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 (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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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袁 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话题是改革，有学者称是“重启改革”。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出“改革开放”旗号，已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会等方面积累的问题也日渐增多，许多矛盾已近临界点，执政党自身腐败冗散等问题严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坦陈“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改革必须继续，不改革没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内定新总理李克强声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媒体概括李总理讲话的核心，若用两个字那就是“改革”；用四个字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铁还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时代最强音，也是当代政治关键词。但是，“维稳”一词在近几年似乎盖过了改革，成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20多年前，邓小平就呼吁“稳定压倒一切！”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将无从谈起。为求稳定，邓小平说了不少狠话，也出强力干了一些狠事，声言“发展是硬道理！”要稳定20年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坚决拒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核心”，都是谨慎地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前进，经济上破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许多麻烦问题都是用强力捂着拖着，民众不满，上访者不绝于路，群体性抗议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万次，到如今，“维稳”形势已日见危艰，代价越来越高而局面益显严峻。可以说问题相当严重。
    “维稳”思维使执政党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动作，或者说其路线图就是先经济，后政治，先脱贫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有人甚至说经济上去了一切都好办，这不仅使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而且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权钱交易寻租腐败，出现既得利益特权阶层阴奉阳违以“维稳”为借口，暗中阻碍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情状。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对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理顺公平效率各种关系。改革是十分繁杂的事，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掌权者自己，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谁，却长期模糊不清，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能撼动，自称党虽也会犯错但能自我匡正，党政体制本身没有问题，不允许怀疑，改革只是政策调整，是执政党领导民众改造社会。那里有问题需要改革，就在那个领域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本已很强的党政机制，而很少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于是乎改革进程中动不动就高喊“加强党的领导”！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说：“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强调人大立法“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并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现动搖，“国家可能陷入內乱深渊”。连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也要“加强党的领导”，人大立法实际上变成了党立法。
    其实，强化体制加强党的领导早已达到极限，已是强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松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转换体制机制，给民众更多自治的空间，这或许可称之为“开放”吧！党的领导自中共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就强得很，毛泽东主政时已是强得不能再强，现在还要再加强，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其实就是不肯转换体制机制，等于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都清楚，我国经济大发展就在于抛弃了苏式集权计划模式，在于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行政管制，在经济领域转换了体制机制。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也能放松放松，更加开放一些。执政党如果对自身问题动一动刀子，对自身体制、政治行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于改革呢？
    胡、温十年执政不可谓不勤勉，但在关键问题上想改改不动，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最后两年推出的两项所谓“大”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敢对准自己，不敢在关节眼上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措乖张，进退失据。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隆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见地出席，政治局委员也统统到场，由习近平主持，胡锦涛发表讲话。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其基调还是加强党的领导，以强化社会管制来“维稳”。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員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担任主任，对社会民众的管控又进一步加强了。
