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揭秘：习近平是怎样被培养成接班人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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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二三事

魏亚南



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作用大了去了，既能集中起来办大事，控制人的思想言行，又能操纵市场经济，制造贫富差别，寻租滋生贪官，还能让那些走上仕途把持不住自己、野心膨胀的人变成魔鬼。经过时间的沉淀，越发证实我的同学、曾经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就是一个眼睁睁、活生生逐渐由人变成鬼的例子。

我与薄熙来在他学生时代、担任县官和大连市长三个关键人生节点，分别有过三次印象较深的交集。现在回过头来细细一想，我与这位同学的三次交往，可以概括反映权力带给他的变化，故以记之，从中悟出些社会、人生和仕途的省思。

薄家父子与我的一次采访

    1981年11月19日，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稀土资源与技术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下午，全体与会人员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稀土产品展览，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来到了稀土产品展览现场，闭幕当天我采写了一则会议消息和一篇题为《副总理验锅》的通讯报道。

回报社写完稿件，晚饭后夜班上班交稿，不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我刚参加人民日报工作不久，没有采写中央领导的经验，像这样涉及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领导人的稿件，没有请本人审阅签名同意，是不能见报的。而夜班负责处理稿件的总编室主任发现问题告诉我时，白天的活动现场早已人去会撤，这么晚了再找参会的国务院副总理给我审阅补签稿件，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因为我的这一疏漏发不了稿，就意味着这一重要而有意义的新闻报道面临落空；果然如此，也是作为刚从事新闻工作的我的一次重大失职。

夜班编辑部领导让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怎么办呢？突然，我想到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他是我们下一届英语写作班的研究生同学，这会儿还在校学习呢。“近水楼台先得月”，何不找找他，看看能不能请他带我去家里，让他爸爸审审稿子呢？

于是，笔者带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报社院内毗邻编辑部大楼的10号楼——我刚刚毕业离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所在，找到了正在三楼自习室温习功课的薄熙来同学。

我与他虽说算不得熟稔，但因为在一个楼里共同学习了两年，朝夕相处互相是认识的。听我说明了情况，薄熙来二话没说，起身收拾桌面上的书本，放入课桌，便随我一同来到报社夜班编辑部。

编辑部领导听说有了解决办法，高兴地马上给我开了出车条，让车队派车带我去副总理家送审。我请薄熙来坐到前面带路，车子直奔中南海而去。

有薄熙来引路并当通行证，我第一次顺利地进得昔日“皇家禁院”、如今中国的神经中枢，在中南海院内的道上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东华厅古香古色的薄家门前停车。

进入院内，古老的建筑映入眼帘，室内却是装饰一新的现代化设施。薄熙来带我进屋，听说老爸在吃饭，径直来到他家的饭厅，忙碌了一天的薄老刚刚吃过晚饭，还没有离开饭桌呢。

只听薄向老爸介绍道：“这是我人民日报的同学，白天采访你出席的会议和活动，写了稿子，人民日报要发表，需要你给审阅同意才行。我带他来，爸，你给看一下吧。”

听明白来意之后，薄老马上撂下手里的碗筷，离开饭桌，领我们进了书房。  
      
薄老接过我递上的稿子，戴上老花镜，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绿色中华铅笔，一丝不苟地在我已发排打印的稿子上动笔修改起来。薄熙来给我倒了一杯水，在一旁陪坐了一会儿，接着同我打个招呼去了别的房间。

我近距离打量着眼前这位须发眉毛皆已花白的老人，联想起他历经沧桑的过往，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苦难遭遇。

据后来有人记载，薄老自己说过，一次挨斗时，儿子小熙为了与我划清界限，在我胸口踏上一只脚，还踢断了我的两根肋骨。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不过文化大革命此类情形屡见不鲜。

记得我的一位同学说，大概是1978年，曾见到出狱后的薄一波，卷缩在国务院一招的走廊里，求见中组部长胡耀邦为他平反的情景。

此一时彼一时，眼前的薄老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又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了。他的儿子薄熙来也随着老爸地位的变迁而改变，走出监狱，上了大学，又念了研究生。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薄熙来除了沾光之外，也因父亲背叛胡耀邦的恶名背上无形的黑锅，这是后话了。

不大一会儿，薄老摘下老花镜，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我看了一遍改稿，感到改得非常精当，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意见和签名，唯恐回去仍然交不了差，就又请他签署意见并签名。薄老按着记者的要求，重又拿起铅笔在送审样上写下“同意发稿”几个字，签上了名字和日期，然后笑呵呵地问道：“还要我做什么？”笔者赶忙连声称谢。

这时薄熙来进来问我：“可以了吗？”

