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老百姓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信（下）

徐文立

六、政党制度、国家权力制度及其他




（一）外国的月亮也不圆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我是基本赞成这种说法的。




现在的那些民主国家，虽然实现了“权由民授”，也实现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人权比如言论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尊重，但是，还不能说百分百地实现了“主权在民”，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在了富人手里，穷人虽然有真实的选举权，但缺少成为候选人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机会，而且，富人之间、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很多时候也是勾心斗角甚至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些国家，权力被以商人资本家为主的资产阶级垄断，虽然选举在形式上真实可信，基本上符合“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但是，由于候选人参加选举、组织竞选团队、进行巡游宣传演讲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铺垫，因此对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而言，在选举中的定位是“被动地选别人”，而很难以候选人的身份更全面、真实、直接地主张自己的选举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有权选别人，没机会被人选”。另外，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仍然收到来自资本家集团的大量政治献金，这种广泛存在又被视为在法规允许范围内的政治献金其实是不正常的、不公正的，说穿了就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政治贿赂，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接收了政治献金的候选人一旦晋升为当选人，必定对献金者即资本家集团投桃报李，于是，形式上由全民选举而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领导人在实质上成为以商人资本家为主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权由民授”是实现了，但“主权在民”不充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的选举常被人指责为有钱人的政治游戏。




（二）话说政党




既然民主国家的民主并不充分，我们当然不应该生搬硬套他们的政治制度模式。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真实情况和民主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先来看看政党制度。翻看过去的资料，可以发现，早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时期，贵党高呼“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可是，在贵党武装夺取政权以后，却步国民党后尘执行唯我独尊的一党专政统治，这样一种“一阔就变脸”式的转变似乎只好用“成者王侯败者寇”来解释了。

贵党在内政上实行唯我独尊的一党专政体制，而在外交上却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经常指责某些国家搞霸权，声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本质上是要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各国家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主张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说“多极化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说“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为此，我不由想到了“双重标准”这个词语，经常听到官方指责别的国家搞双重标准，此时我在想，贵党是否就是双重标准的亲力亲为者呢？面对国内弱势的人民强制执行政党霸权主义（我姑且把唯我独尊的一党专政体制称为政党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面对国际上强势的国家却大喊世界的多极化。按照官方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本质的描述，那么，是否可以说贵党的一党专政体制的本质就是“要把本党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各政治派别以及人民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政治派别以及人民进行控制、干涉和压迫”。同样地，按照官方对世界政治多极化意义的描述，那么，是否可以说取缔一党专政、实现政党的多极化更是意义重大，那就是“多极化符合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政治派别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有利于避免新的专制独裁之乱的爆发，有利于遏制政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




我们来梳理一下关于国家、政府、政党、人民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政治学研究者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对此有各种各样繁杂的论述，我仅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言简意赅地讲讲我的认识。简单地说，国家就是一群人占据了一块地方，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圈子，政府就是由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人组织的处理国家事务的管理机构，政党就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各自利益成立的政治组织，而这群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为了区别国民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府人员（俗称官员），一般把普通老百姓称为人民或人民群众。在国家、政府、政党、人民四者关系中，毫无疑问核心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党，更不是政府和政党的领导人。




国家，被有的政治家称为权力的机器，我不喜欢这样冷冰冰的称谓，不管是沐浴阳光的民主国家，还是暗无天日的专制国家，国家始终是人民的家园，有割舍不掉的亲情和渊源，中国有句俗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因此把国家的地位置于人民之上，那就忘了本。曾经看到一种“如果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的论调，正确的说法应该刚好倒过来，暨“如果没有人民，国家什么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是人民创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创造了人民，人民不是国家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人民幸福，国家才富强，人民受尊重，国家才有尊严，一个人民权力被架空的国家什么也不是，只能沦为政治家口中的权力的机器。

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很多时候被与国家混为一谈。比如中国，作为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产生一个新的政府，在诸侯割据的年代更是分化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政府，很显然，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的地位大于政府。在民主国家，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政府人员是真正的人民公仆，是权力的执行者，而非权力的拥有者，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公权力必须在法律的严厉约束下活动，这样的政府顺应民意，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戴。而在专制国家，政权来源于武力夺取，政府人员集权力的拥有权和执行权于一身，是高不可攀的官老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上，公权力沦为统治者的私权，这样的政府打着人民的旗号行反人民之实，最终会被人民抛弃。




