，根据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规划来。”

    华国锋知道快触及到分歧点了，便给其他同事使了个眼色，轻声说：“我想单独和小平同志谈谈，请你们回避一下吧。”

    汪东兴等人明白他们谈不出个什么结果，还是很不情愿地退出去了。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什么话我们完全可以慢慢谈。”

    “可是目前国内外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华国锋说：“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所以，我们迫切希望加强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就像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你可以告诉军队的同志们不要再搞了。”

    “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完全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呀，为什么不能继续讨论下去呢?”

    “政治局的同志已经有不少反映了。这些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些消息传出去，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了。至于国内的影响，我想你自己会想象到的。”

    这话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

    但邓小平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通过自己半年多来的一系列措施，华国锋在中央最高层的地位已经动摇，他在全国的威信实际上已经一落千丈，追随江青的一伙文革派骂他是叛徒；原先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没水平”、“没能力”，逐渐对他失去信心；由于他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那些老干部，和尚未站出来的人们都认为他事实上是江青一伙的帮凶，也对他心怀不满。政治圈里的人其实是最讲实际的，当他们认为某一大人物逐渐失去权势时，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改换门庭，另择新主。所以，他根本不把华国锋的威胁放在心上。但他也不是那种盲目蛮干的政治家，他非常精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华主席，我发现你太过虑了。”

    “不，有些后果我不能不考虑。”

    “我完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更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有些人硬要对号入座，那将把问题复杂化。”

    “为什么不能停止，不搞这种讨论呢？”

    “因为这不是以什么人的意志转移而人为造来的。这是历史发展到新时期后必然要出现，而且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理论课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再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要解决下去不可。”

    华国锋本想冲着他说几句难听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知道一旦那些话说出来，就会使邓小平处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也会使他们目前这种微妙的关系迅速破裂。于是他改了口：“小平同志，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会议上解决，”

    邓小平马上说：“要开会的话，那就先开政治局常委会。争取在这个会议上我们统一认识吧。”

    胡耀邦的“兰鸟”轿车飞驶离了中央党校，径直穿过了学府路，直奔城中心开来，刚从成都来京的赵紫阳与他同车，他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宽敞的后部坐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音。窗帘挡住了行人的凝视目光。

    “他已经接近要垮台了。”胡耀邦说。

    赵紫阳不露声色地听着。他已经接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给捎的口信，让他发动几个可靠的省，市的党政军第一把手明确表态，在当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迅速纠正被林彪、江青等人搞乱的是非，特别是抓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已经明显地感到最高层政治斗争的脉搏和趋向。

    他佩服胡耀邦。短短的几年，胡耀邦就在全国知识界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他的一个讲话或电话传过去，知识分子们就会引起一片欢腾的景像。还在他组织的第一篇文章刚出来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就在方毅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

    七月五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方励之、严家其、吴江、于光远等十多人发言，畅谈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

    自然科学家们列举事实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的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穿越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有人兴致勃勃地举了这样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经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幅射实验。可恰恰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成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量子论。

    在会上，天文学家方励之，以他那特有的健谈作了题为《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言。他说天文学的研究总是从已有的观测材料出发，提出各种假说，预言某种天体或现象的存在，然后又从新观测材料得到证实，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他列举了当时天文学上关于中子星和引力波的预言。一九六七年发现了脉冲星，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而引力波的预言目前还没有被观测所检验证实。

    方励之还说：在目前各种宇宙学理论中，大爆炸宇宙学比其他宇宙学要好一些，因为它能解释现有的各种天文观测材料。几年前批判大爆炸宇宙学，提出了各种理由：一是“离奇”说；一是西方“宇宙论”；一是不符合辩证唯主义观点。有的文章承认，“大爆炸”是能解释一些实验事实，但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讲到这里时，方励之将头发往后一扬，大声质问：“这些说法不是从天文观测事实出发，而是从思想观点出发，难道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吗?有些人实际上是照抄照搬苏联对宇宙膨胀论的批判。大爆炸是种宇宙学理论，评判对不对，要根据天文观测事实，而不能根据某种理论观点，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靠思辩。”

    另一个雄辩家是严家其。

    这位政治学研究专家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为题，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加鞭鞑和讽刺。

    他说，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俐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住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搴罗是这样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讲完这些事例后，哈哈大笑着说：“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妙的写照吗?”

    胡耀邦向赵紫阳讲完情况后，充满信心地说：“我敢肯定，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人的支持，老西子的下台只是时间上早晚的事。”

    “不过，”赵紫阳说道：“这一场理论仗败了，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不过他还远远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华国锋。他在垮台之前将会困兽犹斗。我看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

    “现在政治局常委内的格局是三比二，我们是多数。”

    “李先念同志也表态了吗?”

    他将在国务院召开的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但是，《红旗》杂志的态度是很奇怪的事呢。熊复至今还在抵制这场讨论。”

    胡耀邦笑着说：“这里也有很奇怪的事呢。熊复是五月十七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此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上任的当天，他召集《红旗》的其他几个负责人谈话，大讲什么'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还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据他所传达的汪东兴指示说，是那位副主席要《红旗》一花独放，说是不表态。你看斗争复杂不复杂?”

    “比我想像的要复杂些。”赵紫阳说：“上星期成都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和北京的情况都差不多。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的人都说我们是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四川也有人想攻我。”

    “坚决顶住。只要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的态度就会软下来的。”

    “有那么快吗?”

    胡耀邦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早把这个人看透了，他是软骨头。他根本不敢和小平抗衡。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紫阳同志，我们不再是为他们而工作，而是为真理而战。让我再把话说清楚，只要各省、市的负责人再多表态一致，不管是华国锋还是那个汪东兴，他们都将跳不起来。”

    胡耀邦有言有行，说一不二。

    他身体力行，终于又促成了一系列行动。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全国各界的有关人员一百六十多人在北京朝阳区的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回站出来亮相的是邓力群。

    此刻，他的职务还是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讲话惯于显出庄重、严肃的表情。他在开幕式上宣布宗旨：“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这等于表明了他的立场。

    当讨论针锋相对，剑拔驽张地开展起来时，邓力群又发表了一次讲话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表，而且允许保留。人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空气，不能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从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的话。不以骂对骂。”

    紧接着亮相的是周扬。

    自郭沫若在一个多月前因病逝世后，此人便是知识界的老前辈了，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四日闭幕会上的讲话分外引人注目。

    周扬的话锋芒十足，份量极重。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这下许多人瞠目结舌了。

    接着，周扬抬起头来，大声宣告：“科学无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这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抑科学的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

    许多观察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没有参加会，但他通过秘书对讨论会作了指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要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不要进行政治性的、雄辩式的讨论。”

    虽然人们议论纷纷，但也只是一晃而过。因为这次讨论所引起的政治波涛，已经汹涌地，迅速地推向了全国。

老杨

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 捕战机陈云再出山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理论界的这场讨论。

    早在五天前，华国锋便通过汪东兴、张平化的汇报翻阅了厚厚的一叠关于讨论情况的资料。各种意见都作了详细摘录，但总的说来，同意胡耀邦他们观点已经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所有的发言者都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而使用了明骂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暗喻两个凡是的主张者的策略，这点，华国锋和汪东兴胸中有数，只是不便点破罢了。

    当华国锋把眼睛转向叶剑英时，他的神情像一位深思中的老人。这个以谨慎、老练出了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此刻不像邓小平那样穷追猛击，力陈利弊，大谈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而像隔岸观战的第三者，手中拿着赌子儿，仿佛要在旗鼓相当，难解难分的时刻投出关键的一票。

    李先念在邓小平发言后，也侃侃谈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意义，甚至毫不掩饰地说：“我总是认为毛主席接近晚年时糊涂了，被林彪、江青利用了，作了一连串的错事。他的错误，给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与功绩比，是占第二位的。”

    平时不见他多讲话，谁知一表态就是石破天惊。汪东兴马上插话：“这就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我可以用党性、用脑袋担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脑子都很清楚，都很正常不但不糊涂，而且清楚地预料到死后要有风浪，预料到有人要闹事。我可以证明：不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他们……”

    “东兴同志，今天不讨论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邓小平伸出手掌来制止住汪东兴说：“那显然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只议究竟对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课题的讨论，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而得正确结论?还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手段，给解放思想的良好开端大泼凉水呢?我们只要把基本的原则搞清就行了，不需要节外生枝!”

    叶剑英捂住嘴巴笑了。他用扇子轻轻地摇晃了两下，开了口：“小平同志把我们的议题讲明了，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其他的事太复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李先念很佩服邓小平的应变水平，很快就把很容易引起歧义的众多矛盾集中到最主要的问题上来，而且把问题限制得那么死，简直不容对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华国锋说：“现在正是全党齐心协力大干四化之际，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或不应讨论，而是认为时机选择得不对。现在不管谁有理，先停下来。等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讨论这些课题有的是时间。”

    “我同意华主席的意见，这些争论先放起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摆出来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汪东兴说。

    “现在晚喽！”邓小平划着火柴，又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说：“本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没什么了不起，很正常嘛。无论党章、宪法给了公民和党员这种自由了嘛。但是，文章一出来，就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什么'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反动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甚至有人还要提出处理作者和报社负责人。这种毫不讲道理的蛮横作法，就挑起了争论。不争论怎么行呢?究竟谁是谁非呢?”

    叶剑英明知故问：“是谁下过这些指示呢?”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说的倒也罢了。”邓小平说：“偏偏是来自我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中宣部长张平化同志算一个。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开口'违反纪律’闭口'不经审阅’，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区，硬是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所以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吗？，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百花要齐放，百家要争鸣的。’言必称马列的人恰恰不懂马列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李先念拍了桌子：“张平化继续这么干，可考虑撤职!”

    叶剑英哼了一声：“张平化怎么适宜当中宣部长呢！”

    “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嗯，好了，我们大可不必为此事大动肝火。平化同志的意见，我了解一些，从他给我的汇报看，他也是一番好意，他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有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形象。”

    “其实现在已经损伤不少了。”汪东兴大声地说：“只要看看外电的报道和各地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被外电和敌人的煽动所诱惑，那正中了他们的计。”邓小平说，“敌人盼的就是我们思想僵化，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以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最后自己垮掉。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是由于这次讨论引起的。”

    “这岂不说，我们讨论以前敌人就没有攻击我们了吧?显然是荒谬的。”李先念很不满地瞪了汪东兴一眼。

    叶剑英再次开口：“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当然要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嘛。”

    “正是我们的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原理掌握起来。’我认为，我们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办，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当前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

    邓小平环视了一遍众人，沉下脸来说：“今天是正式的常委会，目的也是统一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看，我们没有取得意见的完全一致，但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下一步工作便能较好地协调了。会议上不一致没关系，会后就应该尊重党的纪律，尊重大多人的意见，毕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那么就这样了吗?算不上是一次表决，但意味着已经表决了，华国锋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党内分歧已经逐渐暴露在全党面前。这些天，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已经陷入了变成少数的境地。尽管表面上，他们口口声声还尊称他为英明领袖。

    “现在不是结论。”华国锋现在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败下阵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就是我们同意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也不能说可以匆匆忙忙地作结论了。这样的结论同样需要实践的检验。”

    “对!讨论这个问题不但要专家参加，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可以参加。”汪东兴说：“既然大家都想把这场讨论搞下去，那就试一试吧。但我还是主张因势利导的。作为党中央的态度，我还是那三条：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转变太快了。变脸谱也应有时间嘛，不要叫后人嘲笑我们出尔反尔，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那样好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这种挑战。

    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对外传达，所以，他们仍然各以自己的解释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内行事、讲话。

    相比之下倒是外界的人士心里清楚。

    不同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审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态度。

    八月十六日，华国锋应邀开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华国锋不在国内期间，让邓小平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人们发现，邓小平在会上声严色厉，会后却是和颜悦色，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机场上笑语盈盈，欢声雷动。华国锋戴着墨镜走下轿车，在机场南端的一条航道上的巨大的波音喷气式飞机旁停下来，与前来欢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告别。

    为首的还是邓小平。

    在摄影镜头面前，异常亲切的邓小平双手握住华国锋的手，诚挚地说：“华主席啊，我想了很久，认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党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停止类似的这个斗争，那个斗争，你考虑怎么啊?”

    这对华国锋来说，无疑是安慰。现在他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感到了厌烦，感到了恐惧，希望能过几年安宁日子，以保持自己地位的稳定。他把解决争端和异已的所有事情都寄希望于将来。如果说，当初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追随者自己已经冒了一次巨大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让他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邓小平等人，他可实在没有这种勇气了。

    “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

    “好，祝你访问成功，取得较大收获，”

    “我想会有收获的。”

    持续半个多月的国事访问，倒是使华国锋大开眼界，从而也是显示了他在涉外活动中，完全是个外行，起码不是内行。在布加勒斯特，他签署了中罗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其他八个协定和协议书；在贝尔格莱德，他签署中南两国政府关于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在德黑兰，他又签署了中伊两国关于文化合作的协定。究竟这些协定和协议能对中国起多大的效果呢?他考虑得并不多。

    在此期间里，邓小平多次和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碰头、商量、研究下一步如何确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取得预期效果。

    陈云对他说：“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已明确表态了。任仲夷在《理论与实践》杂志发表了一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我看很好。他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战斗力。此外，八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你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收效都很大。那个杨易辰胆子也很大哟，在会上他公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的确有点勇气啊!”

    邓小平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我们的事业和路线不能持续稳固地发展下去。”

    “现在人们就怕反复。”

    “为了防止反复，只有动根了。”

    “大动还是小动?”

    “要动就是大动，小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要分两三步来走，走快了不行。”

    “所以我得请你来出山了。”

    “怎么个出山法？”

    “恢复你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嘛。”邓小平说：“如果连你的政策都落实不了，那其他人就更谈不上了!”

