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司马南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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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菁菁远山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司马南从此在公众视线下消失，或者自此他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某种转向，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个极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他已经成为了一部功能强大的社会危机预警器。这自然是从工具层面来审视司马南的社会价值。之所以如此，因为已经高度符号化的“司马南”是在危机时代应运而生并想吃这碗“危机饭”的，那么正是混乱的时势造就了司马南，而做为机会主义者的司马南一向也不惮将自己工具化以谋利。尽管如此，其骨头和民意妄图通吃，所以在平衡后形成的话语体系就显得逻辑倒错，胡诌八咧，俨然是一个老棺材瓤子转世。从实用角度上看，“无心栽柳”的司马南却为我们观察社会现实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只要他的“理性和情怀”一如既往，并且一直活跃在捍卫“威权”的这个战线上，那么证明他的这部预警器的功能是无可比拟的，也是危机社会不可或缺的观察工具。因此，如果司马南真的“闻鞋丧胆”，对这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如此想来这个鞋还是不扔的好。
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石头过河”，已经让既得利益集团盆盈钵满，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戾气的累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同的利益主体似乎达到摊牌的程度。一九八九年以后，当局更多地把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到了经济增长上，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伟的“言论禁区”。事实上，“朱镕基新政”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开启了道路，但他带来的问题却往往比解决的问题还多，最大的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握和控制了改革的方向，垄断了发展和改革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已经几无可能，官员腐败无法得到控制，权贵勾结日益隐秘和复杂化，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公逐渐发展到空前的程度，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整个社会的发展注定难以持续。而当局则采取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措施，这难免让各种思想冲抉激荡。事实上，伴随中国国力的增加，内忧不断加剧，这从群体事件日益增多，“仇官”、“仇富”心理迅速扩散的现实中就得到了印证。在维稳经费已经严重侵蚀居民福利和发展资本的当下，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就证明执政合法性已经不在，而受薄熙来事件的冲击，又让执政合法性受到空前的质疑，可以说，中国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值些之时，各种思潮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也就见怪不怪了。
司马南曾经引用一个老革命家所谓的“拿三千万人头来换”来恐吓中国的自由派，尽管他指的“党的领导”，但从其语言环境和所针对的人物和关涉的事件而言，无疑是剑指致力于推进民主的中国自由派人士。而从其一贯的立场上看，他是“毛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他甚至于认为皇权时代的权力集中度也远达不到专制制度的要求，他的逻辑是：“皇上至尊，但权力有限，政府由士人组成，皇权相权是相互制约的，皇上行使权力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宰相。比方皇帝颁诏，首先由中书省起草，然后由门下省核实，皇上批准之后，交由尚书省执行。”可见这位跨界招摇的人物是何等的无耻和险恶。
事实上，无论左派和自由派人士，他们都发现了中国当前的问题所在，也都认为改革现有制度已经刻不容缓，但区别是他们对如何改革针锋相对且不可调和。事实上，是回归旧有的体制还是用改革的办法限制和约束权力成为论争的焦点，做为强权的捍卫者，司马南成了一个“反民主斗士”，他的每一次出场都能引起社会上广泛的议论和持久的反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然步入了一个危机社会，而对其言论产生的舆论强度上看，也可以度量一个社会陷入危机的程度和改革的紧迫程度。因此，司马南出台的频度也代表了他这个“预警器”的功能强弱，他越是“敬业”反而对这个观察这个社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司马南为何愈挫愈勇，盖因为其总是将“爱国”、“爱党”、“民族主义”、“反美”这些马甲穿在身上，然后披挂上阵如入无人之境，这种通过吸食老朽的无法放弃的意识形态为我所用的阴损招术，无疑是一种对历史的绑架，这咱拿一个政党的难言之隐来实现自我企图的恶行，并非当局不知，只不过是投鼠忌器罢了，但司马南却将其利用到极致。
众所周知，他是曾经的“重庆模式”的拥趸，2011年9月，他在 “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说：“前两天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我讲了，重庆的做法是恢复了社会主义的道统，马克思主义重庆化和恢复社会主义道统，两个说法加起来要恢复默认值，我们的默认值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赤裸裸的吹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籍此做为建设人间天堂的手段，而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这种手段无一不导向了领袖和少部分人的专制与独裁，最后让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空中楼阁，其统治下的社会俨然成为人间“活地狱”。西方句俗语说：“你第一次欺骗我是你的耻辱，你第二次欺骗我是我的耻辱。”毛的政治实验所造成的灾难至今创痛犹存，司马南今天又故伎重演，这是否在污辱国人的智力？
从为那个恶贯满盈的“蚁力神”代言到为“重庆模式”代言，司马南无力不起早的投机心态和贪得无厌的嘴脸暴露无疑。倘若前者追逐的是经济利益的话，而后者则是试图抢夺政治话语权，用此来做为在危机社会中火中取栗的本钱和“投名状”。当重庆“唱红打黑”风生水起之时，司马南仿佛窥到了机遇，他对《南方周末》的异议大加挞伐，认为其“阴阳怪气为黑恶势力开罪背景深厚”，并做歪诗《重庆心歌》向重庆领导抛出“投名状”，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民心焦虑，民怨沸腾，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义薄云天，熙市澄平，来而勇为，苍天见证。书记卓然，爷们作风。果敢坚决，手段强硬。奉泪父老，抚恤孤寡，尚方宝剑，斩杀高擎。”而殊不知他所谓的爷们居然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土皇帝，一个将尚方宝剑据为已有的狂徒。当 “心中的太阳”倒掉后，他在重庆凤鸣山枪案发生后，又选择性地失明，将事件嫁祸于现在的重庆领导层领导不利，并阴阳怪气地卖弄说： “如今山城，劫匪从容。光天化日，正气匿踪。”如此罔顾三年多前在这里发生的“枪杀哨兵案”，其为谁招魂已经昭然若揭。其实，精明的司马南一点也不“爷们”，他不不会为一个日薄西山的人物站台，他誓死捍卫的不过是专制主义。
事实上，薄熙来的左倾完全是“机会主义”，根本不是他的个人理念。左派根植于底层，在社会分化严重的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市场，而中国已经步入了这个社会，左派人物也就集体出场，但权高位重的人物往往是想利用左派来实现个人企图的。而做为机会主义者的司马南似乎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但尽管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民粹传统，可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对开放和包容的社会，这种人表演的空间已经相当的狭窄了。居心叵测的野心家们总是试图声称自己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声音和利益，他们利用民粹主义与权贵和西方霸权主义作斗争，当权力成功转换以后，这些精英和帮闲们会狂傲地踞于权力的顶端颐指气使，历史又开始了一个简单的重复。
周瑞金曾经在《福布斯中文网》上撰文指出，特殊利益集团陷入末世疯狂，他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可以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这就势必造成“革命如脱兔，改良似龟行”的危险状态，在这个危机社会，司马南们的存在确实为执政者找到了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其表演的后续效应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的一个难得的参考指标，但愿司马南们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强大的功能。