    10月18日，为时4天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全会没有对自身腐败等问题提出议题，而是空穴来风地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知道，思想文化的繁荣靠的是百家争鸣，应减少思想箝制，保障创作自由，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春秋战国和五四时期，就是因为权力不进入该领域。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却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隨后发表题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主动权”的讲话，并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要“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一切还都是老路数，“加强党的领导”，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半点松绑的意思。
    这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其实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维稳”之实，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请问，加强党的领导，就能繁荣文化吗？这与其说是文化改革，不如说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当局就加强了对网络空间的监管，要推行网络实名制，关闭了一些敢提异议的网站，以加强“社会管理”，其实质乃是“维稳”防民。在我国，军队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维稳经费超过军费。据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2012年春“两会”《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开支是6293亿元，比国防费高出200亿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预算达7017亿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费，全都是用在维稳防民上。梁启超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改革对象的确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是挥向别人，还是对准自己？是改别人，还是改自己？这个问题，30年来其实一直是摇摆不定，改革的手术刀大多是挥向了社会各色人等，却很少挥向执政者自己。上述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即是典型，无论是“社会管理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不敢对自身严重问题动真刀，办法都是“加强党的领导”老一套。人们于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变，执政党别自以为是，解剖别人之前请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闭幕的11月15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我们听到了总书记的响亮发声：“打铁还要自身硬”！对此各界有很多解读，联系到近一个多月来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强调反腐败，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看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明确表示：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呢？
    同样的话今年广东省领导人也多次讲起，如政治局委员汪洋就坦言：“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并说：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省长朱小丹也明确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并说：“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领导人说，邓小平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后来朱镕基总理也讲改革要闯雷区。但是，真要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党政干部自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谈何容易！
    为什么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呢？是因为执政的党政干部自身问题很大且非常严重，有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也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棘手的利益格局等问题。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说明执政党不对自身开刀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化改革，敢于对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温家宝总理十八大前在广东所呼吁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并不先进，百年痼疾至今难以祛除
    执政党自身问题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看一看中共中央组织体系。
    十八届一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另有中央侯补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等，其数总计约6百多人。这些机构即是现今中国最高权力实际之所在，这6百多人无疑也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员都是省部大军区级以上干部，他们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首脑、书记等；候补中央委员１７１人居其次，皆为副省级以上大官，他们大权在握，而又级别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以及政府各部与事业单位领辖的司局、处、科各级网状党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层系统。政府机构实行科层制并不希奇，这在世界各国都行用。但中国的权力体系却是以党为中心，党也科层官僚化了，且党政不分，这一套完全是移植于苏联，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乃至学校、医院等“单位”，都有党委党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书记挂帅当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都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形成集权一元化领导体制。
