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未来两类企业有生存空间 王安石变法腐败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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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进民退，恐非福矣。

以后，只有这两类企业能够生存，能够互斗：国企跟外企。

国企，尤其是央企形势喜人。

7月12日下午3时，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介绍2018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6月，国企实现利润2018.8亿元，同比增长26.4%，创下历史纪录。今年3月，国企已经创下1600多亿的历史高点纪录。

2018年上半年，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1%，17家企业收入增幅超过20%，43家企业收入增幅超过10%；实现利润8877.9亿元，同比增长23%，有37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20%，58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10%。

央企中的工业企业日子更好过。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5152.8亿元，同比增长33.9%，高于央企平均增幅10.9%，增利额占中央企业利润增量比重的78.6%。

经济增速创历史最好水平，央企的杠杆率在下降，到6月底，央企资产负债率为66%，比年初下降了0.3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供给侧改GE，以及信用收紧，首先让国企、央企过上了好日子。

去年，国企营收达到50万亿元，利润达到2.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7%和23.5%。央企营收26.4万亿元，实现利润1.4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5.2%，是五年来最好的一年。

国企投资量在上升，民企投资增速在下降，对民企来说，这两年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2017年12月，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演讲时痛陈，去年（2016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为百分之六点几。在投资领域，主要是靠国有资本支持的，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只有3%左右。而在国有资本投资里面，有80%以上是靠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也是一样，表外压缩，主要压的是民企，股权房产质押通道被堵，P2P一关，有些民企连高利贷也借不到了。互金平台为了活命，纷纷到境外上市，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再来看6月份的货币数据。

根据招行宏观团队的分析，表内如火，表外如冰。

M2同比下降0.3%，到8.0%，创下历史新低。社融增量1.18万亿，同比跌到9.8%，考虑地方债置换等因素的广义社融，同比增速跌到11.1%，也是历史低位。表外融资大幅萎缩，本月负增长6916亿元，同比大幅恶化9135亿元，其中表外非标委托与信托贷款6月共缩减3265亿元，增量同比恶化5714亿元。主要影响的是高负债的民企营业。

不管股市、楼市、还是债市，民企暂时得靠边站。

前两天，在深圳，碰见一个做私募的朋友说，他们机构在西北投资了一家钾矿，主动把控股权低价出让给国企，虽然这家国企花“30亿”做的事情，他们自己10亿就能做成，可还是得合作，就当“求个平安”。这两年矿价不好，看将来有没有转机，最近几年不准备大规模投资了。

另一个例子是上市公司金一文化，7月9日发布公告，实控人钟葱与其弟钟小冬，拟将持有的碧空龙翔69.12%、4.20%的股权转让给海科金集团，转让价为1元钱。

碧空龙翔持有金一文化17.9%的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金一文化最新的市值，钟家兄弟1块钱卖掉了市值近9亿元的股份。

金一文化控股股东本来就有问题，投资激进，股价下跌，现金流断裂，被迫1块钱卖身。

买家海科金集团是北京市海淀区国资委旗下企业，是三聚环保的控股股东，持有翠微股份29.71%的股份。

海科金集团除了支付1元钱外，得帮助金一文化借钱30亿元，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提供融资（直接借钱）、提供增信（担保）等，流动性支持累计额度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

海科金凭什么可以支持金一文化流动性？海淀区国资委不止驰援了一家。今年6月4日，三聚环保公告，海淀区国资中心拟接收三聚环保60亿至80亿元的债权及应收账款金额。6月25日晚，三聚环保再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海淀科技近日完成股权结构调整，海淀国投持有海淀科技的股权将增至49%。

海淀国资财大气粗，其他央企财更大气更粗，在股票市场上跑马圈地。

7月9日，《上海证券报》报道，2018年上半年，沪市发生并购重组397家次，交易金额合计38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31.1%。

在重大资产重组方面，有62家公司启动重组，交易金额合计达20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48.8%。

