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中共建立紅色帝國圖謀是人類的共同義務

徐文立

反抗中共建立紅色帝國圖謀是人類的共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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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澤東、周恩來掩蓋的一件重大歷史事件

              ——讀遠藤譽教授《毛澤東勾結日本真相》有感
                              王   康        2016，9，22

        昨天，跟《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作者、日本福祉大學遠藤譽教授一起參與“自由亞洲電台”北明主持的電視節目，筆者提到75年前一件舊事。

       1941年8月30日，日本陸軍航空軍第三飛行師團長遠藤三郎少將率領27架零式轟炸機，低空飛行轟炸重慶南岸黃山蔣中正軍事指揮本部“雲岫樓”，兩名衛兵當場身亡，四名負傷。當天蔣中正正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謀長最高軍事會議，如果炸彈命中目標，中日戰爭與中國現代史將大幅改寫。

       1995年，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出版牟之先教授等重慶地方史學者集體撰著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筆者據此著拍攝了九集電視紀錄片《抗戰陪都》。這部近700頁著述在165—66頁記述了轟炸黃山經過，並披露，“離任回國的意大利大使”提供了黃山雲岫樓確切位置及屋瓦顏色。筆者當時就置疑這項“披露”的真實性。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已在柏林簽署《三國同盟條約》，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集團，意大利大使館至遲在1940年底已撤離中國。即使意大利大使確知國民政府軍委會指揮部秘密位置，也不可能獲悉近一年後蔣介石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的絕密情報。

       根據1937年國共合作有關條款，國民政府將向中國提供日本軍事情報和國共聯合對日作戰計劃，八路軍駐渝辦事處1938年初即在重慶注冊設立，《新華日報》在重慶公開發行，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初即在重慶秘密建立，在“國統區”的中共最高負責人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中將副主任。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特科”創立者和情報系統最高指揮者，與國民黨上層、各界社會賢達、地方實力派及盟國軍政人士的關係，無人能及。任何盟國使節都不可能獲取黃山最高軍事會議的絕密情報，但對於1938年即在重慶的周恩來，並非難事。

        筆者在訪談中簡述了二十餘年前的置疑和判斷，1941年8月30日（即蘇德戰爭兩個多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三個月前），日本轟炸黃山蔣介石指揮本部的情報，只能出自中共。理據如下：

        一，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毛澤東曾反复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新華日報》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銷毀所以電報密碼、機密擋案及“國統區”工作人員名冊，盡速返回延安。毛澤東已決定，不再維持與國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怕決裂不怕內戰”，立即對國民黨全面展開政治和軍事進攻。因此，消滅毛的頭號死敵蔣介石及其軍事將領，具有最重大的戰略價值。

        二，遠藤譽教授在其書中第七章，記述了1956年毛澤東、周恩來會見日本退役陸軍中將遠藤三郎情節。遠藤三郎向毛澤東贈送日本軍刀，毛澤東回贈齊白石竹畫。並首次感謝日本“進攻”（最後一次致謝的對象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1972年）。日本國比遠藤三郎資歷更老、影響更大、軍階更高者眾多，初知外交慣例和禮儀者皆知，跟1931年到1945年全程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中級軍官遠藤三郎會面並互贈禮品，與毛澤東的地位太不相襯。其間必有特殊緣由，遠藤三郎當年轟炸蔣介石軍事指揮本部，應是最關鍵因素。

        三，1943年，毛澤東、周恩來已經擁有向日本提供國民黨重要情報的人物和渠道。遠藤譽教授新書的中心人物是潘漢年。潘是中共情報戰線僅次於“特工之王”李克農的人物，曾說動魯迅公開支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介紹擁戴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骨干楊度加入中共，策動宋慶齡加入共產國際、兩廣軍閥聯共反蔣，以及與陳立夫談判紅軍改編事宜，是中共情報戰、隱蔽戰的傳奇人物。但潘漢年一生最重大的特務工作，是執行毛澤東皖南事變後“聯日聯汪反蔣”戰略決策。他出入日本駐上海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與日本陸軍武官影佐幀昭交往甚密，並兩次晉見汪精衛，這使他1955年身陷“高饒反黨集團”且必死無疑。