    一整套的党政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乃至政治行为方式，都完全是外来的，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没有半点“中国特色”。如总书记、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国侯补委员等，连名词都来自苏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过是监察委员会的翻版，改了几个字，意思则完全是一样的。纪检监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前苏联也是一致的。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宁首创，其特征就是层层集权，使党领袖的命令能贯彻到基层党组织每一个人，实行分科分层的军事化管理。这个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列宁初提出来时就遭到党内反对，并引发党分裂。但列宁是在“地下党”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国家党无法公开合法活动的情势下，才强调严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以对付沙皇警察统治，这在当时还是有效果的。一战中沙皇统治崩溃，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能在乱中夺权，就证明了党的力量。按集权原则组织起来有严密纪律的党，被称为“列宁党”，起先是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或称革命党。然而，掌权执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国，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单位都实行集权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也要听党的，最后是政经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手里，这又被称为“斯大林体制”。列宁党和斯大林政体，就是所谓“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党政体制，无论是列宁党还是斯大林政体，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广泛质疑和批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孟什维克批评列宁党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与沙皇的专制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宁党是官僚组织。列宁虽作了种种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辩解，并骂考茨基为“叛徒”，但苏联建政后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现官僚制负面效应，使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官僚主义”问题严重。
    托洛茨基则尖锐地指责党的“官僚化”，反对选举流于形式、层层任命、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批评“党内书记特权阶层”，“扼杀党的独立自由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而中央是官僚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行政命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对苏维埃政权很快被“党化”的政治现象提出批评。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政之初其实就很落后，与其吹嘘的“先进性”实相差万里。干部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贪污腐败，早在1921年列宁就提出贪污受贿是三大敌人之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要和腐败作斗争。
    看来，中共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诉说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并非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共产党国家的百年痼疾。百年来“苏联模式”的国家对此作过种种修正改革，但都失败了，苏联本身也已垮台。中国要走出新路，必须摒弃“苏联模式”，作出体制性的根本改变。
    “苏联模式”不仅落后，而且虚伪、血醒！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肃反机关“契卡”，实行“红色恐怖”，自后直到灭亡也没有放松对人民的特务监控，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和实在的好处。列宁临死前也曾怀疑其体制，并试图加强监督，但他死后资历较浅资质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机关”当总书记，靠做琐屑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而掌握了苏联官僚体制机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层层集权，而拥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不久，即将不屑坐机关而愿演说钻研理论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党员，或驱逐或枪毙，进而扩大强化了党政官僚体制。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上世纪30年代，就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德热拉斯（MilovanDjilas）到苏联访问时，发现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事事处处讲“级别”，级别越高待遇越高，后来写了《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书，系统批判苏联体制的官僚“特权阶级”，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一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具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
    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后来遭到整肃，但毛泽东实际上是同意他的论述的。毛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肃“党内资产阶级”，并说“走资派还在走”，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毛用极左造反方式摧毁党政干部官僚体系，搞绝对平均，连工人“八级工资制”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应取缔。但他本人也不能严于解剖自己，在取缔所有人拿稿费的权利后，却保留了自己拿巨额稿费的特权，并“开后门”送自己亲属和“小女友”到北大历史系上学。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此前由其领导的“四清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农村多拿多占的“四不清”小干部官僚，是向共产党自己开刀。刘少奇将手术刀挥向小官，毛泽东将手术刀挥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则”，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寄希望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祈望“精神原子弹”能够发威，实际上是愚弄民众，搞个人崇拜耍权术，以“路线斗争”掩盖其权力争斗，对人不对体制，等级森严的干部官僚体制机制病害本身，并没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变本加厉，搞“一元化”领导。
