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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共青城赛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共青赛龙”)、创始人代小权逃税案。 2013年，遭遇重大变故。 由于当年共青赛龙的核心客户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订单缺失，该公司的业绩遭遇滑铁卢。 按官方披露的数据，2013年共青赛龙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63亿元，净利润-4.01亿元，公司也于2013年10月停产。 也就是说，投产四年来，共青赛龙的累计亏损达到3.07亿元。而且，根据江西省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赛龙系公司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调查，赛龙系各公司资产负债率达200%以上，尚欠江西省内银行等市场主体7.36亿元。 随后展开的资产重组过程中，共青赛龙法定代表人代小权方面和共青城市政府方面，尤其是和时任共青城市副市长的詹政，冲突不断，其间断断续续的重组，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代小权，则已因涉嫌逃税，而被控制。 晚清的农民上访 1875年，与其他县老爷一样，信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为了来钱快些，打起了税收的主意，除了对农民征收中央政府的国税——朝廷的地丁银之外，又搞了些征税名目，肆意对农民加派捐税。不料，农民们私下里搞起了“串联”，就是不交“多余”的钱。老孙命令衙役逮捕刁民，于是老百姓的愤怒被点燃了。
为求得生存，当地农民进县城申辩，要求衙门拿出朝廷的文件，岂料孙定扬给这些进城闹粮的农民扣上了围攻县城聚众谋反的帽子，并给当时的四川总督文格打了个工作报告，要求派兵镇压。四川总督批示:痛加剿洗，维护社会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并派省军区司令员李有恒具体负责围剿。这群打着为民服务的政府“士兵”不仅将农民的村寨洗劫一空，更是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于是四百多人就这样成了冤魂野鬼。
东乡惨案发生后，当地农民义愤填膺，告到了总督府。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上访农民被投进大狱，住了几个月的班房。眼见在省内状告无门，这些受冤的农民们只得进京上访。1876年，作为当地农民推举的代表袁廷蛟进京到刑部告状申冤，哪知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刑部不仅未受理袁的状子，还把袁抓了起来，让四川方面把袁廷蛟领回去，并责成四川方面严加管教，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是袁廷蛟又被押回了四川。
为防止东乡农民继续上访，总督下达了严防死守的命令，要求四川各级官员牢固树立正确的大局意识，坚决和这些刁民做斗争，谁要是再让刁民们进京闹事，就把谁的官帽撸了。官员们一见这阵势，哪敢不兢兢业业地贯彻上级指示。于是在四川一道道军事和政治防线被构筑起来，企图打造一面铜墙铁壁。凡是东乡县的老百姓都会受到严密监视，若想离开四川，繁琐的盘查自然是少不了的。
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当时朝廷上以张之洞、李鸿藻、张佩纶等人为首的清流派人士，纷纷上奏要求严查东乡案，革除弊政。为了安抚清流派，缓解民怨，中央也做了表态，下令把孙定扬，李有恒革职。不过这非但没有缓解民愤，反而使东乡农民更加愤怒，毕竟死了四百多人，仅是把这些罪魁祸首的官员革职，处罚太轻了。对此清流派人士也是不满，张佩纶要求复审此案，对失职官员予以严惩。
1879年，清延派以礼部尚书恩承、礼部侍郎童华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再赴四川复审东乡案。结果调查组在四川转悠了一圈，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依然是“维持原判”。对此，清流派士大夫们甚是不满，张之洞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三折要求严惩元凶。张之洞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是源于滥杀，“溢杀由于诬叛清剿，诬叛清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粮由于违例苛敛”。无疑正是孙定扬的“横征暴敛”，才酿成四百多人被杀的血案。除了要求诛杀两个罪魁祸首孙定扬、李有恒，张之洞还请求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和“复奏不实”的钦差恩承、童华。
或许是宫廷斗争的需要，为了安抚清流派，慈禧要求刑部重审此案。最终在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七日，清廷颁布了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并对孙定扬、李有恒处以极刑；而文格、恩承、童华等人因失职等罪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就此尘埃落定。看来要不是朝廷的派系斗争，东乡农民的冤案恐怕永不能见天日了！时至今日，一些地方政府对待上访者仍然用强盗手段，完全不把百姓当人看，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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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1 01:1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