政党，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各自利益成立的政治组织，它与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性，即它的目的是通过执政或参政的方式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从而为它的组织成员谋取利益。当政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就成为政府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当政党处于参政的地位，就成为政府中的少数派，而未取得执政或参政权的政党就沦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在民主国家，政党通过竞选获得国家的执政地位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政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是通过竞选由人民做选择，是人民给予的，所以，在民主国家，国家高于政党，人民高于政党。而在专制国家，政党通过武力夺取国家的执政地位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政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武力夺取而非由人民做选择，是自封的、非法的。

在政党和国家、政府、人民的关系中，国家利益是全民意志的体现，而个别政党的利益只是全民中的一部分人的个别意志体现，全民意志当然大于个别意志，很显然，国家和人民的地位和权力都高于个别政党的地位和权力，人民更是有自己当家作主的能力，不需要个别政党来强行代表自己。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受宪法与法律约束，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而一党专政体制把执政党的地位无限扩大，凌驾于国家、政府之上，这样就背离了宪法，颠倒了国家、政府、政党、人民之间的位置关系。




贵党拥有8900万党员，是世界第一的巨无霸政党，貌似天下无敌，但是，我想和总书记说两点：第一，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取得一张党票就是敲门砖，所以，有多少人真正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入党，有多少人其实是为功利而入党，恐怕很难说清了。第二，按照人性的一般规律，先进者和落后者总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人归于先进和落后之间，当所谓的先锋模范以数以亿计的规模膨胀之时，这支队伍不是在壮大，而是开始走向衰败，其先进性更是值得怀疑，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的事实就是明证。




（三）看透国家权力制度




再来看看国家权力制度。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什么是“选举”？“选”就是从总体中选择符合某项品质的个体，是从多数中选择少数，“举”就是从下面往上面托，是由下而上的托举。反映到国家政治中，比如一个国家的民意代表或领导人的选举，“选”表现为众多的竞选者在公平基础上自由竞争，由人民自由地从多数人中选择自己心仪的少数人，而“举”则表现为被选中的少数人是在人民由下往上的一步步推举中当选的，是来自从下而上的力量推动。




而中国的所谓选举，首先不成其为“选”，因为不是自由地从多数中选少数，而是在划定的名单里打勾的等额选举，这种所谓的选举是和指定划等号的。中国的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以及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部是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说是差额选举，实际上是从174人中选161名（最近一届人大即第十二届人大），差额数仅为13名，完全不是从多数中选少数，而是从多数中选绝大多数，这几乎和等额选举无异。什么是等额选举？通俗地说，就是有几个人就选几个人，这种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的所谓选举从本质上说已不成其为“选举”，没有差额就不成为选举。




中国的所谓选举，更不成其为“举”,因为不是由人民从下往上的一步步推举，而是从上往下的全面的指定，这种所谓的选举既不是直接选举，也不是间接选举，其实质就是专制。什么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通俗地说，直接选举就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自己心仪的人，间接选举就是选民不能直接投票参与更高级别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而是由选民最初选出的心仪之人去参与更高级别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如此循环而上，直到间接选出最高级别的民意代言人或国家领导人。说到底，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区别就是权力大小的问题和权力透明度的问题。间接选举限制了选举权实施的范围，事实上把选举权人为地划分了大小，绝大多数人只能在低级层面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中行使直接投票的权力（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充其量只能直选村长或乡镇人大代表），只有极少部分人才能参与高级别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这是变相侵犯了每个公民平等的选举权，便于专制者垄断和控制选票，而间接的层度越深，选举权的透明度越低，所谓的选举也就成了替专制洗白的形式化的走过场而已。还是拿中国的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以及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所谓选举来说，全部是由一个一百多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提名产生，与会的几千个所谓人民代表就在这个划定的名单里打勾，而这个大会主席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些什么人呢？无非是以唯一的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为首的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成员。从国家层面到省再到市，一个个大会主席团的提名决定了全中国的权力归属。所谓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还是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自封，应是十分清楚明了的。




差额选举保障了选举的广度，即可以自由地在众多候选对象中择优选取，而不是在有些人安排好的名单里画圈。直接选举保障了选举的深度，即可以自由地参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层面的民意代言人或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而不是被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框定在村和乡镇的范畴。有了广度和深度还不够，还需要加点力度，这个力度就是竞争力。有人说选举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竞选候选人中究竟是否存在积极的竞争”，这是区别选举民主与否的标志之一。民主国家为公职而进行的竞争积极、充分，展现了生机盎然的政治活力，而专制国家所谓的选举，大多数选民对候选人要么根本不认识，要么只停留在如学历、职业、职务等最最简单的个人简历的了解上，而候选人对于自己能力的展示、过往业绩的总结、道德品质实践的描述、深入民间经历的介绍、政治理念的表达、履行民意代表职责的规划的演讲等等全部空白，更不要说候选人之间面对选民进行的公开辩论和公平竞争。专制国家的领导者怕竞争，因为他所谓的选举是自欺欺人的遮羞布，一旦允许竞争，假戏真做的结果就是专制统治的完结。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说对真理的认识可以在与其他思想的论辩中更加清晰明白，而专制者奉行严厉的舆论管制下的一言堂，只许唱赞歌，不准批评，又岂能容得下竞争呢？！