    百年历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热拉斯、毛泽东等，虽然身份、立场多有不同，但应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左右不同方面，都向共产党本身的官僚体制开炮开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泽东最为激烈。虽然毛发动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但毛后改革开放中，官僚主义、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的确是越演越烈，现在是已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习近平总书记诉说“全党必须警醒”的那些问题，绝非一时一地个别的现象，而是体制机制本质问题，是共产党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将苏联体制概括为“国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苏联模式的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苏联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苏联建立并没有开辟历史新纪元，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党政干部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马克思总结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要求全民普选，人人平等，没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重申了这些原则，建政之初说了不少空话大话。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东欧卫星国及中国，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原则落到实处，也无法落实。为了维护虚假的“人民政权”，苏联在建政之初就推行严厉的书报检查，1920年列宁将俄200多位顶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自后党的宣传部严密控制舆论，箝制思想。若开放报禁允许批评揭露，虚假的苏联政权就站不住。
    苏联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个欺骗性制度。列宁最初提出的是“集权制”，并明确说党组织要象战斗“部队”，根本没有“民主”二字。只是因为党内马尔托夫等人的质疑，列宁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语，不过是修饰一下。强调军事化“服从－纪律”的“民主集权制”，在“地下党”时代行用情有可原，但执政后推向全国就产生了“国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权，自相矛盾本身就说不通，但却被吹嘘为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实际上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行集权专制之实。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实行过民主的，苏联垮台后在苏联东欧都重新推行议会民主。然我国执政党不但至今仍死抱苏联“地下党”时代的组织原则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和宪法，而且入党仍保留“地下党”时代的誓词：“严守党的机密！”都执政60多年了，几千万党员对十几亿非党群众，还能有什么“机密”可守？“地下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成了“人大”、“政协”这样公开的民意机关的组织原则，而且8个假党－－所谓的“民主党派”，也如此照搬，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国却见怪不怪。其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层层服从，是把整个国家建成等级森严听从命令的大部队，体现的是典型的“国家官僚制”，是一个早已过时了的僵化落后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对象。
    三、党政干部特权凝固化和花钱买改革
    国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学者估计，我国官员之数是国民党统治时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为了掩盖官僚制统治，官僚称呼被改为“干部”，但无论是党的干部还是国家干部，都是按“级别”拿工资的，由国家财政供养，实际上是由人民供养。“级别”越高收入越高，且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也越多，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也拉得越大。按照共产党革命理论，劳动者打倒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当家作主再也不受剥削了。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农民都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工人虽比农民好，却难以和干部阶层攀比，工农权益实际上一直被剥夺。
    苏联体制说穿了乃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党来收租税，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新阶级，劳动者是被统治被剥夺者的地位，并无实际改观，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因革命而扭转。早在列宁时期，苏联党政干部特权就已十分严重，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苏维埃高干“普遍地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的家属长期住疗养院，化国家的钱，图自己的享受；干部“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甚至有官员“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等等。这种寄生虫生活，与刚被他们打倒的地主资本家相比，又能有什么区别？到勃烈日湼夫统治时期，高干特权更是公开化普遍化。体制机制的全面僵化和党政干部特权的凝固化，使苏联病入膏肓，勃氏死后虽几经改革也不见起色，最后是亡党亡国。
    苏联不行了，中国怎么办？“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而一路走来的中国共产党，该怎么办呢？应该说毛泽东、邓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须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文革极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马列口号喊得震天响，实质上是把专制老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请了回来。毛不加掩饰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搞赤裸裸的极权专制，党政军合一的“革命委员会”，较之苏联体制还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没饭吃，却封阿尔巴尼亚为“社会主义明灯”，而不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紧裤带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类”。可怜兮兮在专制禁锢下的亿万民众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干子弟簿希来、习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辈簿一波、习仲勋被关押。十年折腾，虽一片肃杀，但体制机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没有任何突破。
