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屋 -- 文革时的空军大院

老杨

空军大院的西大门大概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向南挪了一百米，也就是那个地方，原是几排平房，住着政治部印刷厂的几户职工。

那个年代能在大机关干印刷恐怕也是查过祖宗三代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一份报道是关于国家重要机关印刷厂的职工当年私藏印刷文件，现在拿出来显示的。有一位朴实的老职工，妻子瘫痪在床，有一男一女，我只记得儿子叫铁头。铁头像他爸一样从小就朴实，我们虽然爱在一起玩，由于家庭地位太悬殊，我不免喜欢拿铁头开心，现在想起来也怪对不住人家的。

有一段时候我发现铁头一天到晚怀里老抱着个大公鸡，我感到新鲜，问铁头你整天抱着公鸡干啥？铁头说是给妈打鸡血用的，铁头还说自己的饭要让给公鸡吃一半，每天晚上还要给公鸡洗个澡，一个月后抽鸡血给妈打，能治好妈的瘫痪病。文革中的空军大院除了成了大字报红色语录海洋外还真出现不少新鲜事儿，恐怕打鸡血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件。我这个人从小不跟风，喜欢戗着干，立刻感觉鸡血往人身上打不行，我对铁头说那样不行，要打死人的。铁头是个孝子，执意要打，并说大院门诊部不给打，还得到附近农村找人打。鸡血最后到底打没打成我不得而知，但我确实知道铁头的父亲后来成了历史反革命，据说铁头的父亲在印文件时把毛主席语录印反了，后来政审又发现有历史问题。铁头的父亲是大院最普通职工，本来生活就不富裕，同在大院里，人家住高楼，他住小平房，如今又成了历史反革命，这对未成年的儿女和瘫痪在床的妻子无疑都是雪上加霜。

文革时干什么都是一阵风，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生活的，老百姓跟风，老干部也跟。养海宝喝红茶菌,好像是我印象中的第二件。记不太清了是文革中的哪一年，我家里多了一些瓶瓶罐罐，我问父亲是干什么用的，父亲说是在养海宝呢，现在每天喝三次红茶菌，我掀开盖子看了看，红红的，拿嘴添了一下，有酸的感觉。我想那段时间，不仅我父亲，可能大院和全国不少人都在养在喝。实际上当年谁要跟这个风是跟对了，坚持数年，我敢说不会死于癌症，至少我父亲最后没有死于癌症。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明青霉素后，人类普遍认为抗菌素是最好的抗菌救命药，凡抗菌素不能消灭的有害菌最后都容易转化成癌症，成为不治之症。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办法对付这些灭不掉的有害菌，就是菌种平衡，用友好菌对付有害菌，是预防保健的最佳良方，这种办法在政治上叫“以夷治夷”。一九八八年我带着发明的计算机外语教学系统参加了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在张建宇的帮助下获了银奖，会上我认识了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杨振华抗癌851的发明人杨振华。当时我怎么看抗癌851怎么像当年的红茶菌，而且这事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个悬念。如果真是这样，851就是当年的红茶菌，大家似乎又明白了一个道理，文革也有好东西啊。杨振华是中国生物制品的开山祖，她的851在美国现在还有卖，不少人说确实能起到防癌作用。发明都是个“巧”字，也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关键道理对，杨振华发了财，其实杭州的“娃哈哈”也是一个道理。

文革时的空军大院应该像全国一样还有一道景，就是前后摆手，当年玉渊潭公园的运河两岸，每天早晨数千人一起摆手，着装不论男女全部黑绿，一起手前手后。可是这道景在大院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也没见人摆过手。摆手同打鸡血喝红茶菌不一样，是一种集体活动。文革前大院同级的干部多是一块上下班，在路上走着大家有说有笑，文革时可不同啦，成了老死不相往来，话都不说一句，怎么能在一起摆手呢。再有文革初期空军众将闹翻，借口讨论文革，实际上在发泄对新任司令的不满，并要求部以上机关干部表态，一个好端端的空军大院顿时四分五裂。又说到摆手，总不能司令派在一起摆，反司令派在一起摆，付司令派在一起摆。

