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承诺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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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2018两会新语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为何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用三个“新”字作出精准概括：

——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立三“新”除三“弊”。“新”，意味着统一和团结，意味着力量和希望。

除千年积弊，发举世之未发。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无疑是“伟大政治创造”。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

“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

张千帆   

　　笑蜀先生编的《历史的先声》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现了1940年代新华社等中共媒体刊发的毛泽东等人支持宪政民主的言论。这本书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领导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话，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禁止在大陆出版的命运。究其原因，应该是“讨债”味道过于明显──中共当时对民主、自由、宪政、分权、联邦制乃至反对一党专制的承诺，六十多年后怎么一个都不见兑现？言下之意，现在是兑现原始承诺的时候了。

　　对于中共的进步承诺，近来反宪政逆流的代表人物杨晓青的文章解释说，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换言之，这本来是一套骗取民心的谎话，是不能当真的；自由派别“拉大旗作虎皮”，拿这个来要挟现政权。这套言论和承诺当时确实“欺骗”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厌恶、对貌似反专制的共产党的信任和亲近。在那些因此而坚持留在大陆、拒绝蒋介石从海峡那边抛来的橄榄枝、甚至千里迢迢从太平洋彼岸赶回来“报效祖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乃至冤死的高级知识精英看来，这套承诺很可能更像一个骗局。

　　但是，从不少历史资料来看，诸如此类的“阴谋论”或“阳谋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假如当时国民党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中共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宪政方案去做，并似乎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实际行动。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内战开打之前，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相比老蒋的盲目乐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倒是相当清醒。更不用说从中共建党到“西安事变”，从来只有国民党“老大”打共产党“小弟”的份；虽然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不断做大，但还不至于有后来三年打垮国军的自信。国共合作对它是有利的，提倡宪政、民主、分权、联邦的效果是限制国民党老大的权力，对它也是有利的。国民党要回到抗战前的一党专政格局、重新“统一”中国，共产党则只要能“划江而治”就很满足了，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你可以说中共当年的宪政言论是一种“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传“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必要把“策略”解读成谎言。毛泽东当时主张宪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这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宪政斗士”；他显然不是，但是当时的国共实力格局使得他认为宪政对中共有利，于是就支持宪政。

　　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共支持宪政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这个问题已经不相关，因为现实很清楚，1949年之后，中共不仅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而且宪政、新闻自由、三权分立、联邦制乃至公民社会都成了报刊中不能出现的“敏感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个道理简单──格局变了。国民党掌权的时候，宪政是限国民党的政；现在还提宪政做什么？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其实，没有兑现的岂止是1940年代的承诺，1982年宪法不也承诺了许多权利吗？有几条是真正兑现的？纸上的规则和“潜规则”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在大陆是再正常不过了。

　　你可以从道德上批判它出尔反尔，但是没有实力支撑，道德批判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杀大权都交给一个我们认为“先进”无比的政党，我们已经把自己降格为“政治奴隶”。主人能欠奴隶什么“承诺”？即便以前做过承诺，那确实是出于“斗争需要”，不得不如此；现在事过境迁，兑不兑现我说了算，不兑现又能怎么样？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欢欣鼓舞跟着党走；1950年代初，也确实分了几亩地。但是没几年，土地又统统收回来，归“公社”了，你难道还能不交？不要忘记，“国家”是干什么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

　　你现在站起来向主人“讨说法”，那就表明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不过，主人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他还和从前一样把你定位成奴隶。他的主流逻辑是：只要你还没有实力和我叫板，就慢慢等着吧。不要忘记，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这个江山是我们先辈打下来的，当初也是在你们拥戴下得到的。

　　每每看到今日中国的困境，便不禁联想起往日失去的机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机会！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机会！国共二次合作何尝不是一次真正的机会！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丢失这些机会，不能只怪慈禧或醇亲王，不能只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毕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我们把他们扶上位的；至少，他们是在我们的普遍麻木和无动于衷下执掌权力的。我们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是何其兴高采烈、毫无保留，但是等到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正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被推翻的旧政权总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权更好”，一切为时已晚；这个民族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命运交给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选择让我们沦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让我们陷入离宪政更远、更深的漩涡……

　　也许，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贵学费。农民的轻信是无可指责的，但知识精英的天真烂漫是不可原谅的。长期浸淫在儒家正统的教条主义思维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学从来没有任何概念。我们从来只认“君子”、“小人”、好人、坏人。坏人便是绝对的坏，必欲打倒并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好人便是绝对的好，可以托付身家性命乃至赋予其一切生杀大权，并天真地期待它作出过的“承诺”，而不知道这样的“好人”即便有也凤毛麟角，当你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底牌的时候，你凭什么相信他会兑现承诺？

　　正如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时的法国观察的那样，政治专制必然造成国民的政治幼稚，因为他们得不到由政治实践走向政治成熟的机会。因为国民幼稚轻信，这样的国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险，因为它容易爆发革命。一遇到“坏人”政府，人民就郁闷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诺，人民就投怀送抱。专制政体使之无法近距离比较“好人”、“坏人”及各种承诺，并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

　　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所有“更坏”的政府都是因为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的不智选择而登场的。每当我读到某个满腔热血的归国精英惨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剧，心里就泛起一阵悲哀。这是一个幼稚政治传统所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公权不受限制的地狱。

　　当代中国大陆的宪政意识已今非昔比，约束公权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官民常识，但是深陷于威权政治的不幸遗产之中，宪政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历史的先声》把中共曾经做出的宪政承诺再度呈现在我们面前，与其说是提醒执政党兑现早已过期的承诺，不如说是提醒每一位读者：承诺是靠不住的。更准确地说，它对每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提出了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沉重问题：如何兑现执政党对你做出过的承诺？要让当年的承诺成为今日的现实，你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