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史记
19世纪的女性华人是美国华人社区的特殊人群，她们有的是保姆、洗衣工、或淘金工。这群人构建了华人社区的第一批家庭。卖淫在美国西部的很多民族中相当普遍，华人妇女中也有很多妓女。美国立法系统通过《佩奇法案》禁止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及不道德的亚裔妇女进入美国。歧视华人妇女的藉口是其妓女形象，传播性病，并颠覆美国的婚姻道德观。凭藉对女性移民的限制，联邦政府成功地阻止了华人人口的增长。
摇曳在十九世纪的女人花
辗转流年，光阴如梦，几个女性华人的故事承载了岁月的变迁，穿透了百年的沧桑。
故事的第一个女人叫玛丽亚-塞斯(Maria Seise)，她坚毅而独立, 一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塞斯出生于贫困的广州，幼年时，为了避免被父母当成奴隶买卖而离家出走，只身逃到澳门, 在一个葡萄牙人家中帮佣。在那里她皈依罗马天主教，并与一个葡萄牙裔水手结婚。只可惜缘分不长久，丈夫在一次航行后失踪，再无音信。
自立自强的赛斯以后转到一个美国人家庭当女佣，并于1837年随主人搬到夏威夷。六年后，当她再度回到中国时，她遇到了她的新主人查尔斯-吉勒斯皮（Charles Gillespie)先生。吉勒斯皮是第三代爱尔兰移民,一个来自纽约的商人[1]。塞斯得到吉勒斯皮夫人的信任，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2]。
吉勒斯皮一家在1848年经香港前往旧金山，返美时带回了三个中国仆人，两个男仆和一个女仆。这个女仆就是塞斯。两个男仆到达旧金山后很快就加入淘金大潮，而塞斯则与吉勒斯皮一家生活在一起，居住在旧金山唐人街附近。据说塞斯是第一位移居加州的中国女性，她于1854年在三一教会受洗[2]。
第二个传奇华人女性是广东女人阿彩（Ah Toy，1828-1928）。1849年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阿彩随丈夫从香港出发前往旧金山。那年，她年仅20岁，小脚，身材高挑，有着一双笑眯眯的眼睛，魅力十足。赴美途中，她的丈夫不幸遇难。于是阿彩成了船长的情妇，船长在她身上挥霍了大量金子。当阿彩到达旧金山时，已经有一笔小钱了[2]。
当时加州男女比例为92比8，任何长相的女人的到来都会引起轰动[3]。因为阿彩相貌出众，很多男人更愿意花钱仔细看看她（lookee）。每被看一次，她就收取一盎司黄金(十六美元, 相当现在的560美元 [4])。阿彩也热心公共事物，当1850年加州成为美国第31个州时，阿彩号召当地华人一起庆祝这一历史时刻。1851年以前，旧金山这个城市总共只有7名华人女性。很快阿彩就成为旧金山收入最高，最著名的妓女。据称也是旧金山第一位华人妓女[2,4]。
阿彩会讲英语，有主见而且非常聪明。她经常通过向旧金山法院申诉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国城堂会的剥削。据一次报道记载[5], 阿彩因为一些嫖客付钱时以黄铜屑充当黄金走上法庭。那时她头带发髻，眉毛细细黑黑。身着一件杏色缎子坎肩, 柳绿色脚裤, 紧紧缠绕的小脚上有一对色彩斑斓的鞋。她的光彩夺目使人联想到嫖客可能不仅仅只是想看看她的长相[5] 。
一两年后，阿彩自己也当上了鸨母，并拥有几个妓女。她是个成功的商人，后来开连锁妓院，从清朝引进少女。有的女孩甚至才十一岁就开始为她工作。中国城堂会一直试图控制她和她的生意。1854年当地立法规定华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阿彩随之失去了免受霸道欺压的法律保护。同年针对华人的反娼法出台，阿彩也曾数次因“房间龌龊”而被捕,而白人的同行却免受起诉[4]。多亏阿彩的一个情人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担任中国城的卖淫调查员，帮了阿彩不少忙。1857年，阿彩卖掉家当，退出了旧金山的卖淫业[2]。