大院的同级干部从上下班路上有说有笑到文革时的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最后人情淡如水，薄如纸。这种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受伤最重的是他们的第二代。一个大院，千八百个孩子，父辈多数认识几十年，孩子们又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可是成婚结为亲家的很少，用一句数字话说，不足百分之一。我倒是一心想找一个大院的女孩子，但一直困难重重，最后找的这个小郝，幸亏她父亲是离休后才到的北京，文革时不在大院，要不然也早凉菜了。

文革时发生的这种不正常的父辈间的人际关系对我后来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到哪都不愿意直报姓名说出父亲是谁，生怕碰上了整人的对立面,像个地下工作者。我大学毕业刚到空一所报到，就被政治部陈付主任认出我的父亲是潘斯福。陈付主任在大院时只是个干事，他不太明白司令部上层的惨斗和用心的凶险类似当年苏区的肃整。陈付主任说他跟我父亲很早就认识，而且父亲一直对他很好，他执意要请我和小郝到他家吃饭，我说那可千万使不得，要吃也一定要把窗帘拉上。小郝看不明白，因为陈付主任家的对面就是所长楼，当时有三个所领导在大院时做过处长，去过干校，只不过他们认不出我。

院子大了，什么树都长。文革那几年大院出了不少新鲜事，恐怕传得最快的是出现反动标语吧。好像是在文革最火的那一年，先是四号楼垃圾箱旁出现了反动标语，我跑过去观看的时候，已有战士站岗，标语已拿报纸盖住。标语写的位置很低，很可能是少儿所为。其实当年很多所谓的反动标语都是笔误，一般是写“打倒刘少奇”没写对，写成“毛主席”了，要不然写“毛主席万岁”，小孩不懂事儿，在“毛主席”上打起XXX来。当时负责照像破案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姓梁的干事，也就是后来大院开会斗我大喊叫我低头的那个。他采取的破案方法是对笔迹，不过那时是人工的，我在大院时是个知名人物，遇到这些事当然跑不掉了，我隐隐约约记得他让我写过几个字，不过当时太小，搞不懂他是在收集笔迹。大院出现这些反动标语很明显不是大人的字迹，就是查出来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最阴险的是大院当时在暗查一个三岁的孩子每天喊着“蒋介石万岁”，领导认为出现反动标语可以是小孩的笔误，但喊反动口号一定是大人教的。现在想来这是一例明显的陷害栽赃案，告发的人意在陷害小孩的父亲。当时有三五岁孩子的多是参谋干事，可能还带有外地口音，小孩说起话来又不标准，趁大人不在再逗逗孩子，远听近听就像在喊“蒋介石万岁”了。

一九六九年年底，我从陕西黄河滩农场回北京，没想到在火车上碰到大院警卫连的老兵胡传福。胡传福，河北邢台邯郸一带人，一九六二年入伍后就在大院警卫连，一九六九年春退役，可以说我搬到大院就认识他了。这个人可是大院那个时代的活历史，不知为什么那天他见了我显得十分紧张，后来又有些害怕。警卫连文革时扩充为警卫营，警卫战士日夜站岗，担负着大院的安全，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但不得不指出，不少战士成了掌权一派的马前卒和打手，很多过火的抄家押送逼供信行为都是这些战士干出来的，这些没有法制的行为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大约有十二年漫长的岁月。

在狂热的年代，大家都狂热是正常的，不狂热反而就不正常了。狂热之后是冷静，冷静下来就会良心有发现，这种现象在西方称之为宽容和忏悔。同大院的孩子恢复接触后，不少孩子给我留言，劝我不要提太多这些揪心的往事，他们说不论父辈当年在哪一派，看到这些文章都会很伤感的。说实在的，都经过那个年代，大院哪有世外桃源，有谁能“桃花源里可耕田”，铁头一家也是难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