由于中国人深重的奴性思想，严重缺乏民主意识和国家公民意识，再加上不正确的舆论引导，一谈到选举，很多人以为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一套政治理念，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选举就是政府的事、当官的事，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其实，选举的真实度和普及度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这可是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选举的理论认为：要真正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选举产生的。祖师爷的话可不能不听，于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了：“普选不是资产主义社会的专利，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如今，离邓大人说这话的时间已过去近三十年，人类早已跨入了新世纪，他的衣钵继承者还不快快行动，更待何时？！

中国的国家权力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中国的宪法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何谓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那些靠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剥削，并为社会创造主要财富的阶层。我的最直接的理解，工人阶级就是区别于资本家的产业工人阶层，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那么，真实的状况是工人阶级领导中国吗？看看中国的所谓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的身份，答案就一清二楚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真正来自产业工人阶层的工人少之又少，同样地，真正来自所谓工农联盟的另一支力量的农民也是凤毛麟角，“人民代表大会”的所谓人民代表绝大多数被各级官员所垄断，剩下的又以商人（资本家）和各界社会名流为主，分明是官僚、资本家等权贵既得利益者的表演舞台。

一个被官员垄断的“人民代表大会”早已失去“人民代表”的意义，将立法权、执法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的官员与其自称“人民代表”，不如老老实实地坦言是“官员代表”，这样的代表，只是官方意志的代表，离真正的民意代言人很遥远，更不可能去有效地监督政府，让官员自己约束自己，放弃所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正因为认识到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在民主国家，作为法定民意代言人的民意代表，必须是民间身份，而不能是政府官员身份，这也是现代代议制国家民意代表资格的基本准则。

除了大量的官员之外，所谓的“人民代表”中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商人和各界社会名流，这些人的职业、生活和活动圈子与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的普通老百姓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们的意志只代表金字塔顶少数有钱有势的利益阶层的意志，根本无法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事实上，拥有“人民代表”的头衔已成为许多商人捞取政治资本、谋求政治特权的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官方也乐得把“人民代表”的头衔作为一项荣誉资源奖励资本家，使“人民代表”的头衔沦为进行权钱交易的筹码，于是，有权有钱就有机会成为“人民代表”，而“人民代表”的特殊身份又可以反过来使他们享有超越法律的功名利禄，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而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的普通老百姓在这个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关中却难觅踪影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只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已。

中国国家权力制度的第二个明显特征就是，大量的官员在到了担任党政领导职位规定的年龄上限时刻，纷纷转入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政协）的领导岗位，几乎形成不成文的惯例。这种畸形的体制至少反映了两个事实：第一，人大代表及其领导职位所谓的选举徒有虚名，实际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所谓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太上皇即执政党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党的领导人（各级党的书记）或国家行政机构领导人（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的部长省长）转入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完全不需要经过人民的普选，不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根本就是徒有虚名。第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需要年富力强的专职人员来担当，到了65岁的年龄大限就要退休，而到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可以不受年龄限制，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位根本就是闲职呢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年富力强的专职人员全身心的投入？！中国的宪法规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是有21项重要职权，很显然，这应该是一个责任重大、工作繁忙的机构，不以年富力强者作为主要担当，是无法胜任人民的重托的。而现实是什么？是不经过人民的普选、不经过人民的同意，由唯一的执政党擅自将一群退休的高官纷纷转入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岗位。其实，即使是党政部门65岁退休的年龄限制，也是不公允的，普通老百姓男性的退休年龄都是60岁，而官员却是65岁，这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吗？！或者说，法律本来就是为官员服务的，对他们就可以有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

相信大多数人都读过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皇帝的新装》，童话讲述一个愚蠢的皇帝被两个骗子愚弄，穿上一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新装，赤裸裸地举行游行大典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皇帝的昏庸以及大小官吏虚伪、奸诈、愚蠢的丑恶本质，褒扬了无私无畏、敢于揭假的天真烂漫的童心。我真心希望如此荒唐的童话故事不要在中国重复上演。