    “也好，有了权其他都好办了。”

    “让你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干不干？”邓小平兴奋地凝望着他。

    “干!”陈云坚定地回答：“第二书记我都干!”

    “耀邦、紫阳这些同志都得提上来。”

    “对，关键是要靠这些接班人。”

    在邓小平眼里，陈云是他的智多星。每当决策重大事情时，邓小平都要和他碰头，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很聪明，非常善于观察形势和捕捉战机，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经过上下观察，他显然已看准了，有信心了，所以主动请缨，跃跃欲试地要出山了。

    邓小平把陈云的想法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当然同意。他忧心忡忡地说：“这件事不但要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还要中央全会通过并批准。万一华国锋、汪东兴在里面搞什么小动作，事情还会复杂起来的。”

    “这好办，可以和王震等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也分头做一些工作。万一有什么麻烦，那就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再集中兵力拿下那个堡垒。”邓小平果断地说：“现在你应该看到，不从最高领导核心动手术，什么事情也谈不到了。”

    那天夜里，邓小平也找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交换了看法。不出二十四个小时，中央最高层拥护邓小平意见的人，几乎全部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当华国锋于九月五日结束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的访问回到北京时，这里的一切都已基本就绪了。

    “小平同志，国内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大事倒有许多小事。”邓小平和华国锋握完手后，并肩往机场休息室里走去。他边走边说：“最近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很使人放心不下。这样的事不利干安定团结么。”

    “什么事情啊？”

    “汪东兴、张平化、吴德、纪登奎、永贵同志最近到各地视察工作，沿途散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邓小平皱着眉头说：“比如汪东兴一个多月前到山东济南等地，竟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最近讲我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这将起到很不好的作用。各地都有报告转上来，我都不好回答了。”

    华国锋随口而出：“这个东兴同志，说话就是不注意，让我见了面好好和他谈一谈。一定要保持中央的团结，一定要维护齐心协力搞四化的大局。没有这一点，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们完全想到一块去了。”邓小平说：“我九月八日至十三日要去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我回国后，顺路要视察一下东北三省的工作。有什么事，你可委托先念同志办，我也有了妥善交代了。”

    “可以。”华国锋对他的东北之行似乎不放心，忍不住强调：“小平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谈话，千万不要暴露中央内部的分歧。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局面啊，来之不易呢。和地方上同志讲，主要是贯彻齐心协力抓四化建设，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大局。其他的……”

    “这些我都懂。”邓小平非常友好地打断了他的话，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华国锋的住地和汪东兴离得很近，与那儿的建筑与水源浑然一体。而中南海货真无假的清代餐馆却是享有盛名的。华国锋一个电话便把汪东兴召来了，他们在当年毛泽东经常散步的静谷园内摆下了餐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着工作。

    “听说你又到外地讲话，批评他们搞的标准讨论了？”

    汪东兴爽快地点头承认，说：“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离谱了。搞真理标准讨论，其实是一个一个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一批毛主席亲自定的案子不说，还要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要否定。像这样下去，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都会被他们否定掉!”

    “没有这么严重嘛。”华国锋皱着眉头说：“你一开口就把纲上得那么高，别人还敢讲话吗?”

    汪东兴表示惊讶了：“什么?他们还不敢讲话?他们就差一点喊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了。”

    “你呀，说话一点都不注意。像这样下去我可真要批评你了。”

    “你批评我啥我都接受，唯独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我要坚持我的观点。”汪东兴诚恳地说：“华主席，我倒是对您不满了。”

    华国锋一怔：“对我?”

    汪东兴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和嘴：“你在这场关系到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暖昧，不敢奋起抵制，甚至不让我们、也不让地方对他们的行动表态，这反而助长了那种歪风邪气。”

    华国锋有些不满了：“可你们那种态度又怎么样呢?只会自己把自己搞下台。”

    “下台也没关系。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杀头坐牢开除党藉都不怕，还怕下台吗?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到我能当上党的副主席这个职务，所以我也并不是为了保这个职务而不讲原则。”

    华同锋感到坐不住了：“东兴同志，你怎能这样说话呢?”

    “华主席，今天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是向着你的，请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汪东兴的眼圈都有点发红了：“我觉得像你这样在政治上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终只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全丢掉!”

    华国锋把脸一沉：“这么说来，我不是成了投降派了吗?'四人帮’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攻击我的，没想到你也这么看。你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在任何时候，我不能丢弃了党的原则啊!”

    说这几句话时，华国锋已经带出哭腔了。

老杨

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 天安门事件获平反


    邓小平从朝鲜一回国，就在东北沿线下车，召见省市领导人和所驻部队的负责人，听取他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汇报。

    “阻力很大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一见邓小平就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现在一句话就想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掉，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我们还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了?”

    “你没听听杨易辰、任仲夷等同志的意见吗?”邓小平说：“看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实践已经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作出了明确回答，如果还不觉悟，那就很成问题了。”

    “我希望您能给省委常委们都讲一讲，提高一下大家的觉悟嘛。”

    “可以谈谈，我们共同学习嘛。”

    九月十六日，在吉林省委会议室里，邓小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他坐在桌子的中央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王恩茂。常委们依次发表看法，几乎重要的问题都谈到了。邓小平首先讲到了罗瑞卿的逝世，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生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他针对人们的各种议论，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却是个大问题。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很有名啊!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这番话，使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感到了不安。他们都已听出，他的话显然是冲着华国锋来的。而华国锋依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批评他还了得吗?不过，谁也不敢站出来驳斥邓小平的话。他们都装出一副丝毫不知情的样子，一任邓小平大发议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两个凡是’是谁提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还在世，我想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

    王恩茂问道：“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有这事吗?”

    “如果有，你同意?”

    “我，还不了解情况。”

    “详细情况不了解能说得过去，一点也不就说不过去了嘛。”邓小平边吸烟边说：“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案子，我们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让大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目的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不就是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嘛。他的意见对不对?你们重新看看信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听中央的。”

    “听中央不是听某一个人喽。”邓小平笑了：“我们中央是集体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什么叫高举?现在我回答你们。中央目前提出的方针、政策就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这么一讲，倒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感觉到：邓小平今天讲的这些看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在目前，凡是介入政治圈的人都已觉察到了多数的重要。一旦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一种主张或意见占了多数，人们就不得不跟着走。也可以说，那是他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种包围圈的。即使他不走别人也得走。

    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定于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是三百万份。九月六日和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消息。十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期的目录。

    其中，这期杂志将介绍一位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被逮捕入狱后又顽强抗暴，拒不屈服的青年工人事迹，他的名字叫韩志雄。文章的题目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在相当一批人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至今仍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所具有的作用明眼人一看即知。汪东兴调审了这期杂志的文章后，大为恼火，便于当天下午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的韩英打电话，问道：“你看过《中国青年》第一期稿子了吗?”

    “我，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

    “问题不少!”汪东兴的口气很严历：“第一，为什么他们只发叶副主席题词，而没有华主席题词?第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我已经批评过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啊?第四，这里面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所以，你们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研究处理。”

    韩英心凉了半截。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向《中国青年》编辑部原话传达。

    世界上再没有比凭藉权力乱封乱停刊物和报纸更为可恶的事了。这既等于封别人的口，又暴露了自己独裁、专制的嘴脸。编辑部研究了汪东兴的指示后，一一予以回答：第一，编辑部早在七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八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九月二日付印。付印前，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华国锋又正在外，这样只发叶剑英的，也不会影响什么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还被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代表，其事实经多方调查，一点虚假也没有。你汪东兴有什么根据说他有问题呢?第三，刊登童怀周的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江青等人的，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四，本来准备刊登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刊发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逝世并没有疏忽。据此，他们表示难以接受汪东兴的批评。

    九月十一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同时也给了团“十大”筹委会。九月十二日晚上，韩英找编辑部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四点处理意见：

    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

    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在传达中特地念了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此时，编辑部的决策人士们已经有底．所以并不惧怕那位堂堂的中央副主席了。九月十三日晚上，他们接受了前两条意见，对后面两条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四万多份发到读者手中，改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他们的要求．被团“十大”筹委会拒绝，这就只得使他们再次上书华国锋和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那两篇文章。

    这下．汪东兴可是真正坐不住了。

    九月十四日晚八点．他把《中国青年》组长以上的干部叫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开会，指着他们的鼻子质问：“你们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吗?我翻了这期杂志，以为是清样，谁知你们已经正式出版。出版了还让我审查什么?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既然让我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杂志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杂志杜的编辑们还能沉得住气，他们当着他的面再次申诉他们的意见。

    汪东兴仍然余怒未息：“你们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们又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你们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不听华主席的?华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早有讲话．为什么有的人还在这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这期《中国青年》没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

版。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

  “我们还是愿意请你提意见的。”

  “可是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汪东兴语无论次地说了又说，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还是那几句老话。“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个举法!你们为什么不发华主席题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第一条，不动了，照你们的办。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为什么没按时发?因为还有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照片。份量提高了。这两篇文章改一个字也不必要。”

    一场很紧张的冲突便以双方都让了点步而解决了。他们听得出来．汪东兴的声音，其实是很沉重的。

    他已经感觉到了众怒难犯。虽然他开头调子喊得很高。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分管这项工作的汪东兴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到会。邓小平、李先念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祝贺大会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致词。

    这件事，与先后对真理标准讨论表示坚决支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四川、湖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一样，在全国上下都引起了震动，造成了一种必须扭转乾坤的压力。

    华国锋再也承受不住了。

    汪东兴也感到难以招架了。

    “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考虑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应该把全党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叶剑英脸上转动，他明白．他的意见是根据同华国锋谈话妥协的现实提出来的，不可能不被常委们采纳。“鉴于这是党改变重心的战略决策，我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地讨论和研究这个问越。”   

    汪东兴打了个沉：“怎么又要开会?”但是当他的目光瞅向华国锋时，华国锋却有意避开了。他说：“请其他常委发表一下意见。”

叶剑英喝了一口茶水，笑了笑，指着邓小平说：“你呀，一天价啄磨一些新道道，当然都是好意。看来你研究了不少东西呢。”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作出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啊!”邓小平也开着玩笑说：“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只记着毛主席的一些话，而忘记了他的另外一些话。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体现了真理。”

    汪东兴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好，让全党讨论这个问题吧!”

李先念接着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也只有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比较合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党的重心应该转移了。现在不把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还在纠缠一些空洞的口号，就会误大事。”

    “我看，会要开就早点，不要超过十一月上旬。你看呢?”叶剑英转过身来，征询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说：“那就在十一月上旬开吧。具体时问由东兴同志根据会议安排的情况决定。我重申一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党的重心工作的转移。其他的问题一律不议!”

    华国锋说完就宣布散会。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旦会议开起来，当一种意见变为群体意识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很难遏制住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支撑二十多年的信仰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会议极其保密，但北京人已经觉察到了中央的动向，有人预料他们久盼的特大喜讯即将到来。意味探长的是恰恰开幕式的头几天里，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巧妙地制造了另一种表面现象。

    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开幕词里再三强调：会议要着重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一到讨论会上，各组几乎都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情提到了首要议程上。

    “天安门事件中。究竟有没有反革命?”

    “这么重大的事都得不到公正的结论，北京市的人民怎么能完成转变重心的战略使命?”

    “天安门事件里，‘四人帮’搞了那么多鬼．为什么迟迟不敢公布?”

    特别是吴德，走到那里，都会变成众矢之的。有些人把这一事件迟迟得不到平反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他的身上。这无疑给他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其实，他早已批准公安局放了因参加此事件而所有被捕的人们，一共三百八十八人。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声浪，反而更激起强烈要求为该事件彻底平反的汹涌浪涛。

    十一月二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陈云就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除要求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事。他说得很激动：“现在北京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此事，我们再不顺从民心还待何时?而且还有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讲到这里时．东北组的与会者一起为他鼓掌、叫好。杨易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应该单独出简报!就说我们全组同志一致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再不为这一革命运动平反，那就天理难容了。”

    陈云在群情振奋中又讲了几句话：“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这番发言一出来，立即旋风般地吹到各组与会者中，成为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追究有些人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为什么被他们颠倒了的许多是非还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个别人本身就和‘四人帮’一样，他们参与镇压了群众，迫害了干部，而且至今不肯作自我批评。”

    “对这些人，早该撤换了!”

“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头脑里还是‘左’的那一套，口口声声尊重群众，开放民主．可是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他们至今置之不理，他们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

……

    吴德实在挺不住了，连夜找到华国锋，诉说苦衷：“华主席，我看还是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吧．不然我们就没法见群众，没法向会议交代了。弄不好，还会发生……”

    其实，华国锋比他们还要明白眼下的局势。   

    他不敢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摆架子．但在吴德等人跟前还是很有权威的，他说；“他们马上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告交上来，我马上召开常委会批准。报告的措词你要好好推敲一下。”

    十一月十四日的常委会是异乎寻常的．除华国锋以外的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会议的议程，而邓小平则是刚出访回来就被通知来开会。为了防止意外，叶剑英临来时还作了一些必要的防范。他们似乎觉察到．一定是出了紧要的事情才召集这个会议，会议的地点恰恰是两年前智擒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方。

    华国锋等人都齐了后才把吴德叫进来．他脸上露出强挤出的笑容：“同志们，还在去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评价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现在，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了。吴德同志早就起草了一个报告，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的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建议今天的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

    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让汪东兴感到吃惊，连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也颇感意外。

    吴德慢吞吞地念完了那份报告和决定。他的神态和口气与他两年半以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讲话简直判若两人。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就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作了总结。

    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一～评话剧〈于无声处〉》，指出：宗福先的话剧是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两天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长篇文章。

    一霎时，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在上演《于无声处》这出话剧。于是，舞台上的剧和生活中的剧，都交融到了一起，而那几位政治家们，既是生活中剧的导演，又是剧中最杰出的演员。

老杨

三十四 中央会议形势逆转 常委表决再输一局


    陈永贵啪地把几份简报摔在桌上，对纪登奎和吴德说：“你看赵紫阳和万里在会上兜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玩艺还标榜是马列主义的创新呢！真是活见鬼。”

    纪登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冷笑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两年多来就是检验了这些东西是真理嘛。”

    吴德就像一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实际上，这几天报纸上已经详细介绍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认为这个办法将调动起农民己的积极性，大大地加快秋种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坚决支持这些办法，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了广泛试点。不到三个月，全省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策的试验。”

    当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介绍完他们的经验后，陈永贵当场便质问：“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万里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实验。”

    “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

    “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赵紫阳也站起说：“永贵同志，学先进不能强迫别人照你的办法学嘛。各地的情况要允许别人根据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决定方针政策嘛。”

    “那还听不听党中央的号令?”