    邓小平改革所谓“拨乱返正”，并不是将毛泽东极左“法家路线”复传统“秦政”的船头，拨回正统的苏联路线，而是拨向“右”，驶向西方！这一点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别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向西方学习”就被官方重新公开提倡，虽然向西方学习当时主要指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但在文革时谁敢说一句学美日英法？不管学什么，谁说谁准被打成反革命。
    为什么要转而学西方呢？是因为其时东西方“和平竞赛”已初见分晓，中美日破冰后，邓小平等大员首次出国就被所见震惊，有隨员说在日本看到的是“车水马龙”，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车“象蝗虫一样”，这就是现代化，连最保守的军头王震在英国也感叹，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他们象毛泽东一样，早已看不起落后的“老大哥”苏联，对僵化的苏联体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极左革命高潮时，就连台湾等“四小龙”都发达了，邓清醒地看到，中国已走进死胡同，故多次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之初把船头拨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邓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经济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学西方搞市场经济，成就极为巨大。政治上邓持重以维稳为要，但也说过50年后中国可以搞“普选”，改革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总体上是要与国际接轨，最终抛弃苏联模式。
    但改革一开始就遇到强大阻力，以后阻力越来越大。阻力在哪？就在于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权阶层，即依照苏联模式在建国之初就遍布于党政军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干部“新阶级”。这些人在文革中虽吃尽了苦，刚提改革时他们并不反对，但一触及体制机制，就本能地抵制。这些人或亲身经历苏式红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义灌输自信是红色接班人，对苏联模式感情深厚，一听说取消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浑头火起，更不用说政治改革。邓小平要搞“棹头西”的改革，其实是很艰难的。据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这段话说得非常实在，也寓意深刻。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还原改革之初的内幕盘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启动之艰难。
   我们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出现全民经商，干部下海，军队走私的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办的药厂“三九胃泰”，竟公开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做广告。对越南作战回国的部队，公然在马路上倒卖军用品做起了生意，时为营职干部现任上将的刘亚洲看见后，即给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信谏止。又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回忆，他当年任青岛市委书记，严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烟台、威海军队走私汽车他却管不了。江泽民被问及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时，爽快地回答说是禁止军队走私，给军队“吃皇粮”。朱镕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先前我们难以理解“官倒”及军队走私，这种很难想象也难以启齿明显地危害国家的怪事，竟敢光天化日下公开干！通过纪坡民的点破，使我们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开放启动是多么多么的艰难！“新阶级”打不破绕不开，连邓小平也不敢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采取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给党政军官僚好处，“拉下水，一块搞”，让他们搞“官倒”当“富家翁”，才冲破阻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花钱买改革”。
    怎样评价邓小平这一招呢？象历史上正面评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我们也应正面评价邓小平的作为。面对体制机制难题，邓敢作敢当，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绕过凝固化的官僚特权利益，成功启动了改革。改革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成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坚强后盾，就连林彪嫡系老部下原“四野”四纵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张万年，也高呼：“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严重，宋朝出现的“三冗”在中国现今也出现，所谓冗官、冗兵、冗费，邓小平虽对军队“消肿”，让军转干部到地方照样当官吃粮，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赘外，冗官冗费顽症始终革除不了。这其实也是“国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开放“花钱买改革”的形势下，干部官僚冗散腐败更是泛滥成灾。
    花钱买改革，干部特权不敢碰，反而要着力维护，于是乎有了“顾问委员会”、“老干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谓“特供”，高干病房更遍地开花。《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301医院高干病房一个老干部的医疗费用，可以超过一个乡一个镇几万人所费，对已近植物人的高干的护理，可以不计成本。怵目惊心的数据说明，党政机构那是在为人民服务，全是在为干部官僚们自己服务。最近披露国家地震局经费仅千分之一用于预报业务，其余绝大部分用于养人盖楼房补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费”。各级政府有不少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安插冗员吃皇粮，如平原地区没有林木的县有林业局，从无地震的县也设地震局，且广设副职，有的干脆不上班“吃空饷”，当寄生虫，享受特权吃冤枉的干部无可计数。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4千多万，“吃皇粮”的达7千多万人，18个老百姓要供养一个官员。改革中有几千万工人下岗，但干部却几经“精简机构”也不见下岗者，无岗也得养着护着。中国的国家财政一半以上是用于养官，行政开支“超英赶美”，“三公消费”是天文数字。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说：“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公车私用也耗费了无数国脂民膏，其情形与王朝时代当官做老爷，出行要人抬轿，没有什么两样，反映的是体制性腐败。