我说：“没问题了！”

于是薄熙来简单与爸爸说了几句什么，便带我告别出门，同车一起返回报社。

托薄熙来同学的福，什么也没有耽搁，稿件上版，原稿存档。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会议消息，《市场报》发表《副总理验锅》通讯，都是在报纸头版刊登的。

《市场报》发表的这篇《副总理验锅》的通讯（见附件），受到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的特别青睐与推荐，当年被评为“文革”后首届“全国好新闻”通讯一等奖作品（现在这一奖项已改成“范长江新闻奖”）。

事后，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薄熙来，让他也转告他的老爸，表示谢意，并说：“这奖也有你们父子的一份儿！”薄熙来会心地笑了。

这是我与薄熙来的第一次交集。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英雄，也没有人一入世就是魔鬼。不管现在他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那时的研究生同学薄熙来是质朴的，热心的，平易近人的。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研究生期间的薄熙来，高高的个子，一身朴实无华的衣着，课堂内外刻苦致学，同堂认真听讲，成绩优异；每餐排队打饭，与同学吃在一起，聊在一桌，没有任何特别。至今走在报社院里，还能回想起那时大家同去食堂就餐，往返路上薄与同学们并肩一道，有说有笑。

总的印象，同学时的薄熙来不显山不露水，只是略微有些忧郁。据说，那期间他正在与妻子（高干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闹离婚，差不多弄得满城风雨，但没有影响他研究生期间入党。

人民大会堂偶遇

1982年夏毕业，薄被分配到中南海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虽然进入的是个中央部门，但在我们那批研究生毕业分配中也算不得怎么特别，当时进中央部门工作的大有人在，他的分配没有引起多大关注。但正像文革初期“血统论”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龙种”的崛起是必然的。

至于他后来去了金县，则是1986年春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我在一次文娱演出活动碰到他时才知道的。

那天我完成人代会采访，晚上得闲同人大代表们一道观赏大会安排的演出活动。演出前，我坐在靠前左边过道的位置，发现一个人从大会堂舞台通道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不是别人，正是薄熙来！

当薄再次路过我身边时，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诧异地问道：“怎么是你？你跑上跑下忙活什么呢？”

薄熙来弯腰扒在我耳朵旁小声告诉我：“台上演出的是我们金县的农民乐队，是我带来的。我现在大连金县呢。”说完就离我而去。

我这才知道他已离京去了大连金县，没想到这会儿带着农民乐队来演出了。

这时，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农民铜管乐队的演奏开始了，声音高亢悦耳。再看看台下，出席人代会的人大代表执着地欣赏着，还不时地为来自乡村的农民乐队鼓掌。

眼前这一切，让我不由得佩服起这位同学有头脑、点子好，同时也想到，恐怕只有他才有这种通天的本事和活动能量。如果不是他，谁能把一个县的节目，带到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舞台上来呢！

那会儿，全国正在上演以金县农民乐队为背景的《迷人的乐队》影片，这让我一下子领悟到，轰动一时的影片同这台农民铜管乐队演出一样，恐怕都是我这位手眼通天、能量巨大的同学的杰作。

当然，我那时尚不晓得他是因何去了金县？怎么当的县委书记？如何任职的？又是怎样把乡村乐队带进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只是凭直觉意识到，这可能与他的家族背景不无关系。须知，那时这样的创举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更是难以做到的。

很快得知，薄熙来是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两年后，1984年正式走上仕途，到大连金县任职的。那年他34岁，起步已不算早了。

后来看到有人撰文写到，薄熙来去金县是他爸爸通过一位在辽宁省主政的山西老乡安排的。临行，薄一波为他题字“勤能不拙”，寄托了对儿子的热切期盼。

常言道：“宁做鸡头，不当将尾。”相信踌躇满志的薄是自觉自愿外放去做这个一线干部的，这可是多数立志仕途者的必由之路呀！

一篇文章写道：“他在省委组织部报道后，便来到大连。他先在大连一家商场买了个行李箱，然后又去街口买了个烤红薯吃了。就这样，一路风尘仆仆去金县上任了。”先是做宣传部长，半年后才当的县委副书记，继而县委书记。

金县有人记得对他的初次印象：穿着朴素，做派随和，气质跟当地官员不同，显得文雅，有知识；不但英语出众，对于音乐也有欣赏能力。薄在金县干的最漂亮的事儿，非培养发展农民乐队莫属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薄熙来到德胜乡检查工作，得知这里有一支50多人的村民乐队，已成立几年，成员白天做工，晚上排练。敏锐的薄熙来认真听了他们的演奏，发现竟能演奏欧美乐曲，觉得还不错，决定给以扶持。让他们换成铜管乐，替他们起名为德胜乡农民铜管乐团。