    “正是党中央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搞实验嘛。”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强调的，难道不学啦?”

    赵紫阳这个人很能沉住气，不管陈永贵怎么喊叫，他都是那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耐心样，就像谆谆不倦的老太婆教孩子们学针线那般解释着他的主张，逗得很多与会者都掩着嘴巴偷偷地笑。他说：“学，也要看怎么学呀。总不能你治狼窝掌，我也非要搞个老虎坑呀!没有虎头山的地方怎么办呢?所以要因地制宜。”

    “你们这叫资本主义!”

    “噢，”赵紫阳像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们革命了几十年倒在农村革出资本主义来了，那么请问永贵同志：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家呀，在农村谁又是资本家呢?”

    陈永贵回答不上来了，气鼓鼓地将文件包一拎走出会议室。

    此刻，吴德和纪登奎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知道，这种变化是无可挽回的，除非把邓小平这一班人赶下台。不能这样：那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破掉的东西就要统统恢复起来，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法统统都要宣布为正确的。

    纪登奎冷笑着说：“你们看吧，邓小平他们批判别人的'凡是’，却要搞他自己的'凡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此人多少有点先见之明。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参加会议的人们情绪大振，就像砸碎了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一样，各种意见和主张洪水般地奔泻出来了。发言者无所顾忌，不发言者则小心翼翼地；连一贯敢放炮、敢批评、敢讲话的汪东兴也觉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了，

    “所谓一月风暴，必须全部否定。一月风暴是林彪、'四人帮’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反革命行动，现在中央必须重新认识这件事。”

    “还有'二月逆流’，那明明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谭震林这些老帅们、老干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抗争和革命，根本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洪流，中央至今还没有为这起案件平反，我们要求中央为这些老同志彻底平反。”

    “毛主席在晚年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压根儿就是错误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中没有一点点错误，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勾结在一起，乘毛主席病重昏迷之际，欺骗毛主席，搞了一场大悲剧。到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完全、彻底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局部，也不是个别，而是整体上错了，完全错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大倒退，是十年浩劫，有人还要我们正确对待。正确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

    “我们认为华主席，汪东兴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以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思想体系没有变，因而在工作中起色不大，或者说还根本没有起色。”

    ……

    这些突如其来的发言和主张如同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乱了方寸。他对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建议，不知如何回答了，只得求助于叶剑英。

    “我们开个政治局会议吧，这样好决定一些问题。”叶剑英说。

    “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李先念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要想不被历史所淘汰，只有采取主动，顺应潮流，走在群众的前头。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邓小平故意不马上表态，他要看看汪东兴的态度。会议开了快一个月了，该解决的问题都已初步提出来了，但是汪东兴等人还在抵制他们的方案，如果策略上不对头，他会毫不退让地反对的。这个人跟毛泽东几十年，手里掌握着不少“秘密武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华国锋还难对付。

    邓小平看得丝毫不差，汪东兴的确准备要全面反击了。他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种意见和主张，完全违背了会议所定的议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他仔细地研究了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越发感觉到他们包含着极大的政治目的。

    叶剑英在会议上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凡是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就要出乱子，出问题，出野心家。”

    汪东兴盯着叶剑英的面孔，心里暗暗骂道：“你现在摆什么一贯正确!当初中央开会，你那一次不唱赞歌?你巴结江青、林彪时的那付神态丝毫不比别人差，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言犹在耳，文章墨迹未干，现在倒来了个摇身一变!唉，认清一个人真难哪！”

    胡耀邦的发言，还是围绕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展开的，他说：“毛主席一直强调，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这些干部，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立下不朽功劳的老革命，他们经过这次考验以后，对林彪、'四人帮’更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党的新时期总路线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为四化建设而奋斗的最可靠的骨干和领导核心。我们要求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尽快地恢复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汪东兴同样明白，这批干部一旦站起来，必将壮大邓小平等人在中央的势力，随时都有取代他们的可能。

    在会议中讲话引起汪东兴注意的，还有胡乔木关于“多宣传工农兵，少突出宣传个人”的发言。胡乔木再三强调“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

    这些言论，汪东兴认定也是对着华国锋来的。但是，华国锋对这一系列的言论和意见，不仅没有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应变措施，反而表现得很麻木。这使汪东兴感到十分痛心。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选择你作为他的接班人，真是又一次失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很可能会毁在你的手里啊！”

    汪东兴正在胡思乱想，听到华国锋在问道：“我喊了你两次了，你怎么不回答啊?”

    “哦，我，我刚迷糊了一下。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疲劳得很，总想打瞌睡。”

    汪东兴应付着说。

    “常委们决定二月初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你对要讨论的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华国锋是在特意征求他的意见。

    “有话到会上再讲吧。”汪东兴打了个哈欠站起来：“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许多人都预料：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很艰难、很激烈的争吵论战，弄得不好将使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的成果都流产。而实际上，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会议一天时间，政治局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都是过去处理错了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于康生、谢富治，中央政治局认为他们的问题很大，应当进行揭发和批判。关于地方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

    当然，这得归功于华国锋放弃了一系列他过去竭力坚持的意见。

    会前，邓小平、李先念和他谈话。

    邓小平说：“你应该看出来了，无论是标准的讨论，还是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大家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你。只要你和大家团结一道工作，大家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心悦诚服地工作，都愿意齐心协力地帮助你和完成全党重心的转变，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李先念也说：“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您提了不少批坪和意见，完全是好意。这正是党内民主生活走向正常，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同志们都不希望你和其他同志对大家的批评采取对抗态度。你放心，你还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你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只会加强而不会动摇。”

    正是他们的后一句话，对华国锋起到了作用，使他默认了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但提出：“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经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讨论批准。”

    十二月十二日，经华国锋同意，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吴德那双发热的眼睛凝视着邓小乎，语不失声地对纪登奎说：“这像什么体统?这又成什么体统?会议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华主席作呀!他有什么资格代表政治局作总结呢?”

“看来，第二个中心已经形成了。”纪登奎面不改色地说：“他就是第二个中心的头子。”

    “此刻，我才体会到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吴德说：“老人家的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所以老人家临终前才下决心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搞下台才闭眼!毛主席英明，实在是英明！”

    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正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说得太重要了，以至不管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不得不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噍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陈永贵很不服气地扭动了一下屁股，小声地骂到：“什么实事求是，恢复刘邓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政策和方针就不是实事求是，还是他那不管白猫黑猫论。”

    陈永贵的话，引得周围的人一阵笑声。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伸出手指在嘴唇上蘸了口水，翻过一面稿纸，继续往下念：“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汪东兴斜视了身旁的讲话人一眼，报之以讥笑的态度，或者说不屑一顾的微笑。这位刚愎自用的副主席，把自己看作是正统的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不自量力地不准人们越过雷池，在时间和地点、人员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还按老一套行事，怎能不扮演一个悲剧角色呢?

    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触到了最敏感的问题：“最近国外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劳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泪水在华国锋眼窝里转圈，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总算给自己留了面子，他自己这样认为：没有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的三年多后作那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要还能这么高地评价毛泽东，他自己觉得在良心上也安然一些。他竭力保持着一种心理平衡，把希望留待于别人或将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

    只有一个人听出邓小平的弦外音来了。他看到了下一步邓小平还要对“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们发动冲击，只是需要准备。他一定还要做更大的惊心动魄的事业，他将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的新的一页……

    这个人，就是徐向前。

    陈永贵本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请假回大寨看看，没想到大会闭幕安排得这么紧啊?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程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冲着邓小平、李先念咆哮起来：“我是党中央主席，程序和议题应该由我来提出，你们怎么背着我把什么事都办好了才上会，这未免有点太过份了吧！”

    邓小平抱着双臂不动表情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中央全会的议题只有主席拿，而副主席们就不可以提吧？既是民主集中制，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嘛。”

    李先念心平静气说：“建议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并同意的，我们从大局出发，加强中央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

    叶剑英也说：“既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委员会，同意陈云同志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为副书记的候选人提交全会表决，那陈云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也是可以的嘛。”

    华国锋痛苦地说：“你们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一切都弄好了才上会表决。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一种突然袭击!我不得不提出来，不然就有人把我当傻瓜捉弄。”

    “谁捉弄你来?”邓小平沉下脸来，很严肃地说：“一切议题都应当拿到会议上讨论嘛。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怎么叫搞突然袭击呢?每个常委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一票之权。不行就表决嘛，反正是少数服从多数。”

    汪东兴豁地一下站起来：“这就是维护团结的行动吗?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华主席?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大局，华主席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你们的决定，你们总不能得陇望蜀、步步紧逼呀!选举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党的副主席，甚至增选几名中央委员这样大的人事安排，为什么不能等一等?为什么不能放在将来党的十二大上去进行?我们可以让步，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步?”

    邓小平大声说：“东兴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党中央的会议你也参加或列席得不少，怎么能提出'我们’、'你们’这样的字眼呢?怎么能说'让步’这种词呢？难道这是两国、两党、两种对立的派别在谈判？党的会议只有民主集中制，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之说，而没有让步退步之分!”

    这一下，倒使汪东兴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华国锋说：“小平同志，你也别把事做得太过份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陈云同志由一个中央委员，一下子要成为党的副主席……”

    “华主席，我愿意提醒你一句。”叶剑英慢吞吞地说：“陈云同志，早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就选为党的副主席了。他是党初期最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和国家立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劳。我不知道你对他为什么成见这么深?”

    “叶副主席，”汪东兴也变得激动起来：“这里不存在成见问题，关键是现在不宜考虑这么多的人事安排。我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暂不考虑人事问题。”

    华国锋马上表态：“我同意东兴同志的意见。人事安排放在以后考虑，”

    邓小平说：“这样就是少数同志否决了中央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出现专制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是不能很好地实行党内民主。这仍然是不正常的。我衷心地希望华主席能够和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共同为党的新时期总路线而奋斗。”

    “华主席啊!”叶剑英摆出了老资格：“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犯糊涂啊！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多长时间地为党工作？他们站出来发挥什么余热难道不是为党好，为国好，也为你好吗?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全党信任你，老同志信任你，愿意同心同德跟着你干才要求站出来重新工作，你把他们拒之门外好吗?”

    “我……”华国锋的心动了。

    汪东兴急起，生怕华国锋一让步而造成后患，马上说：“他们可以先工作，将来再任命其他职务。”

    李先念哈哈大笑起来：“看来我们在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方法上的区别嘛。古人有句话：做好事做到底，救人要救活。陈云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且又不好，他还能再等到十二大吗?到那时就说不定我们都该退休了。也可能那时叫我们干，我们都不干了呢。所以，我希望华主席、汪副主席好好从长远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呕气嘛。如果说过去没有多通气，我承担责任好不好啊?”

    邓小平也说：“工作中产生一点误解是难免的，我们都不要计较，还是齐心协力搞工作，谁也不许搞不团结。”

    叶剑英微笑着望了望华国锋和众人，慈祥而又爽朗地说：“我看还是表决吧，同意小平同志提出这几项议程的请举手。”说完他便首先举手。

    李先念、邓小平也高高地举了起来。

    华国锋想了想，也无可奈何地举起了他自己的手。

    '那么，有反对的吗？”叶剑英问。

    汪东兴憋气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那么，政治局常委会以压倒少数，通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议题。”叶剑英笑着对汪东兴说：“你这股倔强劲，还是当年的脾气。我非常喜欢这种性格。不过东兴同志可要记住，少数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要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哟。”

    所有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笑过以后便凝视着他的背影。这个思想僵化而又顽固不化的家伙，必须得把你从副主席的宝座上赶下去，让你尝尝另一种滋味。他不动声色地想到。

    这时，五个常委都意识到，风云只是刚刚开始，电闪雷鸣还在后头呢……

老杨

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彭真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推开了窗户，让初冬那飕飕凉风吹进来，屋里空气霎时清冷，新鲜多了。

    老伴张洁清赶紧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当心着凉。”

    “不要紧!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把我也给锻炼出来了，抗寒抗冻得很。”说完笑了。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后，连个窝都没有。原先台基厂附近的住宅，已让吴德占据。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到北京饭店的两个客房临时住下。每当他从窗户口看到当年那片熟悉的建筑和场地时，他的鼻子都不由得要发酸。

    东方尽头，开始露出青色，稍后又变成灰白，再以后，又作绯红，太阳露出羞涩的红脸后，电报大楼上传来沉重的钟声。

    他打开旋扭，收音机里传出清脆的广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哦，陈云果然当上副主席了!好啊!噢，胡耀邦、王震、邓颖超也选为政治局委员了，太好了!彭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鱼纹也随着笑声不断地抖动着。这一切预兆着邓小平的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每一步还很顺利。到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处理问题就是不简单。他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持地平反，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心里沉了一下。

    他马上叫人到报亭买回来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仔细看了几遍，确实没有自己的名字。

    疑惑，怨愤，不可名状的痛苦都一起涌上心头。看来，中央全会上对自己的问题还有阻力。不过，那个曾使自己和数百名老革命家蒙受羞辱、带来灾难的专案组解体了，毕竟使自己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多少人都尝过他们罗织罪名、构陷伪证的滋味啊！

    张洁清理解丈夫的心情，安慰地说：“不要着急，再等一段吧。十多年都熬过来了，再等几个月算什么?”