阿彩以后回了趟中国，但不久后的1868年她又回到了加州。她结婚后在南湾镇阿尔维索(Alviso)靠卖蛤蜊养家[6], 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 [2].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阿彩漫漫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1928年去世，享年一百岁零三个月[2]。
故事之三是曾拥有50个年龄大小不等的雏妓老鸨雪鲜（Suey Hin）。当时中国城里开妓院的不仅仅是男人，还有如阿彩和雪鲜这样的女人。雪鲜祖籍山东，五岁时被自己的父亲以一片(a piece)金子的价钱卖出，12岁时以三把(three handfuls)金子的价钱被人转手卖到旧金山。她从妓十年才遇上一个爱她的贫困洗衣工。这个洗衣工攒够3000美金将她赎出窑子，结婚成家。幸福仅持续了三年，可怜的洗衣工患病身亡。雪鲜无依无靠，除了自己，一无所有。于是, 她干起老行当, 去中国买了首批八个女孩，声称她们是自己的孩子而带入美国[2]。
不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 后来她尽力帮助那些女孩 。 在1898年，她将一个被她绑架来的女孩送回中国, 同时通过教会解救了其余七人，还保证替她们找到基督徒丈夫[2]。
故事之四是玛丽-蒂波（Mary Tape，1857-1934），一位业余摄影师兼艺术家。1868年，她以未成年身份只身移民到美国。有幸得到旧金山的女子救济协会帮助，在那里学会了英语。1875年，她嫁给了出生在中国的约瑟夫-蒂波（Joseph Tape，1852-1935），约瑟夫-蒂波当时是为中国领事馆服务的商人和口译员。婚后他们育有四个孩子[2]。
1884年，当出生在旧金山的8岁的女儿玛米（Mamie Tape）申请入学时，公立学校拒绝接受华人孩子。蒂波夫妻奋起反抗，起诉旧金山教育委员会(蒂波诉赫尔利, Tape v. Hurley)。玛丽-蒂波给旧金山学校董事会勇敢地用信表达了她的愤慨。她自信而充满无畏的勇气 。蒂波夫妇认为，学校董事会的决定违反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所有学校都必须接受居住在该区的六至二十一岁的孩子入学，除非这孩子肮脏、有恶习，或患有传染性疾病。”针对这一条件，他们提供了玛米的健康卫生检查证明。 1885年1月9日，高等法院法官麦圭尔(McGuire)宣布蒂波胜诉。学校再次上诉时，加州最高法院也维持了这一决定。
公立学校不能拒绝接受华人的孩子，学校监督管理委员会却通过立法推动并创建一个＂相等条件＂的华人学校，然后将玛米推到唐人街的一所新开的华人小学。在“隔离却平等”的前提下，学校的种族隔离具有了合法性。
这和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针对非洲裔美国儿童，然而非裔被认为是美国公民，华裔美国人却是外国人[2]。
第五个女性华人全兰范（Quan Laan Fan）是19世纪80年代来美的妹仔。当时她七岁时,家里因为死了一窝猪而欠下债款，万般无奈，父母把她卖到一个金山客家当女仆，她随这家人来到美国，生活舒适。男主人开了家菜店，女主人在家不出门。她每天负责给女主人从菜店取饭到家。除此之外，她可以靠卷烟挣点钱接济在中国的家人。到了十八、九岁风华正茂的好年纪，她嫁了人，先随丈夫在贝尔蒙特(Belmonte)开个花店，后来返回旧金山，在中国城当上电话接线员。育有八个孩子，生活幸福[2]。
十九世纪后期，很多华人妇女嫁给了在美定居下来的劳工。这些女人有的曾经是妓女，有的是在美国土生土长。她们不像商人妻子那般悠闲，需要通过劳动来支撑家庭。这些人从事各种职业养家，当洗衣工、淘金工、帮厨、缝纫工、保姆、种地、或商店服务员。典型的中国城家庭的丈夫比妻子大九岁，有一到两个孩子的三口或四口之家[2]。
 图五：1890年后的旧金山妇女在洗衣店。图片取自Bound Feet, p43.
