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率众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释放强烈信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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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31日上午，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从北京乘专机来到上海，到兴业路76号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7常委离上海辗转嘉兴 释强烈信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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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偕六常委抵沪参观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图源：@新华视点）

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七位新晋常委，从北京乘专列抵达上海，参观位于市区兴业路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那里召开的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共的成立。

观察人士认为，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番前往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尤其在中共建党即将100周年之际，带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展现出习近平近年来不断提到的“不忘初心”的口号。



中共新晋七位政治局常委此行颇有象征意义（图源：新华社）

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为望志路106号，现黄浦区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屋内举行，共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3名代表参加，代表当时中国的57名党员，一大通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宗旨和原则等决议，并且制定有关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的临时性纲领。今天中共已经发展为拥有8,900万党员的中国执政党。

此前有猜测称，中共新任七常委将集体乘坐“复兴号”列车前往上海。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任约半个月后，在2012年11月29日，集体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在那次参观中正式提出了“中国梦”的理念。

据了解，北京时间10月25日，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确立的政治局七位常委日程密集，连续参加了三项集体活动。

25日上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七位新晋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与500多名中外记者见面。当天下午，他们又同其他新任政治局委员、中共元老等前任常委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2,700多名中共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北京时间2017年10月31日下午，习近平偕六常委从上海来到浙江嘉兴南湖边，瞻仰复建的南湖红船，并参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从左到右依次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1921年7月30日晚，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被迫转移到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这里完成了大会议程。（图源：@新华视点）



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北京乘专机来到上海，到兴业路76号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图为习近平在给六常委讲解。（图源：新华社）



从左到右，依次是韩正、王沪宁、栗战书、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在一大会址内的中共创始人的雕像前瞻仰。（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抵达会址画面。（图源：网友提供）



会址内部的雕塑。（图源：VCG）



会址内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分布图。（图源：VCG）



会址内的缅怀墙。（图源：VCG）



会址内当时的厨房。（图源：VCG）



中共一大会址的外观。（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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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二（31日）率领一众政治局常委，包括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人，到上海及浙江视察。上海市会址附近的闵行区一座商业大厦的职员对本台表示，早上突然收到上级通知，指公安局规定整幢大厦的企业中午起都要暂停营业，但是上级只说有国家领导在上海视察，至于具体是什么领导，及到什么地方视察，上级就没有交代清楚。

职员说：今天（周二）我们这边，好像有领导视察工作，然后我们上午都上班了，然后我们都是中午的时候才放假的，大楼的企业全部都放假的，周边的一些企业都放假的，12点放到晚上，然后到明天（周三）上午才正常开放的，大楼里面今天都没有人，他不容许人员逗留的，我们也是特殊情况，原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什么领导，我也不太清楚的，今天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而闵行区另一座商业大厦的职员亦表示，大厦的所有企业放假半天，但就不肯透露具体原因，然后就立即挂线。

职员说：今天因为放半天嘛，今天停电好吧，不好意思。

本台下午致电位于黄浦区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所属的瑞金二路派出所，当值警察承认，于上午至中午领导视察期间，附近的民居不准打开窗户，直至下午才可以打开。

记者问：不能打开这个窗户，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警察说：没事，没事，现在可以（打开了）。

上海居民陈女士表示，一大会址附近的公路，当局在没有说明原因下早上突然封闭，而附近地铁站亦关闭，由于这是个市中心地区，加上当时正值上班的繁忙时间，很多上班族亦受影响，市民对于这种情况，只能默默忍受，感到很无奈。

陈女士说：那个一排排都是那个有的穿便衣的，有的穿制服，都有的，在那个马路上，不能开车子，一大会址附近，因为她（当局）都通过交通要道这个地方，她是封路的，人家都在马路上怨声载道的，人家没办法，突然的，不可能提前，她怎么会提前跟我们说，她是交通管制，她就跟你说交通管制，有的跟单位请假了，我迟到了，我现在交通管制，车都开不了，这个你们自己想办法，她又不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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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邪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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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鲜为人知的历史

　　1921年7月1日在中共党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 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 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 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中共后来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共产党。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 清 清楚楚，是 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产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 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一大」每位代表都收到上海发起组寄的一百元现大洋。临回去时，每位代表再发“旅差费”五十元。 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 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 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 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 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 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 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甚么？是要他们干甚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 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 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 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著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 是默认的。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怎样看待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 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 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 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参考资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叶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瞿秋白：《多余的话》

NNKK

早期共党如同六四学生，动议纯洁天然正确，但是以中共掌权为卖国腐败和六四失败后变成卖国狗粮的事实证明，即使五四六四进步学生掌权成为专制者，它们都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只有人民否决权可以控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