    正说着，胡耀邦来了。

    他风尘仆仆，脸上放着红光，挂满笑容，一边脱下那件灰色呢大衣一边歉意地说：“看到公报吧?这次没来得及讨论你的问题，是有人故意挑刺。我已让中组部的同志马上取有关证据，请放心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还想留尾巴？”

    “不，当然是彻底平反!”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明确指示，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让官复原职，立即回到领导岗位上抓工作。现在斗争还是尖锐的。那些帮派体系和凡是派人物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会尽一切办法抵制三中全会的路线，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里，关键之一是不能把舆论大权交给不可靠的人掌握。”彭真说：“《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表现很不好啊！熊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

    “他是受了张平化同志，特别是汪东兴同志的影响，现在《红旗》杂志和中宣部内部都有群众起来造反了。熊复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请您看看这两份材料。”

    彭真很关心当前国内外，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动态，马上接过来就阅读。其中一份材料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在《红旗》院内的大字报，揭发了熊复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的一些问题，大字报写道：

    “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有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他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确实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熊复同志对这个事抱什么态呢?今年第十一期《红旗》登载《评姚文元》一文的第二部分是揭露他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经过熊复同志修改把这一段吹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但至今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

    “六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他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这样严肃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他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会上，他竟然号召全会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彭真将这份材料扔到桌上，端起张洁清刚刚烧好的咖啡，用小勺搅了几下递给胡耀邦，然后自己也端起一杯呷了口说：“大字报这种形式，革命的同志可以利用，居心叵测的人也可以利用，我看这张大字报写得还是不错的。”

    “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熊复看到了。”胡耀邦笑着说：“他也知道中央的风向大变，沉不住气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大字报旁边贴了张小字报，题目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你看看这份材料，”

    彭真拿起第二份材料往下看：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并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同志的批评……”

    胡耀邦说：“熊复同志很聪明，一发现风向不对就要急转弯。第十二期《红旗》发表的谭震林同志的文章，结尾有几段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话，熊复非要给人家砍掉不可。谭震林执意不肯，他又给汪东兴和华国锋写了信请示，直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都看了谭震林的文章同意发，他才发表，这个人，继续干《红旗》总编辑不合适啊!”

    “不仅仅像张平化、熊复这些人不能继续执掌舆论大权，就是像吴德那样的人也不能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彭真说：“一旦有风浪，谁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呢?”

    “通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使我看到了不少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风派人物，其实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物呢。”

    “你现在的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见识是很有远见的。”彭真感慨地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如果说错了，你就全当我没说；如果你认为我说得有理，就请你替我向小平、剑英、陈云同志转达。”

    “你就放心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三中全会有一条规定，就是重申在党内生活中，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我们相交，你应该相信我。”

    “好!’彭真说：“我觉得华国锋同志很难领导全党认真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必须挑选一位更合适同志取代他。”

    “让小平同志干！”

    “那当然好啦，只怕他年事已高，未必自己愿意干。”

    “不过考虑这件事似乎还不成熟。”胡耀邦凝视了彭真好长时间，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政治经验和观察问题的能力。几乎所有的老同志一恢复工作，都向他提出对这位挂帅人物的担心。看起来，华国锋似乎很委曲求全，装出一副和善亲民的样子，但政治权术里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他都在对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身上使用出来了。当想到这里，胡耀邦伸过手去紧紧握住彭真的手说：“难得你这么信任我。请放心，我不会使你失望。我马上把你的意见转告小平同志，及早有所准备，不至于酿成大错。”

    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叫王立本的学员，给华国锋写来一封信，就北京红星养猪实验场陈列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物品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作法，不利干恢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封信几经周转，到了华国锋那里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旬了。

    他激动而又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寒冬已经开始，西北风一股劲地往袖筒、衣领里直灌。走到外面，连眼都刮得睁不开，两脚就像两块冰。人们的胡须和眉毛上挂满了白霜，变成白毛了。他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已经有亲身的体验。看来，他要面临一个多事之秋了，刚刚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时那种欢腾，热烈的局面已经过去，对他的约束、限制和监视正在到来。想到这里，他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虽不情愿但又必须参加大会，当邓小平、陈云分别为那两个被毛泽东宣布为“反党头子”的“坏蛋”致悼词时，他产生丁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作为政治家，再没有比违心地做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而更为难堪的了。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比打两个嘴巴子还难受!

    追悼会刚刚开过，他就被告知出席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张平化的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一九七九年的元旦刚过，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忙着开会，他们左一个重申维护党规党法，右一个整顿党纪党风，甚至含沙射影地强调：在我们党内，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党规的特殊党员存在；不管是什么人，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大多数人会怎样认为，事实上这一切首先是对他构成了威胁。

    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随着接二连三地揭露毛泽东的所谓错误，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圣光圈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党校学员竟敢抓住鸡毛当令箭，拿上一些过去都是很正常的小事指责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些，华国锋捏紧拳头朝着桌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就像把他心中的烦恼一下子砸个稀巴烂。

    红色电话机发出了信号。他给妻子使了眼色，那个满头灰发的胖女人替他抓起了电话：“喂，你是谁?哦，是汪副主席。”

    汪东兴? 唉，现在只有他才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他知道，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想以尊神的身份捍卫他，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和地位，在各个时期都给他以忠告，但他拒绝了汪东兴的好多意见。现在，自己连和他多接触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怕人们说他“拉帮结伙”，他怕被邓小平等人怀疑自己在“搞阴谋活动”。经过了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那场果断措施后，这批新站出来的老家伙们似乎更敏感、更脆弱，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对付“四人帮”那样对付他们似的。

    汪东兴来了。

    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汪东兴的额上和眼角，突然出现了许多的皱纹，头发上也出现了白发。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华主席，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

    “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要夺你的权。”

    “我倒无所谓。”华国锋故作轻松地说：“只是你丢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实权，太可惜了。如果你在会上再坚持一下，也许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还是会同意你继续兼的。”

    汪东兴苦笑一声：“你没看见胡耀邦虎视眈眈的那个样子吗?我算看透了，什么'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什么'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誓言、保证，统统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当初毛主席在世时，那些人唱得多么好听，讲得多么漂亮。毛主席刚刚逝世两年，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所有决定都翻了个底朝天!唉，人一走茶就凉，我算看透了!看透了啊!”

    “东兴同志，你是不是喝酒了?”

    “华主席，你放心，我很清醒。我也知道在你面前不应该讲这些，但是我不讲心里堵得慌。我难受啊！”

    华国锋心头一热，低声说：“我的心也不是那么好受。现在，只好慢慢地等待时机吧。”

    汪东兴苦笑着说：“最可笑的是胡耀邦那个王八蛋，带着胡乔乔木和姚依林跑到我那里，让我给他们交手续。我对他们拍了桌子；混帐，老子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呢。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你们来夺!几句话，那几个小丑都夹着尾巴跑了。”

    “东兴，你不该这样，你太沉不住气了。”

    “我也觉得我有点鲁莽，可当时太令人气愤了。”

    “胡耀邦这个人我算领教过了。”华国锋说：“但胡乔木、姚依林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对他俩应该了解啊!”

    汪东兴说：“胡乔木是个书呆子，他没什么鬼心眼，只是爱咬文嚼字罢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人，大概比你大八、九岁呢。一九三零年在北平加入的共青团，五年后才在上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北平工作期间，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

    “这么说，他是和江青、陈伯达他们同时去的延安喽?”

    “不错!胡乔木是在一九四一年起任毛主席的秘书，同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延安整风时，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一些文件。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任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一九五零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党的八大以来的一些文件和中苏大论战的一些文章都是他负责起草或参与起草的。”

    “为什么毛主席后来疏远了他呢？”

    “主要是他跟刘少奇和邓小平太紧。”汪东兴说：“当然江青对他也很反感，认为他不听话，对她和毛主席的许多决定不那么好好贯彻。导火线还是批判《海瑞罢官》。”

    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姚依林呢？”

    “他是安徽省池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也是一九三五年入的党。在那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调到中共天津市任宣传部长。抗战时期，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以后又参加冀东武装起义，任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局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全国解放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当过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等职。这个人过去一直跟着陈毅、李先念他们走，不过周总理也很信任他。”

    华国锋明白了。他脱口而出：“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汪东兴把脑袋往后一仰，长叹道：“这下你该看清了吧?他们才是迫不及待招降纳叛，网罗他们的亲信呢。邓小平这个人，我早就说他靠不住嘛，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

    “不过，这些人毕竟都已经老了。”华国锋突然站起来，似乎很有信心地反问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毕竟是他们死在我们的前头嘛，有这一条就不怕他们!”

    “难道你不怕政治局的成员发生变化?”

    “他们还真敢赶我下台?”

    “那可不一定?”

    “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华国锋又烦躁起来：“那我们可真要和他们拚了。”

    汪东兴冷笑道：“老百姓总是跟着权力跑的。你不见有个叫王立本的给你写信提意见吗?他是党校的，肯定有背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号!”

    华国锋的脸又拉了下来，他把那封信拿起来仿佛像掂掂他的份中地晃了晃，问道：“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接过来飞快地扫了一眼，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华主席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亲自写一封信支持他的意见。同意将红星养猪实验场的陈列品撤去，看胡耀邦他们还怎么做文章!”

    华国锋指示秘书于一月十六日给王立本复信，高度评价他的意见，同时希望红星养猪实验场照此办理。这封信立刻由北京各大报刊公布，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消息传到中央党校的第二天，胡耀邦亲临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在讲话中赞扬王立本关心党的事业，号召人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造过来。他说：“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残余，迷信救世主，迷信个人的做法，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领袖观念，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华国锋同志还不到六十岁，如果现在就把他每到一地用过的、坐过的、住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陈列起来，那要修建多少纪念馆?所以要不得，要不得啊！改正这些东西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破除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你们将来会看得很清楚的。”

    胡耀邦的讲话当天就传到了华国锋耳朵里，他正和陈永贵研究山西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部署和注意事项。当天的《情况汇报》由秘书汇报后，陈永贵气得吼起来：“胡耀邦这些话，纯粹是放狗屁。照他这么解释，韶山毛主席故居，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和烈士的纪念地，统统都应该取消和改掉，我真不知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到底要干什么?”

老杨

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  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

   

    纪登奎平时不吸烟，这一段却是经常口袋里装着烟斗，不时地拿出来摆弄一番。有时点着后，又让它慢慢地燃尽，也有时吸上几口，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突然发生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念头：好象自己已经没多少事可干，已该退休了。尽管自己的年纪比起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来还小得多！

    这次会上，他和陈云同在一个组里讨论华国锋等人的讲话，陈云说了一句令他震撼心魄的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拨乱反正将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什么?”纪登奎忍不住问道：“照这么讲，刘少奇也应该平反?”

    “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陈云同志，你这种观点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如果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一摘，那毛主席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完全被否定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学说也将被否定。”

    “纪登奎同志，我可以告诉你，凡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东西，就是天王老子的成果，也要统统否定！”

    “这绝对不行!”纪登奎当场拍着大腿站起来：“如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部否定了，那还有什么共产党?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固然不是神，但刘少奇也不是好人!”

     华国锋从中作了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继续进行复查，所以三中全会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作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尽管他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紧接着，吴德又被免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林乎加担任；他又被免了在北京军区内担任的职务。纪登奎心灰意冷。

    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党政军民各界三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陪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来到会议厅里，那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交织成热气腾腾的景象。突然，纪登奎看到身后的胡耀邦和邓颖超往前面走去，紧紧拉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晃起来。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我们看看那几个受冤的苦主吧!”

    他们跟叶剑英、李先念走到那几个人跟前时，华国锋惊呆了，汪东兴他们也惊呆了，纪登奎更是傻了跟。原来，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身旁的那个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王光美皱巴巴、黄蜡蜡的脸上流动着眼珠，发灰的嘴唇哆嗦着．身上的那件蓝制服很像是赶制的。看到华国锋等人，她松开了胡耀邦的手，迟疑着朝前迈了一步，欲伸手又不敢，一下子僵到了那里。

    当初华国锋很不愿意接触彭真、薄一波，这一次很亲热地向他们伸出双手，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吃苦了。”

    叶剑英在旁边说：“真没想到，林彪、‘四人帮，整他们整得那么惨，关在监牢里连水都喝不够。彭真同志好长时间不给被褥，只准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觉，硬是把他的一只耳朵给搞聋了。”

    这时，胡耀邦指着王光美问华国锋：“华主席，你不认识她吗?她就是王光美啊!”

    这回躲是躲不过去了，就在华国锋伸出手的瞬间里，好几个记者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拍下了一幅幅历史的镜头。

    “华主席．少奇同志冤枉啊!您应该为少奇同志作主哇!”王光美泣不成声了，当她的手和华国锋的手相碰的霎那．她觉得浑身一软，快要跌倒，邓颖超和胡耀邦急忙扶住她。她才稳住神，泪眼朦胧地对华国锋说：“再不能让少奇在九泉之下继续含冤了。”

    “光美同志，不要这样嘛。”华国锋的眼圈也好像红了。“你再等等，相信党和人民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的。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欢天喜地嘛。”

    王光美擦掉了眼旧，突然又倔强起来：“华主席，十多年来我今天是第二次笑了。第一次是听到您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那天。今天哭也只是在亲人面前第一次流眼泪哇。”

    “好。今后应该永远笑，永远高兴下去。”华国锋多少有点不自然地说：“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叶剑英双手抚摸着王光美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光美同志．党和国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你就再等待一段时间吧。”   

    纪登奎听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他们是一定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

    当吴德和王光美握过手，转身和彭真握手时，彭真说：“吴德同志，你该给我腾房子了。鹊巢鸠占的日子还想继续下去吗?”

