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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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当之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呼唤文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过把“造反派”的瘾。
　　在平民青年印象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有把各级“官老爷”踩在脚下任意凌辱不受惩罚的特权？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站在“造反派”那一边？是他们打倒官僚权贵的坚强后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光芒照耀下，让无权无势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时作威作幅的各级“官老爷”头上，在肆意殴打批倒批臭之后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会地位来个飞跃式提升，那该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实的文革与上述“印象”大相径庭。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一年多时间；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击”和“被革命”的对象。 在“造反派”短暂得势的日子里，他们想斗争谁斗到什么程度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而是毛内阁及其追随官僚内定的。如果超越了“内定斗争对象”，“造反派”就会立马被打成“反革命”。说白了“造反派”不过是毛集团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几乎全军覆没，不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闭塞的农村“永久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沦为伟大领袖的“政治斗争工具”被“引蛇出洞”；等伟大领袖独裁目的达到后就被整体“一锅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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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以文革“红卫兵”为例来说事：
　　在当今青年心目中，“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红卫兵”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并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红卫兵”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
　　“保皇派”以“官二代”为代表，由“根正苗红”的特权阶层及其追随者组成。
　　“保皇派”红卫兵是最早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红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红卫兵掀起的第一个文革高潮。
　　“保皇派”红卫兵在“红八月”期间的主要运动就是“破四旧”，抄家迫害文化人烧书毁文物，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灾难。
　　今天的多数国民都误认为“抄家烧书毁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这是对“造反派”最大的误解。
　　“破四旧”期间，“烧书毁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红卫兵，也就是“官二代”。
　　“保皇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打击对象不是官僚权贵，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无权无势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弱势群体，以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为代表。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对象”，平时不但没条件侵害平民大众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无情侵害。
　　“红八月”期间北京有几千人被“保皇派”红卫兵活活打死，死难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弱势群体，没什么“官老爷”。给伟大领袖佩戴红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一人就活活打死了13人，全是无辜弱势平民，没一个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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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儿女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于权利备受官僚权贵侵害，主要斗争矛头自然指向各级“官老爷”。他们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间唯一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群体。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从官僚队伍夺权”，以达到“个人独裁”目的。要想从官僚队伍手中夺权，就必须打到一部分掌握大权的达官显贵，刘、邓、陶、王、彭、罗、陆、杨首当其冲。要打到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实上在“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中，由“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没有担当“造反”角色，相反多坚定地站在“当权派”那一边和平民“造反派”对着干。
　　为了顺利从“当权派官僚”手中“夺权”完成“独裁”目标，伟大领袖暂时与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敌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一边。
　　1967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势的一年，在与“官二代”保皇派的斗争中处于暂时的优势。但在广大地县级依旧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压倒优势。很多在省城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到地县基层，在农村掀起针对弱势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长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区，在湖南道县等地掀起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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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深厚帝王特权思想的伟大领袖并无真正的“平民情怀”，他暂时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于有了“共同敌人”，要利用平民力量来对抗妨碍他搞“个人独裁”的“官僚当权派”。一旦“夺权”任务完成，“独裁”目的达到，伟大领袖就把平民“造反派”一脚踹开，转而与旧日的“传统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对平民“造反派”实施过河拆桥式反攻倒算。 平民“造反派”自此厄运当头，成了数以万计“现行反革命”的祭品。
　　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毛的“夺权独裁”大功告成，接下来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对平民“造反派”大开杀戒。“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清理“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而“阶级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是“造反派”，根本没资格参加“保皇派”，也就自然决定了平民“造反派”是两大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死难者绝大多数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官僚。
　　在“清阶”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连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都在劫难逃，一个个被隔离审查，从命运的巅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说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于“现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被伟大领袖整体遣送到近乎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不至于太显眼，起初“造反派”红卫兵是和“保皇派”一同下乡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多分配到离城近条件好的地区，且因为“我爸是李刚”，没过多久就被“招工、入伍、上大学”远走高飞。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多被遣送到远离城镇的荒凉苦寒之地，并且只有“永久”“扎根农村干革命”，直到邓公让他们整体返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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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那些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干的，“造反派”和“潜在造反派”甚至沦为主要屠杀对象。
　　1967年7、8间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无辜平民和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就是城里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道县农村，为了防止底层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支援城里“造反派”，利用该县的县官、乡官和村官组织“贫下中农法庭”，对想象中的“潜在造反派”进行灭绝人性大屠杀，连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则先奸后杀，名为“吃大锅饭”？
　　1968年广西大屠杀，就是在广西省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动用军队力量，号召“联指” 保皇派对“4.22” 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近20万平民被施以令人发指的野蛮方式残暴屠杀。“联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运动，不但屠杀造反派，杀死后还要吃他们的肉？仅武宣县就至少吃了两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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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有诸多相似之处。伟大领袖当初为了挑战“八大格局”，企图利用坚守良知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对抗官僚队伍，后发现官僚队伍根基深厚短期难以摇动，就转而抛弃知识分子倒向官僚队伍那一边，用“引蛇出洞”托辞来对知识分子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尝不是“右派”悲剧重演呢？
　　中国人都以为伟大领袖五七年搞“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实毛当初很可能出于真心，因为他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妨碍他搞“独裁”的“官僚当权派”，暂时和知识分子结盟来对抗官僚队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他发现官僚队伍难以撼动，加上知识分子的言论远远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线，就决定及时转向，在官僚队伍内拿“引蛇出洞”来显示自己棋高一着；同时对当初意图加以利用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
　　那些呼唤再来次文革以改变自身屈辱命运，梦想过回“造反派”瘾，以为文革重来就能把“官老爷”和“官二代”踩在脚下，自已能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一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国再来次文革，你们不但不能向“官老爷”和“官二代”讨还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会比今天更惨更悲剧！中国就算重新出一个伟大领袖，你们在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价值一完注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你们的后代不继续做奴隶，除了民主宪政外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