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我会有一周时间跻身于美国日薄西山的的贵族阶层。有时是在圣诞前后,更多的时候是在独立日那天,我们会举家去我祖父母的某个乡村俱乐部住一阵,有时在芝加哥,有时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或者北卡的阿什维尔。早餐自助总是丰盛无比;我祖父作为东道主总是乐呵呵的,时不时蹦出一个熟悉的故事,还总不失时机婉转地纠正大家的俱乐部礼仪。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吞吐着雪茄烟对我讲,我们这一周的奢侈要归功于我的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他曾是老罗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骑兵”,在20年代出任印第安纳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时候积累下了这些财富。他还对我说,由于某种古老久远却不明晰的原因,洛克菲勒家族和我们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关于上校曾祖父和大亨们之间纠纷的坊间传闻与事实相去甚远。
如果你的起点是有色人种的中值,你就得好好锻炼财务撑杆跳高的技艺了。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计算指出,2013年,除去家具和家庭汽车等“耐用品”的价值,黑人家庭财富净值的中值是1700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财富中值是2000美元,而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则是11.68万美元。2015年波士顿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是24.75万美元,而非裔美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仅有8美元。没错,这不是笔误。这么点钱只能买两杯中杯卡布奇诺。要想进入9.9%还得再加30万杯咖啡。
克鲁格很喜欢图2这张图表,喜欢到给它取了个名字: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名字取得不错,让我有强烈的共鸣。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那部关于美国梦碎的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1922年,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钱从标准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个空壳公司之时。小说出版于1925年,同一年特别检察官提交了证据,证明那家公司的债券最终流转到了内政部长手中。当书作者在巴黎的咖啡馆喝着咖啡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国参议院发出的质询传票,要求他就他在茶壶山丑闻案中扮演的角色提供证词。我们现在正在接近那代人在1928年所达到的社会不平等的巅峰状态。我敢肯定他们当初也以为那样的状态能永久持续下去。
富人们还可以借力各种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扶持政策。正如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在《名校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里所说,传承录取(Legacy-Admissions)政策奖赏那些有先见之明的申请人,就因为他们选择了曾在本校就读的学生做他们的父母。和流行看法大相径庭的是,总的来说,运动员录取政策也对富有家庭子女有利;家境优渥的学生会去参与私立学校和精英公立学校擅长的曲棍球、壁球、击剑等高成本运动。而且,至少在最有钱的0.1%中,爹妈直接捐钱给学校的老办法最近也有重演的趋势(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毕业生,贾里德·库什纳)。
为什么美国的医生能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医生多赚一倍的钱?不代表他们治病救人的能力是其他国家的两倍;美国在英联邦基金会为各高收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排名中五年蝉联倒数第一。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高级经济学家迪安·贝克( Dean Baker)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无论政治倾向偏左还是偏右——怎么看美国医疗体系怎么像一个垄断联盟。”通过控制医学院录取数量、驻院实习机会、给外来医生的执照、给执业护士安排的角色,医生组织可以有效地减低其成员面临的竞争——这方面它们确实做得非常到家。
在祖父看来,对生产阶级的攻击早在“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故事要从1913年,第十六修正案在国会通过那年讲起。如果你不了解,此修正案授予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而恰好祖父是在修正案通过之前几个月出生的,让我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联系。他一生之中的收入绝大部分都与他的出身有联系。
回想一下我们9.9%部落的一些成员是怎么对待某些“愚蠢”到敢于提醒他人注意我们特权的人。去年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 (Richard V. Reeves)在其著作《梦想囤积者》(Dream Hoarders)出版后不久,在《纽约时报》发文告诫读者们“别再假装你不是有钱人”,之后许多读者指责他搞“阶级间的战争”,写作“毫无意义的文章”,以及“充满负罪感”。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以《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苏珊·雅科比(Susan Jacoby)在2008年警告《美国无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的到来;汤姆·尼克尔斯(Tom Nichols)在2017年发布了《专业知识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无理性时代终于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英雄。这位“白手起家”的人一直是那些自己还不大成功的人的偶像。他是美国梦的神圣化身,他不听命于任何人,他是穷人眼里的富人形象。他们受不了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伪君子。特朗普对政策一窍不通,而且全力以赴保持无知,对那些认为整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的人群来说,他真是完美代表。当理性成了一般人的敌人,一般人就成了理性的敌人。
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当年为躲避传票隐藏了好几个月。他的律师宣称他在墨西哥或南美进行敏感的业务谈判,一旦他的准确位置曝光就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最终,蒙大拿联邦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Thomas J. Walsh)把律师拖到了证人席上,给他看哈瓦那报纸八卦专栏的剪报和照片证据。上校一直以爱马著称,很显然他常去骑师俱乐部。在各种豪华午餐晚宴以及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舞会上,他的微笑上镜了多次。
需要说明,美国并不是人类不平等史上的首恶。作为北美殖民者来源地的欧洲各国早已熟知了不平等和社会动荡,其严重程度美国人用了一个多世纪才得以复制。不论是古罗马、近东、亚洲还是南美,这类历史故事的情节都一样。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大调平器》(The Great Leveler)一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不平等总是终结于大灾大难:战争、革命、政府垮台、瘟疫和其它灾难。这个理论令人沮丧。现在美国第三波不平等浪潮看起来正在达到峰值,我们敢下多大的注来赌它这次不成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