（四）怎么选举

无论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政治常成为执政者的专利，普通公民特别是穷人，在专制国家除了被官僚强行代表之外什么也不是，在民主国家除了拥有一张真实的选票之外很少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话语权。

如何才能让政治不再成为执政者的专利，而是可以让普通公民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比如针对重大事件的全民公投就是一种好的民主政治的方式。而我要着重谈的是作为民主政治标志之一的选举问题。朗朗乾坤，谁主沉浮？由人民的选票决定！选票不是民主的唯一表现，却是民主万万不可缺的表现！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主权在民、权由民授”的民主思想是以尊重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主权在民、权由民授”的民主政治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如果说专制国家的假选举是“权不由民授”的问题，那么，民主国家的真选举就是“权由民授”还不到位、不充分的问题。怎么改？专制国家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假选举变为真选举，实现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国家需要改进选举制度，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使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人民不光有真实的选举权，更有机会做候选人，可以直接参政议政，而不仅仅局限于投出一张选票。

若要使民主不成为空洞的口号，就必须依赖强大而有效的保障机制来为民主保驾护航。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那么，实现政治民主就是保障在权力的取得和权力的持有过程中的民主。选举，作为取得权力最正当合法的方式，也是实现民主必经的程序，除了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不得立法剥夺少数人权利”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均衡”，这与权力持有过程中的“三权分立”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均衡”，具体地说，就是在选举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无论是专制国家的所谓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民主国家的代议机构议会，其成员的阶级身份及其数量必须均衡，做到富人、穷人、精英三分天下。拿专制国家的所谓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就是规定无官职、不经商、身处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人数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规定政府行政部门官员不能兼有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的身份，这就解决了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被官僚和商人垄断的问题。再拿民主国家的代议机构议会来说，就是规定非商人、非资本家身份的经济收入在社会平均线及其以下的身处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人数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这样就改变了由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政局，让穷人即使没钱也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让无党派的独立候选人有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另外，为了避免权力长期掌握在某一部分人手中可能导致的独裁和腐败，也为了促使国家权力机关始终充满朝气和创新动力，不仅要限定国家行政机关暨各级政府官员的任期，还应该限定国家权力机关民意代表的任期，废除议员的终身制。比如说国家元首的任期上限是两届，那么可以规定民意代表的任期最多不能超过三届。

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这个世界不应仅有富人的声音，中国也不应仅有官僚的声音，人类需要第三种声音的崛起，那是扎根于基层的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真实性的普通人和穷人的心声。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穷人或者说身处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对于富人和官僚，总是占绝大多数，而越是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在现实中越缺乏话语权。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让占绝大多数的人们掌握话语权，可以广泛地登上政治舞台，由自己主张属于普通人和穷人阶层的权利，与富人、精英共同享有管理国家政权的权力。

只要真抓实干，选举的“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均衡”的原则就可以很好得以贯彻，同样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过程中的政治献金问题也可以很好得以解决。我的一个方法是：成立统一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以发行选举彩票的方式筹集选举资金，在参与选举的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当中按所获选票比例统一分配，对每一笔资金的发放和使用实施公开透明的管理，严禁其他任何形式的募款活动，商人支持选举的唯一方式就是购买彩票，但是他的支持行为不再和某一个候选人挂钩，这样就有效阻断了商人和候选人之间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和交换关系，使选举更加公平公正，又解决了巨额选举资金的来源问题，特别是为普通人和穷人身份的候选人解除了选举资金上的后顾之忧，而发行选举彩票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激发公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扩大投票率，在全民参政的同时，幸运的选民还可以中个大奖。

（五）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由之路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总是习惯把过去闭关锁国年代的道路称为老路，又把西方的民主道路视为邪路，老路就不多说了，来谈谈所谓的邪路。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句话，又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原理，也就会明白，五年来的成绩绝非一时之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劳动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成就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经济发展速度冠盖全球。冷静客观地分析取得成绩的原因，中国人民的勤劳品质是重要因素，这种优良品质一旦被引导到经济建设上，十几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所凝聚起来的经济活力是爆炸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而这个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全面实行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体制，换句话说，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成就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经济体制的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改造，就没有当今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面貌和人民显著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仔细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会发现在政党制度和国家权力制度等核心和基本问题上，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而近四十年来国家面貌的变化其实都是经济体制改变的结果，而与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关系。在政治上挂社会主义旗、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路，一方面原本属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费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福利全部被取消（官员是例外），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式压榨却卷土重来，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可以让权贵既得利益阶层既享有资本主义经济带给它的财富，又享有社会主义政治带给它的特权，倘若全盘西化，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民主、还权于民，那么，所有特权和既得利益都将化为乌有，专制统治也将垮台，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所谓邪路的真实原因。正因为此，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中华民族本是具有悠久历史又勤劳、善良、智慧的民族，但当西方迎头赶上并超越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昏睡中，然后又陷入连绵不断的内斗外斗，好不容易有个伟人在南海边划了个圈，把国人带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可谁知又把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干净了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小老婆、叫化子、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吃摩擦饭之辈、发国难财之流统统完璧归赵地收复了。这是只接受经济改造、不接受政治改教的结果。