    这句话弄得吴德很不好意思，他说：“难道给你另找一套房子就不行吗?”

    “不行!”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你当初怎么占的你再给我怎么退出来就行了，要找房子你去另找。我这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另找不来。”   

    吴德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批斗彭真的时候，彭真对吴德说：“我现在实在支持不下来了，请你跟造反派们讲一讲，请两天假哟。”吴德说：“这个我做下了主，你和红卫兵小将们直接讲吧·”彭真有些生气地说：“这样没完没了地批斗下去．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吴德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什么！你还要我负责?我负什么责?你是个地地道道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有余辜的叛徒、特务，你还想复辟?告诉你，革命人民就是要彻底地把你打倒，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吴德把这些故事讲给纪登奎听后。纪登奎感慨万端地说：“现在我才对《警世通言》、《酲世恒言》、《喻世明言》里的许多话有了深的体会：‘话到嘴边留半句，人生通途留后路’哪。我们这些人，过去只知道忠心耿耿地紧跟老人家干革命，谁知老人家刚刚归天，我们却落到了这般田地。”

    吴德说：“其实，这里面还有许多界限需要进一步划清楚。这就是，虽然给彭德怀、薄一波这些人定为‘反党’、‘叛徒’不妥，但他们有没有错呢?平反不能连他们的错误也推翻吧?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比我们这些一贯清清白白的干部还光荣，还神气，这种怪现象一定要扭。得给多数政治局委员打招呼，不能轻易地同意他们官复原职。邓小平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

    “只怕我们阻拦不住。”

    “阻挡不住也得挡，不然我们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职责。你说，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当然是搞阶级斗争。”

    “可现在连地富反坏右都平反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你还搞什么阶级斗争？” 纪登奎长叹一一口气：“我有一点感觉，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会落个悲剧角色。”

    “不是实行‘三不主义’吗？”吴德的劲头似乎十足：“他们那么起劲地反毛主席都可以，我们替毛主席说几句好话没错吧？”

    但是，吴德再一次失算了，正像纪登奎所说的：他们根本阻挡不住中共中央平反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错案的步伐。二月六日，以林乎加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所有人和事，包括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平反。决定指出：“林彪、江青一伙从批判‘三家村’入手，，进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夺北京市委的权，进而搞乱全国。现在是到了彻底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更令吴德不安的是，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就在当天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彭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负责起草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制的起草工作。

    吴德对纪登奎说：“这可是冤家路窄，我们又走到一块了。”

    纪登奎连连叹息：“现在我们是步步设防，步步失败。吴德同志，像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没法继续干下去了。即使我们不下台，人家也总有一天会赶我们下台的。”

    “你的意见是……”

    “直接向华主席指出来，如果再不采取急刹车，我们只好向中央提出辞职。”

    “这样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敢说，邓小平这些人巴不得我们这样干呢！”

    “但对华主席来说，岂不是更让他势单力薄了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眼瞅着将来别人逼着我们下台吧。现在这样考虑问题，我们还体面一些。”

    吴德把纪登奎的这些话和思想动态，如实地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似乎已经估计到会这样做了，表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很通情达理，能忍得下。他苦笑着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反正都是为党工作，谁干都一样。对历史我们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但对这个局面来说，我实在是难以挽回了。我只希望在经济上能使我们的国家有大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国梦……”

    “但具体路线，我们的方法和他们不一样。”

    “究竟谁的办法好一些，可以试验嘛。”华国锋说：“他们不是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检验别人，当然也检验他们自己。让他们干几年看一看，等他们在实践中碰了壁，自然就服输了。”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开完，汪东兴就惊得浑身冒汗，再也坐不住了。

    从四月五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王任重等人的带头下，以总结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为名，对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会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气氛相当激烈，言辞也刻薄。许多与会者被他们提供的一连串数字弄得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像不到，他们十分尊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怎么毫无经济管理水平?这样的人还配当国家总理吗?

    这是一些人的意图，尽管还未明说。

    还在半个多月前，即三月十四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六点意见．主要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要求中央开会审议他们的意见。

    华国锋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对陈永贵、纪登奎、吴德说：“经济工作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不平衡是相对的。像他们这样找问题，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

    但邓小平却说：“经济工作比例失调，是关系到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路线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必须开会研究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于是，从三月下旬开始，政治局开会审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那么会议对汪东兴来说，只是一连串枯躁无味的数字和令人头痛的公式及概念．所以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其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整个会议中，只有华国锋硬着头皮来招架。

    这回是陈云打头阵。

    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讲话中，劈头就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国情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和邓小平、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说：“前一段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在国锋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冒险。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只是土的，而国锋同志的冒进是洋的，是带有现代化的意味的。今年三月十八目计委重新拿出个新文件，我看就比在国锋同志指导下搞的那几个好。国锋同志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提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的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是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而是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干二百吨钢编计划。”

    陈云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经济权威，他又是新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几乎没有人反驳，事实上也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现在，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虽然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

    所以，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华国锋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显然是过高而根本达不到的。

    最后，陈云打断了一些人的话，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华国锋同志在政府报告中要求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什么三十个大电站呀，十个大油气田呀，十个大钢铁基地呀等等，完全是不符合国力、财力的冒险指标。还有几万个小的基本项目指标，不得了哇!把国家折腾穷了。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算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不是白搞吗?”

    邓小平说：“当然，华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把经济搞上去。”

    李先念也插话说：“这一点必须肯定。华主席有这个胆子提出高指标，也说明有气魄嘛。”

    “搞经济工作，不能离开实际和条件去搞大胆的设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管经济。有些人就是经验少，胆子大。”陈云开着玩笑说：“像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政治局委员哄堂大笑。笑声中人们自然想到华国锋。只见他坐在那里脸红得像个西红柿，低着头不住地翻阅什么，一声不吭。

    当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后，整个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因为事情都是这两年来发生的。人们记忆犹新。   

    “当初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怎么全推到华主席一个人身上去也，这太不公平嘛。”

    “他是党政军一把手，他不负责谁负责?”

    “华主席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不大合适，还是像毛主席那样只担任中央主席好些，这样也便于发挥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嘛。”

    “看来，华主席的能力太差，没有挂帅的素质。李先念同志四月五日的讲话中列举的数字是惊人的。”彭真在分组讨论时对几个组的负责人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粮食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一九五七年。棉花按人口平均的占有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点一斤降到的现在的四点六斤。油料由十三点二斤降到十一斤。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三百六十五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一九七八年，花了二十一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三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赵紫阳说：“这几年还天天喊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其实根本违背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事实充分证明，农业上再不纠正那种‘左’的错误倾向，我们的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照这么说，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也该废除了?”

    “铁的事实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赵紫阳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使农村中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一点余地也丧失殆尽。如果我们还相信过去的神话，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农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必将使城市挨饿。”

    邓小平问道：“有些数字的含义你们知道吗?它的后果你们知道吗?这对那些只是在口头喊高举而根本不面对现实的人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李先念又打开他的讲稿，对众人说：“现在，全国发电能力还缺一千万千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一大批工厂经常处于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这几年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加工工业还在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另外，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去年一年，因为我们的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我们就损失了八千七百多万美元。”

    “不仅这些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十多年来，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职工就业面是扩大了，但平均工资没有提高。我们在集体福利、职工住宅、公用事业、环境保护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累积起来的问题很多。此外，劳动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全国大约有两千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和复员转业军人一百零五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三百二十万人，插队知青七百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二百三十万人，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要安置的八十五万人，等等。在两千万人中，今年急需安排的就有八百多万人。大批人口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   

    就这些问题讨论，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除了华国锋、纪登奎这些人感到一筹莫展外，邓小平等人似乎都已经成竹在胸。工作会议开到结尾时，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我们已别无选择余地了。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是人们谁也无法忍受的。那将会阻挡中国的四化进步，并由此大大推迟我们进程的时间。为恢复元气，我们要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人员的叽叽喳喳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将获得参会者的赞同。

    然后，胡耀邦开始说话了。此时谁都意识到他已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威望正日益提高起来。当叽叽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矫健而又富有感情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多，同志们，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赶快让一大批被错整错批错斗的老干部赶快走上领导岗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错误结论后，中共中央又宣布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为因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案平反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已为彭真彻底平反，为‘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批准撤销一九六四年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彻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一九七五年《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陆定一彻底平反；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等等，所有这些平了反的同志。我主张从上到下一律恢复原职，把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重用起来，不得给以任何歧视!”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再一次给他们赢得了人心和力量，正如华国锋、汪东兴私下所担心的他们会来这一手那样。

    陈锡联走到底层，刚刚要跨进正在等候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背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干部。

    “华主席想在他的家中与你谈话，陈司令。”他轻声说完，便二话不说地走开了。

    华国锋现在住着的房子，据说是过去专门为江青修造的。这套建筑华丽而又实用，具有一套现代化的安全的使用设备，但办公室却很简朴。华国锋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通过这几个月来的事实你看到了，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伟大决策，而且也要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大量工作。我想具体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

    沉默。

    两位年纪不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像他们这样的议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党内曾出现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内讧，如果他想让别人死的话，那他自己也必须作好死的准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只是言词伤人，便使像他们这些深感受逼的领导人秘密逮捕而后公开批判，使他们身败名裂。这不能不使他们在这类最为敏感的问题上捉摸不定。

    “现在很多问题还无法下结论。”陈锡联终于打破沉默：“如果他们决定要你下台，那你就完了。可是，现在看不到这种迹象。他们谈的只是工作经验和教训。华主席，你现在必须冷静思考，这就是：是否他们上台就必然会使你下台? ”

    “这倒不至于。”

    “如果这样，”陈锡联笑了笑，“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说多了传出去只能是自寻烦恼。”   

    “但眼下的许多措施已非常……”

    “华主席，先忍耐着吧。”陈锡联木然地笑：“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老杨

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 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略）

    邓小平看了他的所有罪证和材料，大发雷霆：“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就没有了。我们同魏京生这样的坏分子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动摇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出了这四项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华国锋看了魏京生的全部材料后，心里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舒坦劲。自从这些年轻人打着“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帜掀起一股股浪潮后，他就有种极度的担心，担心会酿成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式的事件。当别人请示他该采取什么措施时，他张口结舌，支吾其词，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现在好了，邓小平说他们是反革命捣乱了，这比起前一段口口声声发扬民主的言论，多少带点自打嘴巴的味道。他按了一下电铃，将秘书召来，想了想说：

    “请在六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的政府报告中，给我加上这样的话：'在我国(除台湾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不再存在。但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我们决不能够麻痹大意，放弃警惕。”

    秘书作了记录后又问：“华主席，还有什么事吗?”

    “你把汪东兴同志找来，说我有要事。”

    汪东兴乘车赶到华国锋的住地时，太阳已收敛了它最后三道霞光，没多久，月亮从云朵里钻了出来，像银盘似的，挂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晚风缓缓地吹着，月光仿佛在水面上撤了一层银粉，晶莹闪亮……

    华国锋今天的气色很好，他让汪东兴看了有关材料后，说；“看来邓小平也没有什么高招，转来转去，还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他终于对西单民主墙那帮闹事的坏人采取措施了，这就是……”

    “这是因为魏京生们反到了他邓小平的头上!”汪东兴没好气地说：“你当他为了维护你?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架空你，最后采取行动。”

    华国锋知道汪东兴近来对他产生了不少意见，其实汪东兴对他完全是好意，这他是心里清楚的。那天，他应出版社和所谓童怀周的请示，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后，汪东兴跑到他这里，伤心地掉了眼泪，他说：“华主席呀华主席，我没想到你步步后退，处处失守，已经到连点骨气的刚劲都没有了！你怎么能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书名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能说你是迫不得已，在党内保留了意见?为他们题写书名，不是充分证明您是在讨好他们，向他们献媚吗?”华国锋心中不悦，也只好保持沉默。

    说心里话，汪东兴基本上对华国锋已经失去信任。他觉得，依靠自己已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他认为，现在党内已经面临着刘邓势力全面复辟的现实，毛泽东的刀子快丢掉了。他感到伤心，具有一世英名和高度洞察力的毛泽东怎么选择华国锋这样的软蛋人作为接班人? 唉，这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天大的笑话啊！

    如果说，林彪是一个刚愎自用、胆大妄为，善于挺而走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话，那华国锋则是一个腹无滔略，胸无文才，根本没有多少治世经验的实干家，充其量不过是个只会察颜观色、随风转舵的领导人罢了。他自私、畏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什么原则都可抛出。所以，汪东兴心灰意冷，说话免不了冷嘲热讽。

    华国锋感到有点伤心：“我好心好意地依靠你，提拔你当我的助手，怎么现在一点也不为我着想呢？”

    “东兴同志，你应该相信我。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不会做半点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的。”

    “可你想想，我们这一年多来，哪件事是对得住毛主席的呢?人家一步一步地，不是正在用你的手，来做否定毛主席的事吗?”