    出生延安的“高干子弟”陆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会上，痛心疾首地发言：“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陆德是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他出生时瘦弱难养，在艰苦环境下，是朱德总司令将自己那份牛奶省给他吃，才活了下来，为感谢朱老总其父给他取名陆德。这样的“官二代”，发言竟如此尖锐，是忧党忧国忧民！陆德把腐败性“三公消费”归结为“严重的封建残余”，是当年他的父辈奋力革命要铲除的东西，现在竟“愈演愈烈”，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陆德把官僚特权腐败归结到子虚乌有的“封建残余”头上，仍是在为体制开脱。我前面说过，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自建立伊始就没有“先进性”可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国家官僚制”病症，后来愈演愈烈是本身体制问题。“旧社会残余说”则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发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进的苏联不是官僚体制，诸多官场恶习乃旧社会遗留，其表现为官僚主义而非体制，以后会加以克服并越来越好；多数共产党人本质也是好的，个别党员腐败是受资产阶级侵蚀，经教育可以恢复“纯洁性”。据此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弹说”，重复布哈林的论调，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织成的人”，个别人腐败是被阶级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所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吃懒做等都是旧社会的遗留，属于剥削阶级。这类自欺其人的说教现今是不值一驳，既然是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那么建国都60多年了，隨着时间的推移，“遗留”本当越来越少，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了呢？可见绝非什么“遗留”。习近平说得好，“物必腐之，而后虫生”。问题的根本不在别人，而在于执政党本身，是自身腐烂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别人，改革的手术刀应该挥向自己。
    四、不挥重刀革除“苏联模式”病体，中国就不会有出路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委实也不容易，但攻坚战还在后头。有人说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敢不敢改自己，必须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刮骨疗毒，除蛆祛病，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疴的“苏联模式”党政官僚病体不可小歔，在中国，蚁附于体制吃饭的人太多，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干部特权利益凝固化，因而积重难返，自我改革的难度极大。就拿8200万共产党员来说，其数早已起过英、法全国总人口，而与德国总人口相当，不出几年可能达到1亿党员，成为世界奇观。这样庞大臃肿的党，又如何能称之为“先锋队”？上下都“与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个性只有党性，内部没有派别，只能是虚假现象，一致都听从中央领导，简直是装聋卖傻，荒唐可笑。入党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蝇营狗苟之徒，是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营私，以求晋身享受特权呢！8千多万党员中，有一半以上与权力沾边，是各级各类干部，他们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中国的事都会好办得多。可惜“先进性”、“纯洁性”这些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无法落到实处，再宣传教育也无用。
    庞大的党政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表面上做一套，骨子里是另一套，他们最怕打破现状丧失特权，竭力“维稳”维护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设法阻碍实质性改革。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就出在党员干部身上，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是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国喊了20多年，就是难以推行。为什么呢？所谓技术上有难题是借口，老试点不推行是有意拖延。据说尉健行、吴官正任中纪委书记时还真抓了一下，官员们向中纪委报的身家几乎个个是百万千万，虽不贪污不受贿，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与马克思所谓干部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的标准差距太大，于是乎不敢公示了。因为一公示，马上就“坐实”了德热拉斯所谓普遍享有特权的“新阶级”的存在，是“走资派还在走”，党长期欺骗灌输的阶级“先进性”、“纯洁性”、“公仆说”等，都会马上露馅，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颠覆性的，其势等于自杀！为此，中共高层也很伤脑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终难以见公婆（人民），其执政合法性由此受到严词拷问和严酷挑战！连台湾马英九、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国领袖都公示家产，为何唯独中共不敢公示呢，自称“先进性”的中共党政官员，又有什么脸面面对治下的百姓？
    然而，问题的根子其实还不在中共，“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各苏式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敢于公示干部财产的。因为苏联体制的本质就是对大众的管制和欺骗，庞大的党员干部阶层是党国统治的基础，若不好好供着养着给点特权，金字塔型的庞大等级官僚体制马上就会轰然而垮。苏联垮台后，新生的俄罗斯马上就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得以和奥巴马一样，从容地公示自己的财产，而唯独中国不能。为什么中国不能，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上仍然坚守苏联模式，官员财产公开等于自找死路。不但官员个人财产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门行政开支、三公消费等，也不敢透明公开。在当今中国连改革也要花钱来买，入党当官多是为了捞好处，在广大农村有众多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并没有什么国家干部编制，但每月也是要领钱的，国家转移支付给农村的扶贫款，也大多转入了员外干部的腰包。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具其所吹嘘的“先进性”，甚至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如现今法学界与民众广泛诟病的“劳教”制度，也是移植于苏联。党政官僚腐败是体制性的，其所有问题在前苏联东欧都早就频频发生，且根治不了。因而，并非揭发审判百十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体制机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苏联模式。