我看过一些邓小平先生的谈话资料，从邓大人的许多谈话中都能看出，他是深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的，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魄力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本的原因是惧怕政权的丧失，这是他的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经得起政治体制改革的考验的，而本身已经千疮百孔的政权才惧怕对根本的政治体制问题的改造。邓大人的离世已逾二十年，继任者如果还抱残守缺，在政治体制上还顽固地拒自由民主等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于千里之外，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必定止步不前，以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必定化为乌有或被个别权贵既得利益者窃取，正如邓大人所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开启了邓小平时代，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民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后邓小平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由之路。

（六）“把权力装进笼子”和 “把权力还给人民”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其实就是俗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回顾官方各个时期的文件和事件，反腐的口号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越反越腐，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伴随经济大发展的，是腐败的波澜壮阔。为什么越反越腐？为什么权力始终凌驾于制度之上？最根源的症结是权力不在人民手里，而在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手里。所以，我的主张是，与其说“把权力装进笼子”，不如说“把权力还给人民”，这才是反腐的灵丹妙药。

“把权力还给人民”，就是实现真正的民权，还人民以话语权、执政权、监督权，通俗地说，就是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把权力还给人民”，是“把权力装进笼子”的前提基础。在一个国家中，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权力的归属权，权力属于人民，则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权力被官员霸占，则官员的地位凌驾于人民之上。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从口号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这就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废除几千年来由官选官、由官监督官、下级官只对上级官负责的以官为中心的体制，实现真正的人民普选，由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而非战争夺权或权力世袭而来的人民政府才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一旦权力回归人民，民主政府的官员只是一个“权由民授”的国家管理者和制度执行者，其权力被约束在“为人民服务”的有限范围内，只能按人民集体制定的制度为人民服务，并时刻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公权力的运行是阳光透明的，任何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权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必然遭致人人喊打，特权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所谓的“把权力装进笼子”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还权于民，实质是由“官员说了算”变为“人民说了算”。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一贯由官员说了算，没有真正的民选，没有真正的质询制度，没有全民公投，对于官方的、上级的命令只有服从，而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制度设定也是由官员一手包办，然后走过场似地拿到以官员为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走个程序，这种由官员自己制定、自己审核式的制度设定体现的是代表官方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的意志，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即使是个别无关紧要的事项，官方假装听取民意，而实际都只是走个形式愚弄人民。举个例子，官方开展关于节日放假制度的民意调查，调查的内容都被限制在它框定的范围内，提的问题根本不能表达人民真实的意愿，比如“对于保留国庆节和春节两个黄金周，您的态度是：(1)支持(2)反对（3）无所谓”，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1)支持”的答案，但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真正关心的是“在保留国庆节和春节两个黄金周的同时，还继续保留五一劳动节黄金周”，是“延长春节的放假天数，尊重中国的习俗，正视中国的现实，即每年春节有数以几亿计的打工者要回乡团聚，而现有的三天假期往往连花在来回路程上的时间都不够（靠双休日借调的假期当然不能算作春节的正式假日）”，对于这些普通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在官方所谓的民意调查中避而不谈，其用意很明显，什么民调，就只是做秀而已，对于一个区区节日放假的非政治攸关的纯民生问题，普通老百姓都没有话语权，还要被糊弄来、糊弄去，对于那些与政治有关的大计方针，普通老百姓更是只有靠边站的份。

《达人秀》是一档风靡全球的电视选秀节目，“没有任何门槛，不限任何才艺”是这档“全球最大选秀节目”的核心标志，它的特色在于让普通老百姓走上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张扬了普通人的个性和才华，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尊重，这样的理念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达人秀》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其成功的核心要素就是将视角对准了最最普通的中国民众，在这些普通中国人身上，可以看到人民的智慧和才华。其实，普通人的智慧和才华何止表现在综艺节目中，由于长期扎根于基层，对社会疾苦、世态炎凉有着最切肤的体验，对国计民生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人民当中藏龙卧虎，人民的智慧、品格和力量常常在那些高谈阔论、道貌岸然的官员和所谓的专家之上，只是一直被不合理的制度压制着。

