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柏林教授：自由的背叛者之卢梭（3-2）

徐文立

以赛亚·柏林教授：自由的背叛者之卢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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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之卢梭（七）

（7）10/15

他（卢梭）像一个手持两个结在一起的绳子，继续自语道：这里是自由这里是权威，二者很难或者说不可能互相妥协，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将二者调和起来呢？他的回答带有一种简单化和一种思维疯癫的特点，也只有疯子才能有这样的特点。他（卢梭）说，这不是妥协的问题，用一种方法去观察这个问题，然后你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一样的，自由与权威是一模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做到二者完全一致，你完全有可能发现你享受的自由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权威，是完全的被权威控制的，你越自由，权威就越大，你越自由，控制就越严。那么，这样的境界是如何达到的呢？答案是，或者说，卢梭的答案是，说到底所有人们希望的自由就是意欲获得而且不被阻止去争取得到它们。那么这个“欲望”是什么呢？我想要的永远都是为我好的，当然，如果我不明白什么是对我好的，那么当我得到了对我来说是好的东西，我会觉得痛苦，因为结果根本不是我想要得到的。因此，只有那些不仅仅是欲望得到某些东西的人是自由的，他们还知道什么是对他们真正好的。卢梭提出的问题是：我寻求的让我的本性感到完全满足的东西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会让他满足，那么他是一个理性的人，理性就会给到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的真的东西对于其他理性的人也是真的，正如，我设想，在科学界而言，一个科学家发现的真的东西对其他科学家而言也是真的。结果就是，如果你基于真实的假设以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规则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你可以肯定其他人，如果他们也是理性的，将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否则，如果得到不同结论，那么他们不可能是理性的人。所以卢梭认为，如果自然是和谐的，而这是整个18世纪的人的伟大而宏伟的共识、一种理论假设，那么，我所希冀的不可能与其他人所希冀的发生矛盾，因为，如果我所希冀与他人所欲发生矛盾的话，那么，对两个为真的问题的答案就会互相有冲突，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竟然能出现的话，那就意味着，
自然不是和谐的
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冲突是必然发生的
夏天成了万物的核心（译注：普遍的认为是：四季中春季是核心）
那就意味着有的东西是违反理性的
那就变成了“别问我为什么，只要按吩咐去做”（译注：卢梭认为这样是受奴役而受奴役是不可能的）
于是，无论我有多么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无论我多么好多么正直多么讲道理，深刻智慧，我一定会希冀与另一个同样的智慧理性有道德的好人的意见相冲突（译注：这在卢梭看来是不可能的）
于是，悲剧最终不是因为人的错误愚蠢和失误所致（译注：卢梭认为凡错误都是人为的，都是人的失误愚蠢错误导致的）
而这样的论述在卢梭以及18世纪的其他思想家看来，都是对的。所以，如果和谐的自然或者其它事，能够使一个理性的自然的人得到满足，那么，所有其他理性的人也会得到满足。

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之卢梭（八）

（8）10/22

到此，卢梭认为世上缺乏的就是人不要追求那些与他人目的相冲突的事物，那么为什么人们现在的行为刚好反过来呢？因为现在的人不理性，堕落了，因为他们不是自然的人。

虽然卢梭的自然的概念与其他思想家在某些方面相似，但是卢梭的自然的概念包含一种奇特的味道。卢梭很肯定他自己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自然的人（译注：教授说他自己知道自然的人是什么样，背后的意思就是：卢梭根本不去认证自然的人是什么样的。按照思想家的原则，对于这样的概念必须论述清楚它的概念，即，内涵与外延，但是卢梭不这样。所以教授说就他自己知道）。

对于他来说，自然的就是好的，那么他们所有人所追求的将会使每一个人同时也使全体的成员都觉得满意。我再引述一段他的原话：
“如果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由若干男人组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自己当作这个整体的一份子，那么，这个群体的意志就是唯一的。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群体的全部成员的意志是“大众意志”。这个伙伴型政治体就是一个有大众意志的道德体（或译为“道德存在”）。正因为这个大众意志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潜意识的最底层，它不仅与每一个人的行为有关，而且也同样地与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关（译注：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

