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是啥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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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

人民网

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既有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民主协商，体现了广泛的参与性。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拓展。

“美国的政客们因为被利益集团捆绑，其局限性十分明显。”

“就像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灯塔一样，中国的榜样作用也可以成为促使西方国家回归善政基本原则的催化剂”

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里？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削弱了老百姓对政党的信任感；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权力相互掣肘，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更有效率。

2018年刚过去两个多月，因为联邦预算无法通过，美国政府已“关门”两次。在美国，被选上公职的政治人物让选民的利益服从于华尔街的大资本利益，“事实上，华尔街拥有决定谁能当选的力量”。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存在着一种金融寡头政治，金融寡头们“购买”和“出售”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开展活动。美国的“民主理想”仍然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

“西方国家的党派政治已经沦为一种权力博弈，多党竞争演变为相互争斗和彼此倾轧，政党之间缺乏共识，也不愿意寻求共识。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赢得选票盲目承诺，赢得选举后由于党派纷争而难以兑现诺言。在自利性制衡机制的作用下，西方政党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无休无止的政党纷争，使整个国家更有凝聚力，也更有行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稳定，人民当家做主在这一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充分和根本的保障。为人类的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范本。《人民日报 》（ 2018年03月07日 03 版

同时希望西方对中国政治流氓和它们在西方的家属单独实行中共的政治制度。

苍天一浮尘

昨天,一党校教授来单位讲课，老师列了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大意是说在中国要成为国家领导人，要经过数十年的历炼，最后是最为精英的人胜出。因此，这种民主制度其实远比西方的先进，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它能够保证最高层的国家领导人是最为优秀的伟大人物，而由一个接着一个最伟大领袖长期而又持续领导的国家当然是令人生畏的。

他是这样说明一个国家领袖诞生过程的：首先，从13亿人民中产生的8000万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加上非党员干部，比如非党的公务员1000万，共有9000万人，领袖必须从此9000万人中竞争产生。一个干部，从最基层干部做起，至科长至处长至厅长至省部长，然后各个重要的省区轮流走一走，全部的时间需要四十年以上，才能当上国家领导人，进入政治局常委。而在此四十余年中，他们在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之前，已获得了极为丰富的行政经验、炼就了过人的行政能力，经历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重大事件，也经过N多次的党校学习和理论培养，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具有丰富的知识。所以这样的国家领导当然是最为优秀的，最能胜任的，这种领导人的选拔机制远胜出西方的民主竞争制度。所以，我们中国根本不必搞西方的式的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民主程度远胜出西方国家。

这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最为精彩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证，论据相当的具体，论证似乎相当的有力。可是，它是假的！这种论点基于一个前提，官员的升迁的确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但是这基础并不存在。这便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官员的升迁依据是什么？是依靠能力公平竞争的吗？不是。中国官员的升迁靠三个东西：第一，血统、第二金钱、第三色相。让我也用类似的人口学理论分析一下。

最高层政治局的基本上必须是原政治局官员的后代，这个数字大约有一千多人；

国家级的基本上必须是国家级官员的后代，这个数字大概有几千人；

省部级的基本上必须是省部级官员的后代，这个数字大概有上万人；

厅局级的基本上必须是厅局级的后代，这个数字大概十多万人；

正处级以上的，基本上必须出身于干部家庭，这个数字大概有数十万，否则没什么戏。

以上候选者统共不过五、六十万人。

副处级以下的，对于全民开放，但家庭背景具有竞争优势。这个人数有十个亿，这个阶层当个官真是要打破头。

所以，中国国家级领导人不是从9000万人中脱颖而出，而是最高层上千人中权力斗争的结果；中国的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也不是从9000万人中脱颖而出，而是在上万人中“选拔”出来的，这个级别的位子有几千个，中彩的概率达到30%以上；厅局级干部也不是从9000万人中脱颖而出的，而是在十多万人中“选拔”出来的，但位子有上万个，中彩的概率达10%；处级干部则是从数十万人中“选拔”出来的，但位子有十多万，中彩的概率也近10%；及副处级及以下的干部的“竞争”相对激烈。总之，血统是晋升的基础，没有血统，基本上没戏。照说，血统也行，官二代、三代里面也是有不少精英良将的，能够在此范围公平竞争，让人才脱颖而出，也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有什么公平竞争的东西，实质上全部是暗箱操作，上级定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君似乎天生便是当官的命，三下五除二，在不同的单位转一圈，呼地一下就上去了。这位同志肯定是官二代，上级早有提示，重点培养。中国的各级官员、各个部门单位的官员，谁能上谁不能上，早N年大家就心知肚明，早就凭其血统和家庭背景内定了，剩下的事便是依照所谓的组织法走程序了。事实上，中国政府、党组织、国有企业里，什么都可以有标准、可以有操作的方案，唯有官员的晋升没有公开的标准或可遵循的操作方案；什么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公开，但唯有人事问题半点都不会公开。这几年增加了一个程序，叫任前公示，但你可以发现公示的内容根本不涉及拟提任官员的任何业绩和过失，提拔者是否有过人的业绩证明其能力无从得知。事实上，在人事管理这一块，体制内根本没有科学的考核其职员业绩的任何定量方法，仍然停留在凭感觉、凭印象、拍脑袋的个人鉴定阶段，提谁不提谁，完全是一把手的专利，真可谓“我说行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二代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晋升，家庭背景相同或相近的，只好比拼别的，比如派系，比如金钱，也就是买官卖官。

所以，中国官员的晋升有明争暗斗，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就是没有公平竞争。

除了血统之外，这些年有一些土豪以金钱为代价，跻身至官员阶层。其实这些土豪当官的最根本原因不是自己官瘾大，而是想由此改变血统，为子孙后代做好铺垫。更有不少大美人日后提拔，不是因为真的美人爱英雄，更不是深闰怨妇寂寞难耐要找那些没有品味的官员填补寂寞，而是为了攀上红色的血统，跟着鸡犬一下。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这个国家未来会依然如故，永远走不上民主的道路。

所以，中国各级官员的当选，与公平竞争没有毛的关系，与治国理政能力没有毛关系，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就没有毛关系。如果你只是平民百姓，自然与你更没有毛关系。

中国政治民主的真相便是如此，被某些御用理论家吹捧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