华人妓女，一个不体面的阶层
淘金时代，美国西部妇女奇缺，卖淫在美国西部很多民族中相当普遍。最早的妓女来自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从纽约，新奥尔良等美国其他城市而来的。再有就是来自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的女人。华人移民社区的卖淫业是旧金山的严重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90%以上的华人妇女在妓院营生，1870年这个比例降至60%多一点。这些女孩或被卖或被欺骗沦落成妓女, 她们多是被旧金山的中华会馆控制。 总商会安排城区妓女的运输和出售[2]。
那么这些受人鄙视的妇女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风尘中的女人多数是小小年纪，甚至是婴幼期就被卖掉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认为女孩不能传宗接代，所以抛弃女婴的情况屡见不鲜。新生的女婴可以被遗弃在篮子里，有的小女孩被拴在潮州城头，任何想要女婴的人都可以拿走。中间人通过收购或诱骗，将小女孩运到美国出售。进关时，中间人贿赂旧金山海关的移民官员。也有女孩由船长运来转交或者卖给承包商，有些女孩儿自己乘火车或马车进入乡间小镇，也有人从加拿大或太平洋的沿岸小海湾入境[7]。
1860年后，在旧金山获利丰厚的女孩买卖生意被犯罪团伙控制了。犯罪团伙将女孩子装在篮子里，当成货物批量进口到旧金山。有的公司常常有女童多达800人，年龄从两岁到16岁[7]。
买卖是明码标价的。如果女人被送进矿区和木业小镇卖给矿工，那么中间人还要雇用保镖护送他们。每个女人按人头计算200美元到500美元不等[7]。
女童被称为“妹仔”，给有钱人家做丫鬟，18岁后可以嫁人赎身。他们不能自由离开雇主，常常受到身体虐待或沦为主人的泄欲工具。富有的华人男女可以支付80美元买一个运自中国的女童。旧金山奴隶贸易市场或地下室里价格就贵了，在400美元和2000美元之间。1882年的《排华法案》通过以后，一岁女童的售价是100美元，14岁女童的售价是1200美元[7]。
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规定废除奴隶制和强制劳役, 禁止契约奴的法规[8] 。为了逃避法律惩罚, 买卖交易要隐秘进行。女孩要自己签订协议，答应卖身为娼若干年。期间若生病一天，契约就延长两个星期，若生病不止一天，就延长了一个月，若从主人家逃走将被扣下来终身为奴。生病期包括月经期，所以合同其实就是无限期[7]。
热闹的旧金山，街道边上有一种”鸽子笼”。被诱骗的女孩关在笼子里勾引路人，有白人或嫖客到时，鸨母或主人打开门，拉上布帘，提供一个私密空间让女孩子接客人。顶级的嫖资是25美分，也有花10美分＂窥视”一下的[7]。
从1854年到1865年旧金山警方用强力手段对付＂鸽子笼”妓女，把他们从闹市赶到背街小巷，1865年警方加大力度，把华人妇女赶出旧金山 [7]。
对华人妇女的围追及驱逐
娼妓有着丰厚的利润，一些华人社区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妓女，围绕娼妓的斗争使唐人街分裂，争风吃醋。1872年12月为了争夺一个女人新梅，华人男子甚至开枪打伤对方。1873年一月份，两拨男人对簿公堂，争论不休的漫长庭审让人难辨是非真伪。这样的故事成了报纸长盛不衰的八卦主题[7]。
许多华人妓女遭受残酷折磨，1860年的一个验尸官报告说，一个年轻华人妓女，莫名其妙地死去后，在华人公墓匆匆下葬。被挖出尸检时，验尸官发现他的脖子被折断，全身伤痕累累。数以万计的华人妓女为了保护自己，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在逆境中抗争，只身出逃[7]。
她们冒着天大的风险，从一个社区逃到另一个社区。背后是紧追不舍的一帮人。追击者可能是主人，也可能是所谓的“丈夫”。妓女逃到警察局，警察可能扣留她们，然后送回给她们的“丈夫”或主人，捞取赏金。1877年，旧金山的唐人街雇用了特别的有固定工资的保安队员，专职抓捕逃亡的妓女，榨取老鸨及女孩的主人[7]。
华人妓女除了受到华人男子的围追，还面临着白人的驱逐。
1876年4月30日，旧金山东北40英里安提俄克(Antioch)小镇爆发骚乱。40多位白人男女，五人一小组，闯唐人街。敲打妓院青楼房门，警告女人们下午3点前离开，华人男子可以留下。事出有因，原来有七个高贵有地位的白人之子在妓院寻花问柳后感染上梅毒。罪恶的根源只能追溯到妓女身上[7]。
一般民众认为，90%的旧金山华人妓女患有性病。10到12岁的少年上妓院嫖娼归罪于华人妓女。旧金山卫生局的托兰德（Hugh Toland)医生称，一例特别严重的梅毒感染到了一个五岁白人男孩，而这男孩是从华人妓女那里染上了病。这个证词长期佔据全国大报，骇人听闻[7]！
话说安提俄克小镇，许多华人妇女来到这座河边小镇前是逃离旧金山的性奴，其实非常渴望留下来。可是被下逐客令，女人们慌忙用头巾及披肩卷起衣服、被褥，塞进箩筐里，用扁担挑着全部家当逃向码头。逃跑人群中还有华人承包人，打工的皮条客，和妓女的主人。他们匆忙登上一条渔船，直奔斯托克顿(Stockton)[7]。
第二天下午有谣言说华人妇女又回来了。随之而来的晚上8点，唐人街被人纵火点燃，新成立的消防队任由火势蔓延，拒绝组织扑救大火，镇上居民看热闹，最后唐人街被烧得只剩下两间房子。第三天上午这仅存的两栋房子也被摧毁。剩下的华人每人买了一张25美分的船票乘轮船逃向旧金山 [7]。
本地报纸欢呼：这个不体面的阶层从安提俄克消失了[7]！
白人妇女患上梅毒时会就此声讨，反抗自己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地位。相反，华人妓女性病缠身就是罪恶。结局很悲惨，当病入膏肓时常常被扔到街上，或被锁在小屋里孤零零地死去。
