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社会治理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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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更奴性吗？
沈勇平

      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官员很自信，认为英国人的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上岸作战，只能待在船上。中国官员之所以坚信这一点，是有依据的，中国人见了皇帝都得下跪，而此前大英帝国派来的大使，见了中国的皇帝死活不肯下跪，故此，中国人推断英国人膝盖不会弯曲是有道理的，如果会弯曲，怎么见了皇帝都不下跪呢？

       大清时期的官员，从人种学的角度，去论证了中国人的膝盖容易弯曲。而民国时代的鲁迅，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证明中国人的膝盖容易弯曲。鲁迅认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文化导致的，吃人的文化，把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奴性十足。柏杨跟鲁迅一样，为此还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来论证中国人的丑陋。

        台湾实现自由民主后，证明了中国人是可以站起来的。中国人之所以不能站起来，既不是人种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原因。之前中国人没有站起来，是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压下去了，因为专制主义不允许民众站着，只允许民众跪着，一旦民众敢站起来，专制主义就会垮掉。

       有很多的人，是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中国人不能站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是文化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中国人的奴性。这种观点是本末倒置，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文化只是次要原因，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利用文化来奴役民众，让民众变得奴性十足，由此可见，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是主凶，文化顶多算帮凶。

       文化决定论者，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文化，也等于是在替专制主义者推卸责任，殊不知专制主义才是罪魁祸首。文化决定论者，误导了民众，让民众也跟着本末倒置，不去追究专制的责任，而去追究文化的责任。这是误入歧途，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奴性文化依附于专制政治，如果专制政治不存在了，奴性文化也就失去了依附。

        文化决定论者，因为分不清主次，所以显得很悲观，也就有了“中国人只配做奴隶”这样的极端观点。台湾的中国人，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站起来做自由人。台湾用事实证明了文化决定论的破产，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还相信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也是一种犬儒主义，不过，这种犬儒主义很有逼格，既可以彰显自己很“聪明”，又可以嘲讽他人很“愚蠢”。

        文化决定论者，一方面认为抗争也没用，这是中国人的基因决定了的，再怎么抗争也改变不了；另一方面，用抗争无用论为自己推卸责任，因为抗争无用，所以也就用不着去抗争。有些文化决定论者，还会嘲笑抗争者，认为抗争者傻，什么也改变不了，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聪明”。其实，这并不是聪明，而只是懦弱者给自己找了一个蹩脚的理由。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这也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其实，任何国家的人，放到中国这种专制下，都会变得奴性十足。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会有奴性。因为中国的专制历史比任何国家都要悠久，所以中国人的奴性比其他国家的人要更厉害一些，也很正常。无论换了哪个国家，经历这么悠久的专制历史，其国人的奴性肯定跟中国人都差不多。

       没有人愿意做奴隶和奴才，做奴隶和奴才都是被逼的。只要有机会，谁都希望做个自由人。从某一个角度看，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专制国家越来越少，而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多，这也说明人人都向往自由。没有获得自由，并不能说明永远不能获得自由，只要抗争了，就随时可能获得自由。

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社会治理溃败

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表现在社会治理层面，一是不作为，该管的不管，如食品、药品监管不力等；二是乱作为，不该管的偏要管，如电影审查、出版审查等。有人就调侃说，应该让不作为的国家药监局与乱作为的国家电影局对调一下，如果能像审查电影那样严格监管食品和药品，肯定就不会出现问题疫苗、三聚氰胺奶粉。

        由于监管存在漏洞，不良商家在利益驱使下，就会钻空子，生产不合格的产品，甚至生产有毒有害的产品，如有毒食品、有害药品等。另外，由于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不良商家的违法成本很低，即便被查处，不良商家也无所谓，下回又接着再犯。这样一来，监管制度和惩罚制度就如同虚设，对不良商家起不到什么作用。

        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就会去寻租，结果导致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一些不良商家有持无恐，一方面是有地方政府保护，地方政府打着地方主义的旗号庇护不良商家；另外一方面有官员充当保护伞，庇护出事的公司，这里面就应该存在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如果没有好处，相关官员也不会冒着风险去庇护出事公司。

        一方面是有关部门不作为和乱作为，另一方面是相关官员搞权钱交易，这就导致了社会治理的溃败。不管是问题疫苗、有毒奶粉，还是金融诈骗、网络诈骗，无不如此。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就等于是放任不良商家和骗子胡作非为；有关部门的乱作为，比如吃拿卡要、滥收税费，就等于是逼迫商家和个人犯法，如偷税漏税。

        很多人被骗，去有关部门报案，有关部门会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比如说网络骗子不好抓什么的。但谁要是在网上说几句让有关部门不满的话，就立马会被抓，分分钟的事，一点难处都没有。由此可见，对于金融诈骗也好，网络诈骗也好，有关部门不是管不着，而是不愿管，对于诈骗分子，不是抓不着，而是不愿抓。

        相关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只要有人送上好处，他们就滥用手中的权力，给行贿者大开方便之门，违法违规地给行贿者办事。如药监部门的官员接受药企的行贿，证监部门的官员接受上市公司的行贿，防疫部门的官员接受药企销售的行贿，……各行各业都存在行贿受贿，这样的治理方式不溃败才怪！

        如果就连最基本的食品和药品都不能保证安全，造再多的航空母舰又有什么用？不用人家打进来，我们自己早就都被自己人给害死了。权力的不受制约，导致社会治理的溃败，从而形成了互害型社会，人人都是施害者，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个社会要好起来，要变成良性循环，首先就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