在中国的官场经常可以看到由官员召集的以专家、名人、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是外国官员或名流为对象的座谈会、研讨会、论坛，却极少由官员召集的以普通老百姓为对象的民意咨询、政策研讨之类的会议，这是在趋炎附势的官本位思想主导下的官场真实写照。我一直有个想法，从最高国家元首到地方政府领导人，中国政府的大门什么时候可以向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老百姓敞开，可以经常性地邀请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老百姓到政府部门走走看看，经常性地向人民汇报执政的动态，倾听真实的民意，而不用再由官员代表人民，不用再由那些只会应声附和的所谓的专家、名人和民主党派人士替普通老百姓当传声筒，那么，最具有代表性、广泛性、真实性的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才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左右中国命运的雷霆万钧之声。

由“官员说了算”变成“人民说了算”，就是要改变权力的主导人，还普通老百姓以话语权和在政治舞台纵横驰骋的权力，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无论决策、执行、监督，都不是官方的专利，由“官员说了算”变成“人民说了算”，是改变几千年传统的权力运行模式的重大突破，是对官本位思想的一次革命。官员是组织者、策划者，但不是最终拍板者，最终的决定权必须交给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而且，从决定之前的策划过程开始，就要广泛引入人民的参与，尤其是诸如价格改革等事关每一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诸如对外援助、招商引资、土地买卖、金融市场管理、教育卫生资源分配等事关社会资源和公共财产管理、分配和处置的问题，诸如干部任用、人才招聘等事关官员选拔任用的问题，诸如政府采购、三公消费等事关政府及其官员廉洁的问题，整个决策团体中普通老百姓身份的人数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充分运用专家论证、国民听证、质询乃至全民公投等各种参政议政方式兑现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由权力滋生的腐败，使官员从“权力拥有者”变成“制度执行者”。举个例子，政府拟建造一个豪华的机关大楼，通过了各相关部门的许可之后，最后还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如果人民不同意，如果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认为“仆人”的办公大楼应极尽简洁，不能滥用纳税人的钱，那么，这个机关大楼就不能被建造。再比如官员的任免升降不再由上级官员说了算，而是由人民选举、由人民推荐、由人民考评、由人民监督、由人民决定，官员必须定期向人民述职，而不是向他的上级官员述职，人民有权向政府及其官员提起质询，官员的个人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情况等都必须定期向人民公示，官员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的回避制度，比如亲属子女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不得移民，政府的三公消费账簿必须完全公开透明。

实现由“官员说了算”变为“人民说了算”的具体方法很多，我有个想法，就是把西方民主国家在法律上的“陪审团制度”借鉴过来，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改良，运用在对公权力的管理上，我把它称作“人民介入制度”。如果说“权由民授”是实现“人民说了算”的基础，那么，“人民介入制度”则是巩固“人民说了算”的可靠保障。所谓“陪审团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随机选出的普通民众组成一个陪审团，用来协助认定案件的事实。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以普通公民的视角做判断，是对法官判断的补充和平衡，更有利于制约腐败。而且，由于是随机产生，只为单一案件服务，服务期间个人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杜绝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贿赂行为。正因为此，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高度评价“陪审团制度”，他说“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上所起的作用，比选举权还要重要”。“人民介入制度”，概括地说，就是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对于事关国家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必须引入人民的参与，由普通老百姓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决策团体集体决定，而每次获准参与的普通老百姓均为随机产生，不得暗箱操作、营私舞弊。“人民介入制度”不光可以运用在中央层面的权力运行过程中，还可以运用在省、市、县、镇、乡各级地方的权力运行过程中。

一个民主的政府，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那么，其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必定是围绕人民展开，而官员只是按照规范为人民办事，做人民的仆人，是制度的执行者，而不是权力的拥有者，更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说了算”已成为现实，就拿英国脱欧公投来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关于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演讲，很好诠释了“人民说了算”的含义，我想把卡梅伦先生的这段演讲词与总书记一起分享：“这个国家刚刚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民主活动，这也许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超过三千三百万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直布罗陀的人民表达了他们的声音。我们应该为这个事实感到骄傲……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相信人民是重大的决策者。我们不仅拥有议会民主制度，而且还在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上，我们也会适时征求人民的意愿。对此我们已经做到了……英国人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他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英国人民的意愿是必须执行的指令。英国人民已经做出决定，这不仅需要被尊重；同时，失败的一方，包括我本人在内，还应该努力去协助实现这一决定。”