当时，乐团许多人不认识乐谱，薄回北京请来了总政军乐团团长蹲点辅导，手把手地教。薄还下指示给乐团拨款，有空就去观察他们演练。出于新闻专业出身的特质，薄注重新闻媒体对乐团进行宣传报道，同时经常组织乐团四处演出，把农民乐队推向辽宁，推向全国。

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以德胜乡农民乐队为背景的、名为《迷人的乐队》的影片也在金县顺利开拍，并在全国公演，还获得了1986年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就这样，我国首支农民乐队在薄熙来的点化下名声鹊起，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连服装节、大连主场足球赛及许多外事活动都传出了它的乐声。随着这支农民乐队的鼓乐声喧，名不见经传的大连金县也名声在外。自然，乐声也成了金县县委书记薄熙来的政声。

对于这支农民乐队，薄不无骄傲。他曾一语道破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和良苦用心：“农民乐队的出现，足以反映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富裕起来的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思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为官之道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用足权力和关系能力的表现。他能借此塑造政绩，同时权力和关系也在抬升着他的官阶，可谓相得益彰！

通过乐队把权力和关系的功夫用足，只是薄熙来在金县小试牛刀，充分表现了他对权力的深度认知和得心应手的运用。金县，是他仕途发迹的垫脚石。在第一个台阶的攀登中，他尝到了甜头，显示了身手，增强了欲望，提高了信心，从此欲罢不能了。

随着他从政脚步越走越快，越迈越大，越走越远，越上越高，当年的那支农民乐队却逐渐衰落，以至于最终归于销声。

香港招商会上的对话

第三次与薄熙来见面，是1993年在香港，又是一次偶遇。

那是我被派驻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的身份，应邀前往香港贸发局，参加大连市在那里举办的93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这是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动。

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波改革开放热潮，内地许多省市、企业部门纷纷前来香港招商引资，一个接一个的招商会令人应接不暇。那天各国、台港澳和内地驻港记者似乎大都受到了大连招商会的邀请，与会的商业、企业界人士也比其它招商会为多。

我到会场比较早，落座后，只见举办大连招商会的一班人马，在一位头人的带领下来到会场。我一眼看见那位被簇拥着走在前面的领导正是薄熙来，他穿一身浅灰色笔挺西装，扎着鲜艳的领带，踌躇满志，满面春风。

我迎上前去与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握手。旁边一位女士不知我们认识，赶忙介绍：“这是我们的薄熙来市长。”这时我方才知道，我的老同学又进步了。

薄熙来一见是我，也颇感意外，马上拉着我的手顺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忙不迭地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我被派来作驻港记者两年了。”我答。

薄兴奋地说：“没想到在这里见面！”并马上向身边的女士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同学、人民日报驻港记者。她是我们大连市副市长。”

“好啊！你在这儿，好好替我们宣传宣传！”薄毫不外道地对我说。

“没问题呀。除了《人民日报》外，我再帮你联系联系《大公》、《文汇》做点广告。”

“那就请你费心了!”

说罢，薄接过旁边人递上的一个口袋给我，里面装着厚厚一叠宣传资料，顺便又递过来一件包装精美的T恤衫：“这是我们与韩国合资生产的服装，质量不错！”

我见距离开会还有点时间，就低声好奇地向他求证近期港澳台报刊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我问道：“我问你个事，这里的报刊风传中組部內部有文件規定，每位中央高級領導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為從政培养对象，而且只能有一名。听说你们家里曾為此開會，認為你可堪造就，报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无望，为此近日辭官下海，不当北京旅游局长，去北京工藝美术品總公司當老板了……”

没等我说完，薄熙来脸色阴沉下来，答道：“熙成不是我哥，是我弟。这些人造谣都不会造！再说了，不当官下海的人，现在不是多的是吗?我84年下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金县当的是小宣传部长，哪是什么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后来当大连副市长、市长，我自认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来的！劝你在香港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话不投机，正好主持人宣布开会了，薄熙来不辞而别，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闻发布会主要由他主讲，绘声绘色介绍大连的高速发展、投资政策和环境条件……

轮到答记者问了，不料一些提问几乎跑了题，海外记者变着法儿问道：

“可否谈谈你的兄弟薄熙成为什么弃官不做，旅游局长不当，下海去当工艺美术品公司总经理？”

“中央是否有内部规定，中央领导人每家要培养一位当接班人？”

“您是中央内定培养的接班人吗？”

一位记者提的更刁钻：“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了老子光？”