    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全民党说法，制度上取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总书记任期现在确定为两届，掌政仅10年，老干部虽养尊处优，但确立了其放权离休退休制度。能做到这些，也确实不容易。中共十八大对干部腐败等问题，也提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习近平表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将改革的手术刀对准党自身，“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11月19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要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官僚主义风气，强调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中共新领导层一上任就着力部署反腐工作，号召讲真话干实事，不搞官场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不讲空话套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表现出重启改革的新锐之气，一时备受各界关注。但我认为，要做的事还多，重任重压挑战考验还在后头。
   改革不能只限于反腐做表面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当今中国的改革实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国家官僚制”已积重难返，已经成为当今改革的主要对象。党政不分金字塔型的党国体制浑身长满了毒瘤，贪污腐败是毒瘤，高额“三公消费”是毒瘤，高干病房是毒瘤，干部特供是毒瘤，老干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挥刀将其割除之。另外，苏联模式的政治行为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政治局、书记处等一套集权方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要逐渐革除变换，代之以民主宪政。执政党要在宪法框架下执政，允许人民监督，允许反对者说话，政务公开，阳光执政，改革体制机制，彻底剔除腐朽苏联那一套。
     但我国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大框架上仍然坚持苏联政治模式，其中一条即是坚持列宁主义，对已自取灭亡的苏联模式不敢彻底否定，依赖既定路径，仍坚守封闭落后的苏式党政官僚体制机制，甚至不服输摆出反帝反资姿态，变换花样搞意识形态斗争。前文提到的红二代陆德忧党忧国心肺俱焚，他在提到解决危局的办法时，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集中制乃地下党时的组织原则，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欺骗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靠强化组织纪律，强化旧体制机制，根本就不会有出路。
    本来，苏联垮台自己也已彻底否定了自己，哪为什么我国还在坚守呢？答曰：怕体制崩溃会乱，所以要“维稳”，要竭力维护既有利益格局。于是有人公开说：不要把老干部逼到墙角！老干部局千万要把离退休老人照顾好，高干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学者提出所谓“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说，在路径锁定不触犯权贵“存量”利益的基础上，只对“增量”蛋糕进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党政干部官僚集团，连邓小平都动弹不得，谁还能动？只有在承认和优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国推行改革。如此这样的“增量民主”，实际上是花钱买民主。还有人提出花钱买宪政的“党主宪政”说，试图在承认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乞求党能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执政党能在宪法框架下行使权力。又有人提出：“对一些高层贪污官员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他们对官员财产公示制的支持，“以减轻那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减轻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对此，学界还有过一番讨论，仍然是“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的思路。
    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花钱买民主、花钱买宪政、花钱买官员财产公示等，乍听起来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并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用赎买来减少改革阻力，以妥协换取既得利益者让步，若真能推动改革，也是可圈可点。天价维稳也确实买到了几年稳定，当然，花费的天价都是纳税人老百姓埋单。中国百姓乃是最坚忍最驯服的百姓，为此广大民众忍气吞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执政当局似乎并不买账服软，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就曾盛气凌人地“郑重”宣告所谓“五不搞”，其执拗与清末新政改革关键时刻朝廷宣布“五不议”，有得一比，对松动体制放权让利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对宪政民主没有半点妥协的空间，仍然坚持列宁党斯大林政体不动摇。明知苏联垮台其制其路错了，为保特权也要坚守列宁斯大林创立的政治行为方式，仍然是枪杆子笔杆子“二杆子”干革命，一手拿枪维稳镇压，一手握笔欺瞒蒙骗，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苏式“二杆子”革命政权其实相当脆弱，苏联70年主要是靠强力镇压和谎言维持，对思想管制更尤为坚决，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书报检查，在列宁那里根本就不加理睬，其建政之初就严厉推行党禁报禁。这一点在中国也贯彻得相当彻底，至今也未见松动迹象，为掩饰遮羞花钱养了8个假党，“肝胆相照”充当花瓶，“多党合作”尤如演戏，虽演技极其拙劣，却至今仍在假戏真做；中宣部对报刊媒体的强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党管舆论”，为什么要管制舆论呢？就是因为自身太虚假，生怕有人揭穿影响其“维稳”大业。