（七）从高房价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劳动人民总是充满智慧，民间有个段子：羊月薪5千，打算用20万建一个窝，狼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龟买。龟是搞工程的，先用20万贿赂狼取得开发权，再用50万元向狼买这块地，花10万元把羊圈盖好，向羊要价200万元。鼠借200万元给羊，连本带利300万，20年还清，羊全家20年给鼠打工。狼、鼠、龟都挣了钱，只有羊亏，连崽子也不敢生了。羊越来越少，狼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肉吃，于是宣布羊可以再生一个。

很显然，这个段子深刻形象地揭露了现有体制下狼（官员）、鼠（官商）、龟（资本家）联合起来剥削压榨羊（劳动人民）的社会制度的本质。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却在五十位之外，正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与之极不相称的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遥遥领先，高房价已成为压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房价水平，而政府每一次调控的结果是越调控越上涨，现在，一线城市房价的上涨几近疯狂的程度，而推动“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天价地王频出的主要推手就是具有政府背景的一个个财大气粗的大型国企。

说到房地产的话题，最本质的是土地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决定了土地的公有制，也就是说，土地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是土地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就有权无偿使用土地，毛泽东时代是很忠实地贯彻了土地的公有制的。可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开始演化为所有权的公有和使用权的私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变为有偿，而且还设置了使用年限，也就是说，作为土地的主人的人民要使用土地必须支付费用，而且过了若干年后还要继续使用的话还得继续交费，主人使用自己的东西还得收费交钱，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中国有句古语：“有土斯有人，万物土中生”，说的就是土地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万物滋生于大地，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土地，而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无非是围绕权力的争斗，目的就是君临天下、一统江山。我国政府高举公有制的旗帜，把土地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分别由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原本属于人民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人民原本可以自己行使的土地所有权被政府强行“代表”。我们来看看“被代表”的过程和结果：政府利用手中权力把原本属于人民的土地出让，以此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等收入，这些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例，房地产业成为支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形成了靠卖地来满足财政需求的“土地财政”。而房地产开发商在出售房地产之时，不但要把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连本带利赚回来，更要大赚一笔，势必要哄抬房价，而房价越高，政府收获的房地产交易、持有过程中的各项税收也越多，这是政府乐意达成的状态。于是，新的地王不断涌现（地王的拥有者大多是财大气粗的国企央企，国有资本成为推动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主力军），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形成土地出让金和房价争先恐后、勇往直前的恶性膨胀。而整个食物链上最底层的消费者群体即人民大众就成了被弱肉强食的牺牲品，本来，他们是土地的主人，而经过了被政府代表自己行使主权以后，他们非但未从巨额的卖地收入中分到一杯羹，相反，要承接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转嫁而来的巨额负债，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余生成为替银行打工的名副其实的房奴，于是就重复上演着那个狼（官员）、鼠（官商）、龟（资本家）联合起来剥削压榨羊（劳动人民）的故事。高房价和巨额土地财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人民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问题还不止于此。利用公权力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中饱私囊、损公肥私者大有人在，受贿的贪官、行贿的奸商，共同构成社会贫富分化后金字塔尖那些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先富起来的人。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具有官方背景，最初的拿地成本是极低的，依靠世袭的权力或者在官场中的人脉关系以低价获取土地，然后又是通过人脉关系向银行借鸡生蛋，自有资金的投入极其有限。就是这些人，现在很多成了大老板，而有钱就有地位，很多人以成功商人的身份进入人大、政协。这是社会主义吗？！或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吗？！其实，它早就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中国的房价颇为相似的是居高不下的旅游景点门票，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房价和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却比人家高很多，丝毫不见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印象中许多国家的旅游景点门票价格都很低廉，有许多旅游景点干脆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旅游，我曾经好奇地问当地人为什么不收门票，他们的回答是：“这些景区都是自然风光，是属于全民的，不是私人领地，不应该收费。而且，政府并未投入很多建造和维护资金，所以没有收门票的理由。再说，景区内有些场所虽然是政府出资兴建，但投入的资金已经在市民平时交纳的城市建设税等税金中开支，政府在没有追加投资的情况下再去收取门票，是不合理、不道德的，只会败坏我们城市的名声。”这话可是出自被中国官方称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在事实面前，我越想找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越是遥不可及，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在无声中闪耀着人文的光辉，让人惊喜不断。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总是千方百计制约政府的权力，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总是千方百计限制人民的权力，从许多事实来看，此话不假。