薄熙来面对意外拷问，回答大致与对我说的相仿，只是没那么直白。我无意中为他做了一次答问预演，心想，不耐烦我可以，香港记者的冒犯不认真应对可不行啊！

薄开始回答“沾老子光”的问题。面对全场紧盯的目光，薄熙来微微一笑，睿智地答道：“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止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岂不是沾了大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

薄熙来面对明显带有责难的刁钻问题，来了个先承后转，借题发挥。他先承认自己确实“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终身受益”，继而巧妙地引申、发挥，说自己所沾之光是恶运和磨难，而正因为如此，才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思考，认识了社会和人生，逐渐成熟起来。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使自己受益非浅。

薄对“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对台上这位来自内地的年轻市长刮目相看，但我知道，这不等于人们都认可了他的回答，因为他没有说实话。

后来证实，记者们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6.4”之后，宿老陈云有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并据此向邓小平建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中央领导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意思是出一个人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忘记了自己曾高调表示过“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就这样，按着两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个规矩：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把内部规矩正式变成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现在看来，薄熙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却对我和当众矢口否认，这种撒谎不脸红的政客作风，早已将他的人格堕落显现无疑。

对于他在大连市的政绩，招商会上薄不便自我吹嘘，回答算是得体的。究竟政绩如何？他在大连究竟干的咋样？我后来多次去过大连，做过有意无意的求证。

第一次到大连乘坐出租车，座位雪白，窗子干净，司机戴着白手套彬彬有礼地向我介绍沿路变化及景点，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训练的，但也觉察到他们对家乡的改变发自内心的自豪。

我在大连的亲属提起薄熙来市长的所作所为，抑制不住地连连夸奖，还带我去星海广场、人民广场，逛海滨大道、新型商业大街，夸赞与欣赏溢于言表。

星海广场靠近海边的地方，有一条布满脚印的铜铸雕塑，上面有一双金光灿灿、基座突兀出来的脚印，据说那是薄熙来的。

广场北面矗立着的华表更是抢眼，当时就有人就说，这个规制超过了天安门的华表，意思是薄熙来有野心。我当初不以为然，什么规制不规制、超标不超标，不过是封建的意识罢了！可薄熙来垮台后，政治野心败露，让我无话可说。今年（2017年）再去那里，发现华表已经被拆除了。

对薄熙来当市长时搞的服装节、啤酒节、足球大连、女子骑警等标新立异，虽然有微词，但许多人至今仍津津乐道。

对簿的盛赞之下，不是没有差评，较早市政府大楼就给他贴出过大字报，批评他突出个人、独断专行、整人、训人……尤其是一幅画他穿着大裤衩子，里面藏着好几个女人的漫画，对他的揭露尖锐无比。据说其中一位女人，就是我在香港见过的那位副市长。应当说不断的负面传闻，说明对他的评价已经喜忧参半了。

《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在薄熙来读研时，曾为其导师 。后来保去过一次大连，回来见人就抱怨， “薄熙来当大官了，架子大得很，见他一面都不肯”。其实，不论师生旧情，还是按官场级别，保的官职（副部级）并不比薄熙来低，连个面都不给，实属不该！

就笔者亲身体验，以往的薄熙来不是一位不念旧之人啊！果然如此，岂不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联想到那次香港当面撒谎，否定中央特别培养中央领导子女接班的公开秘密，说明其人品早已经堕落了。

至于后来薄当了省长、部长、政治局委员、封疆大吏之后，发展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地步，及至锒铛入狱，虽已不足为怪，却也令人痛心不已！

薄熙来落败的省思

薄熙来出身在革命元勋家庭，个人形象风流倜傥，做事举重若轻，能言善辩，具备成为中国一流治国理政人才的优势和可能。仕途上本来他有一手好牌，却被他打成满盘皆输，原因很多：娶了杀人不眨眼的老婆，信任一个包藏祸心的王志军……但这些不是根本。我想，薄熙来落败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大事”建功立业的追求和为所欲为的欲望，权中自有人上人，权中自有千锺粟，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诱使薄走上了一条难以折返又难以把控自己的道路。

另外，专制制度下，无法监督的权力，极易使人变成极权人物。推行权力意志，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为着自己的想法转，唱红打黑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觊觎最高权利，这些表现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还有，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社会，权力极易放任，如果一个人属于极权人格类型而又掌握公共权力，其对社会、对自我的危害性就会释放出来。其所掌握的公权力愈大，对社会、对自我造成的危害就会愈烈。

薄熙来意外失败带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实自由、民主、法治，不彻底铲除极权人物产生的土壤，就难免还有薄熙来似的人物出现！

（魏亚南写于2017年12月10日 北京）

作者简介：

人民日报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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