央企债转股，中国铝业、中国船舶、中船防务推出方案，央企负债率必然下降。

新经济发展方面，北汽新能源实际上“借壳”SST前锋，完成上市。

一家企业只要能从外部得到源源不断的信用，还不出钱可以市场化债转股，可以成立不良资产公司接盘，企业相当于得到了永动机，当然会有“豪情万里如虎”的气概。

深交所也出现国企收购股权的倾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明显，连万科都找到了深圳地铁当靠山。

根据深交所的数据，截至6月30日，深市上市公司共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206家次，跟前两年比，公司家数明显减少，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合计82家次，涉及交易金额2，48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平均单次交易金额约30亿元，同比上升22%。

上半年，深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22单，交易金额956亿元，占深市并购重组交易总金额的38%。与民营企业相比，数量少、金额大。

大国企、小平台类的上市公司资产注入不断涌现，招商局集团将优质港口资产注入深赤湾，进行集团内部港口资产整合；中粮集团将燃料乙醇、淀粉、玉米深加工研发企业注入中粮生化，打造旗下唯一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玉米深加工公司。

除集团资产注入外，部分国企向民营主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丰乐种业向34个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玉米种业公司股权。航天发展收购三家信息安全和大数据技术服务提供商，加强信息安全板块布局。

并购、注入的理由各种各样，总而言之都对经济有利，其实无外乎一句话，在现在这个阶段，到底谁有资源，目前，资源到底在向哪个方向流动。

举个例子，证明国企的“软实力”。

今年6月，跟一家大银行的地方行老总聊天，她说，因为去杠杆风险层出不穷，他们银行主要贷款方向，还是大城市城投公司与大型国企，这是现阶段风险最低的做法。

从华帝到碧桂园，接连出事，经销商扛不住，开发商进一步压缩周期。连行业龙头都朝不保夕，其他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明眼人清楚，民企能够解决就业、加强市场竞争，只有极少数人疯狂到想彻底消灭民企。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是因为国内市场的信用体制决定了，每次收杠杆，打压的只可能是民企，他们风险最大。尤其是那些在扩张周期拿着钱激进投资、没有护城河支撑的民企。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虽然经历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目前的民企，仍不具备跟国企竞争的资格。

为什么外企可以跟国企竞争？

因为巨大的贸易压力，让开放成为主旋律。我们在金融、高新技术、高端服务等领域，必须逐步放开，而且已经做出了大规模开放的姿态。

7月12日，有外媒报道，宝马有计划将华晨宝马的股比提升到75%，虽然很快被辟谣，但空穴来风，其来有因。

新能源车企特斯拉，在上海设厂基本落定，这是一种状态。值得关注的是，特斯拉是否还有充足的资金建厂？

根据特斯拉发布的2018年季报，期内公司净亏损7.85亿美元，同比扩大90%。特斯拉筹建新工厂的资金从何而来？华尔街的金融掮客一直在唱衰特斯拉，特斯拉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股市或者银行弄到几十亿美元的资金？

未来，将是国企与央企的竞争，并且是大资金、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共对外宣传中国开放步伐越来越大不是西方想像中的开放)

表面上看，央企法人数量在减少。到今年6月底，央企累计减少法人单位11261户，减少比例达到21.58%。对这个数字别太当真，要知道，真正的掌控力在资源，而不是数量。

所有这一切，让人想到了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变法，结果却成了腐败的温床，究竟为何？

王安石变法大家应该都熟悉，是北宋时期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从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方面入手，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政策。