我一直有个想法，凡是公共场合，比如公园、马路停车场，这些土地都是全民所有，每个公民有权免费使用，尤其在号称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能免费的尽量免费，实在不能免费的尽量少收费。而现实情况是，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公共场所的停车费少则5元∕小时，多则15元∕小时甚至更高，整个城市每天的停车费收入是一笔巨资，而用于停车管理的费用只占停车费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如此高的停车收费标准是极不合理的，这又是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制定的损害人民利益的规定，而且，各个单位部门的停车费收入也缺乏统一的归口管理，归集和去向不明，更缺乏公示和监督。

土地作为万物本源有其特殊性，何况领土还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我认为不管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土地的所有制以公有制为宜，事实上，在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公有土地。土地公有制的本质是土地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也就是说人民是土地的主人。那么，主人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无偿使用土地，任何政府以所谓代表国家行使人民的土地所有权都是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人民不需要强权势力来代表，人民可以自己行使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政府依靠卖地搜刮民脂民膏完全有悖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性质，从该政策行为的结果暨高不可攀的房价导致无数房奴来看，也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基于土地经济关系的政治制度，是构成上层建筑的重要基石。从高房价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就是先祭起公有制的大旗，把本来实实在在的人民个人的权力转变为虚无缥缈的公有的权力，然后抬出国家这个无形的牌子，把所谓的公有的权力归为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还得靠人来行使，接着，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便自封为人民的代表，自说自话要替人民行使权力，最终，国家的权力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任由他行使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就拿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来说，原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即使每个人不能实质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也最起码可以拥有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土地的无偿使用权，暨可以无偿使用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土地，可是，当权贵既得利益者把土地搞成公有制以后，人民非但不能无偿使用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土地，反而要付出高额的土地使用费，而且还有期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权贵既得利益者把土地搞成公有制以后，也就是说土地变成了国家的土地，而国家如何行使土地权，还得靠人，这个时候，权贵既得利益者就规定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权，而掌握了政府公权力的这些人就成为土地权的实际拥有者，然后利用手中权力，对要使用土地的人民大肆搜刮、巧取豪夺，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非但被无情地剥夺，反而还要可怜兮兮地向权贵既得利益者租用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租用的成本极其惨重，沦为房奴的人民往往是倾其一生积蓄并且要搭上余生大部分的时间还债。这就是高房价之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

弄清了高房价的真正缘由，也就明白了如果真想解决其实不难，就看政府是否愿意割舍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是否愿意归还本来就属于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和无偿使用权。只要政府真正兑现土地公有制，人民可以当家做主无偿使用土地，取缔住宅用地的出让制度（可保留商业、办公、工业等以赢利为目的的非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制度），那么，土地的取得成本基本取消，只剩下政府投入的“七通一平”等少量的土地开发成本和房地产开发商投入的房屋建造成本，再加上合理的可控的利润和税费，房价自然会理性回归，天价地王和房地产泡沫也将不复存在。

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有没有割舍既得利益的勇气，不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意为、敢不敢为，就像明知吸烟有害健康，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取缔烟草业，可是在巨额经济利益的捆绑之下，政府舍得关闭卷烟厂吗？！同理，要真正兑现土地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无偿使用土地，老百姓可以买得起房，其实方法很简单，但是，在巨额“土地财政”的利诱面前，政府舍得取消住宅用地的出让制度吗？！真正的责任政府决不会一边高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边却把人民原本享有的公费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福利一并收走，然后让人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

总书记，我的信写到这里，不自不觉已近四万字，都超过了您做的十九大报告的篇幅了，赶紧刹车。最后再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生长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出身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小学一年级开始先后经历了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班、“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掌权，然后便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再到后来的“六四”事件、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谐中国”直至现在的“中国梦”一路成长，既看到了中国经济和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巨变，也看到了中国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四十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的风雨历程。

我明白，一个普通老百姓给国家元首的信件，尤其还是批评为主的信件，无论如何，国家元首也看不到，更不会在意。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写，就因为一颗从来不敢忘却的忧国忧民的心思，就因为一股从来不敢丢弃的仗义执言的秉性。中国不能没有不同的声音，中国不能没有真实的声音。虽然在深居高位的官员眼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微不足道， 虽然说刺耳的真话会讨人厌甚至遭受政治迫害，但是，我依然要在说真话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愿意做《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无私无畏、敢于揭假的天真烂漫的孩童。




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日出东方

贰零壹柒年拾壹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