    “你太糊涂了!”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

    “让我们试一试不行吗?东兴同志，社会主义运动谁也设有搞过。马列主义允许不同方式，他们碰了壁，还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到那时再评判谁是谁非嘛。”

    “你这是自我安慰。”

    华国锋真有点生气：“我不这样能怎样呢？难道再来一次逮捕'四人帮’！”

    汪东兴唰地一下脸变得苍白，那只微微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华国锋。是的，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邓小平等人一次他梦寐以求的迎头疼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任何行动方案，起码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被外电称为华、邓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他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那也许会行得通，也许会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那真是要流血、死亡，说不定会……”

    “华主席，你别再说了，”汪东兴的嘴唇打着哆嗦，终于承认：“我们很难对那样的后果负责，我们负不起那样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地寻找一条非常稳妥的办法。我们国家经不起大折腾了，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的政治经济又这么多问题，我之所以愿意放手让他们搞试验，目的也是……”

    “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他们把责任往你身上推，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的用意我清楚。”

    “未必。”汪东兴说：“任何政治家推御责任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整垮对手。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捧你，事实上他们都把你当作了他们的敌人，起码是对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看出了你的无能。”汪东兴脱口而出：“也许你本来就应该担任这样的角色，你早该自己下台。”

    “你胡说！”

    汪东兴笑了：“其实，这话也是对我说的。我也不够格，也该下台，也许这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

    “准备下台，也许还不会下台。不准备下台，说不定真会下台。这是毛主席说的。”

    华国锋哭笑不得，他真不知道今天汪东兴到底犯了什么神经，说了这么多不切实际的话。他正想说什么，汪东兴一本正经地又讲起来。

    “你知道胡耀邦最近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他正在组织力量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复查。说不定他用邪门歪道真能否定了刘少奇的罪状。”

    “不可能!”华国锋说，“刘少奇头上那三顶帽子是用大量的事实给他戴上去的，如果真推翻了，那除非那些事实是假的。可有些证据我亲自调查过，绝对不会假。”

    “好，有华主席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过有话说到前面，你如果真的允许给刘少奇平反，那我就真要辞职了。”

    “他想翻案可不是那么容易。尽管陈云、邓小平想给他翻案，但难、难、难，我倒想看看他们怎样为他推翻那三顶帽子。让胡耀邦穷折腾吧，有他下了台的时候。”

    “好，我看着事态的发展。”

    别看汪东兴私下对华国锋顶碰两句，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却到是维护着他，真像当年保护着毛主席一样，连吴德都开玩笑说：“你开口华主席、闭口华主席，好像除了华主席代表党中央外，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似的。”

    汪东兴回答得也很干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确只有华主席能够代表中央，其他人只是华主席的助手。只有野心家和阴谋家才企图本末倒置，取而代之。”

    这句话，恰巧被进来的邓小平听见了。但邓小平是绝对不会表露出什么的，他只是微微一笑。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经过一次次的党内政治斗争风云后，已经懂得如何巧妙地对付他的反对派了。他坐在里，偶而打趣几句，始终不表露什么意见，等叶剑英、陈云也到来了后，他只是催促他们快些开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审查和通过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决定一些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的安排问题。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主持起草的，所以在政治局委员们讨论时没费多少时间就通过了。

    在讨论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等人为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科学院院长等人事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冷场。

    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彭真和薄一波官复原职是否合适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提议表示了异议。看得出来，有些政治局委员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胡耀邦振振有词地发言：“彭真、薄一波二同志官复原职，我看是天公地道。有人提出这类本不该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解释。只能说，这些同志头脑里'四人帮’的余毒，至今没有肃清，希望这些同志自己起来革命，主动作些肃清工作吧。”于是，政治局以多数票赞成而通过了预定的议题和方案。紧接着，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常是叶剑英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一九七九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一九七八年国家预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次大会最引起国内注意的是：彭真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这将标志着中国正在向法制方面迈进……

    当然，预定的人事安排全部通过。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又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姚依林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这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就连局外人也看得出来，华国锋的权力在一步一步缩小，他的范围正受到更多的限制。

    大概中共中央对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宣布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已经不耐烦了，于八月十七日发出一个《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宣布凡是中央过去所发文件的内容，提法和决定，同中央新发文件、讲话内容、提法和决定相矛盾、相抵触的，一律应以新的文件、讲话为准，旧的文件或其中的有关部分内容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这说明，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又进入新阶段。凡身不在当时境界和圈内的人，很难感觉到每一件事的真正意义……

    彭真一见邓小平穿起了军装就知道这位真正的掌舵人又要采取重大动作了。西单“民主墙”的那些年轻人几乎构成不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威胁，但是中央的那几个“凡是派”领袖，却成了这两位老人的心病。彭真忧心忡忡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后，邓小平让他家里来商量几件事。

    “最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还有那么几个人、活动频繁。”邓小平说：“所以我也准备补课。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彭真轻轻拍着身前的案卷说：“这话说到根本处了。许多平反了的老同志给我来信，说现在各地都有那么一些文革派掌权，千方百计地阻挠三中全会的路线。很多人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完，'凡是派’、文革派还会卷土重来的。”

    “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对我说，十年以后再看。”邓小平两眼放出光芒地说：“现在到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的。要想得远一点，一要趁我们在的时候挑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我看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同志就不错。他们肯定是死心踏地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我看是不是紫阳先调到中央来?”

    “我和陈云同志商议过，准备在四中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进政治局。同时你也选进政治局来。”

    “像王鹤寿、刘澜波、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薄一波、蒋南翔这些人都可选为中央委员。不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行啊！”

    “是啊，”邓小平点着头说：“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选好接班人不容易啊，一两个不行，得有一大批人。现在这件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见马克思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

    彭真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他们也难。”

    “不，别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了，也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有保证。”

    “现在，反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大有人在。”彭真说，“昨天我还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受到了你们的多次围攻，你们这些右派势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总有一天要和你算清账。’这些人活动很嚣张，我的山西老家就有这样的人物。”

    “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吧?他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

    “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从领导岗位上清退下去。”彭真果断地说：“而且，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像吴德那样的人，必须拉下去。现在北京市的人民的反映甚为强烈。”

    “不光是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表现也很不好。”

    “还有那个陈永贵，所谓的我谁也不信就信毛主席的大老粗，让他种地、管一个生产队还可以，怎么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呢?真是乱弹琴!”

    “解决凡是派的问题，我和叶帅、陈云、先念碰过头，一定要分两步来走。”邓小平老道精熟地说：“先要把华国锋稳住，让他听我们的，不要完全和他们搞在一起。先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要稳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这次下去，也是先给地方吹吹风。”

    “太好了！”彭真心悦诚服地说：“我在北京也要做一些人的工作。尽量使这件事不再引起轰动。不过，我担心华国锋……”

    邓小平笑了：“这个人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根本经不起风浪，没什么了不起!”

    “这我就放心了!”

    和彭真谈完话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就启程到达济南。

    济南是闻名全国的泉城，老城西南隅的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冠。城北的大明湖，古迹荟萃，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邓小平在山东省党政军领导人白如冰等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时，邓小平便吟诵起古人的诗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今日仔细一游，果然如此，古人真是形容得非常贴切、真实啊！”

    白如冰说：“我们山东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名胜，而且人也美呀!”

    “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夺权的人也美吗?”邓小平转过身来，神态变得严肃了：“山东清查帮派体系搞得怎样了?”

    “已告一个阶段，有些定性工作还没有搞完。”

    “省、地两级干部中，对中央制定的路线都通了吗?”

    “开始有些人不大通，经过教育，大部分同志已经通了。”

    邓小平等人在稼轩前的小亭边上坐下来，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白如冰说：“我们认为接班人要选思想解放的人来干，我们山东有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

    “解放思想是什么?”邓小平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你们同意吗?”

    “同意。”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

    “上次汪东兴同志来你们这里，不是讲了三条吗?”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的讲话我们只有在很小的范同内作了传达。”

    “他是很典型的'两个凡是’派。”邓小平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支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汪东兴说这是'砍掉红旗’，谢谢那位汪副主席，他那么一反对，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场争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白如冰说：“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说在省委展开讨论，一下子分清了许多是非。”

    “对刘少奇的问题怎样看?”邓小平闪动着眼睛望着白如冰。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没有什么错误，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比如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的事实，我是不了解情况的。”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那都是林彪、'四人帮’对少奇同志的诬陷，他们给别人定了多少'叛徒’的罪名，哪里有那么的叛徒？在他们眼里，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不过，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还会有争论。我希望山东的同志带个头，为少奇同志的彻底平反作点贡献。”

    离开山东后，邓小平又先后到上海、天津进行视察，沿途打招呼，其目的当然是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消除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影响。

    彭冲向他反映：“上海的'四人帮’残余现在已经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有个帮派头子说：'华主席大梦惊醒了，认识到了粉碎江青究竟意味着什么。下一步我们且看他如何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看来，我们不把党的领导权解决好，不行哪。”

    “有远见的老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初步商定，九月下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解决增补彭真和赵紫阳两位同志进政治局的事，另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重要文件，纠正这二十多年来农业上片面强调学大寨所造成的政策极端。”

    “赵紫阳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过，我早就对永贵同志有看法了，现在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动不动就给群众和干部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有人说他比'四人帮’还厉害。”

    邓小平笑了：“他毕竟是个农民嘛，不能勉强。有些事是别人用了他，而他也有些忘乎所已。到时候，我们还是还他的本来职务和面貌就行了。”

    “现在外界对叶帅的传说很多，都认为叶帅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对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说：“今年十月一日，是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专门为叶帅准备了一篇讲话稿，目的就是要向全国公布我们的政策，你们看到讲话稿了吗?”

    “看到了，大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四中全会也要集中时间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讲稿，要使它成为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你们要懂得中央这样做的意义，明白吗?”

    彭冲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着点头。

    邓小平说：“这就是要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告。党中央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正在向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进。那种由个人专制，个人意志办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也是再不允许出现什么救世主，真正由中央集体领导说了算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彭冲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好开口说明。在政治权术的角逐中。许多事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旦需要行动来表达的事用语言公布出来，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老杨

三十八、怀仁堂对话永贵底头 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


    薄一波没想到在怀仁堂口碰到了陈永贵，只是他虎着一张脸，爱搭不理地往里走，见了自己仿佛压根儿没见着，不认识。是不好意思，还是另有成见?这使他感到一阵愤慨。

    “永贵同志，请留步。”

    薄一波终于主动开了口，陈永贵再也躲不开了，只得转过身来，等着薄一波走到跟前主动伸出了手。

    “永贵同志，我这回重新工作，对各种事情都还不熟悉，需要你多帮助呢。”

    “哪里的话，现在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对你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有什么不懂的?大概不是让我帮助你，而是请你来帮助我吧!”

    到底是庄稼人，说话直来直去，不拐一点弯子，但是，薄一波心中一阵酸痛，同样的陈永贵，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上旬，陈永贵来到北京开会，连续几次打电话要见薄一波，一直等了一个星期，薄一波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抽时间接见了他。

    那时的陈永贵，在他面前显得那么虔诚，那么恭敬，开口“薄副总理”、闭口“薄副总理”地喊得可亲热哪。他给薄一波带了一袋小米、半袋绿豆。

    “薄副总理，亲不亲，故乡人。俺们大寨最引以自豪的是，京城里有咱老乡作大官。一个是彭真同志，一个是你。您离大寨最近。乡亲们日夜盼望着你能到大寨来看一看。如果您不嫌弃，等你退了休，就回大寨住吧。”

    “那不给你们加重了负担啦?”

    “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啦?大寨永远可以作为你的家。不管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是俺们的亲人。”

    薄一波记得很清楚，就在此次接见的两年后，陈永贵和刘格平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山西省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党政财文大权，成了赫赫有名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年春天他又来北京开会，参加了首都工交口造反派举办的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自己在遭受一顿拳打脚踢以后，挂着巨大的纸牌子被推到一个人跟前。

    “薄一波，你还认识我吗r

    薄一波忍痛抬起头，朝他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认识、你是永贵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陈永贵厉声地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你怎么能称我为同志?你对山西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山西人民早就强烈要求把你揪回去，接受一千七百万山西人民对你的审判。你知道吗?”

    薄一波低头不语。

    这时，身后的红卫兵狠狠的捶了池一拳：“薄一波，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为什么不回答?”

    陈永贵大声说：“你无颜面见山西父老，对不对?今天我就是来代表大寨、代表山西人民声讨、批判你的滔天罪行的……”

    又是十二年过去，同一个陈永贵站在面前，不知究竟是谁愧对乡亲父老？薄一波的眼圈发潮了。

    “永贵同志，来，我们到休息室里好好谈一谈，亲不亲，故乡人嘛。”薄一波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伸出手来对他示意了一下。

    这回，陈永贵没有拒绝，跟着薄一波进了怀仁堂，在那间铺设古朴而典雅的休息室里坐下来。薄一波想和他好好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转变立场，但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他也不打算仓促成事。反正他们已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永贵司志”薄一波的声音很低沉：“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会提高认识水平的。应该看到，那场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一场大灾难。我们都是受害者，只不过角度地位不同罢了。”

    “薄副总理”陈永贵突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现出像是困惑不解，又像是倔强不屈的那种光芒：“你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刘邓路线?”

    薄一波打个怔，他没想到这位大老粗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话题，倒真使他有点不好回答了。但他毕竟是久经风霜的人，脑瓜子转得很快，他不动声色地反问：“你看呢?”

    “我看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刘邓路线，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重新决定的三中全会路线。你觉得这条路线不对吗?不要紧，永贵同志，我们今天算是彼此交心，同样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薄一波说：“外国的反动报纸说我们党内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说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己危如累卵，这显然是恶意的挑拨。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相互交心，达到新的高度的团结。”

    “我们是应该讲团结，”陈永贵说道：“但有一个基础，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团结。现在有人在搞多中心论、无中心论，华主席的许多主张得不到贯彻。”

    “华主席的话都对吗?”

    “有人明明是欺负他老实，如果毛主席在，他们敢这样吗?”

    “永贵同志，怎么能够把华主席和毛主席简单地作比较呢?”薄一波说：“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推翻三座大山，他的功劳高大无比，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所以，毛主席可以犯些错误，而我们这些人绝不能覆蹈他的错误，这个常识你应该懂!”