        眾所周知，汪精衛不僅是毛澤東的提攜者，且是抗戰時期毛澤東的重要聯合對象。沒有毛澤東的密令，潘漢年決不敢私見汪精衛，他也不會空手拜見毛澤東的政治恩人和反蔣盟友。毛澤東1976年死後的除夕夜，潘漢年與妻子仍被分離關押，他在《歲暮念妻》中絕望留言：黃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鐵窗風雪寒。雖然中共在他死後五年為他平反並拍攝電視劇，但潘漢年恐難瞑目：其特務生涯的最高成就——如遠藤譽教授在其新著中所陳述的——是1943年在上海向日本情報機關或在南京通過汪精衛向日本提供蔣介石的最高軍事機密。——這一幾乎改寫中國現代歷史的驚人事件，乃是中共所有情報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殊榮。

       如果有有心人願意考證從日軍黃山轟炸真相，筆者建議，可從三個渠道入手：一，查詢意大利二戰檔案，落實有關情報真偽；二，深入核查日本戰時檔案、尤其遠藤三郎轟炸黃山詳情及會見毛澤東緣由；三，往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找汪偽政府有關檔案。

       事實上，為推翻國民政府，中共還有諸多勾結日本的嫌疑，如1942年攻佔重慶的“五號作戰計劃”（因太平洋戰局對日本極為不利和指揮官冢田攻中將死亡而擱置），以及1944年日本“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等。

        威廉·夏伊勒在其不朽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序言中認為，大多數歷史學家往往等了50年或者100年，甚至100年以上，才敢着手寫作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一個時代的歷史。一個大國，即使被戰敗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國和俄國在1918年所遇到的情況那樣，它的檔案也總是由它自己保管的。但是，“一件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隨納粹德國戰敗發生了：德國外交部485噸檔案藏在哈爾茲山脈的各個古堡和礦井裡，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燒毀的時候，為美國第一軍團所繳獲。這批檔案，包括德國最高統帥部全部秘密檔案，希特勒大本營每天研討軍事形勢的“元首會議”速記記錄，以及希特勒在戰時同他黨內老伙伴和秘書們飯後酒余談話的完整記錄，包括6萬卷德國海軍檔案和海軍總司令部的日記，甚至可以回溯到1868年現代化德國海軍建立之時的全部德國海軍的信號、艦只的航海日志、個人日記、備忘錄等等諸如私人日記、極度秘密的發言記錄、會議報告和通信，甚至還有納粹領導人電話中談話的記錄，這是赫爾曼·戈林在航空部設立的一個特別機構所竊聽收錄的。

       威廉·夏伊勒指出：

       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政權，由於它的性質所決定，必然是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這種秘密，以防外人的窺探。

       他特別指出，把第三帝國內部所發生的赤裸裸的，怵目驚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嘔的事實——希特勒的上台，德國國會縱火案，對羅姆的血腥清洗，德奧合並，張伯倫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領，對波蘭、斯堪的納維亞、西方、巴爾干各國和俄國的進攻，納粹占領下和集中營中的恐怖，消滅猶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記錄下來或作一番描述並不困難。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決定、陰謀詭計、背信棄義、其動機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後起的作用、他們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們制造這種恐怖的伎倆——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情況，在德國秘密文件出現之前，大部分是我們所無法獲悉的。

        過了四十年，我才真切感受到威廉·夏伊勒這些文字的份量。這段文字完全適用於毛澤東統治中國的全部歷史，也完全適用於中共竊奪中國前的全部歷史，尤其適用於毛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全部歷史。七、八十年過去，人們才艱難而有限的了解到些許抗戰實情。

       如果說，1989六四鎮壓、蘇東易幟後，鄧小平使用“韜光養晦”之術，讓中共得以度過共產主義全球破產的危機，毛澤東則在八十年前就早已“韜光養晦”，死裡逃生。1931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14週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開武裝割據，以推翻中華民國、建立蘇聯式國家。七七事變後，中共向國民政府和全國人民作出四項承諾：實行三民主義；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統一於國民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儼然偃旗繳槍，洗心革面。

       實際上，毛澤東一天也沒有“取消”其根本目標，全部策略即韜光養晦，保存實力，擴充壯大，最後奪取全國政權。同時，在斯大林支持下（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後），離間美蔣、“聯日聯汪反蔣”。這就是毛共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戰略戰術，毛澤東從抗戰韜光養晦轉入公開決裂和全面內戰的歷史。習近平近年全部所作所為，應作如是觀。

       遠藤譽教授1941年生於長春，親歷中共對長春“久圍長困”的苦難。幾十年後，歷史借重這位日本孱弱女性發出叩問：誰背叛了中華民族？中共之所以不僅維持到今天，而且有席卷全球之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成功遮蔽和篡改了歷史，包括抗戰史。所以，一切恢復歷史真相的努力，都具有革命性，都是中國人抗禦精神奴役、反抗中共建立紅色帝國圖謀的必須，也是人類的共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