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在“恐惧”的时代坚守“良心”

xlyyj

​​哲学与政治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捷克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哈维尔是剧作家、异议人士，被称为捷克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最勇敢的“战士”。然而，历史能够记住的，估计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哈维尔。用李慎之的话来说，“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1986年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一文中写道，对于这一切，人们“不久便对一切熟视无睹了。”“这次（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突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

当恐惧成为一种常态，自我退缩成为一种所谓的“理性”选择。生存的压力打败了生命的尊严，“良心”让位于“恐惧”。哈维尔继续写道，“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和我们一样，“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哈维尔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

哈维尔强调公民的价值，他摘录巴托契卡的名言：“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群奴隶能制订、宣传、执行政治纲领。只有自由的、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才能胜此重任。没有公民，毫无政治可言。建房子是从打基础开始的，而不是从架房顶开始的。恢复公民意识不是政治的副产品，而是它的前提。” “不仅如此，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然而公民意识作为实现任何政治的前提，是不变的。它要求大家像名副其实的公民那样，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勇气，怀有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有良知、思想自由以及具有顾全大局的精神，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了呢？”

我常引用哈维尔的话，极权机器的运作，每个人都出了力。哈维尔说，“这种体制并不是仅仅或者主要建立在权力机器上的；虽然这种体制并非法力无边，也看不出这种体制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

“这种情形犹如双刃刀，对于专制本身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一方面，它进一步透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同时——很矛盾地——使权力试图压制的一切，如富有个性的生活，对真理和自由的渴望等等，也无所不在。这些向往虽然被掩盖，受压抑，遭到审查，但他们已认识了自己，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权利，于是开始威胁着权力。由于权力无限地延伸，无权也随之推展到各个层次。纯粹的奴隶消失了，于是纯粹的统治者也不复存在了。被统治者为权力所溶合，统治者被无权所吞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形式上的区别消失了。具体地说：每个人在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同时，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很多手里握着大权的人也有这样的精神分裂症。”

——哈维尔：《论<七七宪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