    陈永贵也不冷静了：“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起来，更不会有今天。人应该有良心。”

    “我当然知道！”薄一波微微笑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根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现象的。”

    陈永贵的脸“腾”地红了，头上也冒出汗珠子，显得有点狼狈和尴尬。他当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会议室里，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比他还要狼狈，还要尴尬。

    叶剑英和陈云坐在华国锋对面，正在心平静气地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细节问题。由于经济工作上一连串的失误，华国锋被陈云列举事实问得精疲力尽。他已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等于在演独角戏，对来自中央委员会以外的那些反对者们的刺耳话和政治局这几位元老们的各种问题，他都难以作答了。

    “国锋同志，”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和他谈话或在公开场合提到他时，便直呼其名，很少再用“华主席”称呼，更不再提“英明领柚”了。他的身子仰在沙发后背上，双肩靠在后背垫上半闭着眼睛，打着手势说：“我已老了，我一直想让年轻人干，只是你们觉得我还可以给你们当顾问。现在中央的班子也有个老化问题。我建议让赵紫阳同志到政治局来，参加中央政策的决策。”

    “紫阳同志不合适。”华国锋坦诚地说：“大家对他很有反映，他不成熟。”

    “要说反映，党内党外，国锋同志你也很有反映嘛。”陈云不客气地说：“你难道就成熟了吗?两年多来你抓经济工作证明你很不成熟，很不老练。但大家依然拥护你当全党的领袖。”

    “我不能和他相比。”华国锋笑了笑说：“我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抓各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如果说我不成熟、不老练；岂不是说毛主席也不成熟、不老练了吗?”

    “国锋同志，不要那么相比嘛。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是很谦虚的，现在也希望你能和大家很好的合作与团结在一起，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之所以放弃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意相当一批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对紫阳同志的工作，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同志都有看法，都有意见，我不能为一个而失去几个，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懂。”

    陈云马上反驳，叶剑英伸手制止陈云，慢悠悠地说：“在四川，紫阳同志赢得了人心，到处都流传道'要吃粮，找紫阳’的新谚语，我看其他省市这样的情况不多吧?现在全党正在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给你配备一个农业专家不好吗?国锋同志，我们都是为你而着想啊！”

    陈云也说：“老同志给你提意见，有些话也许难听一些，但他们都没有恶意，都是诚心诚意帮助你。我们不忍心让你看笑话，都想帮助你……”

    “如果你总要错误地理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意思，那好，我们可以不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再不行，我们可以辞职。”叶剑英的脸色泛出红晕，说到这里，不停地咳嗽起来：“我现在就……咳、咳、咳，请求中央批准我退位……”

    这下，华国锋尴尬地坐不住了，慌忙站起来，过去给叶剑英捶背：“叶帅，你千万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嘛，为什么要激动呢?你不要着急！你再不要考虑退的事，你永远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

    “可我们的许多话你又听不进去，老同志能不着急吗?”陈云埋怨道。

    华国锋说：“好、好，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听你们的。我收回刚才的意见，好不好?”

    陈云冷静地看着这位步步后退的党中央主席，极不易察觉地笑了笑。他已经看出了华国锋的心思，他正按着他们预先给他划好的路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往下走，就在黎明前那个他即将悲伤的时刻……

    叶剑英又恢复了常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现在很像三国时期的蜀国。那时，诸葛亮也有教训：'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廖化你知道吗?”

    华国锋脸一红，硬着头皮点点头。对这个名字他感到陌生，但又不好意思细问，只好点头应承。他最怕在人多的时候和他谈论什么问题。本来叶剑英的话有时他就听不懂，再加上叶剑英又喜欢在谈话中引经据典，吟颂些唐诗宋词，这就使他更加感到与他谈话艰难，大有话不投机之感，叶剑英也有自己和华国锋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的念头，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想法，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样子。

    “诸葛亮本来老，五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愿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不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叶剑英又开始引古喻今了：“蜀国人才事必躬亲，有些事放手让别人去干，干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再予以纠正嘛。我们自从井岗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诸葛亮这个人很有远见，也很会处理问题。他的《前出师表》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得出的经验。”

    陈云接着说：“叶帅讲的这几句话，很值得国锋同志沉思。什么叫贤臣?什么叫小人?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些在你面前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话比较难听的人，不一定是恶意。我们这些老家伙之所以敢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你面前力陈利弊，未必有什么野心。倒是那些在你面前口口声声说拥护你，支持你、给你甜言蜜语灌迷魂汤的人，倒真要小心呢。林彪不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吗?这类阴谋家大有人在！”

    转瞬之间，一阵恐惧的心理钻进了华国锋的腹部。他想起了很多人，其中想得最多的是汪东兴，他肯定是这种人吗?其他人又怎样呢?是的，叶剑英，陈云、小平、李先念都已老矣，他们难道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吗?

    令中外观察家关注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只开四天。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华国锋对这两个文件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时，人们没有对此表示出过多的热诚。

    公报一广播和发表，各国政治家和国内那些对时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一段话：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再履行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委员……”

    汪东兴看到那几个他最到腻歪的人终于以微弱的多数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露出了恼怒的神态。

    “那几个自首、变节分子重新担任中央要职，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我都感到丢人，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又安插了新的定时炸弹，这实在是天大的过失！”汪东兴厉声对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十多人说。

    “我们也没办法，华主席同意这个提案和日程上会，就保不住他们会通不过，”他们显得都很垂头丧气。

    “唉，文化大革命算是白搞。”汪东兴说：“怪不得毛主席临终前一再说，我们国家的基础还是旧的，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林彪、刘少奇一类如上台，很容易，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这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陈永贵问。

    汪东兴没好气地说：“叫不叫，你们自己看。我刚才念的是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看得真准啊！”吴德说。

    纪登奎冷冷地说：“毛主席还说过，有些右派利用我的一些话企图永远高举黑旗时，但那样就不好了，左派们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料定他们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汪副主席，我的这些话，是不是主席的意思?”

    “意思没错!”汪东兴也冷冷地回答。

    这天晚上十点以后，华国锋的家里开始变得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

    四、五个不约而同到来的人都已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拿着扇子。汪东兴甚至露出两条又白又粗的光膀子。华国锋的老伴进进出出，忙着给他们上茶水、端水果。电话已经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去，坦率地交换了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是共识：这场争论将是长期的。斗争将在法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多数，谁就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陈永贵、纪登奎泣不成声地回顾毛泽东当年一些指示时，华国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们。

    “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是料到了的，”吴德乏困地说道：“当我允许邓小平站出来，我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人从来是出尔反尔，他的保证、许诺一旦达到目的后是会宣布作废的。”

    汪东兴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利用这个原理会随心所欲地朝令夕改，肆无忌惮地歪曲、抛弃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

    当这些人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倾吐牢骚，大骂别人时，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下了逐客令：“这些问题以后再议吧，回去以后你们谁也别再说什么，要注意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千万不要被别人抓把柄。好了，就这样吧！”

    国庆节的前两天即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那座被千丝万缕金色的太阳光线镶了一层金边的人民大会堂一万余位各界人士至聚集到大厅，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当政治家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时，不管他们内心怎样忧伤、焦虑，脸上总要挤出那副千人一面的笑脸。他们总是紧紧地包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把需要张扬的那些东西作为策略和手段宣讲出来。

    华国锋满面笑容地主持着大会。

    叶剑英宣读那篇近百人精心敲定的文字稿；“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看得出来，大会堂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对此失去兴趣。他们瞪大眼睛，指指点点，欣赏着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刚重新工作不久的老人，回忆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争的神态，如同在读一部清晰得不能清晰的无字书。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许多人字斟句酌地品着叶剑英的这段话，同样也回忆着他前几年的言论，发现了他的讲话中明显的变化。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赤胆忠心地辅佐华国锋的。他们对政界这种扑朔迷离的幻象始终感到眼花缭乱，弄不清这些超级演员们的言行，究竟哪些是真的而哪些是假的。

    叶剑英数落完林彪、'四人帮’的罪状后，提高了嗓门：“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到读到这里，冷不防华国锋接过话筒喊起来：“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时也是出了大力的。”

    于是，又是一片鼓掌声。

    叶剑英紧接着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粹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庆祝大会结束时，正是晚霞映红西方的天空之际。天上的云彩，给大会穿上了五色鲜艳的衣裙。参加大会的人流离开大会堂后，从四面八方又响起各式各样的议论。

老杨

三十九、为少奇平反耀邦讲理 替错误辩护登奎词穷



    中共中央精心准备了近两个月的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并没有在国际上起到预期的反映。国内国外的注意力，竟被十一日由自称为“星星美展”的一伙青年人发起的抗议示威游行所吸引，所冲溃。

    那是一个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的早晨，不到九点那些斗志昂扬的年轻人便喊着“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北京市委必须保障公民权利”、“取缔'星星美展’就是践踏宪法”、“强烈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星星美展’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保证公民有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人民万岁、民主万岁!”等标语牌，汇集到西单民主墙跟前，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外中记者都赶来助威。

    大约快十点钟时，示威队伍沿着长安大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道路的两侧，站满了许多身穿灰色、蓝色制服的行人，他们的手挽手，有的为游行者鼓掌。在行进队伍的两侧也有部分骑摩托车的警察。

    纪登奎和陈永贵从中南海汪东兴家里出来后，正碰上这支示威队伍。从轿车的玻璃窗他们都看到示威的人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巡逻警察站在马路中央，并没有冲击的迹象。

    这些场面他俩都看得多了，并没有什么紧张不安的表现。

    “发生什么事了?”陈永贵漫不经心地问。

    纪登奎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民主墙那里看大字报，消息比较灵通，于是回答：“有一批青年美术家，白天到美术馆门前露天举行美展，被公安局干涉了，所以他们要抗议。”

    “搞个美展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展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不怕，还怕美展?制止人家不是没事找事吗?”

    “唉，里面有好多情况说不清。据看过美展的同志讲，里面有政治问题。”

    “非毛化的东西比较多。”

    陈永贵火了：“那就该镇压!现在思想界都让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给搞乱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青年信仰危机。许多年轻人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别的追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正在这时，游行队伍出现了。纪登奎惊奇地发现，走前面的还有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人。陈永贵憎恶地望着远处的旗帜，也模糊地听到喊叫声。他从窗口伸出脑袋来观看。

    纪登奎回到家里时，发现胡耀邦和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已经等他很久了。

    原先自己在胡耀邦跟前，还可以居高临下地讲话，现在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又兼宣传部长，不但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自己还要听他的调遣，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桌子那边的宋任穷，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宋任穷的眼神，知道一定有大事和自己商量。看来他们俩个并没事先商量好，沉闷了许久还没有点破来意。

    “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吧，”纪登奎终于开口说道：“是不是征求我对刘少奇一案的意见?”

    胡耀邦说：“这一段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的同志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种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认为给他的定性和罪证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早就预料你们会这样说的。”纪登奎淡淡笑道。

    “当然，我们要从当时的实际背景来看，”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把话说清楚点，是谁?”

    “当然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中央多数同志都产生了这样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批判斗争，所以好多罪证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出现了，这是导致全国最大的一个冤案的原因。”胡耀邦稍微停顿了一下，观察着他的表情说：“剑英、小平等同志都让我们在开会之前多征求一下同志的意见，尽量不要把争论带到会上去，所以我们先和你谈一谈，争取能统一认识。”

    纪登奎知道在胡耀邦的背后，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将、老干部充当后盾，而且他们在中央的地位日益巩固。在短暂的时间里，胡耀邦就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登上了党中央秘书长的显位。由于重权在握，对他们的提议，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但是，纪登奎有他的老主意。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劝你们还是慎重些，不要搞得太急促，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无法接受你们造成的现象。为刘少奇平反，将会使中国陷入大动荡，从而使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任务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许多人都管我们叫'和平演变’了。”

    “对人民的误解，我们可以用事实解释。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攻击、诽谤，我们完全不予理睬。如果大家为闲言碎语所困扰，那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胡耀邦说。

    纪登奎抽着烟卷思考了一会，说：“那好，既然你们认为准备得很好了，请问，你们如何能驳倒他在一九二五年由长沙被捕叛变的事?如果能驳倒还好，万一驳不倒呢?”

    胡耀邦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马克思主义者分辨一切事情，都要的是实事求是。所谓一九二五年少奇同志在长沙叛变，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用逼供信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是吗?”纪登奎吃惊地瞪大眼睛，摆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宋任穷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弄着手里的一叠材料，偶而递到胡耀邦手里，帮助他提醒着什么。在此期间，不断有电话打进来，但他都站起来，示意纪登奎的秘书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的谈话。

    “原审查报告说，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赳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胡耀邦端起茶杯呷一口茶水，翻阅着手中的材料说：“据复查，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冬确实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第一，他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潜逃’之说，起初是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康生又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就申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那不能!”纪登奎伸出手来，大声说：“刘少奇私自回乡和上海总工会闻讯他被捕，通电要求赵恒惕释放，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以此证明。如果说当时已在上海工作的康生同志不能证明刘少奇的问题，现在推翻的证据也没有力量。但我们姑且不于认定。我请你考虑再推翻他叛变的证据。”

    胡耀邦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他才发觉眼前这位纪登奎并不是等闲人物，他伶牙俐齿，还颇为不好对付呢!怪不得邓小平对他说：“纪登奎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益的人物，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对我们这些人的迫害，他不像一般群众那样容易转变立场，恐怕要费很大气力呢。实在不行，只好让他挪位。”

    虽然如此，胡耀邦还是耐心地说：“少奇同志在长沙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他被捕的消息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遣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湖南上层人物洪庚，此人是长沙禁烟局局长，少奇同志的朋友，叶开鑫的乾女婿，此外还有叶开鑫，及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贺耀祖、欧阳振声(此人是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督促检查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洪庚之妻和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的同学李保安等证明。”

    “我不否认这些事实!”纪登奎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但这些也丝毫否定不了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与刘少奇曾经同学的恶霸杨剑雄于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庚、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然后'交保开释’。’赵恒惕提出这样的活命条件被刘少奇完全接受了。当时中央讨论刘少奇是否叛徒的认定：杨剑雄一九五二年交给政府的笔供不可能会诬陷刘少奇，他只能掩盖对刘少奇不利或有损他名誉的情节，而不敢胡说半个字。假如刘少奇不接受赵恒惕的条件，那个大军阀会释放他吗?”

