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学徒：生殖器与权力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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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权力之争是围绕着生殖器展开的。
在一些竞争型灵长类动物群体中，雄性要通过激烈争夺才能获得交配权，如狒狒和南方古猿，成年雄性是势不两立的情敌，要进行格斗，要把情敌打服打跑甚至打死，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权。英雄的生殖器才有用武之地。
情欲是胜利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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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太平洋特洛布里恩群岛上，部落酋长的权威与娶老婆的数量有关。
酋长的地位虽然是世袭的，但他拥有多少权威却取决于他在公共事务上的作为。酋长要领导战争，要组织节庆聚会和大型宴会，要举办舞会，要组织体育活动，要组织远航贸易等。他在组织公共活动时要为参加者提供食物，还要赠送礼品，如此，他才有权威，才能获得支持。当他需要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时，会下达命令给所属村落，村落会向他提供人员。但是，这些人不是白干活的，酋长必须为这些服务提供报酬。
酋长靠什么支付诸多的公共事务花销呢？
靠多娶老婆。
按照特洛布里恩的习俗，酋长可以从每个所属村落娶一个老婆，部落如果有40个村落，他就要娶40个老婆。在他娶了老婆后，由于有了姻亲关系，每个村子都要给酋长进贡薯蓣，也就是山药。山药是岛民的主食。所以，酋长家的山药仓库非常大。有了这些山药，酋长不仅可以养活众多妻子儿女，还能支付诸多公共事务的开销，获得全部落的拥戴。只是，酋长要“对付”40个佳丽，尽管很爽，但也很疲惫。酋长需要有强壮的生殖器。
酋长的权力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他的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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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士不准讨老婆，究其原委，也与权力有关。
基督教诞生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直到11世纪，神职人员是可以结婚的，教会从没颁布过禁止结婚的禁令。当然，一个牧师不结婚，表明自己对**有抵抗力，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对教徒更有影响。但结婚绝不意味着有错。圣保罗就说过：“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
教会从制度上不准牧师或主教结婚，是出于反腐的考虑。
公元4世纪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教会的财富越来越多。有教徒贡献的，有国王给的，也有些来自于无嗣教徒的财产继承。到了11世纪时，教会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教会有这么多财产，大都被主教和教士们所把持。这些大权在握的人有妻室有儿女，难免会企图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后代。为了防止教会财产流失，11世纪教会作出了规定，不准主教的儿子担任主教，后来干脆不准担任教职。但这样的规定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教会财产向“教二代”转移，所以，教皇又下令教职人员必须独身。
教皇格雷高里七世是贯彻独身主义最为坚决的教皇。他甚至煽动教徒抵制已婚的牧师，不参加他们主持的弥撒和宗教活动。从他以后，教会的神职人员都不准讨老婆了。教会财产被教士侵吞的漏洞也堵住了。
很显然，限制了情欲，就约束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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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后主刘鋹对权力与生殖器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这位16岁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一个干部没有妻室才能做到无私，没有小家才能真正地为国家效力，才能真正地与朝廷保持一致。刘鋹还认为，权力欲是最强烈的，人们为了当干部，往往命都不顾，割掉生殖器也算不了什么。于是他下令，凡是干部都必须把生殖器割去，如此一来，刘鋹的“组织部门”成了阉割部，南汉2万多干部都被阉割了。也好，既没有“官二代”，更没有“官二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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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鋹把干部们的权力与情欲做了彻底的切割，他是荒唐的，也是清醒的：权力绝不能与情欲纠缠不清。
权力和情欲都具有强大的无法抑制的膨胀性的，交织的勃起是要作恶的。历史上的恶君恶官，大都是情欲的放纵者。
可权力却总是与情欲纠缠不休。就连受到强大制约和监督的克林顿总统都忍不住要在莱温斯基小姐的芳裙上留下爱的奉献，更何况权力不受约束的人。
情欲的诱惑是永恒的，强烈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难怪路易十五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问题是，还活着洪水就来了，就把你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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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拜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就是被情欲的洪水吞噬的；副省长胡长清也是与情人幽会时败露了罪行从而走上绝路；铁道部长刘志军春光无限也是由于情欲的牵引而以动车速度驶向毁灭的深渊；倒下去的官员们，几乎没有不毁在情欲与权力的纠缠中的，还没有倒下的官员们，前赴后继，继往开来，情欲浩荡，勃起之后就没有“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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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一句隽永的诗：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上。
我想说：权力与情欲的纠缠，或许会把你引向地狱。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有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