他的大众意志到底是什么？谁是这个集合体中的男人？究竟一个被所有人认同的、被称作“唯一意志”的东西是如何产生的？卢梭这时的答案是：
“只要所有的理性讨论的人最终对非自己的事实作出真实性认定的话，那么这些认定为真实的事物之间必定是和谐而没有冲突的，所以同样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如果是一个人想要的，那肯定是所有其他人想要的，它们肯定都同样地好。”

在这里，自然状态下的人指的是：没有堕落的没有私心的、没有为自己个人利益着想的、不受恐吓或错觉控制的、不被欺凌的、其意志不被其他邪恶的坏的事物所扭曲的人。因此，只要我们通过某种方式或在某种条件下，重新回到那种被他称作是原本的纯真的自然状态，在那种自然状态中，人们不会被各种情绪——各种由社会文明根植于我们心中的邪恶的坏的冲动所引起的冲动的情绪——所左右，那么这时人类社会就会再次幸运地进入自然和谐的幸福与善的状态中。

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之卢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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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关于自然人的概念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小资产者家庭，早年生活遭遇是在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冲突下度过的，他心理上有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心理创伤。所以他的自然人的概念与那种在他生活中被他憎恶的人的形象形成完全的对立。他因此不仅仅是谴责那些有钱有权的人，而且一些温和派的、不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天敌的人，也遭到他的谴责。他是第一个公开谴责这些人为异类的人。

他的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下一个世纪的人的自我意识，这些人夸大自我的重要性和能力。他憎恨艺术与科学，包括它们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定义、每一种修饰和每一种表现形式。他几乎是第一个公开而明确地表明“好人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和贫穷”的人，因为许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却更进一步地认为，粗糙比柔顺优越，内心遭受冲击比内心平静优越。卢梭是一个深受教条、文化与规范之创痛的人。他因深受伤害而憎恨知识份子，憎恨那些有才华的人，憎恨那些在某方面有特长能够将规范确立在人们脑子里的那些专家。

所有19世纪的激烈的反知识份子，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反文化的思想家，和所有那个世纪的战神，都是卢梭的天生的继承人。卢梭的愤世嫉俗和扭曲的人格使得他用仇恨的眼光看待一些知识精英，如狄德罗、德朗贝尓（百科全书副主编）、赫尔贝斯特斯和安帕瑞斯等。对卢梭来说，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内心复杂世故的做作之辈，他们没有能力理解任何黑暗的情绪、任何深刻的、扭曲的情感、任何一次让真正的自然人撕心裂肺的体验。对于他来说，自然人是一个有着深邃的智慧的人，与城里的堕落世故的人完全不同。他是历史上低等级人群中的第一个战士，而后来的人如卡莱欧、某种程度上还有尼采、毫无疑问地还有劳伦斯—D.H.劳伦斯，以及小资产者出身的独裁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全都是卢梭的天然的继承人。我们很难用左翼、右翼的划分来解读这个现象，它主要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叛—一种对社会的反叛。这种反叛由流亡者点燃其导火索。它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反叛者、自由野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的事业。

这就是卢梭，一个浪漫主义和野性的个人主义（译注：指主张原始独居生活的个人主义）创始人以及十九世纪其它的社会运动的创始人，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民主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他是《社会契约论》发表后的两个世纪中的几乎所有流派的创始人，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精细文化热（译注：（这个从未传入到中国，所以我们不懂这个，就是对一些民族文化的喜爱，类似人类学，但对象是同类文明社会的异族文化而不是原始部落的文化，故称“精细文化”）。

正因为卢梭憎恨知识份子、憎恨那些将自己与他人隔离起来的人、憎恨专家、憎恨那些将自己封闭起来沉浸于某种特殊的文化圈而使自己与生活隔绝的人（因为他认为心灵应该是敞开的），他认为那些坐在古橡树下的简单淳朴的农民比城里的穿戴整齐、地位高贵的上流社会的人更懂得生活，农民们更懂得生活是怎样的、自然是怎样的、人应该有怎样的行为模式。正因为如此，卢梭猛烈抨击传统，这一抨击随后传遍了欧洲后来传到了美国。它撼动了繁文缛节的、在当时被称作优雅生活方式的文化根基；与此同时，他认为乡村里的淳朴的人们有着更深刻的对现实的认知、更深刻的品德和对道德价值的更深的理解，其深刻性远远超过大学教授、城里的政客以及那些被异化的脱离自然本性的人，还有那些与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灵切割而背叛了曾经在自己内心保留着的生活道德与智慧的人。这就是当卢梭谈到自然的时候所给予读者的印象。