苏联政体的欺骗本质，苏联人自己也有很好的总结，苏联垮台前夕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总理雷日科夫总结得最明白清楚：“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方面为彼此佩戴勋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一个政体，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若马克思在世未必会认同，“中国特色”也很难说就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以俄为师”搞“二杆子”革命，移植苏联模式，可以说是吃了大亏上了大当，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辙而死不回头，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而要将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政治统治或管理体制形成以后，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形成现存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们吃体制饭，力求巩固既有制度，阻碍一切改变现状的变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种改革，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变换手法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权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苏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命60年红色江山，从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几千万人，他们死也不肯承认苏联垮台红色革命破产的铁的事实，对苏联体制情有独钟，死抱意识形态“唱红”企盼“革命高潮”的到来，实际上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顾自己特权不失。当今改革最大阻力就是特权凝固化的干部“新阶级”，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横亘在改革之路上要买路钱，谁也得罪他们不起，中国要改革必须正视他们，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同意。干部官僚“新阶级”是百年苏式革命的产物和获利者，是共产政治的百年难题，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嫡传弟子考茨基、卢森堡就对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中国改革的“老大难”。
    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必须改变现存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苏联模式旧体制，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体制动手术！在经济上抛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也要抛弃苏联那一套，否则，就难有作为。如今改革是不进则退，前程充满荆棘，成败难以预料，搞得好，可以走向民主宪政均富的光明大道，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动乱，轮回到毛式不断革命的陷阱，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可能万劫不复。这就要求改革者能放下身段，不再固步自封，多倾听人民的声音，少计较自身得失，首先是要在思想上冲破一切禁区，敢于反思自身革命历史，盘算新的出路。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人们对新任总书记及其执政团队寄予了无限希望，希望改革有新的思维，能开创新的局面。旧式高压和天价维稳难以持久，花钱摆平各种复杂矛盾实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今的改革，必须向体制开刀，解决集权专制而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问题，实行民主宪政。所谓宪政，就是限政，宪法是限定政府的权力，界定人民的权利，对此共产党表面上并不反对，实际上却不遵循。凡事总是高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而要加强领导，必然是强化旧体制旧机制，用的是效用递减的老把式，不但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可能走向反面。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又必然要扩大强化组织，要增加费用，这又为寻租腐败陡然增加了空间，冗官冗费于是恶性循环。
    党的领导还有没有限度，党一定就要凌驾于国会宪法之上吗，加强党的领导到底还能强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方式，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放松放松党的领导呢？对此，海峡对岸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老同学蒋经国，在台湾政改转型关键时刻的两句话，很有启发意义。其第一句话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其第二句话是：“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侯不去用它”。经国先生也是高干子弟“官二代”，也移植苏联模式列宁党“民主集权制”，搞过高压统治，但在宪政转型紧要关头，却能以大无畏的勇气，告别苏式一党专政。他下这个决心一定也很难，也要顾及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宪干部既得利益集团，然一旦冲破了思想禁区，想清楚了下了决心，就义无返顾地与旧体制告别，踏上了宪政新坦途，而天也并没有塌下来。其上述两句话，也成了政治名言，成为中华民族政改的经典。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推行宪政，就会马上天下大乱，但我看是不会的，相反，不改革长期高压天价维稳，反而有崩解的危险。
    当然，政改牵涉面多很复杂，并非易事，还是要有序进行。首先，是要转变观念，要下大决心，敢于冲破思想牢笼。这就要求执政党要有新思维、新的政治观念，要继续解放思想，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己的前途，探索新的出路，不再依赖既定路径，死抱已经灭亡的苏联模式不放，不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新领导层要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敢于放松控制，告别旧体制旧机制，探索新体制新机制，大刀阔斧地割除自身毒瘤，破除改革阻力。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隨即“南巡”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发话说：“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下一步改革，表示了很大决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也让大家读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体制内党员干部亦可谓是意味深长。改革将决定中国命运，改良和革命从来就是世界各国政治变革的两个关口，未来5年至10年对中国十分关键，不会再有更多的时间任由当政者以高压和天价维稳了！稳与不稳在于改革，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改革者须抓紧时机，勇闯禁忌，主动告别政治垄断，化被动为主动。在新一轮改革中，直面亿万民众，多一些让步妥协，开诚心，布公道，公开性，讲真话，干实事，勇开拓，彻底放弃令人作呕的苏联欺骗性政体和政治行为方式，切切实实地推进宪政民主，避免革命动荡，力争改革的最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