应该说，此次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可结果却发展成了腐败的温床，滋生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不但弄得天怒人怨，而且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朝廷不得不终止。这次变法失败后仅仅过了41年，北宋就亡国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来，此次变法没有兼顾眼前与长远利益，以及国家和个人利益。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是富国，而非富民。他所谓的“理财”，不过是夺商人、地主、农民的利益归国家财政，所做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直接就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的财政收入增长并非依靠发展生产，而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就拿推行青苗法来说，当时全国不管你贫富，土地是否优劣，更不管想不想、要不要，一股脑儿地强行摊派高息贷款。按照新法规定，贷款年息二分，这已经相当高了，相当于贷款一万，期限一年，利息就是两千。而到了各地还要层层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来一次，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贷款一万，期限一年，利息四千。

原本是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最后却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这无疑就给百姓套上了无形的枷锁，让他们还没种上地就已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直接打入大牢。百姓为还债，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产、儿女，如此一来，民怨怎能不沸腾？

二来，此次变法没有从实际出发，操之过急了。

对此王安石其实是知道的，可他实际操作起来却操之过急了，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将十几项改革全面展开，别说是当时社会各阶层能否有这样的承受力，就放到现在来说，怕都是有些玄。就这样，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我们来看均输法。均输法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这的粮价高，外地的粮价低，我就可以按低粮价来买粮食一百斤，国家统一管理和控制，再直白点就叫“宏观调控”。可如此一来，势必就压抑了商人交流市场，长期的话，商贸市场势必就成了一潭死水。如果一些官吏再趁机弄权，假公济私的话，此法的危害则更胜于商人的投机钻营。

自古以来，变法都是需要依靠吏治的，而吏治之首就是要精简机构，裁剪冗员，此乃千古不变之理。以国营来代替民营，各地大量设置机构，增加官员，厚其俸禄，加其赏银，如此这般，其经费早已超过了新法从商人手中夺回的均输之利。而一些地方官员更是暗地里将经营权又转手与商人，自己则挂名取利。

这样的律法，怎能不滋生腐败？

三来，王安石用人不当。

当时王安石对时局和官僚队伍的状况认识，以及他所提出实行办法，及尽早改革国家官僚队伍的主张，确实是具有相当政治眼光的。可这已积重难返，要想改造谈何容易？而且，王安石任用的是一批投机者，再加上他根本不可能团结、改造和培养、训练出一支能为己所用的队伍，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在整个变法的队伍中，除了王安石个人操守尚且无非议之外，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助手吕惠卿、谢景温、曾布、蔡卞、吕嘉问、章惇、蔡京、李定、邓绾、舒亶、薛向等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在当时就被视为小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奸臣。

王安石在变法队伍的组建上，忽视了个人政治和人格上的挑选与培养，且盲目地轻信了他们的铮铮誓言。再加上他自己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理应由行政方面所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道德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变法派立马就输给了保守派不是一星半点，变法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来，王安石偏执，树敌过多，缺乏一位改革家必要的自身修养。

王安石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即便是在与宋神宗议论国事时，皆会有所抗辩，声色俱厉。在变法的过程中，他更是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都与之决裂。这其中有他原来的政治靠山韩维等人，有他原来的科举恩师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他原来的顶头上司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他原来的文坛师友范缜、苏轼、司马光等人。

这些人虽说都是当时的俊杰，朝廷的重臣，可却因为不赞同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

另外当时王安石掌控变法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北宋最高的财政机构，是一个超越朝廷六部就卿等一切权力部门的机构，但因为缺乏相应的权力部门制衡，结果成了一个滋生新的弊端的温床。而王安石所网罗的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这批人，不但是道德层面上的小人，同时也缺少为民造福的志向，更缺乏为官为吏的根基。

任由这样一帮人来掌控变法大权，怎能不失败？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说此次变法遭到了朝中保守派的顽强反抗，但压垮他们的却是自己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

在变法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王安石和吕惠卿、谢景温、曾布等人不但互相推诿，还互相指责非难，造成反目成仇，势同水火的局面，致使朝政大乱，社稷动荡。宋神宗一怒之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全部贬谪外放。后来虽说新法仍有野火春风之势，但已是强弩之末，司马光入主相位后，彻底废除新法。

总的来说一句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虽说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