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之卢梭（十）

(10 11/5、11/12

尽管十八世纪对自然的理解有360种（译注：这里比喻360度全方位），卢梭的关于自然的理论，从某种角度看，却是，一个例外（译注：暗指卢梭所谈并非自然）。这是后来的反抗者喜欢卢梭的原因。不是因为卢梭讲得好，而是因为它专门为反抗者寻找合法性。他关于自然的认知不仅远比其他人更加简单粗略（译注：在学术上，简单粗略就是说达不到理论论述的要求），而且还带着对艺术与科学所包含的文明、复杂和深刻的价值信仰的仇视。正如埃斯皮塔斯尖锐地批评的那样，“正因为他极像一个鼓动群众暴乱的煽动者，所以引导社会的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所以引导社会的只能是与真理站在一起的人。而与真理站在一起的人是那些让自然所独有的圣物——真理——灌溉他们的心田的人，这样的人必须完全地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并过着简单的生活。”一开始，简单生活对于卢梭来说仅仅是对于寻求真理的答案的一种必要条件的描述性词汇，但是逐渐地，它变成了真理本身。最后，从任何角度上看，人们都无法辨别什么是追求问题的正确答案什么是答案本身，反正对卢梭来说，最终就必须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在恰到好处的地方拥有这样一颗心的人：他不会将某种知识据为己有或者成为仅有的知道某些真命题的人物，而他们的独占才是导致所有问题的关键。

从理论上，他的著作和18世纪的其它哲学理论看起来很像，他说，“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逻辑思维”，而他的逻辑推理的论述有时非常清晰有理有时非常明朗易懂，而且能够以极为严密的逻辑推论推导出结论。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逻辑推导就像一件紧束衣—一件逻辑上的紧束衣，从外表上看，逻辑严密但从内部看（译注：指行文内容）却是逻辑不通，其内在的疯癫的观点把外在的逻辑紧身衣烧毁。而这恰是一种奇异的结合，是内在的疯癫观点与外表的加尔文教风格的冷峻逻辑紧束衣的结合，其行文中的加尔文教派的风格的逻辑犹如大树的树干那样显得有力，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你好像是在读一篇很有逻辑的论述文章，它在外表上很突出—有概念有大前提有小前提并通过有效论述推导出结论。但从头到尾，文章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非常狂暴的东西，这种狂暴来自于其外表逻辑上环环相扣却又常常是极为疯癫的生活观念，它以一种扼人咽喉的强制力表达出来，其内在的疯癫与其文字表面上的冷静平和的论述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种内在的真实的观点，如我所说的，是那种神秘的权威与自由的重合的观念。这种重合的出现的原因是：为了使曾经的自由人（译注：指自然状态下的人，卢梭称之为原始社会的人）能够互相在同一个社会生活在一起并且遵守道德法，你需要做的就是使每个人都产生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就是让每个人都主动地坚持遵守道德法对我们的要求。简单说就是，问题差不多就像是，你过去希望属于一个有无限自由的一群人，因为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一个人了；不过，你又同时希望人们守规则。但是，如果人们热爱这些规则，那么他们就不是因为这些规则是规则而是因为人们自己想要这些规则。如果你的问题是，“曾经自由的人们如何会愿意被枷锁约束的呢？”，那么你可以说，“如果这些枷锁不是被强加给他们的，如果这些枷锁是外来的力量约束他们的，如果这些枷锁是人们自己求着戴上的，因为这是人的天然本性的呼唤；如果这些枷锁源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理想，……，总之不管怎样，如果这些枷锁就是人们自己想要的，那么这些枷锁就不是枷锁了。一个自己给自己戴上枷锁的人不是囚犯，于是，卢梭终于说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之卢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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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卢梭逐渐地推导出一些怪异的观点，就是，所需要做到的就是使需要与他人结合起来的人自愿地按照政府设定的方式结合成社会。原来的枷锁是暴君为了让所有人遵从他的意志而操纵的工具，是一种胁迫，而这种原来的枷锁使人们受到恶毒的胁迫，我们的花环被做成了他们的王冠，而作家们强行地背弃道德地试图麻痹我们以掩藏这些枷锁，他们将这些枷锁献给了强权献给了政府，但实际上所需要的与这些枷锁相差极远。我再引述一下他的话：“我们所需要的是将我们每个人的所有的权利交给社会。如果你把你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整个社会，那么你怎么会不自由呢？谁会胁迫你呢？X不会Y也不会，这个人不会那个人也不会，这个机构不会那个机构也不会，只有政府会。但什么是政府（state)?政府就是你以及和你一样的所有其他追求你们的共同利益的人。”