    胡耀邦显然有些激动了，他把手中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放，右手忍不住一拍说：“你们以此作为少奇同志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叛变’的根据，是荒唐的。像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本《四书》，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不为奇。你们和原专案组以此竟推断出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陷害。”

    纪登奎也火了：“耀邦同志，你不要得势欺人！刘少奇的专案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批审的。毛主席有话：刘少奇作为一个'斩决’的要犯，一夜之间，难道没鬼吗?你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干什么，你那时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吗？”

    胡耀邦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马上放缓语气说：“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冲你发那种火。不过我还是要向你解释，当时，中央专案组根据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这两件事，来推断刘少奇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同样站不住脚。据查，'四斩’反革命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此外，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单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书)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未提到'斩决’之事，所以也不足为凭。”

    “杨剑雄作为有恩于少奇的人，他却在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请示他时，擅令枪决，这无论如何也未必妥当吧?”纪登奎的话音里已露鄙视意味。

    胡耀邦感到万分痛心，眼前这位身任要职的政治局委员至今对一个已含冤而死的原国家主席都不放过，仍欲鞭鞑，怎不令他气愤至极呢?但他仍以巨大的毅力控制住了自己，说：“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他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覆。刘少奇同志于二十九日覆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覆……”

    “完全歪曲事实，连忘恩负义都不如！”纪登奎大声说：“我至今还认为少奇这样批示的确带有杀人灭口之嫌!”

    “我们的看法与你不同。”胡耀邦说：“我们认为答复正常，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说是出于他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你至今还说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对不起，我只能说这是强加罪名了。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少奇根本没有投敌叛变，所以也根本无须像你所说的那样了。”

    纪登奎见胡耀邦、宋任穷还拿材料给介绍，就摆摆手说：“我看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立场根本不同。你们是不管说什么，非要完全、彻底地推翻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包括毛主席亲自抓的刘少奇案件。在现在的环境和条件下，我相信你们是什么证据也会拿出来的。我无意再和你们争论什么，你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就让实践去检验，让历史去回答吧!”

    宋任穷也有点生气了：“你作为政治局的一个成员，怎么能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呢?”

    “如果你们执意要按你们这一套办，我这个委员，包括副总理的职务都可辞掉。”纪登奎说：“我保留我的看法，这总可以吧!”

老杨

四十、邓小平组织写准则 众老人议论动手术

    华国锋从十月十五日起，作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等西欧等国的访问。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来，中国政治首脑对西欧国家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按照同这些国家的事先约定，访问期间，华国锋将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理雷蒙·巴尔；西德总统卡斯滕斯、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大德罗·佩尔蒂尼、总理弗朗切斯科·克西加等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举行会谈，并签署一系列的文化、贸易、科技等合作协议，还要在法国巴黎参加周恩来旧居纪念牌揭幕仪式等。

    本来，华国锋想推迟到党的十二大以后再去访问，但邓小平对他说：“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抓经济建设，不开眼界不行。西方建设好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借鉴的。十二大准备工作，留给耀邦、紫阳他们干吧。你作为一国总理、党的主席，不站在世界高度看问题不行啊！”

    李先念也说：“现在的西方世界，可不能还按老眼光去看喽。整个世界都在向前发展着，你这次抽出二十多天的时间周游一下这几个发达国家，保证会有重大收获。这次回来再考虑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方针、政策，我敢保证你会有质的飞跃。”

    这下，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打点行装，组织陪同人员，在国庆节刚过就开始准备出国的各项事宜，而把国内问题的处理，全部给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华国锋出访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召集胡耀邦、胡乔木、赵紫阳、宋任穷等几个贴心人物开会，布置他即将向“凡是派’讨伐的具体措施。

    他毫不怀疑，在国内那四、五个“凡是派”人物也一定组织秘密行动而且在进行之中。他知道，汪东兴、陈锡联在中央高层内部进行的一些游说是得心应手的。虽然他们都调离了军队中最核心的领导岗位，但在那些机构已安排了他们认为与他们的思想体系一拍即合的人。他们处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所以他们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胡耀邦来到邓小平家里，其他几位著名的人已经到了。特别是看到胡乔木在场，他就知道邓小平一定又要安排起草什么文件了。胡乔木最重要的特长是对中共党史和国际运动史的研究，称得上是文革以前党史的活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是文革前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很得那几位中央老常委的信任。邓小平至今还是十分器重他。

    邓小平比国庆节招待会时的形象似乎憔悴了些，两眼都有一圈褐色的乌斑。等他们都到齐后，他才从内室里走出来。

    “你们都听到一些人对我们关于刘少奇同志复查材料的反应了吧?”

    他们四个人都点了头。

    “这是最关键，最大的一个堡垒。只要这一道防线突破，我们对'两凡派’的进攻就算取得了决定的胜利。现在到了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规定几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时候了。我计划在中央五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准则。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议一议这件事。”

    胡耀邦想起了他前几天和自己的谈话，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着手抓这项工作了。于是首先说：“我们党过去本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很好的传统，但是由于建国以来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致使一部分领袖人物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的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损害……”

    胡耀邦有个特点，讲起话来往往收不住，总是滔滔不绝，中心反而不突出了。

    邓小平皱了一下眉头，感到他多少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便打断他的话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和你们商议一下，起草一个文件，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几条准则，我看起码有这么几条需要注意……”

    四个人赶紧掏出笔记本，拧开钢笔，认真记录着。

    “第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邓小平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打着手势说：“上次开常委会，我刚讲了两句话，汪东兴就把他的本本打开了，那上面全记着毛泽东同志某年某日的批示或讲话，我说一句他顶一句，我火了就说：你干脆把你的本本念完，念完咱再讨论!这样他才闭嘴。”

    赵紫阳插嘴说：“我和乔木同志征求他对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意见，他说杀了他的头他也不同意，说他绝不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要反潮流。”

    “他反什么潮流?”邓小平笑着问。

    “反人民的潮流。”胡耀邦说。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对抗了，”邓小平放下茶杯，站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准则要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过去用中央文革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一个教训。我看我们还要恢复书记处，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设总书记，像八大党章规定的那样。”

    胡耀邦和在座的人都听出来了，邓小乎讲的这些措施和规定都是对着华国锋来的，旨在限制和控制他的权力，赵紫阳很佩服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手，他们善于因人设事和设事制人。当初毛泽东为了阻止林彪篡权，就建议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而现在邓小平又主张恢复八大党章的一些规定，这会不会引起新的斗争呢？

    “我们还得重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强调：“这可以作为第三条。第四条，要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明确规定：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一定要撤下来。我就收到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要求把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还有另一些人赶出中央委员会去，不知你们听到了没有?”

    宋任穷说：“这方面的呼声太多了，信件都是成捆成捆地往中央寄。”

    胡耀邦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跟着林彪、'四人帮’做了不少坏事。过去群众不敢讲话，真可谓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现在，人民对他们的愤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还建议准则的规定里加这么一条：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可以。”邓小平说：“总之，乔木、耀邦同志，你们可组织一些秀才先搞个准则草案，然后再上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委员会讨论，最后上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准则写得要具体，明确，不仅要管现在，而且对将来也要产生积极作用。”

    赵紫阳说：“根据准则的若干精神，是不是五中全会上就把汪东兴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已经成公开反对派了，我们每干一件事，他都要反对。”

    “你们的看法呢?”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

    邓小平说：“你们再做做其他人的工作，时机既然已经成熟，就要坚决地、果断地下决心。时机这玩艺儿，一旦捕捉不住，客观存在就会悄悄地从你身边溜掉，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耀邦、紫阳你们分头谈。乔木、任穷同志也可以在你们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

    胡耀邦说：“今后，党内的这种民主要成为一种制度。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胡乔木高兴地说：“写上这一条，保险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准则起草工作，一定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宋任穷说：“要让人民看到希望嘛。”

    邓小平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大钟，说：“我看差不多了，就到这里吧。你们要抓紧时间搞出草案来。对了，我差点忘了。”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陈云、剑英同志和我反复考虑要选两位年轻一些的同志进常委会。你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参谋参谋。”

    这是一种暗示。

    胡耀邦和赵紫阳便从邓小平的眼神里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叫信息。聪明的政治家们从来不愿公开搞封官许愿的举动，他们总是用一些能够表达出自己意图的举动给一些人启示，鼓励或制止他们干什么、不干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这两个少壮派的后起之秀，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了。

    陈云由王震陪着，来到西山叶剑英居住的二号院，跟他呆在一起，和他商量了邓小平写的具体意见，直到半夜才乘轿车回城。他们仔细研究邓小平写的准则意见时，每个人都有一种惊喜但又担心的感觉。老实说，他们都承认自己没有邓小平的那种气魄和胆略。他不但敢于冒着各种非议作某件事，而且有办法、有措施作成这件事。

    “我早就说过，”王震摸着刮得灰青的下巴说：“邓小平只要站出来，一定会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来，你看怎样?”

    叶剑英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办法绝妙到极点。华国锋既不好反对，又被夺去了政权，真有哑巴吃黄莲的味道呢。”

    陈云说；“而且党的八大、七大都有先例，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好。小平这几条意见也好：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及时地有效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考虑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小个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还得选几个年富力强，既能苦干又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组成。”叶剑英说。

    王震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纸，毕恭毕敬地对叶剑英说：“小平和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主张由八九名同志，顶多十一人组成书记处，他提议的同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同志。先念同志又提了两名，他们是姚依林和彭冲同志。”

    “杨得志同志还是能打仗的嘛。”叶剑英像陷入回忆之中：“他和小平很熟哪。”

    王震咧着嘴巴笑了，拿出一份履历来说：“我把他的简历给你念念，他是湖南省株洲人，一九一O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鲁豫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司令员，昆明部队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在战争年代，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了著名的大渡河战斗。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九、第十、第十一届的中央委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宣读这样一位角色的简历很枯燥无味，但对这些身经岁月沧桑和战争风云的老军事家来说，则比欣赏一曲最优美的唱段还富有魅力。那些血与火的岁月，在他们的耳朵里，如同一曲交响乐。

    “哦，够了。”叶剑英说：“书记处的这些成员都有战争经历。”

    “方毅没有吧?”陈云若有所思地问：“他的经历怎样啊?”

    王震说：“他是福建厦门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四岁时加入共青团，十五岁转为中共党员，担任过厦门团中心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参加闽南游击战争。抗战时期，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参加和领导了创建鄂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外经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八届、九届的中央候补委员，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陈云笑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什么迫害吧?”

    王震也跟着笑了：“反正没受大的重用。”

    叶剑英说：“估计这个准则和书记处的人选问题易于被多数同志所接受，都是老资格的人，能够镇得住一些人。”

    陈云说：“小平和先念同志还竭力推荐耀邦和紫阳同志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来，我看也是很有远见的决策。”

    “‘稚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的这句诗说得好啊！”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治国治党，我不如小平同志。年轻人总要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还是希望，在五中全会上把我的名字往后排，起码排到小平同志之后吧。”

    “小平同志自己不会同意的。”陈云向叶剑英挤了挤眼：“再说，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和大家要对有些人动动手术，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后退怎么合适呢?”

    “什么手术?”叶剑英一时没反应过来。

    王震说：“是这么回事。中央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已经很不能胜任了。我们想让他们辞职。”

    “噢，”叶剑英若有所思的想：“他们会辞职吗？”

    “纪登奎有所表示，他承认和我们的分歧难以弥合，但害怕承担后果，已经要求辞职。”

    “其他人呢？”

    “其他人还没有表示。”

    “那么，邓小平的看法？你们又是怎样考虑的呢？”

    陈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了大量对他们的指控，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为了区别，可以让他们辞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体面地解决党内斗争的办法，我们不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办法。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应该永远废除。所以让他们自动辞职是明智的。”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王震说：“如果不主动辞职，那就要由组织采取措施，只能撤消职务了。哪种对他们好一些呢？可以让他们选择。他们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态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了。”

    陈云说：“正如王震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明确地给他们指出路。”“我曾见过山西的两位同志，他们反映了陈永贵的许多问题，他在回山西太原的昔阳县的时候，沿途大骂小平、我，还有其他领导同志。他们的那一套即将破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还认为他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当人陷入这种情绪时，他的本相就大暴露了。我觉得，这些人公开地与我们唱反调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观潮派。只有极少数冷静的人，他们能够抑制住自己。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我们的提法，但他还死心塌地地坚持他们的那一套。这些人不辞退下来，华国锋同志不会和我们很好地合作，以便完成新时期这段历史性转折。”

    叶剑英闭着眼睛思考这码事了。

    说心里话，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在他眼里已经无足轻重了。他虽不怎么喜欢他们，但也不厌恶。他们也未必对自己有什么仇恨。他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它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换句话来说，谁到那样的环境，都免不了会和他们一样。他在文件和材料中已经看到过关于他们的事，知道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也包括面前这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他们，至今对自己都十分尊重。但现在，尽管他对他们都有着一种难以启齿的同情，但面临重大的决策选择，他自然是不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的。

    “你认为该怎么办?”陈云问。

    叶剑英点点头：“他们下台是肯定的，但我主张先和他们谈，好好地谈，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措施，不然引起的震动太大了。只要把他们清退出中央，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但是你们不要太乐观，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的主张，华国锋就未必赞成，他肯定会站出来反对的。所以，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们离开客厅后，叶剑英邀请陈云和王震一起去吃晚饭。

    “我们的工作得往前赶，”陈云首先说：“待华国锋回来后，基本上生米要变成熟饭。”

    “这就叫先斩后奏。”叶剑英说：“什么事也得反复考虑：有些事必先奏后斩，有些事则先斩后奏，有些事要边奏边斩。”

    噢，这就说明问题，王震想道。他心里在琢磨着叶剑英的这些话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