冠以道德的名义的佩奇法案
1875年2月18日加州共和党议员霍拉斯-佩奇（Horace F. Page)提交了一份限制特定人群的("undesirable”)移民法的草案，特定人群包括廉价的中国劳工,不道德的中国妇女, 本国犯罪分子[9]。对任何试图将来自中国、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这类人带到美国的人，处以2000美元的罚款和一年的最高监禁刑。这项提案于1875年2月22日通过了众议院表决，并于参议院通过的当日，1875年3月3日，由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签署成为美国法律（1875年法令第141节，18号Stat。477, [10]）。在向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发表的第七次年度致辞中, 总统重申了美国对从远东地区来的妇女移民的担忧。
《佩奇法案》在实施上并没有有效地减少苦力和犯罪分子, 倒是更加专门针对亚裔女性, 尤其是中国女性移民。视她们为来到美国就会从事卖淫的罪人。美国驻香港的领事大卫·贝利(David H. Bailey)从1875年至1877年实行了一项措施，妇女移民美国之前必须提交移民和个人道德声明。该声明随后被送往医院进行仔细检查，报告每位妇女的性格。中国妇女们要在领事馆、船上、及海关受到多次质疑。提问针对其女性角色以及其和父亲和丈夫的关系，官员根据答案来判断女性的性前途。一些官员试图用检查中国女子的身体线索包括绑腿，举止，走路等等区分妓女和真正的妻子。然而，区分妻子与妓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1875年至1882年，至少有一百名，甚至可能有几百名女性送回到中国。整个过程由更大的、明确的假设所决定：中国女性像中国男性一样不诚实[11]。
《佩奇法案》的产生基于关注白人和白人家庭的命运：
● 华人女性对白人男性造成疾病传播，影响白人的身体健康[11]。值得一提的是，民众的愤怒是因为患梅毒的病人是白人男子，而不是白人妇女或华人男子。而且梅毒似乎只是单向传播，从华人女子传到白人男子。没人关注华人的性奴地位, 没有人追究女奴走私是否合乎道德标准。
● 华人妓女对理想的美国家庭构成威胁。美国人注重保护婚姻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保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一些中国男人有妻子和妾，并且可以购买女性成为合法的家庭低级成员。这一文化习俗如成为美国民主的一部分，将严重威胁公共道德规范及白人的价值观[12]。
在美国, 奴隶制和非自愿奴役于1865年被废除, 很多美国人认为男性华人“苦力”和女性华人妓女都和奴隶制有关 [12]。奴隶是指一个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 成为别人的所有物；而且主人拥有转让或者出卖的自由 [13]。华人显然拥有人身自由，并非别人的财产（用品）。虽然部分华工或＂妹仔”签有契约，但并非自然奴隶。诚然, 这群华人的故土文化是对皇帝和主人的绝对服从。这种理念的延续,使其灵魂缺乏自信的理智，更容易被奴役。这一品行无疑增加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敌意。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移民美国的女性不都是妓女。《佩奇法案》的执行不仅导致妓女减少，而且同时清除了在美国的女性华人。1855年，女性只占美国华人的2% ，1875年这个比例约4%[7] 。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前的几个月和执法开始之时，39,579名华人进入美国，其中只有136人是女性[12]。
家庭是为了满足人类日常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基本形式: 炉火伴侣，生理的自然需求。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更加加剧了美国唐人街中没有家庭的生活问题。《佩奇法案》反常地鼓励了它声称要打击的罪行：卖淫。富裕人有能力支付移民费并且贿赂美国领事人员向美国输入妓女。有些华人妇女被迫卖淫，偿还移居美国的路费，有些华工的妻子被绑架并卖给妓院[14]。
《佩奇法案》的后果就是造成美国华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成功地阻止女性华人移民，更加加重男女比例失衡，使得华人男子难以在美国建立家庭 。凭藉对女性移民的限制，联邦政府成功地阻止华人人口的增长。
强调道德、关注卖淫仅是一个策略。佩奇法案的真正动因是为了保护美国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该法案被立法者冠以道德的名义限制华人妇女入境，迫使华人男子回中国。确保美国西部不会出现一个长期居住的华人族群[11, 15]。
《佩奇法案》围绕性行为的移民的监管，逐渐扩大到每个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为了政治利益而盗以道德的名义, 其影响力及危险性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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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4 15: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