而对卢梭来说，共同利益是存在的，因为如果不存在共同利益的话，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与个人利益不相冲突的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去探究我们该怎么生活该有什么行为规范，以及整个有男人组成的群体该怎么做，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而这是不可能的，自然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卢梭推导出一个概念，叫，大众意志。但是从观念来看，有害的是契约这个观念。契约，本质上是一种日常商务，它不过是大家在自愿的基础上承认某种约定并签署，而我认为，最终如果约定制定好了人们遵照契约履行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幸福的话，那么，如果契约导致我们大家受苦难，那么他们当然可以终止契约，也就是说，契约是可撤销的；从社会契约来看，原本应该是个人的只代表自己的自愿的行为，只代表每个人追求他的个人利益的行为，在卢梭这里，你可以看到，他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像人一样具有意志的大众意志。而且这个人是强大的超人、一个组织、一个被叫作政府的法人，这个法人不再压制暴民的恶行。这个法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团队，像教会那样。它是一个由多元的个体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远比“我”强大得多，而在这个群体中，“我”将自己的个性淹没，而最终又必须努力去找回那个丢失的“我”。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时刻，这个时刻你发现卢梭隐秘地从“由许多个体自愿与其他个体进行讨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转换成了“将自己整个地交给一个既是自己又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团体的过程”

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之卢梭（十二）

（12）11/26

卢梭最终要达到的结论所经过的分析步骤是很古怪的，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我对自己说，有些事是我想要的，如果有人阻止我实现我的欲望，那么，我就不自由了，而这将是我面对的最大的最坏的情况。然后我对自己说，欲望是什么呢？我的欲望就是我的天性获得满足。那么好，如果我聪明而且有理性，那么我会发现，我生活中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满意。真正的满意，对于一个人来说，必然不会与另外一个人的真正的满意发生冲突，因为如果发生了冲突，那么自然就不是和谐的了，而且一个真理一定不会与另一个真理冲突，这是逻辑上不言而喻的。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其他人可能正试图不让你的欲望实现。他们为什么不让你的欲望得以实现呢？如果我知道我是对的，如果我知道我所希望得到的是真正好的，那么，反对我的人肯定是在某方面错了，他们不能正确理解最基本的道理。无疑他们（译注：指不同意见的与自己发生冲突的对方）以为他们是好的，他们以为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自由，但是他们却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东西，所以我有权阻止他们。那么我凭什么就有权阻止他们呢？不是因为我要的东西不是他们要的，不是因为我有比他们更高等级的地位，不是因为我比他们强壮，也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加聪明，因为他们也有人的不死的灵魂，而且卢梭非常热切地追求平等，而是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他们也一样会追求我所追求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

而这并不表示他们真的不知道。而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关键词。卢梭想传达的信息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好人，没有人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如果他们允许天然的好的东西进入他们的身体，那么他们的欲望就是好的，但他们不允许天然的好进入他们的身体里面。然而，尽管他们不允许自然进入他们的身体，自然还是在那里。对于卢梭而言，说一个人的欲望是坏的，尽管他的潜在的欲望是好的，等于是说，一个人的真正的“我”，如果这个人能够还原成他的真正的自己、变成现实的“我”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追求好的东西。而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卢梭认为，每一个人的真正的“我”都是在追求好的东西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如果你去问一他他的欲望是什么，他肯定会告诉你一个非常邪恶的欲望，然而，这个人的内在的真正的“我”，也就是那个不死的灵魂，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允许自然穿透他的胸膛，如果他能够过一种正确的生活，他会知道他的真实的“我”的想法，那个真正的自己会追求不同的东西。那么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自己追求什么，所以他的真正的自己所追求的就是我所追求的，而这是他的迷失的自己不会追求的。在卢梭的理论中，最关键的概念就是一个人的两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